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的学术准备
傅斯年的学生时代经历了三个阶段[10]：第一个阶段为学前、小学、中学阶段（1913年夏以前），此段现存资料甚少。[11]第二个阶段为北大预科、本科阶段（1913年夏-1919年夏），此段可资研究的材料甚多，除北大保留的教务档案可备查外，还有他的同学罗家伦、顾颉刚、毛子水、俞平伯等人的回忆和日记，[12]以及傅斯年本人在《新青年》《新潮》发表的大量作品。第三个阶段为在英国、德国留学阶段（1920-1926年）。[13]其中在北大这一段，他获得了优质的人文教育，投入新文化的激流，成为时代浪潮中的一个风云人物；在留学时期，他广泛涉猎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开始酝酿自己的学术思想。
1913年夏，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当时的北京大学预科分二类（1915年9月以后改为二部），[14]一类偏重文史，二类偏重于自然科学。傅斯年选择了一类，因他英文程度较好，被编在一类英文甲班。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是从同文馆发展而来。由于这一历史关系，北京大学预科的课程安排，外语学习的分量所占比重很大，必修两门外语课程，傅斯年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三年的预科学习成绩在全班均名列前茅。
1916年秋，傅斯年升入北京大学本科国文门。此时政局大变，袁世凯去世，黎元洪上台。黎为制衡北洋系的旧班人马，尽力在反袁或非袁派系中寻找自己的支持者，教育总长人选故有任命范源廉之举。范在民初与蔡元培有过共事经历，两人关系密切，遂又延请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这对北大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另一个影响傅斯年的环境因素是北大国文门的师资力量十分雄厚，担任教员的有：沈兼士、沈尹默、钱玄同、陈伯弢、黄季刚、刘申叔、伦哲如、刘农伯、吴瞿安、朱逖先、马叙伦、马幼渔、刘文典、周作人、刘半农、崔适等，可谓极一时之选。傅斯年能够在学业上迅速成长，与新文化运动的风气熏染有关，这批老师的授业之功实在也不可湮没。受到朴学大师章太炎一门的影响，北大国文门的文字学教学分量颇重，三年都安排了这门课程。对此，傅斯年后来评论道：“我希望有人在清代的朴学上用功夫，并不是怀着甚么国粹主义，也不是误认朴学可和科学并等，是觉着有几种事业，非借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做不来”，“清朝人的第一大发明是文字学，至于中国的言语学，不过有个萌芽，还不能有详密的条理”[15]。这应是他学习这门功课后的经验之道。
傅斯年初入国文门时，被章门弟子看中，他们抱着“老儒传经的观念，想他继承仪征学统或是太炎学派等衣钵”[16]。这种情形因胡适的到来和新文学运动在校内的影响，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关于这一过程，毛子水有一段记述：
从傅斯年率学生赶走章门弟子朱蓬仙一事已可看出他对旧学的不满足，[18]为什么傅斯年会由章门转向胡门？我们从他发表的《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一文可窥见他的来由，他在讨论清代学术的发展历史时，把清代学问分成五期，第一期为“胚胎期”，“从王应麟到焦竑，一般朴学的先进，都归在里头”；第二期为“发展期”，“从顾亭林到江慎修的时代”；第三期为“极盛期”，“就是钱晓征、戴东原、段懋堂、王怀祖的时代”；第四期为“再变期”，“从孔众仲到俞曲园的时代”；第五期为“结束期”，“这一期的代表，只有康有为和章太炎先生两人”。在他看来，康有为的学问止于戊戌；“至于章先生，也是过去的人物”。何以这样说呢？
正是看清了国粹派已成强弩之末，他才不屑为国粹派的尾巴，而宁愿作新学术的先锋。
傅斯年的这一转变是在1917年秋天以后，胡适在北大登堂讲中国哲学史，在学生中产生了不小的震动，这实际上是胡适在学术殿堂与章门别立门户的开始。傅斯年和一批学生受到胡适的吸引，开始投身到“文学革命”的旗下，1918年夏天，他们组织了新潮社。1919年1月1日创刊《新潮》杂志，“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20]，傅斯年担任主编，胡适被邀为顾问。在此之前，傅斯年已投稿《新青年》，完全成为胡、陈一系的马前卒了。
傅斯年在《新潮》《新青年》发表的文章涉及的内容比较宽泛，主要包括文学语言、社会与人生、学术评论三类，体裁形式则不拘，论述文、书评、随感录、诗歌均有。
在文学、语言方面，傅斯年表现了附应“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的倾向，为新文学运动推波助澜。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学革新申义》，实在是对胡适、陈独秀“文学革命”的响应，开首即说：“中国文学之革新，酝酿已十余年。去冬胡适之先生草具其旨，揭于《新青年》，而陈独秀先生和之。时会所演，从风者多矣。蒙以为此个问题，含有两面。其一，对于过去文学之信仰心，加以破坏。其二，对于未来文学之建设加以精密之研究。”“此篇所说，原无宏旨，不过反复言之，期于共喻而已。”[21]新文学运动的一项主要内容是提倡白话文学，实行“文言合一”，为此傅斯年发表了《文言合一草议》《怎样做白话文》《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等文，不遗余力地推动这一运动。他对文字改革极为热衷，所作《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声明：“我决不主张径拼罗马字母作为我们拼音文字的字母，因为罗马字母不够汉语用的。我更不主张仅仅拼音，我主张必须造全不含混的拼音文字。”[22]这篇文字是针对吴稚晖先生“汉字决不能改用拼音文字的意见”而发，[23]而倾向于钱玄同先生的意见。[24]傅斯年对戏剧一目的革新也抱有兴趣，当胡适、欧阳予倩与北大学生张厚载作文讨论戏剧改良问题时，他对于戏剧改良，也从“旧剧的研究”“改革旧剧所以必要”“新剧能为现在社会所容受否”“旧戏改良”“新剧创造”“评戏问题”[25]“编剧问题”[26]等方面，全面阐述了自己对戏剧改良的意见。张厚载为旧剧作极力辩护，傅斯年偏于“主张新剧”。他说：“我们固不能说，凡是遗传的都要不得；但是与其说历史的产品，所以可贵，毋宁说历史的产品，所以要改造。”[27]他认为：“中国美术与文学，最惯脱离人事，而寄情于自然界。故非独哲学多出世之想也，音乐画图，尤富超尘之观。”“若夫文学更以流连光景，状况山川为高，与人事切合者尤少也。此为中国文学美术界中最大病根。所以使其至于今日，黯然寡色者，此病根为之厉也。”[28]由此入手，他要求文学、美术是入世的、平民化的，这正是“五四”新文学价值取向的共同特征。
傅斯年投身“文学革命”的激流，由章门后学变为新文学的排头兵，对于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当时在北京大学师生中，文言文写得不通或不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多，文言文写得很通很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少。傅先生便是后一类中的一个。只有这一类人，才可以说真正能够懂得用白话文的意义和道理。”[29]傅斯年的转变，对引领北大学生起有样板的作用。
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个性解放运动，改变了一代青年的人生观。作为这一时代浪潮中的弄潮儿，傅斯年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表现了浓厚的热情，为此撰写了《人生问题发端》《万恶之原》《心气薄弱之中国人》《社会自知与终身之事业》《社会——群众》《社会的信条》《破坏》《一段疯话》《中国狗和中国人》等文章，展示了自己对解决人生、建设社会问题的看法。[30]傅斯年认为：
这里的社会自然是指有机体组织的社会，而一盘散沙则不构成真实意义的社会。“中国一般的社会，有社会实质的绝少；大多数的社会，不过是群众罢了。凡名称其实的社会——有能力的社会，有机体的社会——总要有个细密的组织，健全的活动力。”[32]建设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公信”，傅斯年看出了这一点。“一般社会里，总有若干公共遵守的信条。这些信条，说他没用，他竟一文不值，说他有用，他竟有自然律的力量。”社会信条的功用是为了维持秩序，“发展公众的福利”。故社会的信条“总当出于人情之自然”，“那些‘戕贼人性以为仁义’的宗教、名教的规律，只可说是梏桎”[33]。在新旧价值观念转型的时期，“我们必须建设合理性的新信条，同时破除不适时的旧信条”[34]。
五四时期，迎新去旧业已大势所趋。在这种背景下，破坏蔚然成为社会流行的风潮。傅斯年认识到“破坏”的两面性：
但只有破坏，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傅斯年提请人们注意：“（1）长期的破坏，不见建设的事业，要渐渐丧失信用的。”“（2）若把长期破坏的精神，留几分用在建设上，成就总比长期破坏多。”“（3）发表破坏的议论，自然免不了攻击别人，但是必须照着‘哀矜勿喜’的心理。”[35]这种把破与立相结合的观念对纠正破字当头、不破不立的偏颇不失为一种补救。
1918年6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6号出版“易卜生号”后，人生问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傅斯年以为中国“现在最占势力的人生观念，和历史上最占势力的人生学说，多半不是就人生解释人生，总是拿‘非人生’破坏人生。”他批评了传统的四种人生观：“达生观”“出世观”“物质主义”和“遗传的伦理观念”。在此基础上提出“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的人生观。“怎样能实行了这个人生观念？就是努力。”[36]他以《列子·汤问》篇中“愚公移山”的故事为例说明“努力为公”。“我们可以从这里透彻的悟到，人类的文化和福利，是一层一层堆积来的，群众是不灭的，不灭的群众力量，可以战胜一切自然界的。”[37]这一段话对认识傅斯年并熟读《新潮》的青年毛泽东应有影响，[38]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发表的名篇——《愚公移山》，也发挥了这个寓意。[39]
在个性解放中，家庭是问题的核心。傅斯年认为旧社会的“万恶之原”是旧的腐败的家庭、旧的家庭制度，为了发展个性，“独身主义是最高尚，最自由的生活”。为此必须破除“名教”，“名教本是罪人”。“只有力减家庭的负累，尽力发挥个性”[40]，才是新青年的出路，才可望“有点成就，做点事业”。傅斯年对旧家庭的这一强烈谴责，可能与他的切肤之痛相关，16岁时，由祖父和母亲包办，他与聊城县绅丁理臣之长女丁馥萃结婚，22年后这一旧式婚姻终以失败而结束。
学术是傅斯年的强项。如果说，在“文学革命”和个性解放中，他只是一位积极追随者的话，在学术方面，他已形成自己独立评判的倾向。这一时期他发表的学术文章就其内容和体裁来说，主要是书评和学术评论，这一特性表现得尤为突出。
傅斯年对中国传统学术作了总的清算。他认为中国学术有五大弊病：“一、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二、中国学人，不认个性之存在，而以为人奴隶为其神圣之天职。”“三、中国学人，不认时间之存在，不察形势之转移。”“四、中国学人，每不解计学上分工原理（Division of Labour），‘各思以其道易天下。’殊类学术，皆一群之中，所不可少，交相为用，不容相非。”“五、中国学人，好谈致用，其结果乃至一无所用。”“六、凡治学术，必有用以为学之器：学之得失，惟器之良劣足赖。”“名家之学，中土绝少，魏晋以后，全无言者；即当晚周之世，名家当途，造诣所及，远不能比德于大秦，更无论于近世欧洲。中国学术思想界之沉沦，此其一大原因。”“七、吾又见中国学术思想界中，实有一种无形而有形之空洞间架，到处应用。”在这里，第一、四条涉及学术上分科分工的问题，第二条所言学术个性与学术的创造性密切有关，第三、五、七条谈到学术功用的问题，第六条与学术上的知识论有关。傅斯年为当时中国学术界所开的这份病单，表明他已在真正思考中国学术的科学化问题。傅斯年当时已敏感地觉察到，中西学术之争也是一场生死之战。“中国与西人交通以来，中西学术，固交战矣；战争结果，西土学术胜，而中国学术败矣。”而上述之“基本误谬”，“造成中国思想界之所以为中国思想者也，亦所以区别中国思想界与西洋思想者也”[41]。
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派以提倡文学革命和思想解放为职志，反对派则“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42]与之抗衡。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传统学术遗产的问题。毛子水率先提出：“用科学的精神去研究国故。”[43]但细读他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全文，他把“疏证”列为国故的长处，称赞章太炎以“重征”“求是”的心习对国故作科学的处理，说明他仍未摆脱章太炎与国粹学派的窠臼。
在为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所附《识语》中，傅斯年首次表明了自己对“国故”处理的独特意见：一“整理国故”，“把我中国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的’科学。中国是个很长的历史文化的民族，所以中华国故在‘世界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言语学等等的材料上，占个重要的部分。”二、“国故的研究是学术上的事，不是文学上的事；国故是材料不是主义。”三、“国粹不成一个名词（请问国而且粹的有几），实在不如国故妥协。至于保存国粹，尤其可笑。”四、“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决不是‘抱残守缺’的人所能办到的。”五、“研究国故好像和输入新知立于对待的地位，其实两件事的范围，分量需要，是一和百的比例。”[44]傅斯年的这些议论继毛子水的文章而发，既是对毛子水以科学精神处理国故态度的支持，又表明反对当时北大内部的《国故》派和在其背后所依托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他主张从世界科学的角度看待“整理国故”，反对把“国故”当成主义，当成保存国粹，这是他个人的卓识；而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来处理国故，“整理国故”的工作所占比重宜小，则反映了当时新文化阵营激进一方的立场。五四时期，围绕是否应“整理国故”，新文化阵营内部出现了分歧，以胡适为一方主张将“整理国故”列入建设新文化的重要环节；而陈独秀、鲁迅等则反对当下即“整理国故”。在这一问题上，傅斯年似乎还在两者之间徘徊。
科学的发展离不开自由讨论、相互批评的气氛。在所写的一系列学术书评中，傅斯年表现出难得的科学的严谨和成熟。如对北大出版部刊印的马叙伦先生的著作——《庄子札记》，他毫不留情地直指：“先生书中，有自居创获之见，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45]马先生是章太炎的弟子，胡适初到北大时讲“墨子哲学”不能与之匹，[46]傅斯年敢于直接批评马著，实在有挑战章门的意味。又如蒋维乔先生的《论理学讲义》，它是当时流行的一本教科书，蒋氏此书颇受日本同类著作影响，故傅斯年在书评结语说：“我写到这里，忽然觉得错了。他本是自日本陈书里翻译来的，我为何安在他身上！不仍旧是拿‘著作者’待他吗？”[47]惟对“遗而不老”的王国维的新著《宋元戏曲史》予以高评，傅斯年以为“近年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学评议之书，独王静庵《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王书之价值，一是“中国韵文，莫优于元剧明曲。然论次之者，皆不学之徒，未能评其文，疏其迹也，王君此书，前此别未有作者，当代亦莫之与京：所以托体者贵，因而其书贵也”。二是“王君治哲学，通外国语，平日论文，时有达旨”。“研治中国文学，而不解外国文学；撰述中国文学史，而未读外国文学史，将永无得真之一日……欲为近代科学的文学史，不可也。文学史有其职司，更具特殊之体制；若不能尽此职司，而从此体制，必为无意义之作。王君此作，固不可谓尽美无缺，然体裁总不差也。”[48]这种审美情趣和文学史观与胡适在《归国杂感》中表彰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观点如出一辙。[49]他评介英国耶方斯（W.Stanley Jevons）的《科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ce），一方面认定“此书为逻辑书中甚有价值之作”，“在此书中，有一绝大发明，则以演绎归纳，不为二物，不过一事之两面是也。此发明于知识论上极有价值，而培根、弥尔以难为要，重视归纳，轻视演绎之学说，一括破之矣”。一方面批评此书“文词芜滥，全无文学制裁”[50]。对该书长短的把握，基本准确。
评及当时中国译界的状况，傅斯年以为：“论到翻译的书籍，最好的还是几部从日本转贩进来的科学书，其次便是严译的几种，最下流的是小说。论到翻译的文词，最好的是直译的笔法，其次便是虽不直译，也还不大离宗的笔法，又其次便是严译的子家八股合调，最下流的是林琴南和他的同调。”他着重批评了在译界最有影响也被视为最具权威的严复的译法：
一句话，傅斯年反对业已流行的意译和以文言翻译的方式。他主张“（一）译书人对于作者负责任。（二）译书人对于读者负责任”。他提出翻译的具体做法：“（1）用直译的笔法。”“（2）用白话。”“（3）第二等以下的著作，可用‘提要’的方法，不必全译。”[51]在傅斯年的这些意见中，“直译”一条最值得注意，它对五四以后“直译”风气的形成，起了很大导引作用。
从傅斯年所发表的上述文章可以看出，他所表现出来的批判精神和创新锐气，并不让位于居于领导地位的北大新派教授。傅斯年以其特有的早熟和成熟，达到了时代思想的新高度，走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前沿。胡适后来说：“孟真在学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他的早年思想是前进的。他在文学改革、新思想运动上是一个领导者，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能指导出一条正确的大路。”[52]“《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53]傅斯年在新文化阵营中已经占有重要一席。
傅斯年的思想个性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正像这一运动张扬个性主义、鼓励独立思想一样，经历了这场运动风雨的洗礼的傅斯年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个性和思想“偏见”。这种个性无疑带有激烈的特征，而他的思想则常常显示出新文化的“偏见”。尽管傅斯年在这一时期受胡适的影响较大，但实际上他的个性和思想则较胡适激烈而无不过之。站在新文化的立场上，傅斯年最先明确反对“国粹”，摆出了一副挑战在北大占主流地位的章门的姿态。在文字改革运动中，他发表的《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一文，被钱玄同称为“实是‘汉字革命军’的第一篇檄文”[54]，对“汉字改革”也表达了一种极其激烈的偏见：
这一段话是一种典型的傅氏个性的表现。绝对而不迟疑，坚定而不可更改。一般人谈到“五四”时期的“汉字改革”偏激一方的代表人物，喜欢举钱玄同为例，孰不知傅斯年有更为激进、绝对的主张。
1919年冬，傅斯年赴欧洲留学。在1919年冬至1920年夏这段时间，他对自己在北大的生活与思想予以了反思，并经历了另一次思想转变。他总结《新潮》作风的特点时说：第一，“我们敢自信有点勇猛的精神”。第二，“我们是由于觉悟而结合的”。第三，“我们很有些孩子气。文词上有些很不磨练的话，同时觉着他是些最有真趣的话；思想上很有些不磨练的思想，同时觉着他是些最单纯可信的直觉”。随之产生的问题是：“我们有点勇猛的精神，同时有个武断的毛病。”“我们的结合是纯由知识的，所以我们的结合算是极自由的。所以我们所发的言论是极自由因而极不一致的；虽有统一的精神，而无一体的主张。”“我们有孩子气，能以匠心经营的文艺品，繁复的错综的长篇研究，比较得不如自然成就的文艺品，简括有力的短篇批评，占胜些。我们要说便说，要止便止，虽则是自然些，有时也太觉随便。况且我们是学生，时间有限，所以经营不专，因而不深。”[56]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时他对政治表现了冷淡甚至厌恶的情绪：
这种对政治的“反感”，与“五四”事件以前作为热血青年的那个傅斯年相比，多少有点异样，但确定以“教书匠终其身”，是他终于找到了自我的定位。
傅斯年思想变化的另一显著之处，是从强调激烈的社会革命开始转变到强调改造自我：
冷却政治热情，走向自我改造，傅斯年的这两个变化，铺垫了他一生选择学术事业的思想基础。
进入伦敦大学研究院后，傅斯年改换专业，选择研究心理及生理，兼治数学。[59]1920年8月1日他写信给胡适述及自己留学情形时，痛悔自己在北大的学习经历：“近中温习化学、物理学、数学，兴味很浓，回想在大学时六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言之可叹。”“下半年所习科目半在理科，半在医科……哲学诸科概不曾选习。我想若不于自然或社会科学有一二种知道个大略，有些小根基，先去学哲学定无着落。”[60]傅斯年的兴趣转向心理学和自然科学。作为这一学术转型的产物，傅斯年留下了一部未发表的学术手稿——《心理分析导引》，看得出当时他在这方面真正是下了很大工夫。
在英留学二年，后期傅斯年对心理学的兴趣大减，以为对动物行为的研究不能运用到人身上，即使对他原来最感兴趣的集体心理学也失去信心，但他仍注意收集心理学书籍。[61]1923年秋进入柏林大学哲学系，主修心理学，三年学习期间，他的学习兴趣曾有过几次转移，初仍以心理学为主，中间一度对数学、物理学感兴趣，后期转移到比较语言学、历史语言学方面，所下气力甚大。[62]与此同时，陈寅恪亦在同一个系学习，主修梵文，与傅斯年过从甚密。与陈寅恪选课不多，选课手册留下一片空白不同，傅斯年当时选课门数较多且杂，除人类学（1924年夏季学期选修）、梵文入门（1925年至1926年秋季学期选修）、普通语言学（1926年夏季学期选修）三门课未见任课教师签字外，其他选课均有任课老师的签字。[63]在当时的留德学生中，傅斯年已是公认最刻苦、最被看好的学生，杨步伟以“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比喻陈寅恪和傅斯年的清白与刻苦。[64]俞大维私下对人说：“搞文史的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子。”就是人们广为流传的有关傅斯年的两个典故。
在留欧期间，傅斯年穷于应付功课和生活，没有多少时间专注研究和写作，以致1926年9月5日在巴黎他与胡适见面时，给后者留下这样一个印象：“这几天与孟真谈，虽感觉愉快，然未免同时感觉失望。孟真颇颓放，远不如颉刚之勤。”[65]其实这一段正是傅斯年的学术思想急剧酝酿的时期，从他断断续续写作的《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和给胡适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国内学术界的状况有一番新的反思，他虽称赞顾颉刚几年不见，“不料成就到这么大！”但在诸多学术问题上与国内师友的意见渐次有所不同，如有关孔子与六经，他与钱玄同的意见相左；关于周汉方术家的评论，他与胡适不同，他“不赞成适之先生把记载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书呼作哲学史。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他致信胡适，提出语言学在研究中国古代方术或思想史的重要地位；在自己的学术笔记中留下了有关中国古史的灵感纪录。这些迹象表明，他的学术境界正在达到一个新的水平，[66]他已不囿于胡适的哲学史范式、顾颉刚的“史学王国”，他后来的研究兴趣和思考的问题，也已在这一段的书信中初露端倪。在国内的顾颉刚读到这封长信后颇感刺激，觉得信中有许多值得讨论的意见，坚持要将它公开发表，以与学界共享。
傅斯年的这段留学经历对其后来的学术思想发展及其成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潜心学习自然科学和心理学的经历，使他对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体验自然更深，把握更准确；他学习语言学和多种语言的经历，使他对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密切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欧洲是当时域外东方学（包括汉学）最为发达的地区，德、法尤为典范，身临其境，耳濡目染，自然对他的刺激较深，影响亦大，[68]这一切都成为他日后史学思想的资源和动力。[69]傅斯年能继国内的“整理国故”运动和顾颉刚倡导的“古史辨”之后再度崛起，与他身上的这些特质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