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小结

在本章中，笔者大体沿用年画研究惯常采用的传统路径介绍了一种历来被广泛公认为“民间美术”的年画。尽管这类“研究”每年都层出不穷，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对于年画这一研究对象就应该采取此种路径才能更有效、更全面、更细致地予以审视和了解呢？笔者坚信绝非如此。正如笔者在绪论中指出的，长期以来，学界都深受年画作为“民间手工艺”或“民间美术”的蒙蔽而使研究过于狭窄且有限。如果我们能够跳出“就物论物”的窠臼，如果我们能够站在更为广阔且宏大的视角下去审视处于各种力量缔结的意义之网上的年画，探寻寓于年画之中的“有意义的结构”，或许，我们能取得完全不同于传统研究的新成果。

法国学者阿尔都塞曾将国家机器分为“强制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能与（强制性）国家机器混为一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家机器包括政府、行政机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我将把它们合称为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强制性的’暗示上述国家机器是靠暴力发挥其功能作用的——至少在终极意义上是如此。”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包括“宗教的”“教育的”“家庭的”“法律的”“政治的”“工会的”“传播媒介”“文化的”等多种形式。两者的基本差别在于“强制性国家机器用暴力手段发挥其功能作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以意识形态方式’发挥其功能作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只是淡化的、隐蔽的，甚至是象征性的”。[171]

而在中国历代王朝的多数统治者和政治家看来，所谓政治不仅要重视强制性政治高压及其具体的措施和执行力，还必须持之以恒地将有利于维护统治的各种价值观通过各种渠道向民间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灌输，从而形成稳定且有力的政治规范与文化秩序，构建自觉的顺民社会。《诗经》中就曾论述诗的教化作用在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种建立在教化基础上的统治合法性与权威性，较之强制性的政治高压和暴力胁迫更有助于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与人心的自觉归向。因为，“一个社会共同体，仅靠法规、制度等外在方式是难以黏合的，必须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观为之主脑，一切法规、制度才能奏效”[172]。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推崇的“共同的价值观”正是封建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主要表现，国家通过儒家的伦理教化推行的意识形态控制又在政治层面和社会文化层面折射出来。而“儒家伦理教化在哲学上的一个前提观念是，社会是一个整体，社会结构与文化被彼此粘连成一体……（并）应由一根中轴来范陶，教化是实现此目标的具体过程。然而，这根中轴既非前者，也非后者。它在教化观念上表明的是意识层面上的文化，即儒家的伦理，而在教化作为向普遍性提升的过程中所指示的则是社会结构”，如此一来，儒家的伦理教化“在向普遍性提升的过程中，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即帕氏所谓的道德分殊主义将个人意识纳入集体无意识，从而使儒家伦理教化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彼此整合为一体的哲学前提观念得以贯彻”。[173]

从教化的传播内容看，则大体不出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王法等“纲常礼教”。而中国古代史传的编纂及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则似乎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学术或娱乐活动，而是紧密地贯穿着这些儒家伦理的内容，从而在其传播过程中使广大受众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接受统治阶级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并自觉内化为民众自己的精神世界。正如有学者所说：“所谓教化，就是统治者通过学校和其他手段广泛宣扬符合自己的意志与利益的一整套价值观，并且逐步被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人们将按照统治阶级的要求规范和修养自己，最终成为合乎统治者需要的顺民，从而保证了政治秩序的稳定。”[174]

而在儒家思想体系之外的另一方面，“封建朝廷始终受到一定价值体系的支撑，这种体系与宗教的教义、神话和其他超自然信仰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单是政府的结构，而且就其功能来说也根本无法完全独立于宗教体系之外单独存在”[175]。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新儒家精英在创造高度的文化整合上是成功的，这恰恰是因为他们对待当地风俗、异教信仰或非正统规范的弹性。妥协折中和调节融合，一种适当的重新标签或再构造，经常胜过对抗和根除所达到的效果。对协商方式的倾向使得权威能限制和吸纳本地的民众，否则他们将与之疏离”[176]。因此，民间的信仰体系作为“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体系在民众思想上的有力补充，亦被纳入国家的话语体系之中，与国家的意识形态实现了合流，而难以成为纯粹的“民间信仰”。如此一来，葛兰西所谓的统治霸权就成功地实现了其对于权力末端的民间社会的控制。在葛兰西看来，霸权“是一种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手段，社会中的各种统治集团（包括最基本的统治集团，但不专指统治阶级）凭借它来维护自己的统治，通过协商建立一种将统治和被统治集团合为一体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舆论，确保各种从属集团‘自动赞同’”[177]意识形态之所以受到如此推崇，其原因诚如斯科特所说，“取得从属阶级的认同和被动顺从，是比制裁和强迫更为有效的阶级统治方式，这才是霸权的关键意涵。……事实上，通常情况下，正是意识形态霸权的普遍性、深入性确保了社会和平，并将政府的强制性推至后台”[178]。

不过，斯科特同时认为：“农民阶级则更加远离了象征性权力的制度化过程。他们居住在霸权机构驻扎的城市以外，主要依据口头传统行事，这使之与印刷传媒也相对疏离。作为一个有着自身文化传统和反抗模式的古老阶级（与无产阶级不同），作为拥有自身的庇护制度（如非正式的宗教学校、仪式和节日）的阶级，农民阶级较少受到霸权实践的影响。”[179]而从本章的内容来看，斯科特低估了霸权的延伸力。年画，作为封建社会中受众最广、传播最快的媒介手段，在宣扬所谓“民间精神世界”的同时，也自然地承担起了“教化”民众的重担。年画作为一种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其实也伴随着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自觉传播，艺术的扩散与统治霸权的铺展同时并行。所谓“约定俗成”的民间年画其实有不少是内容上的国家意识形态与形式上的民间审美的共生体，而并非完全、单纯地传达着民间的声音。随着年画的流通，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也随之进入了这些消费者的家庭。当这些年画被人们张贴在家中日常起居的角角落落，它们在抵达自己归宿的同时，也开始了大肆宣扬其自身所渗透着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之新的使命。而也正是由此，家庭作为“一方面（被）视为政治和道德联合体的末端，另一方面则（被）视为国家的末端”[180]的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终于被有效地吸纳在国家的视野与控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