五　中国专家谈演讲与口才训练

在我国，口才训练大范围的开展是近几年的事。1983年我国第一份专门研究如何提高人们的演讲水平及口才的杂志《演讲与口才》问世，使口才理论研究呈现出繁荣的景象。随着口才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口才活动的不断扩大，高校的演讲论辩活动也异常活跃起来。

（一）高校教师谈演讲与口才训练

1985年夏天，《演讲与口才》杂志社记者对全国六大区22所高校的校系领导、学生工作干部、德育教师等三十余人进行了采访，下面是部分教师对演讲与口才的看法：

金炳华（复旦大学）：我们复旦大学的演讲活动开展较早，演讲协会成立也较早。几年来，我们多次举行演讲比赛。演讲比赛从班级搞起，经层层选拔，最后举行决赛，使大多数学生都有机会登台演讲。演讲不仅是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的好形式，是提高他们口才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我们了解学生思想情况的好机会。大学生思想敏锐，喜欢独立思考，敢于提出不同见解，这是思想活跃的标志，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有些人总是担心青年学生讲话“走火”“脱轨”，其实是多余的。要让青年探索，又不允许他们说一句错话，那是做不到的。即使他们在认识上有些偏激，只有讲出来，才能便于我们了解和疏导。因此，在各种形式的演讲活动中我们主张不要给学生“打棍子”，要爱护他们，保护他们的积极性，鼓励他们的创造精神，对他们进行积极引导。

周兴健（中国人民大学）：从工作实践中，我们体会到演讲是思想工作的好方式，它不仅能使学生自己教育自己，而且还能配合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宣传，同时，也自然而然地提高了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要研究讲话艺术，探讨它的规律，而且要勇于实践才能使你的口语清晰、准确、生动、活泼，易于被人接受。有的老师虽然学富五车，但由于不长于表达，结果事倍功半，不受欢迎。

杜立政（东北师范大学）：口才是我们师范院系学生的基本功之一。老师主要通过自己的语言来使他们的教育对象接受他的感情，接受他的知识。语言对于教师来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和工人的机床、车钳一样，是教师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师范院校必须培养学生具有较好的口才，才能使他们适应未来工作的需要。

王宗光（上海交通大学）：注意培养学生的社会活动能力、企业管理能力、口头表达能力，是时代的要求。改革的社会对不重创造的书生型、既成型人才不感兴趣。它所需要的是开拓型、创造型的人才，具有强烈进取精神的人才。开拓型、创造型人才必备的素质和能力之一就是口才。

郭景海（北京大学）：从大学生来讲，应该培养他们多方面的能力，首先是文字表达能力，也就是能写；其次就是口语表达能力，也就是能说。当代大学生也希望自己具备多种能力，如获取知识的能力、社交能力、组织能力、活动能力等，其中就有口语表达能力，也就是口才。我们北大学生第二课堂活动较多，学校中有许多社团，其中一个就是演讲团。他们多次到各地巡回演讲，这样一方面可接触社会，扩大知识面，另一方面也锻炼了口才，成效是很大的。

郭子敬（第四军医大学）：无论做思想工作也好，还是进行政治理论教育也好，中心都是传授知识，转变学生的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注意说服力，包括吸引力和感染力。这就要求政治思想工作者有口才。我们有些教员十分重视自己的口才训练，他们常常面对墙壁、录音机苦学苦练。有些同学也十分重视自己的口才训练，如华山抢险报告团的同学就很注重锻炼自己的口才。

李铁心（吉林工业大学）：过去，工科院校对学生的口语能力不重视，因此工科大学生中话说不太明白的，不乏其人。有人认为工程技术人员不需要有口才，这是十分错误的。工程师要指挥生产，就要把他的思想变成工人的思想，这就需要有较强的言传能力。因此口语表达能力对于工科大学生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一提干，更会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在各个汽车厂都有，其中很多人已经成为领导干部、基本骨干。他们要管理企业，指挥生产，调动广大工人的积极性，不会讲话或讲话枯燥都是不行的。因此从去年起，我们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口才，搞了一些演讲比赛、演讲会等活动。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演讲是对学生进行智商教育和德育教育，培养他们的综合能力的有效方法。

刘竹溪（西北师范大学）：演讲的宣传鼓动作用是非常大的。举一个例子，在抗日初期，我做过抗日的宣传工作。那时在晋察冀，特别是冀中地区，每个县都有战地动员委员会，专门做抗战的宣传工作。我那时还年轻，拿着乐器——口琴啦、笛子啦，把群众召集起来，马上就有同志演讲。讲日本侵略者杀害中国人民的暴行，激发起人们的民族意识，于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家奋起抗战，力量是无比强大的。

赵建华（山东工业大学）：贝多芬说过，音乐应当使人的灵魂爆出火花。心理学研究表明，音乐的运动与人们的生活有种同构关系，这就是“同构”说。我认为音乐就是通过这种“同构”来唤起人们的情感的共鸣，给人以心灵的陶冶和精神上的享受。而演讲中思想情感的抒发，也要借助声音的传播，所以说二者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演讲艺术如果与音乐艺术紧密结合，就会达到一个更加完美的境界。

（二）当代语言学家谈口才训练

1986年全国语言文学工作会议上，《演讲与口才》杂志记者对张志公、张寿康、周有光三位语言学家进行了访谈，以下是他们的访谈摘录。

张志公：在当今信息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实在是太迅猛了，迅猛得常常出人预料，我们这里还在搞汉字编码，国外却已经有了语音处理机，或者叫做说话输入机，它可直接进行口语的输入转化，你这里刚刚把话讲完，它那边就已经给转化成文字，并可同时完成复印和存储，这个东西应用起来是不得了，它将大大推进现代化的进程。目前这种语音处理机在美国、日本等国家小面积投入使用，不久的将来，必然要在世界范围内实际应用，我国当然也在其中，这是现代化的需要啊！面对着这样一大趋势，我们不能不做一点准备。“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个“粮草”，就是加速推广普通话，因为在一个国家内，语音处理机只能面对标准化、规范化的语言进行工作。万里同志曾说过，一个国家语言标准化、规范化的程度，往往反映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这话说到了点子上。而目前我国有诸多方言土语，这些人凑在一起，彼此间都很难听懂对方的话。所以说，推广普通话，是关系到四个现代化的大问题，绝不是耸人听闻，唱高调。这随之也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要注意口语表达的准确性，你的语言不准确，那么语音处理机印出来就是病句。可见，提高全民族的口语表达能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话是这样说，但是做起来很难，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传统的观念太深了。拿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相比，人们总是重书面轻口头，比如说改病句，一般都是指书面而言，而口语的错误多了，却是无所谓。由于口语的错误影响工作，造成损失，这样的事情也不少，却没人来算这种经济账，而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时候了！

张寿康：从目前全国的情况看，推广普通话的任务很重，这是显而易见的。三十年前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就提出推广普通话，这次会议进一步强调了这个问题，相信又会掀起一个高潮。语言是后天习得的，“不用专门学习同样人人都会说话”，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事实上，学与不学大不一样。那么这种系统的学习，应该是从幼儿园就开始的，直到小学、中学、大学，哪一个层次都不应忽视说的训练。从教学的角度讲，老师是主体，因而老师的语言非常重要，没有比把复杂的道理说得浅显明白更难的事了，这需要口才。所以，你们《演讲与口才》的担子是重的。你们的刊物越来越受欢迎，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个问题有了认识，并重视起来了。这也说明社会需要口才学，而你们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

周有光：我是1923年进的大学，那是帝国主义的教会学校，有许多坏处，但是也有一点好处，就是那里重视演讲，重视口才。那时候的英语课中，就有演讲的内容，常常是老师把题目写在小纸条上，由学生抽签，抽到题目后准备五分钟，再上讲台演讲五分钟。此外，学校里还每年举行一次演讲比赛，先是各班赛，选拔出好的参加全校的大赛。凡是全校大赛的获奖者，名字都刻在铜牌上，这铜牌放在交谊堂里，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游艺室，学生们到这里玩，也就可以顺便看到哪一年哪些人在演讲赛上得了奖。学校里不仅组织演讲，而且还组织辩论，有主辩的一方，有答辩的一方，各讲各的理，这时候就不分年级了。记得那个时候的中国交通运输很成问题，要改善局面，就要投资，可财力物力都是很有限的，是把力量放在水路上好，还是放在铁路上好呢？当时社会上有人为此争论不休，于是学校就出了这个题目，让学生们辩论，许多学生就忙着查找资料，请教能人，很有意思的。至今，外国学校还常常这样搞，我觉得这办法是不坏的，我们不能没有辩论，只有捧场。

（三）当代大学生口才训练的三大难点

进入21世纪以来，在高校校园里，大学生们对于掌握口才技能的渴求越来越趋于强烈，学生社团中，演讲协会、辩论协会、口才训练协会等组织如同雨后春笋，蓬勃兴起。但是，由于广大青年学子们对于口才训练，尤其是中国人训练口才难以回避的三大难点认识不足，在口才训练中难免会走弯路、走错路，甚至最后走的是半途而废的夭折路。

转换一个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也许更容易明白。近些年来，以“卡耐基口才训练”为代表的、来自境外的口才训练的书籍在图书市场上卖得很火，但是，很多人读过以后，又常常会感到对于口才水平的提高作用不大。为什么呢？根子在于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体系与外国的精神文化体系不同，所以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需要克服的难点不同。而中国人要想提高口才水平，显然只能立足于中国人自身的实际情况。

那么，中国人，尤其是大学生，在提高自己的口才水平的过程中，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要克服什么样的实际难点呢？

难点有三。严格地说，这三大难点，全部来自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的精神文化积淀。

难点之一，封建的精神文化传统的影响至今犹存，压抑了中国人的口才显现。封建的精神文化传统的要害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人分三六九等”的等级体制。这一等级体制，既有社会角色的“等级差异”（例如，封建时代的官员有品级差异，今天的官员有股、科、处……的级别差异），又有“亲情角色”的伦理差异（例如，长辈、幼辈的辈份差异）。时至今日，“君臣父子”等诸如此类的等级限制，仍然在顽固地限制着人们平等地、自主地畅所欲言，限制着人们“能说什么与不能说什么，能怎么说与不能怎么说”。

口才成功显现的前提原本应当是：说话人既不因为“人微言轻”而自惭形秽，也不因为“人多权重”而以势压人，双方或多方均独立思考、平等交流，冷静理智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但是，封建的精神文化传统在我们身上刻下的印记却恰恰表现为：面对年长者、尊贵者、有权势者，难免心理紧张，以至嗫嚅而不敢言，面对年幼者、卑微者、无权势者，又难免目中无人，甚至颐指气使。于是，在言语交际中，常常听到有人自述，在与熟人、朋友、亲人进行交流时，口才尚可，但是，一旦与领导上级、陌生人（可能是领导上级）以及一群人（其中可能有领导上级）说话时，口才就不行了。此时说话人所面临的，已经不是要提高说话能力的问题，而是要如何调整说话心理的问题了。

在口才训练中，常常有青年人，只重视学习当众演讲的技巧，却忽视了如何坐下来与人平等交流的本领，进而陷入了口才训练的误区。人人都想获得好口才。激情喷涌的演讲、语惊四座的雄辩……当然都属于口才的具体表现，但是，口才的内涵决不仅限于此。从根本上说，所谓口才，是人们运用自己的话语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就不仅需要训练自己的“听话辨析”能力，同时还要训练自己在言语交际中能够倾听“不如自己，甚至远远低于自己”的人在“说什么以及怎么说”的心态。不能或者不愿意如此训练自己者，就不可能最终练就好口才。

难点之二，系统化的应试教育严重地阻碍了民族思维素质的个性化发展，进而阻碍了口才水平的提高。应试教育说到底，注重培养和训练学生的，是再现老师教给的知识和推导方法的重复能力与模仿能力。

而所谓口才，是人们运用自己的话语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们都知道，口才交际过程中，由于话题内容不同、交际对象不同、交际双方观点立场差异程度不同、利害关系冲突程度不同，导致了口才交际从内容到形式的各不相同。也就是说，口才水平的显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个性化的。口才交际水平的提高不可能按照重复、模仿某种既定的、统一的步骤和程序来完成，进一步说，虽然我们的大学生都不仅能运用母语，而且还能运用外语与他人进行言语交际，但是，这种能力绝大多数是在生活实践中被动地、感性地获得的，我们的学校教育始终没有提供理性的、系统化的教学训练方法，也没有引导学生去主动地强化自己在这一方面的个性化发展。

这一方面的欠缺又导致了大学生们对于口才训练的认识和理解的片面性。具体表现就是，一方面将原本属于素质教育（开放）体系的口才训练视同封闭体系的应试教育，常常会提出“多少时间能够完成（训练）”的问题；另一方面，将口才训练的指导书籍视同知识介绍类书籍，以通读训练教材的方式来替代口才训练。

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口才训练实际上应当贯穿人们的一生，因为，每当一个人在运用自己的话语能力解决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时，他实际上就是在进行口才训练。当然，学校的系统化教学训练必须表现出一种阶段性、可结束性，但是，这种阶段性、可结束性往往只能针对口才训练中“可统一要求、可重复模仿”的部分进行（例如，是否达到了朗读、朗诵，说话、演讲的一般要求，是否掌握了交谈、交涉，辩论、交锋的一般方法与技巧等等），至于其个人的知识转化应用能力，有时是很难通过考试来检测的。这是口才训练在课堂教学中展开的又一难点。

至于将口才训练的指导书籍视同知识介绍类书籍，以通读训练教材的方式来替代口才训练，则往往在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都有所表现（教师表现为“照本宣科”，学生则表现为“死记硬背”）。这种方式严格地说，可以称为“伪口才训练”（貌似训练而实际无训练）。口才训练，只能是靠训练出成绩，不可能仅凭看书就“爆出”口才。就好像你买了一本“如何训练短跑”的书，只是阅读，却没有上跑道严格训练，短跑成绩是不可能提高的；再比如你买了一本“烹饪大全”，只是反复阅读，却从不下厨房操勺实践，你的厨艺也是不可能提高的。这其中的道理基本相同。

用这种方法替代口才训练就陷入了口才训练的一个盲区：看似在进行训练而实际上没有训练，看似有提高而实际上没有获得应有的提高。

难点之三，将口才训练看做是一门单纯的、可以游离于个人自身（个性、气质、心胸）之外的技能。

时至今日，尽管我们看到，中国人，尤其是广大学生青年，对于口才技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是，很少有人认识到，个性化色彩非常明显的口才交际技能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可学之口才（游离于说话人人格之外的方法、技巧）与不可学之口才（依附于说话人人格魅力的思想境界闪光）。

所谓“可学之口才”，也就是在上一段“难点之二”中已经谈及的“可统一要求、可重复模仿”的部分，这一部分无论说话人心胸、气质、性格如何，人人皆可模仿，这里不再赘述。要强调指出的是，口才训练的难点实际上在于“如何学习不可学之口才”，也即，如何学习“依附于说话人人格魅力的思想境界闪光”。

所谓“不可学之口才”，是因为真正具有闪光点的成功的口才显现，往往已经同时就是说话人的人格魅力的成功显现。说其“不可学”，是指由于学口才者的人格魅力达不到理想样板的人格魅力水平，学口才者的口才显现也就不可能达到理想样板的口才显现水平；但是，“不可学”其实又“可学”，也就是说，如果说话人的人格水平（个性、气质、心胸）能够达到理想样板的水平，那么，他就能够通过训练达到理想样板的口才显现水平。

大家都知道，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篇《廉颇蔺相如列传》。其中，蔺相如就可以称得上是“凭借好口才取得个人人生事业成功”的样板，他从一个地位低下的、处于帮闲地位的“舍人”直至成为赵国“上卿”的典型，但是，仔细分析“和氏璧”“渑池会”“将相和”三个主要风波中的蔺相如，我们不能不感受到，蔺相如的成功，与其说是取决于他的口才的卓越显现，莫如说得益于他的心胸、气度，以及人格魅力的成功展现。正因为如此，司马迁才会在《史记》中夸赞道：“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而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中，周瑜则似乎是另一类典型。面对曹操强敌压境，与诸葛亮同时想到可用火攻破曹，证明其智慧不在诸葛亮之下。但是，他能战胜曹操百万大军，却敌不过诸葛亮的交际谋略，最后竟在“既生瑜，何生亮”的悲叹中活活气死，显然根子在于其心胸、气度，总起来说，也就是人格魅力略逊一筹。打一个比方，周瑜如果坚持如此心胸，不仅学不来诸葛亮的口才，即使让他去学古人蔺相如，恐怕也只能模仿皮毛，而难以得其真谛。

学好口才必须同时学好做人——口才与做人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这也就是当代大学生接受口才训练的第三大难点。

能够突破这三大难点者，其口才训练就可以达到上乘水平，不能突破这三大难点者，其口才训练恐怕也就难免有“捡芝麻，丢西瓜”“买椟还珠”“东施效颦”的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