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哥伦比亚学派会成为众矢之的？

严格地说，“传播研究的哥伦比亚学派”（以下简称“哥伦比亚学派”）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或许称之为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同事更加贴切。在拉扎斯菲尔德到来之前，传播研究并不是哥伦比亚社会学系的特长，随着1939年拉扎斯菲尔德的到来和广播研究所[Radio Research Office, 1944年改名为“应用社会研究局（所）”，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BASR，以下简称“研究局”]的建立，哥伦比亚大学成为这个新兴研究领域的重镇。相对独立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应用社会研究局，不仅聚集了众多对传播研究感兴趣的研究生[如卡茨（Elihu Katz）、布劳（Peter Blau）、科尔曼（James Coleman）、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而且吸引了默顿（Robert K. Merton）、米尔斯（Wright Mills）、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勒纳（Daniel Lerner）、赫佐格（Herta Herzog）等青年学者的参与。在研究局的鼎盛时期，参与科研的有12—20名兼职教师和100多名由社会学系博士组成的工作人员。据统计，1937—1960年，该研究机构（包括其前身普林斯顿广播研究所和哥伦比亚广播研究所）共出版52部著作，350多篇文章、书摘和其他出版物。美国社会学学会到1992年为止的20位会长中有7位在哥大获博士学位，其中大部分都曾在研究局工作过。^[6]在这里工作过的人员并不都从事与传播相关的研究，从事传播研究的核心人员有拉扎斯菲尔德、默顿、贝雷尔森、卡茨、赫佐格等人，其他人员虽然参与传播研究，但属于外围成员。

从1937年拉扎斯菲尔德负责普林斯顿的广播研究所开始至20世纪50年代淡出传播研究领域，他及研究所同事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调查广播剧为何会导致社会恐慌的《火星人入侵》^[7]，探讨选民投票决策的《人民的选择》^[8]，研究人际影响和大众传播效果关系的《人际影响》^[9]，参与斯托弗负责的美国陆军研究中的研究设计，默顿等人研究广播宣传效果的《大众说服》^[10]，赫佐格通过深度访谈研究日间广播剧听众使用与满足的《借来的经验》^[11]，科尔曼、卡茨和门泽尔进行的药品扩散中的社会网络研究^[12]，勒纳等人研究中东社会观念转型的《传统社会的消逝》^[13]，克拉帕总结性地提出“有限效果理论”的《大众传播的效果》^[14]等。

除了成果斐然之外，哥伦比亚学派还确立了一个全新的传播研究范式，即以功能主义作为理论指导、以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作为方法基础、以管理研究作为运营方式的新的研究体制。^[15]这一范式的影响甚至超出了传播研究，渗透到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其影响力之大，导致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将其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作为两个反面典型大加讨伐。^[16]

具体来说，这种研究范式认为社会与自然界一样，受到客观规律的支配。所谓“社会事实”^[17]表面上似乎依赖于不同个体的主观行动，但却独立于个体的意志而存在，并且能够通过经验的方式被验证和解释。社会结构限制，甚至决定了个人的感知与决策。通过解释社会外在条件与个人行动之间的客观联系，便可以预测个人以及群体的行为。当这种对于经验和实证的信仰发展到经验主义和更严格的实证主义的时候，对严谨的逻辑论证形式的追求便超越了待研究的问题本身。这样一种研究更注重“建设性”，即通过发现规律，为现实立法，给社会管理阶层提供操作性建议和措施。

经过哥伦比亚学派的努力，这种传播研究的范式显示出明显的优越性。首先，它制造了不少操作程序简明、易于上手、评价标准明确的研究工具。其次，经过对研究规范的强调，研究成果摆脱了早期数据的堆砌，通过文献综述和寻找对数据进行解释的理论框架，逐渐在形式上避免了研究的“抽象性”，具有了可累积的潜力，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最后，它确立了一种可以批量高效地进行学术生产的模式，满足了高速成长的传媒产业的需求。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过研究局的知识生产，它成功地改变了广播业对学术研究的无动于衷（协调业界与学界的关系、帮助业界发展正是洛克菲勒基金资助广播研究的原因之一^[18]），成功地创造了业界对于“实在的”数据的新型需求。这种研究范式在业界和学术界都得到认可，逐渐成为美国传播研究的主导范式，直到今天，仍然占有统治地位。

批判学派对于哥伦比亚学派的批评在客观上也提升了其地位。同时期几乎每位从事批判或文化研究的主要学者都曾把哥伦比亚学派作为靶子阐明自己对传播研究现状的不满。阿多诺和拉扎斯菲尔德的冲突，以及阿多诺对追求抽象数字和科学的管理研究的批评，已经成为传播研究史上的著名公案。曾经负责《人际影响》研究中田野数据搜集和分析工作的赖特•米尔斯后来与拉扎斯菲尔德交恶，他在其名著《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把拉扎斯菲尔德倡导的研究斥为“抽象经验主义”。^[19]今天社会学界已经不大有机会谈到拉扎斯菲尔德，反倒是米尔斯让每个社会学的初学者第一次听说了拉扎斯菲尔德和他的研究范式。美国社会学左派领袖吉特林雄辩的长文《媒介社会学》判定哥伦比亚学派确立的经验范式具有管理视角、市场导向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三大罪状，而且他把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在《人际影响》中提出的两级传播作为该范式“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客观上使这本书的学术影响力得到了极大提升。^[20]凯里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指责哥伦比亚学派，但是他对传播的“传递观”的批评和“仪式观”的推崇，皮里阳秋地抑哥伦比亚学派扬芝加哥学派^[21]；他反对施拉姆建构的四大奠基人神话，将传播研究追根溯源到芝加哥学派，对哥伦比亚学派作为传播研究源头的正当性提出质疑。^[22]英国的文化研究不仅认为哥伦比亚学派的效果研究问错了问题，而且划清了自己的受众研究与哥伦比亚学派的受众研究的界线。^[23]……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这些反对者不约而同地把批评指向拉扎斯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学派，才显示出了后两者的重要性。

然而，这些哥伦比亚学派的反对者们都或多或少地将问题简单化了。他们为了树立对立面，选择性地挑选证据，忽略了该学派的某些重要探索和贡献。他们与哥伦比亚学派的支持者一起共同制造了一个名为哥伦比亚学派的稻草人。于是不论是施拉姆开创的主流传播学话语，还是批判学派坚持的另类传播学话语，都不约而同地把哥伦比亚学派的中心定义为量化效果研究与有限效果论，但是却忽略了他们所谓的“边缘地带”所蕴含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这里无意为哥伦比亚学派辩护，因为它确实存在严重的问题，值得我们反思。本章想通过剖析对哥伦比亚学派的批评，悬置传播研究史上“派系之争”导致的偏见，把婴儿和洗澡水分开，通过寻找被批评所遗忘的个体与文本，理性地评价哥伦比亚学派的得与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陈陈相因的学术神话之外，从新的角度重新思考哥伦比亚学派，以健康、积极的心态讨论中国的传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