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结构研究与驻防国家

在《社会传播》一文中，“人类社会的注意结构”一节最容易被传播研究者忽视，而这一部分恰好是拉斯维尔传播观念的核心。拉斯维尔认为，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所读、所见和所听了解一个人的生活。同样，如果我们知道了个人、群体或国家关注的信息，我们就可以估计其观念，甚至推断其行为。他认为，传统的政治学（政治传播）研究要么过于注重个人的观念，轻视物质环境的影响，要么过于强调经济决定一切，忽视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信息环境的科学研究，正好可以充当唯物与唯心两极之间的桥梁。

深受李普曼影响的拉斯维尔把受众的注意（认知）作为传播效果的主要表现，这与后来议程设置、培养分析等理论的前提假设不谋而合。但是拉斯维尔并不关注微观的信息环境，而是强调信息系统的整体影响。他认为国家制造的信息环境具有垄断性，所以大众媒体的信息具有不可抗拒的影响力，这也就是他以内容分析代替效果研究，并被认为是魔弹论（认为大众传播的影响不可抗拒）的主要支持者的主要原因。

表面上看，这种看法与民主社会所提倡的表达自由的观念以及现实不太一致，忽略了多元化社会中各种意见的交锋与协商。然而拉斯维尔并没有忽略自己理论中这么明显的“漏洞”，他的理由是社会结构演变会导致社会信息环境被中央政府所统一控制，单一的信息环境终将导致强大的效果。实际上这种强调制度及整体信息结构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思路并不是少数学者的看法，传播的批判学者们也多持此立场。比如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及早期的文化研究，甚至经验学派中乔治•格布纳的培养理论也认为受众的选择性在强大的传播体制面前不起作用。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正式爆发。这场战争使拉斯维尔领悟到，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将是驻防国家（Garrison State）的扩散。^[19]其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拉斯维尔相信，随着空军力量的发展，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现将导致在未来全球冲突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平民的安全越来越无法得到保证，对安全的渴望将导致社会权力由商人转向军人，走向驻防国家。

拉斯维尔的这种社会结构转换理由来自于他对古典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曾根据当时的现实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军事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工业社会的历程。社会学家斯宾塞也将社会划分成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两种。拉斯维尔认为，辩证的历史的发展可能会导致社会权力重新回到暴力专家的手中。在他眼中，当时的日本、苏联已经初步具备了驻防国家的特征，暴力专家不但掌握了军事大权，而且垄断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与孔德所说的原始的军事国家不同，驻防国家的暴力专家也吸收了现代文明社会的管理方式，通过技术操作、行政组织、人事管理、公共关系等非暴力方式来管理国家。宣传是主要控制方法，在集中的象征符号操纵之下，国家公民的行为完全一致，即使有暴力强制，也主要是作为“行为宣传”起到象征符号的作用。社会权力的集中也允许暴力专家们使用经济（如商品配给）、政治（如清除反对党和取消民主议事）手段来对社会进行统一管理。^[20]

拉斯维尔预测的驻防国家建立在两个条件之上：一是技术的进步，二是外部威胁的加剧。他所说的技术不仅指科学技术，而且指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管理技术，这一看法触及了现代性的重要维度——科学的统治。和韦伯提出的静态的“理想型”不同，拉斯维尔提出的驻防国家是一个“发展性概念”（development construct）。“发展性概念”是拉斯维尔提出的一个新的理论建构方式，它是建立在对过去与现在的数据的分析之上的预测，只是众多可能性之一，并非不可避免。它在发展过程中甚至会经历新的演变，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他举例说，在从市民国家（civilian state）向驻防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过渡类型，比如说政党宣传国家（party propaganda state）等。

关于拉斯维尔提出的驻防国家的概念的意义，学界存在不同看法。尽管从世界局势发展来看，他的判断过于悲观，但是对市民—军事两种权力关系的讨论，成为现代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然而如果由此就认为拉斯维尔主张或支持冷战，便是天大的误会。^[21]首先，拉斯维尔的这个分析中没有任何政策暗示。从他的理论出发点可以看出，他是想效法孔德，建构一个一般性的社会权力结构变迁的宏大叙事，他关注的是国家内部市民权力与军事权力的消长，国际意识形态对抗并不是他的主题。其次，他并不认同驻防国家，而且试图阻止其出现。^[22]最后，拉斯维尔既没有把传播研究看成一门学科，也没有把这门学科视为冷战工具的意图。就在发表《社会传播》的同年，拉斯维尔在《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两极世界合作的希望》^[23]的文章，可见他虽然看到了冷战不可避免，却并非一味强调敌对。评价一个人的观念要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要与当时的其他学者横向比较。拉斯维尔虽然没有对社会主义国家表示同情和支持，但他主要还是一个学者，说不上有突出的冷战倾向。

尽管拉斯维尔对未来的估计和同年出版的《1984》很相似，但是他并未放弃对民主的信心。在《社会传播》的最后部分，拉斯维尔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提高公民素质，使他们与精英具有“同等程度的教养”（Equivalent Enlightenment）。拉斯维尔受李普曼影响很大，他也相信理性的舆论的基础是开化的（enlightened）公众，但是他并不赞成李普曼的消极态度，杜威等进步主义者对他的影响更大（他上过杜威的课并与之有过很多接触）——要促进民主必须提高公民素养。拉斯维尔的导师，芝加哥大学著名政治学家梅里亚姆（Charles Edward Merriam, 1874—1953）不仅对他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把这个研究作为其后进行的“创造公民的研究”（Studies in the Making of Citizens）的基础。^[24]从20世纪初到二战前，提高公民素质、反对宣传控制已经成为自由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一股潮流，呼应着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社会进步运动。除了梅里亚姆的研究外，美国的宣传分析学会（the Institute for Propaganda Analysis）和后来发展为“批判思维”研究的“思维科学”研究都是这个时期比较著名的学术活动。^[25]尽管有人将这些知识分子称为“紧张的自由主义者”（nervous liberals）^[26]，但如果把这些促进民主的努力看成是灌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虽然不失批判性，但未免显得过于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