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东亚经济模式
一、东亚经济模式特征
东亚经济模式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下列公式：
下面做一概要说明。
这是东亚模式的最主要标志之一。西方工业化国家从19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其增长仅在英国出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已是历史创新。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一些先进工业化国家也才达到1%—2%。战后某些西方国家增长率达到3%—5%，被看作是“经济奇迹”。但真正的奇迹却应是东亚。这里年均增长率已提高到7%—8%，甚至更高，一般均要高出西方国家年均增长率一倍至几倍。[71]据统计，1965年以后的30年里，8个东亚经济高增长国家和地区（HPAES：High-Performing Asian Economies——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泰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5.5%，是其他东亚国家的两倍，是拉丁美洲和南亚国家的3倍，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25倍。[72]东亚国家的出口总体来看呈现高速增长的趋势，特别是在制造业方面，在世界市场中占的比例从1965年的9%升至1995年的21%。[73]另据《新闻周刊》报道：“亚洲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率从60年代的4%增长到90年代的25%，按此速度发展，进入2000年将会增加到30%。”[74]
“经济优先主义”，又可译作“经济第一主义”，即以经济建设及追赶欧美为国家战略的中心任务。在东亚最早是由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提出，其后韩国前总统张勉和朴正熙均先后提出“经济发展主义”或“经济第一主义”。经济第一主义乃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建设的最高原则，也是东亚成功的第一要素。西方由于是“内源性现代化”，其现代化的启动是靠自下而上的自发性，一般以商业和工业革命为先导，逐步缓慢实现现代化。东亚地区则是晚近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外部条件，即所谓“迟发展效应”。这一条在理论上近于常识，但真正将其作为国家最高行动准则却非易事，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都经历过沉痛甚至是血的教训才换来这条准则。[75]
这种战略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非联系性自主型发展战略（dissodative autonomous development strategy）显然不同。其内容是按照国际比较优势的原则，在政府产业政策的具体支持下，通过积极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面向国际市场组织生产，并通过扩大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缓和国际收支压力。这种战略被看作是“东亚模式的本质特征”。[76]
西方内源型现代化过程中特别是早期与中期其生产运作系统主要靠市场经济。只是在战后才重视计划、宏观调节与现代科层制度。而外源型的东亚国家则在现代化的一开始就特别重视国家的职能，将所谓“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紧密有机地相结合，“形成软硬适度、富于弹性的经济发展体制，并使之成为东亚发展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77]日本和韩国被称为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日本的特点是“高度组织化和有效的行政介入，官民结合”。韩国的特点在于“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高度融合，政府凭借国家力量制定经济计划，建立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并有效地运用各种资源，从而推动经济走向高速成长”。新加坡被称为“介于国家控制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典范”。新加坡已发展出一个庞大的政府产业（政府关联企业和政府投资企业）。但企业的运作必须符合市场规则。正是这项政策使东亚经济体在很短时间内赶上了西方。[78]
东亚与西方在经济增长速度与收入分配相对照，刚好成相反的状况：东亚增长速度比西方高得多，而收入分配却相对均等。与拉美国家相比，其收入分配也明显相对均等。经济学家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表示收入差别的程度：基尼系数0.5—0.7之间为收入高度不平等，0.2—0.35之间为相对均等。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拉美与东亚“四小龙”较为相似，大都处于0.46—0.55之间。巴西0.5（1960年）、墨西哥0.53（1963年）、中国台湾0.55（1953年）、韩国0.46（1958年）。从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东亚基尼系数明显下降：中国台湾0.27（1971年）、韩国0.28（1971年），而拉美则居高不下甚至呈上升趋势：巴西0.57（1970年）、墨西哥0.58（1969年）。[79]
二、东亚经济模式形成的外部因素
东亚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区别除种种内部因素的不同外，在客观上还有种种外部因素的不同。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形势和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人们未曾预见到的巨大变化。这种巨大的变化对东亚国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也是一个新的时代历史机遇。人们在探讨东亚崛起的原因与模式时，不能不重视这种客观因素。一般地说，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基本上是内部因素起决定性作用。虽然其启动也曾借助外力，“但成功的决定性力量却是内部因素”。但是在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特别是发达工业国家的经济景气与产业升级，“只要善于加以利用，即可转为推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外动力”。如果再加上对东亚“四小龙”及日本经济发展的种种其他特殊因素，它们的崛起便有着充分的客观基础与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东亚崛起的一个分水岭。日本虽然在战前就已实现了所谓“脱亚入欧”的现代化，但日本的这种现代化并非是成功的现代化。它的现代化走的是通过海外扩张、侵略的独特道路。它的现代化具有西式现代化的外壳，却包含着“武士道”现代化的内核，因此是军国主义的现代化，从而最终导致现代化的断裂。日本“人为地采用好战的现代化（militant modernity）的强硬外壳来保护大量中世纪传统文化，其中不少东西具有原始性，孕育着火山爆发的深重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败标志着日本第一次现代化的半途而废。但也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迫使日本痛定思痛，重新思考第二次现代化的真正道路。日本外务省1957年度《外交蓝皮书》指出：“为了发展经济，培养国力，唯一的方法是依靠经济力量实现和平的经济扩张。”从而形成了所谓“举国一致，经济立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完全改变了东亚各国和地区振兴、崛起的外部条件。东亚国家纷纷取得政治上的独立，不仅改变了整个东亚的政治地图，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地位，从而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创造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尤其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旧的政治制度，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保证，同时它也极大地改变了东亚地区的面貌，极大地鼓舞了东亚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进步与发展。没有东亚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东亚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战后冷战体制的确立，为东亚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由于冷战的格局，东亚地区成为两大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这种特殊的国际环境不仅给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和“四小龙”提供了一种“安全空间”，也为它提供了一个西方国家借以显示其意识形态优越性的“发展空间”。西方国家专注于对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大力扶持。
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日本、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受惠于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受惠于美国的侵朝和侵越战争以及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如果在战后美国不把扶植日本作为遏制中国政策的主要支柱，亚太战后经济形势很可能是另一种样子。”[80]美国为了对抗苏联，改变了对日本的方针，把原来削弱日本垄断资本的政策改变为扶植其发展的政策。1948年1月，美国当时的陆军部长劳雅尔在旧金山的演说中宣称：美国的新的“对日占领政策在于培养强有力的日本政权”，“使日本在今后对远东可能产生新集权主义的威胁发生防波堤的作用”。为了扶植日本垄断资本的发展，美国多次提出关于日本赔偿问题上的方案。1949年5月干脆宣布取消一切赔偿，保留了850个垄断大企业，使日本垄断资本得以恢复和发展。在军事上，日本成为美国的军事盟国，美国长期驻扎军队，使日本的国家安全置于美国保护之下，这无疑大大地减少了日本的防卫费用。日本20世纪50年代防卫费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3%，60年代后有所提高，但也未超过1%。如果没有美国的保护，日本将耗去大量资金用于防卫，自然要影响对经济建设的投资。同样的理由，美国也大力扶植韩国，把它作为另一个重要盟友，成为反共反华的前沿阵地。1949年6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给国会的咨文中宣称：“朝鲜半岛已变成一个试验场，大韩民国正在把民主制度的理想与原则转化为实践，以此抗衡北韩人民被迫接受的共产主义……新生的共和国的进步将会鼓舞南亚、东南亚及太平洋岛屿的人民抵制和拒绝包围他们的共产主义宣传。”
值得提出的是，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给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带来了“繁荣”。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就成为美国侵略亚洲的前沿阵地，日本成为战争所需要的各种物资的“特需”供应地，这种“特需”不仅包括提供军需物资，也包括各种服务，甚至包括美国兵在日本的休假。据统计，1950—1953年日本的“特需收入”共24.7亿美元。这种特需调动了日本的各个经济部门，在朝鲜战争期间，日本电力的70%、煤炭的80%、船舶和陆地通讯的90%均直接或间接为美军提供服务。因“特需”而就业的人数增加约100万。由于战争的刺激，日本工矿业在战争的第二年（1951年）就超过二战前的水平。日本垄断资本从战争得到的收入达23.7亿美元，占出口额的50%。[81]
中国台湾地区在两次战争中也获益匪浅。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开始走出困境。美国在战争爆发后即刻下令第七舰队游弋于台湾海峡，成立美军援台军事顾问团，后又成立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并从1951年起重新恢复了对国民党当局的经济援助。美国侵越战争爆发后，台湾又获一笔大利。1965年美对台停止援助，台湾随即积极争取南越之美援到台湾采购物资，特别是营建业所需之钢筋、水泥，并给美国来往装货的船只以优先供应码头，因而增加了对南越的输出的总值。台对南越的输出占台湾总输出值的第4位（前三位是日、美、香港），1966年达8600万美元，占台湾当年出口总额的16%。其他靠近越南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也沾了不少光。越战对它们的经济、贸易和旅游业发展，不能说没有关系。例如新加坡的炼油业是其工业三大支柱之一，已达5000万吨以上，其发展主要是在越战期间，主要靠美国的投资。
战后没有发生世界性大规模战争，各国均致力于发展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世界经济呈现出长期稳定和高度的增长，被称为“黄金时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1946—1970年间，工业生产增长4倍，年均增长6%左右。农业生产发展也较快，世界谷物产量在战后同期内约增加2倍。而在1913—1938年间总共增长50%，年均增长不到1.7%。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战后国际贸易的发展不仅快于战前，而且超过生产的增长速度。世界出口贸易额的年增长率1948—1960年为6.8%，1966—1970年为11%，1971—1976年则为21.4%（战前贸易量年均增长不到1%）。战后西方国家修改了战前的贸易壁垒政策，签订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并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促进了国际贸易与经济的繁荣。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一部分的日本、“四小龙”等，当时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不能不对其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比如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在战后进口的主要部分是原料、燃料等初级产品，而出口的则是加工制品，初级产品与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呈现扩大的趋势。根据联合国统计的价格指数，以1963年为100，初级产品价格1952年为115，1971年上升为124。它们从进口中得到廉价的原料、动力资源，并以高价出售了自己的工业品。贸易条件的改善给它们带来了巨大的实惠。台湾在1952—1971年的20年间，营业额由3亿美元增长到39亿美元，增长12倍，出现了贸易顺差2.16亿美元；在1971—1983年的13年中，贸易顺差又由2亿多增加到48亿美元，增长20多倍。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新技术革命的带动下，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即开始全面放弃劳动密集型工业而去经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它们急待转移被淘汰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业资本、技术、原料等，同时也相应让出这类工业的市场。恰在此时，韩国、台湾、新加坡等以替代进口的工业已基本建立，市场也日趋饱和。它们利用西方产业结构变化的时机，采取开放政策，引进大量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资本及技术，并利用大量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加工和装配，同时把进口替代转变为出口导向，将产品推向国际市场，从而出现了出口的繁荣景象。
战后的科学技术革命是推动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又一强大动力。这场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合成材料、生物工程为代表，使科技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直接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这次科技革命给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提供了一个良好机遇，即可以引进已成熟的先进科技成果，使本国经济跳跃式地发展。日本在这方面尤为突出。二战的严重破坏使日本与欧美的差距更加扩大了。有人推算，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科技水平大约落后20—30年。世界科技的新发展对日本的落后状态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个有利时机。日本把引进欧美先进技术作为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捷径，可谓捷足先登，避免了漫长而曲折的路，加快了经济的发展。
此外，便宜的世界能源价格对东亚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有利条件。20世纪60—70年代，世界石油资源生产分布由美洲转向中东和非洲，而且由于西方的压榨和掠夺，石油价格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前一直很低廉。1桶石油（136.05公斤）的价格，持续20多年被压在2美元以下，1973年才提高到2.8美元。廉价的石油不仅改变了日本的能源结构（1954年，煤炭占50.9%，石油占18.6%；1971年，石油占73.5%，煤炭仅占17.5%），也大大降低了日本产品的成本，提高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且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促进了其他部门的发展。日本以石油为原料建立了大规模的石化工业并修造了许多大型油轮港口，使造船、交通运输业得到了发展。“围绕这些大型港形成了日本工业中心——沿太平洋工业地带。”
美国的经济援助对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经济的复兴起到了“输血”作用。战后初期，美国主要通过“占领地区救济基金”和“占领地区经济复兴基金”进行援助，从1945年9月至1951年对日本共援助21.28亿美元，占同一时期日本进口总额的38%。日本用这些援助进口粮食、白糖等食品以及棉花、羊毛、矿产品等工业原料来解决国民生活和恢复经济的急需，同时又把出售援助物资所得到的资金用来进行设备投资和支持重点部门的发展。这对日本经济的复兴无疑起到促进作用。除此之外，美国还给日本大量贷款。从战后到70年代末，日本借入外国贷款约213亿美元，其中70%是美国提供的，如果加上军事援助，日本经济的受惠应在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首。
韩国是亚洲仅次于日本的美援受援国。美国为了谋求东北亚优势，甘愿背起帮助韩国战后重建的包袱。1952—1953年美国就派了两个经济顾问班子到韩国考察并制订战后重建计划。据韩国银行统计，从1953年至1960年美国共给韩国经济援助17.45335亿美元，另外还有联合国朝鲜重建局的援助1.2亿美元。1953—1957年，韩国将近100%的固定投资来自美援，1958—1960年来自美援的投资仍占80%以上。另据统计，在《韩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的20年里（1954—1974），美国给韩国的援助金额接近它对全球经济和军事援助的8%，达110亿美元，仅次于南越。有人评论说：“在这个国家里，几乎没有一个企业是离开援助而靠自己的资金建立的。”1953—1960年，韩国约一半的政府开支来自美援。1954年至1957年美国在韩国搞了51个新的工业项目。在李承晚时代，这些项目虽然未发挥作用，但却为60年代朴正熙时期的出口生产体制起了骨干作用。美援在50年代主要用于轻工业进口替代上，这对60年代的经济起飞也奠定了重要基础。
美国对台湾地区的经济援助始于1951年，到1965年7月停止，前后15年中总共援助14.822亿美元，平均每年约1亿美元。另据统计，截至1982年底，美国等西方国家给予台湾的各种形式援助（包括军援）累计达205亿美元。美援对台湾经济的发展特别是50—60年代的经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一，美援有利于弥补财政赤字、平衡外汇收支和抑制通货膨胀，因而对台湾经济稳定起了重要作用。50年代初，台湾物资严重短缺，每年出口平均只有1.2亿美元，而进口2亿美元，这笔差额全靠美援弥补。同时，由于运用美援进口大量物资，平均可抑制物价上涨率2.5%，由1950年的上涨率400%下降至1954年的2.4%。第二，美援有利于岛内资本的快速形成，对台湾经济的恢复起了重要作用。据美国加州大学一位教授撰写的报告，在美援15年间，美援中资本援助占同期台湾资本形成毛额的34%，且美援在台的对外贸易上，每年弥补财务及劳务入超额约91%。“试想没有此项国外资金来源，经济发展进度该受到如何的挫折。”第三，美援有利于岛内投资环境的快速形成。在投资环境中，基本经济设施占有极重要地位。台湾运用美援的重心是：扩充基本建设占37.3%，增加人力资源占25.9%，发展农业占21.5%，发展工业占15.3%。美援为改善台湾的投资环境创造了有利条件。由此可见，台湾经济发展很大程度受惠于美援。从1953年到1960年台湾经济年增长率为6.9%（按不变价格计算）。据测算，在无美援条件下，年增长率仅能达到3.8%或3.99%，或最多只达到有美援条件下的5.5%左右。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写道：“据雅各比的模型推断，美国的援助使台湾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提高了一倍，使人均生产总值翻了两番，使达到1964年的生活水平所需要的时间缩短了30年。”[82]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是非西方世界取得现代化成功的唯一亚洲国家，并实现所谓“脱亚入欧”。尽管它在诸多方面比欧美国家相对落后，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败，使其工业化成就遭到惨重的断裂。但是，日本第一次工业化的成就却为第二次现代化创造了极为重要的物质基础。况且在大战期间，为了保证军需，与军事有关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部门有了较大发展，一些重要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在大战期间的最高数量同战前1937年比较有了明显的增长。如炼钢能力从650万吨增加为870万吨，炼铁能力从300万吨增加为660万吨，石油精炼从232万吨增加为415.7万吨，工作母机从2.2万台增加为6.01万台。尽管在战争中各种生产设备遭到严重损失，有人估计主要生产设备的生产能力遭到破坏达30%—58%，但仍有许多生产设备保存完好，生产能力甚至比战前高。如炼铁能力战败时560万吨，比战前的1937年高86.7%；炼钢能力770万吨，比1937年高18.4%；工作母机5.4万台，比1937年高145.4%。在人力资源方面，自明治维新之后就逐渐形成了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的教育体系，早已实现义务教育，普及了中等教育，并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科技工程人才和熟练工人，这些情况是周围的亚洲各国所无法比拟的。朝鲜在日治时期，日本通过武力扩张和经济掠夺，迅速地将其纳入殖民依附体系之中，把现代化事物强加给朝鲜，这种强制性的现代化在客观上为朝鲜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基础。有材料表明，朝鲜1920年基本是农业国，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8.1%，工矿业加起来仅占4.1%，但到1939年农业产值则下降至42%，工矿业则上升到45%。1910—1945年间，朝鲜的工业产值平均年递增率为15%。“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朝鲜的整体生产能力与日本相比不是很远。”西方学者和韩国部分学者对朝鲜殖民时代的现代化的一致看法是：日本人既带来了沉重的奴役和剥削，但也带来了现代经济因素和西方文化，两者并存混淆一起难以区别。台湾自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便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直至1945年台湾光复。日本对台湾的基本政策是“农业台湾、工业日本”。但日本出于经济掠夺和军事侵略扩张的需要，在30年代以后的数十年里，加速了台湾岛的工业发展。1931年台湾工业总产值为2.1亿元，1937年增至3.7亿元，1942年更达7.4亿元，年均增长率达35.2%。1941年台湾铝锭产量12304公吨，较1937年增长449%；1944年水泥产量30万公吨，为1937年的207%；1943年铜产量3263公吨，为1937年的126%。另据统计，日本投降时全岛已有铁路2922公里，公路17272公里，还有基隆、高雄、花莲等重要港口和17个飞机场。总之，台湾岛在日本统治时期工业与交通运输已具有一定基础，对光复后的台湾经济恢复与发展不能不起一定的作用。
从地缘政治考虑，地理位置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客观因素之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环境可以产生重大的经济战略效果。如果一国位置地处或接近贸易航道，本身就具有优越的战略价值。美国由于位于大西洋和太平洋贸易航道的终点而成为世界性贸易大国。英国、法国、荷兰、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均因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发达国家。同样，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也不能不与优越的地理位置有关。日本是亚洲大陆东缘太平洋西北部的一个岛国，西隔东海、黄海、朝鲜海峡、日本海，而与中国、朝鲜、俄罗斯相望。日本列岛呈东北—西南走向，并与子午线斜交，海岸线总长30000公里，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东部临太平洋一侧，海岸曲折，有许多天然良港。全国主要城市和大部分工业都集中于太平洋沿岸各大良港，这为海上运输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此外又由于战后石油、铁矿等资源开发地域的分布发生了有利于日本的变化（石油进口由北美、南美改为中东和非洲；铁矿进口由欧美大西洋地区改为亚洲和澳大利亚太平洋地区），使其运费低廉而便利。装载原料、燃料的远洋船只可以直接驶入日本工厂，各种加工产品可以从工厂直接装船送往世界各地。由于原料和成品的运输费用的节省而导致产品成本和价格下降，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新加坡的土地面积虽小，但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它居于东南亚地区的中心，是东南亚各重要城市、港口的海上交通十字路口，是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枢纽和航运要道，马六甲海峡进出口的咽喉要冲，从欧洲、澳洲、中东、南亚的船只都要从此经过。它不仅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是天然优良港口，海岸线130公里，是世界著名的天然良港，有“港口之国”的美称，它港面宽阔，航道水深，潮差小，各种类型的轮船终年均可穿行而无阻。新加坡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为其发展成为“四小龙”提供了重要的无可取代的客观因素。
香港的成功首属地利。香港虽然地域狭小、自然资源贫乏，但它的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促进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它地处交通要冲，背靠祖国大陆，面向南太平洋，与南洋群岛、中南半岛相望，是远东地区海空交通要地。它又位于珠江口之东，水路可直通广东、福建沿海城市，陆路与珠海、深圳相连，是我国南方对外商事往来的门户。香港又居亚太地区交通要冲，是沟通远东各地，联系欧美各地的枢纽，可同世界各大贸易港口相沟通。香港最为著名的港湾是维多利亚港，港深浪平，是仅次于美国旧金山和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世界第三大优良天然港口。长期以来，英国殖民者一直把香港作为向远东地区扩张势力的基地，从事东南亚之间和世界各地区的转口贸易。这里的商业、服务业和金融业有着较长的发展历史，建立了较完备的社会基础设施。同时，中国大陆又为其提供了资源丰富、低廉劳动力的巨大市场。因此，香港又成为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理想跳板，当然也成为中国商品进入西方市场的一个理想窗口。这种得天独厚、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是香港起飞的重要因素之一。
台湾正扼西太平洋航道的中心，它东北与琉球群岛相接，南与菲律宾隔海相望，东面是白浪滔滔的太平洋，西面隔台湾海峡与祖国大陆相连，它是我国与太平洋地区各国的交通枢纽，是我国与西太平洋交通锁链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从台湾向东，越过太平洋可与南北美洲及太平洋各国联系，从台湾向南，可以到达东南亚和大洋洲、印度洋诸国，因而具有独特的经济价值和军事战略地位，历来是列强必争之地。早在200多年前的1771年，波兰贵族上书法、奥统治者的《台湾殖民方案概要》中就宣称，如能控制台湾，“则可握东洋互市之航权”。美国称台湾是“太平洋上炸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正是利用台湾的特殊地理位置，将其作为发动朝鲜和越南战争的基地，而台湾也恰好利用这种机会取得了大量实惠。
韩国地理位置看起来远不如日本和其他三“小龙”，似乎远离太平洋。实际上，韩国的地理位置也是相当优越的，它地处东北亚的核心地带，北部同中国和俄国靠近，东部同日本毗邻，南部距日本本州岛仅180公里。它不仅与中国的海域相连，而且也连结着亚洲大陆和太平洋。长期以来也是大国必争之地，被称之为“亚洲的巴尔干半岛”。韩国的这一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东北亚各大国政治军事战略和经济利益冲突的交汇点和国际交流以及经济合作的桥梁，韩国无疑也得益于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
后起之秀的东南亚各国地处亚洲和大洋洲两块大陆和印度洋、太平洋两大海洋之间的“十字路口”，是世界空海运输的重要纽带。介于马来半岛和印尼苏门答腊之间的马六甲海峡，是沟通两大洋的“咽喉”，两大洋间的大部分航线由此通过。此外，巽他海峡、龙目海峡亦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交通要道，它们与马六甲海峡一起被称之为“东南亚的三大门户”，其战略地位和优越条件是不言而喻的。
三、日本经济衰退与东亚金融危机的启示
纵观东亚经济崛起历程，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其中，有两个方面问题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日本经济为何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陷入长达十余年的衰退，二是1998年表面上一片繁荣东亚经济为何突然爆发了金融危机。下面，我们首先对第一个问题进行简要分析和讨论。
日本在二战后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决定提高原油价格21%，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石油危机，日本首当其冲。日本产业消耗的石油的99.7%依赖进口，82%的石油来自中东地区。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持续了18年的高速增长出现根本性转折。这是日本经济第一次遭受打击。但这次打击并不是致命的，经过调整，日本经济很快恢复增长。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的经济滑坡才是日本经济走向衰落的最大问题。
1985年9月，英、美、联邦德国、法国和日本五国的财长在纽约的广场饭店举行会议，发表了“广场协议”。这个协议希望各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有秩序地提高一定的幅度，汇率应该反映各个国家的经济基础条件。在“广场协议”之后，日本被迫升高了日元的价值。在以后的一年时间里，日元外汇汇率提高了60%。日本经济从冷战结束的1989年至今已经停滞整整20年。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一直在1%前后徘徊。人均GDP从第4位猛跌到2007年的19位，国际竞争力从第1位跌到了2008年的第9位。同时，国债债务占GDP的比率从71%急剧上升到174%，经济的滑坡使得社会都开始丧失活力，1998年以后日本每年的自杀人数突破3万人以上。2008年金融危机，日本更是受到严重的冲击，是亚洲受到影响最大的国家。由于受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减速拖累，日本12家汽车制造商全球产量将总共削减190万辆，相当于当初生产计划的7%至8%，丰田在美国、西班牙等地，日产产量减少21.8%。至今，日本经济仍在低谷中徘徊。虽然经过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刺激，日本经济出现暂时的复苏，但根本来说日本并未找到改变经济低迷的治本之策。
战后经济发展如此迅速的日本却陷入了长达二十年的发展困局，这无疑给现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敲响警钟，给予启示。综合各方面研究，结合导致日本的经济发展陷入低迷的原因，中国经济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吸取教训：
二战之后，日本虽然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但经济结构并不够合理，“出口导向”是日本战后发展模式之一，过分依赖国际需求，国内需求不足，至今未能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型，2000年日本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仍然高达18%，其中出口依存度（出口GDP）达10%。据统计，60%的亚洲产品（日本产品占据大多数）最终销往欧美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必然传导给日本经济，拖累日本经济下滑。而日本产品能够占领美国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价格低廉，但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特别在广场协议之后，美元对日元下调，日元经历了3次大幅升值。美元兑日元从1:250跌到最低的1:80左右，日元升值3倍，导致日本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价格上升3倍，出口量由此急剧下降，日本经济从90年代开始陷入低迷，与日元升值导致日本产品价格上升导致欧美市场需求下降有直接关系。此外，由于国内竞争激烈，自90年代以后日本企业加速向海外转移，国内产业逐渐空洞化，90年代中期日本汽车工业的海外生产比率已达30%，2000年进一步增至40%。加上来自中国和东南亚等国的大量廉价产品流入日本市场，许多中小企业因此失去竞争优势而倒闭，失业率因此而剧增，1998年日本失业率达4.1%，1999年完全失业率达4.5%，失业必然导致国民收入下降，进而影响消费支出，从而使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日本经济因过度依赖出口而导致经济低迷的这种状况给中国以警示，过于依赖出口、过于依赖国际市场的经济发展终究是无法持续的发展，在经济一片繁荣之际，必须尽快将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向国内需求。客观说，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之高并不次于当年的日本，但在转型这一点上，中国比日本有很多有利条件，人口多，人均消费水平仍处低端水平，国内需求潜力巨大，关键是政府正确的政策引导和支持。
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稳定至关重要。积极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遭遇经济危机时的非常时期可以暂时运用，但长期来看，保持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才是保持经济稳健发展的根本。长期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必然使经济增长出现泡沫，为维持泡沫不至于破裂，又必须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像吸食鸦片一样而无法自拔，导致经济病入膏肓而无药救治。日本的经历基本就是如此。自日本经济陷入低迷以来，日本已经更换了十几位首相，但每位首相上任之后，并不是想办法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而是热衷于能够在短期内见到效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几乎无一例外地扩大公共事业投资，增加财政投入，1992—2000年，日本9次实施财政刺激政策，总额达到12911万亿日元，相当于2000年度GDP的近1/4。同时，日本央行也不断降低利率，还发明出日后十分流行的经济学名词所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日本的实际利率长期维持为0，也即所谓的“零利率”政策。这种依靠财政投入和货币投入的经济增长注定难以长期维系，而且埋下无穷隐患。
日本的这一教训同样值得中国借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总体平稳发展，但其中也经历过数次通货膨胀过高、投资过热等问题，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极大负面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现偏差，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同样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取得稳定经济增长速度效果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负面问题，对今后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影响，如何灵活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化解经济刺激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是今后中国经济需要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产业政策是否正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竞争力能否持续。日本经济快速增长本来依靠的是制造业，但1987年日元升值之后，日本产品失去竞争力，日本政府本来应该在促使产业升级转型、进一步提高本国产品水平上寻求新的突破，就像德国所进行的那样。但日本政府却错误判断形势，认为国民对闲暇的需求将迅速增强，制定了《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和《休养地法》，促使大量资金投入到房地产行业和相关行业，结果造成房地产和股票价格暴涨，使本来健康运行的经济迅速泡沫化，结果转瞬之间泡沫破裂，房地产缩水90多万亿日元，股票比高峰时期缩水300多万亿日元，并引发一连串连锁反应，居民财产减少、消费下降，企业负债过大、经营困难直至破产，银行不良贷款大增，物价下跌，通货紧缩，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低迷状态。如今，日本制造业在世界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仍然是汽车以及传统电子产品，日本企业在新一代信息产品竞争中几乎全部出局，说明日本企业在产业发展判断上出现了重大偏颇。
日本企业在新一代信息产品竞争中全面出局的教训值得中国经济借鉴。当前，中国制造业同样面临转型升级，如何在保证传统制造业优势的前提下成功实现经济转型，不仅是企业的责任，更是政府的责任。对很多企业个体来说，转型升级短时间内看不到利益所在，积极性不高，但对国家来说，经济长期在低水平阶段徘徊，即使暂时取得快速增长的速度，终究也是不可持续的。但问题是政府如何定位，既不能替代企业实现转型升级，又不能无所作为，这方面日本的教训值得认真研究。
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侧重于引进的科技政策。技术引进使日本的科技实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赶上甚至超过了欧美先进国家，但这一成功的政策也产生了不良后果，使日本丧失了自主研究开发的积极性，长期以来，日本重视应用技术而忽略对基础科学的研究，使日本传统产业因国内市场饱和，无法发挥主导作用，在信息革命中落伍。这一点对中国同样具有诸多启示，我们在后面将结合两次亚洲金融危机有关情况进行分析。
日本政府战后为了缓解资金紧张压力，实行了金融统制政策，支持银行大量贷款，出现问题由政府帮助解决，助长了银行放贷的随意性。日本银行的“保驾护航体制”或主银行制度容易形成银行超贷、企业超借，这在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形成时表现得非常明显。泡沫经济崩溃和不良债权过大，既增大了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又形成“惜贷”，制约了经济增长；同时，日本直接金融不够发达，缺乏风险投资机制，新兴产业、高科技企业和创业中的中小企业筹资较为困难。这一点也对中国同样具有诸多启示，我们同样在后面将结合两次亚洲金融危机有关情况进行分析。
1997年7月2日凌晨4点半，泰国政府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此前十余年钉住美元的泰铢，开始实行自由浮动，泰铢对美元当日即贬值15%以上。一场遍及东亚各国的金融危机由此爆发。在这场危机中，大多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和资产价值跌落30%—40%，所有受影响的国家和地区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四小龙”也不例外，其经济所受打击使此前一片蓬勃的景象瞬间消失。
2008年，就在包括“四小龙”在内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刚刚从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中开始复苏之际，一场从美国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又席卷全球，东亚经济再次遭受打击。如今，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十多年，国际金融危机也已爆发六七年，遭受危机打击的亚洲各经济体已陆续走出阴影，并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但各界有关这两场金融危机的讨论从未终止过，围绕危机因何发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所作所为利弊如何、类似的危机是否会再度爆发、东亚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等问题，各方争论依然激烈。
在上述问题中，最为基础也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危机爆发的原因。只有明确发生原因，才能提出有针对性预防措施，防止类似危机再次发生。
任何一场危机的爆发都是多种因素的集中反映，比如经济结构的脆弱、内外部各种不利因素的冲击、糟糕的政治治理模式以及金融体制管理存在漏洞等。从任何一个角度分析都可以提出言之成理的论点，也都存在偏颇之处。但目前各界对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和背景基本上在一点上已经能够达成共识，即亚洲金融危机涉及的主要国家是因为金融开放超越了本国国情发展阶段，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给了国际投机力量（主要是国际游资）兴风作浪的机会与条件，最终造成金融安全失控。换言之，亚洲金融危机之所以首先在东南亚发生，直接原因就是具有强烈投机性的国际短期游资抓住了东南亚国家金融监管中存在的薄弱环节而投机成功。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际短期游资能够进入东南亚并最终成为金融危机的直接肇端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全球金融自由化背景下，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国相继实行了汇兑制度改革，推行浮动汇率制，允许国际资本自由进出，这使一些外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等机构主导的短期资金得以大量流入。而东亚国家在金融法规和监管方面十分欠缺，资本流入促进了信贷激增，导致银行承担过度风险。可以说，金融自由化之后信贷激增的结果是巨额贷款损失和随之而来的银行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银行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则是使这些国家陷入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从1993年到1996年，东南亚每年的资本流入量为500到1000亿美元。1995年东南亚危机各国经常收支出现了410亿美元赤字，而资本收支则出现了815亿美元的顺差，1996年资本收支顺差进一步超过1000亿美元，而国外直接投资只有58亿美元。1996年泰国的外债急剧上升至1128亿美元，占GDP的62%，其中960亿美元是由私有部门举借，并且大多数是短期资金，短期资本具有较强的移动性和投机性，带有急剧动荡的风险。这些短期外资大多经本国银行投资到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刺激了股市和房地产价格升高，使得股市和房地产价格出现了不符合正常规律的增长，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远远超出实际价值，如泰国房地产股的股价在1991年到1994年间就上升了285%，这个时候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已经扭曲，泡沫经济已经形成。经济暂时快速的增长掩盖了背后掩藏的风险。当国际游资集中撤离时，因资金被压在长期项目上，无法立即偿还，结果导致银行信用危机。更为严重的是，这些短期游资多为美元资金，外资集中撤离导致外汇市场上集中抢购美元，抛售本地货币，直接诱发了本国货币贬值。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危机不可避免。
金融与国家经济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它是所有泡沫的源泉，又是泡沫破灭的祸端。金融危机的发生说明国家的金融管理体系出现了问题，但如果将亚洲金融危机都单纯地归咎于金融问题，不仅有失偏颇，而且还可能掩盖了一些根源性问题。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说，亚洲金融危机是经济增长出现了危机，没有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所有问题都终将暴露出来，有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有了解决问题的基础。现在看来，十多年前爆发的金融危机并不是造成东亚国家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的原因，相反，是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了危机才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概言之，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不是一种可持续增长的发展模式，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已经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因为东亚经济过去几十年间形成发展模式从根本上就难以推动建立一个完善的、有效率的、符合现代金融发展要求的运行和管理制度。而现代金融理论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讨论虽然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有效率的金融制度是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不可缺少的基础性条件。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有效率的金融制度是互为因果、相互推动的关系。就东亚地区来说，首先是发展模式存在问题，导致有效率的金融制度未能建立，而金融危机的爆发又致使一些国家经济陷入困境。因此，如果不能对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检讨和修正，很难说类似的危机今后是否能够避免。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4%—6%，是拉丁美洲和南亚的三倍，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快五倍。东亚地区的绝对贫困人口（每天消费低于1美元）从7.2亿人减少到3.5亿人，人均预期寿命从1961年的56岁增加到1990年的71岁，东亚地区的几个经济体已经从传统农业经济转变为新兴工业化经济。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四小龙”更是成为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其成就为人们津津乐道。这些发展成就使东亚经济成为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效法的典范，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也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但从根本上来看，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由农业经济向工业化转变中，依靠短缺经济和大量投资取得的，而不是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取得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典型的追赶型模式，这种模式虽然能够取得快速的经济增长，但也有很多弊端，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1）缺乏创新性。这个问题在前面分析日本经济衰退时已进行分析。追赶型发展模式以追赶为目标，以模仿为手段，以投资和出口为推动力，往往由政府主导，缺乏创新性。成熟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能够不断自我否定、不断创新的经济体系，如果创新能够连续，则经济能够保持发展，反之，周期性就明显存在，表现为经济的周期性停滞与发展。近几十年来，在经济、技术、教育乃至文化方面，东亚各国盛行“拿来主义”，属于自己的创新成分很少，各国无不例外得益于低成本运用了发达国家的创新成果，技术转让和来料加工对经济的高增长和财富的积累起了决定性作用，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依靠投资和出口，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和制约，不具备自我推动的可持续发展因素。于是，当1995年夏季日元对美元贬值以后，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本开始从亚洲大量抽走资金，并且在实业层面跟东亚其他国家展开竞争，东南亚各国出口竞争力明显下降，经济陷入了衰退和停滞趋向，为了支撑经济继续增长，只能依靠大量吸收外资，这就使一些投机性国际游资进入这些国家，最终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祸端。
（2）缺乏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很多东亚国家走的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战略，而这并不是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为了发展这些产业，政府经常利用行政权力压低银行利率、干预贷款分配，造成银行不良债权或坏账过大，如韩国、泰国的银行不良资产占到其GDP的34%—40%。这些在政府扶持下发展起来的企业缺乏竞争力，无法和发达国家同类企业竞争，最终造成了大量外贸赤字。这些企业获利能力低，企业的发展只能依靠借贷，当国内资金不能满足时，就只能向国外借款。而外国直接投资都倾向于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因此，这些企业只能使用借款，特别是自由度比较大的国际短期资本，这就导致了短期外债对外汇储备的比例高。
上述两个因素导致了这些国家为了吸引外资的流入，不得不被动地实现金融市场自由化，放松金融监管，大量外国短期资本得以流入房地产和证券市场，形成金融泡沫。国际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它要么锦上添花，要么落井下石，而决不会雪中送炭。一旦经济形势稍有负面变化，如国际收支锐减，便造成人心不稳，外资迅速撤离，再流到其他地方去，金融危机在所难免。
同东亚其他经济体一样，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客观地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也同样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也应当针对两次亚洲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问题加以借鉴并作出相应调整。
（1）增长速度的调整。
从近期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短缺经济和以数量扩张为主的发展阶段已经基本结束，国民经济开始进入以结构优化和升级、整体经济素质提高为特征的新阶段。当前，我国主要应调整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和干预的内容。抑制投资过热；同时，通过资产重组使国有企业积累的矛盾得到缓解。重视基础教育，花大力气培养人才和引进人才，尽早建立高科技的人才储备和知识储备，并尽快形成产业，实现国民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这样国际竞争力和总体经济实力才能真正增强。
（2）增长动力的调整。
在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发挥了关键作用，而消费的贡献率则很小，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大部分中国人都把收入存入了银行，而不是用在消费上。这就使中国政府拥有的财富比个人家庭拥有的财富多，而政府的财富大部分又变成了投资而没有用来刺激社会消费和提高公众福利。这也是当前中国出现“经济在增长，一些人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的原因。目前，中国的储蓄率高达46%，投资率高达40%左右。高储蓄率、高投资率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但任何经济都不可能靠无限度地牺牲消费而获得增长。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也不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一旦出现波动，便有可能陷入长时期的衰退和停滞。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反映出中国资金配置体系的不合理以及货币政策的低效率。经济发展出现小幅度波动都可能会使银行再度产生庞大的坏账，使脆弱的金融体系面临巨大压力。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这种依靠高投资率支撑的经济增长已接近极限，必须适时进行调整。
（3）政府职能的调整。
政府的干预政策应以完善市场机制和扶持产业发展为主要目标，最终是创造一个自由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我国的经济处于转轨时期，政府不但要承担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而且要承担体制设计、推进改革的重任。凡是市场机制证实有缺陷的地方，就应该运用计划和行政手段去纠正它；凡是市场机制能产生良性作用的时候，就应该停止运用计划和行政手段。政府的政策应强调产业升级和优化问题，对高新技术产业给予扶持；改进企业制度，改善公有企业缺乏活力、不能适应市场变化、管理体制僵化的弱点，避免它们对政府的财政和金融政策的过度依赖；加强政府的廉政建设，提高政府素质，避免经济生活中的寻租行为，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4）对外依赖的调整。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20%是由对外贸易拉动的，传统的出口结构将不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出口结构与东南亚各国具有相似性，在东南亚各国发生金融危机后，同类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肯定被削弱。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和质量档次，确保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已势在必行。据报道，中国目前有近500种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而这些过剩的生产能力中，有很大一部分在产品技术水平和质量档次上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价格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因此中国应尽快调整出口战略，推动这些成熟的长线产品的出口。
（5）金融体系的调整。
中国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是幸运的，没有受到明显冲击。正因为如此，有一种观点认为，东南亚国家因金融开放速度太快导致了金融危机，我们因金融开放速度慢而得到了好处，因此有必要放慢金融开放的步伐。其实这种认识是不符合事实的。中国之所以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明显冲击，主要不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制开放慢所致，而是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多，短期外债少，外债结构比较合理。在经济全球化日益紧密的今天，金融市场不放开并不利于本国经济发展。如果想真正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金融开放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惧怕危机而回避金融全球化。我们要做的不是放慢开放的步伐，而是加快金融业改革，做好开放的准备。但从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的现状看，我们还没有做好迎接国际金融竞争的准备。国有银行并没有充分商业化，没有真正形成符合现代金融制度要求的管理体制，没有形成有效的内外部激励约束机制，它们的发展主要依靠垄断地位，主要依赖于国家政策的保护，并不真正具备与外资银行竞争的任何技术性优势，而留给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应该有紧迫感。具体来说，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够发达，因此，大部分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都是向银行贷款，使银行风险高度集中，银企之间的不良债权债务严重制约了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发展企业的直接融资，并通过企业的债务重组加强银行对企业的监控，达到盘活信贷资金、改善信贷结构、减少银行坏账、提高银行经济效益的目的。对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要与国有企业改革配套进行，根据经济改革的节奏，逐渐实行宏观金融调控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演变，对关系重大的利率自由化采取分步到位的策略。完善金融立法，构筑防止国际金融投资资本冲击我国金融市场的多道屏障，在国内金融机构竞争质量得到强化之前，我国金融自由化改革以积极稳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