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亚太与中国世纪之说

第一节　“亚太世纪”之说

“亚太世纪”的提法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据查1985年日本前首相中曾根以《亚太世纪正在到来》的著名演说震惊世界。在此之前，只有“太平洋世纪”之说（1896年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提出）与“新太平洋主义”之说（1975年美国前总统福特提出）。

“亚太世纪”的提法在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是学界争议的一大问题。[19]至今，对此问题虽然仍有争议，但对“亚太世纪”的提法已有普遍性的认同。“亚太世纪”说的诸多论据正在被亚太崛起的事实所验证。一些著名学者大书特书，进一步论证了亚太与亚洲世纪的到来。如德国学者卡尔·皮尔尼著《亚洲的世纪》与《印度中国如何改变世界》[20]，美国恩盖迪欧编著《Chindia：中国和印度如何改革全球经济》[21]，新加坡马凯硕著《新亚洲半球——势不可挡的全球权力东移》等。马凯硕在其著作中称：近两个世纪以来，亚洲沦为世界历史的旁观者，手足无措地面对西方商业、思想和力量的冲击。但是现在，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亚洲回到了在西方崛起之前它一度占据达18个世纪之久的舞台的中心。“我们现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纪元，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西方在这个世界历史舞台中所占领的主导角色已经结束了，这并不代表西方结束了，只是主导角色结束了。而亚洲又再度崛起，最近发生的这个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权力向亚洲转移。”[22]

综合目前各方对“亚太世纪”的论述，可以看出如何准确把握“亚太世纪”“亚洲世纪”，有待全面科学地论证。以笔者初见，有两个并行不悖的观点，其一是“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成立说。其根据有四：

根据之一：亚太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经济规模（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一半以上，超过欧洲；出口占世界四成以上；经济潜能最大、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份额最大、引进技术和吸纳国际资本最多；军事力量世界最强；人口、面积等占世界首位。

根据之二：全世界各地区将亚太作为对外关系的重点。日本“脱欧返亚”；澳大利亚“脱欧入亚”；美国、加拿大经济重心西移且宣称是亚太国家，特别是美国近年来高调重返亚洲，并且四处出击；欧洲开展“亚洲攻势”，实行“新亚洲政策”。非洲和拉丁美洲也心向亚太，借鉴“亚洲模式”等等。

根据之三：世界经济长周期波理论。这一理论是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和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等人所创立。根据这一理论，50年左右为一周期。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的200多年的历史中，世界经济已经历了4次长波，而世界经济增长重心也出现了数次位移现象。第一次长波周期中，英国率先成为经济增长重心（1782—1845）。第二次长波（1845—1892）上升期，英国仍是经济增长重心，并于19世纪70年代达到发展顶峰。从1873年至1874年的大萧条起，英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而美国、德国因经济正处于起飞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英国，重心转移到美国、德国。第三次长波（1892—1948）重心移到欧美，但德国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其重心很快消失，美国成为新的增长重心。第四次长波（1948—）美国开始仍是世界经济重心，但随着日本东亚经济的崛起，经济增长重心移至亚太。第五次长波应是21世纪上半期，亚太应成为增长的新重心地带。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第四次长波下降与第五次长波上升的交替阶段。当前，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国际经济正处于深刻调整之中，很多分析认为，世界经济因这次金融危机而结束第四波增长，走出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将迎来新一波的增长周期。这一波周期就可能是预计中的第五波。从各方面因素看，这一波增长的重心很大可能就是亚太地区。可见世界经济长波周期波动与经济增长重心转移有着内在联系，而长波周期波动的根本动力是科学技术革命。

根据之四：历史文明西迁理论。世界历史文明不断西迁已为历史所证明；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与有识之士均已论证，其西迁的大体轨迹是：两河流域（公元前11—前7世纪）→古代希腊罗马（公元前5世纪—公元4世纪）→意大利（14—15世纪）→西班牙、葡萄牙（16世纪）→荷兰、法国（17世纪）→英国（18—19世纪）→美国（20世纪）→亚太（20世纪末—21世纪）。至于世界文明重心为何西迁，目前尚无系统科学的解释。有的中国学者认为是“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这是由于历史各种条件所决定，而非在未来继续循环往复。这些历史条件包括：第一，早期文明的发祥地（号称四大文明古国）由于自我封闭的原因不能自觉地向外发展；加上地理和气候条件的限制，特别是东部高山的阻隔不能向东发展，北部冬季寒冷漫长不能向北发展，从而不自觉地使世界文明“选择了西进的方向，被西部的较新的但更具有扩张性的文明种类取代”。第二，技术进步乃是决定文明中心在哪里出现的关键，与此相联系，航海事业的发展总是从比较小的水域向更宽广的水域演进，先是地中海的威尼斯，后是大西洋的英国，再后是太平洋的美国。亚洲的崛起特别是东亚的崛起已是公认事实，否定东亚奇迹的说法虽然如前介绍确有人在，但毕竟是少数，而且论据不足。

另一观点是“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与“亚美欧世纪”并行不悖说。

根据之一：亚洲虽然崛起但总体水平依然相当低下，在未来的世纪内大多数亚洲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并非易事。我国领导人一再申明这一观点：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构成亚洲主体的多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科技基础均较薄弱，并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困难，保持政治上的安全独立和长期稳定，实现经济的全面繁荣和实力的壮大，需要继续作出很大努力，道路仍很漫长。没有亚洲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振兴，很难有一个真正的亚洲新世纪的到来。

根据之二：美国与欧洲虽然有衰落的趋势，但仍有巨大的实力，在许多领域中远远超过亚洲。《亚洲大趋势》的作者奈斯比特在另一名著《2000年大趋势》中明确宣布：“东方崛起，西方不一定衰落”，并进行了详细论证。日本舆论界也这样认为：“从整个世界看，可以把亚洲、北美洲和欧洲划分为世界的三极”，并且“以亚洲为舞台开展竞争，从而建立冷战后的新秩序”。中国研究亚太的一些学者也持这种看法：亚洲世纪的来临，并不表示东亚成为21世纪的唯一主宰者。事实上，20世纪末冷战时代结束后，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了美、欧、日三足鼎立的格局，这种格局在下个世纪初将暗淡下去，21世纪将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纪，日本、中国及亚洲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将成为世界的重要力量。

根据之三：从东西方文明角度看，下一世纪以至未来的几个世纪，不可能以一种文明取代另一种文明，东西方文明虽然有冲突，但更重要的则是互相交融，取长补短，长期并存，其根据在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将对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带来极大的影响，科技上的进步便带动了经济上的一体化和国际化、全球化，日益强大的跨国公司将冲破传统意义上的国际与洲际的界线，以往的以国家为主体的功能将逐渐减少或失去，不断增加并创造着新的非国家、非民族的成分，民族与国家将逐渐不再是无条件的主权拥有者，全球性问题、全球共同体将逐渐取代国家行为体，“地球村发展意识”、全球主义将逐渐取代国家民族意识。与此相应的精神、文明也将不再是对立和冲突，而更多的是融合和交融，但不是彼此吃掉对方，而是在长期的交融中并存。北京大学中文系著名学者乐黛云就认为：“将来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按照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所提倡的和而不同的多元共生的社会，大家一起活动，一起生活，你的文化我的文化能够和谐并处，发展一个多元共生的社会。不是一家独大，我来统治你，威胁你，你得听我的，大家不愿意这样了，谁都不接受这样的情形了。”[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