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崇文 脚踏实地的人生行者
政治落实到业务上
1948年，高崇文出生于河北省盐山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66年，当时18岁的高崇文正在盐山中学读高二，高中的课程已基本学完，他和同学一起在为高考做准备。然而，时代大背景为他们设立了新的人生轨道。
1966年“文革”开始，大家开始停课闹“革命”。高崇文并未过多回忆四十多年前的那场“革命”，而是回忆起了当时有关政治与业务关系的争论。
“文革”前夕，《解放军报》连续发表社论，提出“突出政治一通百通”“政治可以决定一切”等等。而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盐山高中就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形成针锋相对的两派意见：一派认为突出政治要落实到思想革命化上；一派则认为突出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两派进行了激烈辩论。年少的高崇文认为，突出政治需要脚踏实地，用实际行动代替说空话、喊口号，作为学生的主要任务则是学习，要落实到学习上。学校的校长傅鸿义也支持“突出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虽然校长后来正是因此而被揪斗，但这一观点在高崇文随后的岁月里不断得到实践，他的人生行者之路就此展开。
1968年，高中毕业之后高崇文回到农村劳动了一年。1969年，盐山当地的一些中小学恢复了教学，高崇文就在城关公社联办中学的初中任教。
1972年，高崇文被推荐到北大上学，就读于历史学系考古专业，开始了他为之奉献终生的考古人生。文革的记忆就像人生的一个小插曲，在结束之后，“政治落实到业务上”这一观点让高崇文久久回味，改变他的一生。
考古要在实际中学习
进入考古系之前，高崇文对考古并没有任何接触和了解，只有一些从高中课本上学来的基础历史知识。阴错阳差地进入了历史学系考古专业，高崇文成为了北大考古专业“文革”后恢复招生迎来的第一届学生。
回想起刚入学的情景，高崇文动情地说：“当时到北大学习，学校的运动虽然多，但考古的老师真是很好的。我们是北大考古专业‘文革’后的第一届学生，老师们已经很久没有进行教学了，看到学生都很高兴，经常来宿舍里跟我们介绍考古的情况及发展前途，对我们的启发很深。”
考古专业的老师们利用考古学科的特殊性，为学生尽量多地提供野外教学和实习的机会。本科三年期间，高崇文一共参与了四次野外教学实习。
1973年的野外实习是为期一学期的参观教学，先后由邹衡、俞伟超、夏超雄、李伯谦、赵朝洪等考古专业的老师和历史学系祝总斌老师、外语系尤木兰老师带领和陪同，参观地点包括石家庄、安阳、郑州和洛阳，内容十分丰富。
在安阳他们见到了在当地考古的社科院考古所郑振香、刘一曼两位老师，她们也是五十年代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的。两位女老师为考古事业奉献了自己最美的青春年华，常年在野外艰苦的条件下兢兢业业地进行考古工作的事迹及所取得的成绩给高崇文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全心投入、无私奉献、无怨无悔的精神，使高崇文深受感动，更对考古工作者产生了崇高的敬意，决心以此为榜样投身其中。
1974年高崇文所在班级前往湖北盘龙城进行本科期间第一次正式的基础实习，与此前的教学参观不同，在这次实习中学生们必须亲自动手进行考古发掘。高崇文深有体会地说：“只有在实践中遇到问题，才能迫使你去思考。这次实习对于考古系的学生十分重要，通过这次实习，考古这一事业，你钻进去就进去了，不愿意干的也就打退堂鼓了。我们那次在工地上为不同的学术见解热烈讨论，完全沉浸在考古研究的氛围之中，同学们非但没有因野外的艰苦条件而抱怨、而退缩，反而被引入了神秘的考古世界。”正是在这些宝贵的实践过程中，高崇文在考古方面的兴趣得到开发，能力也逐渐积累起来。“考古要在实际中学习”的观念也随着老师们的耳提面命根深蒂固地扎根于高崇文的脑海中，使他在此后的教学生涯中一直特别重视野外教学实习。
1975年的毕业实习，全班分成5个实习队分赴湖北、青海、甘肃、陕西等地。高崇文所在实习队的19位同学由俞伟超、李志义老师带领，在湖北江陵纪南城进行毕业实习。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称为“纪南城考古大会战”，对纪南城楚城址、凤凰山秦汉墓葬进行了发掘。大会战成立了以时任湖北省委书记韩宁夫为组长、各级领导及专家学者参加的领导小组，先后有七所高校考古专业的师生及七个省市的考古工作人员参加。他们还在当地主办了“七省市文博干部考古训练班”和“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参加培训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湖北省考古领域的主要研究力量。
但由于当时“文革”还在进行中，师生教学活动也不得不经受运动的冲击。1973年的所谓“反右倾回潮”，就是他们班被迫终止野外的教学而被召回学校参加运动的。当时学校的工宣队认为，考古专业的老师们多次带领学生去野外进行实地教学，是“业务挂帅”“白专道路”的典型，是“右倾回潮”的典型。高崇文身为班级的党支部书记，与老师接触多，因此工宣队多次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够揭发老师们的“右倾”言论。高崇文表明了自己对老师的认同，他认为“考古要在实际中学习”是十分正确的教学方针，入学以来老师们关心学生们的学习，给了同学们很大的鼓舞，他们的言论并没有不妥。工宣队的目的在高崇文身上没有得到实现，又换了个法子，让在校的其他专业高年级的“运动积极分子”给高崇文等班干部介绍“经验”，并想让他们直接插手帮助搞“运动”。高崇文和党支部的几个同学了解到这些“积极分子”已经对别的专业一些老师进行了批斗，就以他们不了解情况为由，谢绝了他们的“帮忙”。
1976年在湖北盘龙城考古发掘（自左至右：高崇文、刘金山、李伯谦、陈贤一）
1979年5月，俞伟超、高崇文在长江三峡进行考古调查
由于野外实习生活中积累的感情和教学理念上的相互认同，师生之间已形成了非常融洽的关系，他们以学习报纸、喊喊口号的形式避开了运动的风头。这种默契还在之后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得到了延续。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展开，无法按原教学方案讲授中国考古学的课程了，考古的老师们就把学生分成几个组，每个组出一个考古题目，利用考古材料来“批林批孔”。当时高崇文所在的组决定利用汉代墓葬资料来“批林批孔”，高崇文在文章开头和结尾生拉硬拽地联系“批孔”，实际内容是谈汉代墓葬制度的变化以及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变化。这篇文章经俞伟超先生的帮助和修改最终形成了《从西汉埋葬制度的变化看地主阶级由“尊法”到“尊儒”历史转变的经济根源》一文，在《文物》上发表，直到现在还有学者引用。考古专业的老师们借助考古必须从实际中学的特性，使同学们在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既“配合”了政治要求，又学到了知识并取得了学术成果，他们的智慧令高崇文敬佩不已，也对其之后脚踏实地的教学工作有一定启发。
事实上，坚持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考古是北大考古的传统之一，“文革”前北大考古的教学方案中，每届学生都要安排两次田野实习，一次是基础实习，从测量、布方、发掘、整理到编写报告，学习田野考古的整个过程；一次是毕业实习，根据毕业论文的内容进行。从五十年代开始，基础实习的传统一直传承了下来，这正是北大考古的优势所在。高先生深有体会地说：“从今天的情况看，北大的学生在各考古单位受到欢迎，除了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教学外，两次实习训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只有在实践中提出学术问题，才迫使你去思考、去分析、去研究，才能提高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
考古是用灵魂去坚持的事业
1975年5月份，高崇文准备毕业参加工作。最初他并不知道要留校，当时基本都是回各省的分配办，由各省分配办进行再分配。高崇文的名额被分回河北省文物局，再由省文物局分到某个地区文物部门。后来是考古专业的老师与河北省文物局协商，把他的名额要回来留在了学校。
留校工作后，教研室安排他跟俞伟超先生一起从事战国秦汉考古。当时新留校的年轻教员经常要参与学生田野实习，1976年，高崇文与李伯谦先生带领学生在湖北盘龙城又组织了一学期发掘，此后又赴山东、青海等地带学生进行实习。1979年开始，连续几年带领学生在湖北江汉平原进行楚国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在考古发掘中，高崇文认为，楚文化这一概念，当然体现了它的区域性和特异性。为了剖析楚文化独特风格的形成和变化过程，他以铜鼎的形态学分析为切入点研究楚文化。在大量考古研究的基础上，高崇文区分出了7大类22小类楚式鼎，构画出了楚式鼎的发展序列图，直观展现了楚文化在陆续接受中原等系统文化影响而形成独特的文化风格，这一楚系文化体系逐步统一长江中游、淮河中上游甚至是长江下游的文化面貌。这是他多年在楚地进行实地考察中所提炼出来的研究成果。相关研究成果最终形成《东周楚式鼎形态分析》一文发表在1983年第1期《江汉考古》期刊上，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高崇文的楚式鼎分析图（部分），选自《东周楚式鼎形态分析》一文
1983年上半年，考古系从历史系独立出来，仍在野外进行楚国考古发掘工作的高崇文被任命为直属党支部副书记。回忆至此，高崇文的遗憾之情溢于言表：“1983年上半年我还在野外寻找楚文化的渊源呢，当时打算如果在江汉平原西部沮漳河流域找不到，下半年就去北部的襄樊地区找。结果一回校就被任命了，主管学生工作，事儿太多，一干就是三年，就出不去了。后来几年襄樊果然有重大发现，河南淅川那边也有重大发现。直到1986年卸任后，我才有机会再次返回湖北当阳，完成《当阳赵家湖楚墓》报告的编写工作。”之后，高崇文继续深入进行楚文化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楚文化研究的重要论文。
高崇文不仅在学术研究与野外发掘中奉行脚踏实地、身心投入的原则，在行政工作中也表现出极强的决心、干劲和责任感。1991年，高崇文被任命为考古学系直属党支部书记，两年后又被任命为考古学系副系主任，主管教学工作，直到1997年卸任去完成为期一年的赴日访学。2000年考古文博学院行政班子换届，高崇文被任命为考古文博学院院长，直到2006年卸任。北大考古在全国一直是领先的，在国际上也有较大的影响力，这是50年代以来前辈先生们努力的结果，也始终激励着高崇文以保持北大考古领先优势为目标努力工作。当时其他学校的考古专业都把北大考古当做赶超的目标，进步非常迅猛。高崇文说：“我既然接下了这副担子，当然不能让别人超过去，本来是走在前面的，如果被别的学校赶超，落到后面，说不过去”，话语里透出十分的坚定。
面对严峻的竞争局面，高崇文在任时除了继续抓传统考古学的发展外，更把重点放在了科技考古学科的发展上，一方面在传统考古学领域运用现代科技方法，一方面利用考古资料研究自然科学。从目前的发展看，北大在科技考古方面也取得了前沿地位，尤其是在将现代科技应用于田野考古方面屡创佳绩，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古代的自然科学方面也有新突破，一些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经过一届一届领导班子和全体老师们的共同努力，考古文博学院先后组建了科技考古、文物保护、古代建筑、文化遗产、陶瓷考古、宗教考古、中外文化交流等学科，已经由单一的中国考古学发展成了文理交叉的多学科学院。
2006年卸任之后，高崇文逐渐退出了行政工作领域，回到了心心念念的考古业务中。2010年，高崇文又赴日本访学一年。回校后，学院又将他返聘了两年，2013年才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但高崇文脚踏实地的行者人生并没有退休，这是他学术生涯的另一个开始。清华大学李学勤先生整理的简牍里有一篇《楚居》，写的是从传说时代到战国中期楚的多处居地，这是传世文献从来没有记载的重大发现。但发表之后，对于楚先祖各处居地的具体地域位置争议很大，这涉及学术界所关注的楚族的来源问题，又促使高崇文对楚的渊源问题再次进行深入探讨。他利用大量的文献、甲骨文、铜器铭文及考古资料等对《楚居》记载楚先祖所居的“京宗”“夷屯”“鄀”“鄀郢”等地望进行了辨析，认为商末周初楚先祖曾佐事周王，“京宗”即西周王朝的“宗周”之地，是楚为佐事周王而设在宗周的办事机构。周成王时期的熊绎所居的“夷屯”应在丹江流域，正是文献记载的周成王因楚先祖佐周有功而封熊绎所居的“丹阳”，即丹水之阳。至西周末熊仪迫使居于丹淅之汇的鄀国南迁而徙居其地。春秋初，楚进入襄宜平原，开启了东周时期在江汉地区的大发展。并用汉水和丹江流域新发现的考古资料进行了印证。这一研究对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楚文化渊源问题应是重大突破，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性。考古学术殿堂的精彩论争，作为门外之徒，我们虽无以深究，但高先生旁征博引、言之凿凿的考证使我们感受到环环相扣论证逻辑的无穷魅力，也享受着访谈过程中高崇文老师的挚诚带给我们的感动。
每每谈及考古专业，高崇文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考古是一门很艰苦的专业，也是极具魅力和吸引力的专业，大凡有志于此事业者，都会在探讨神秘的世界中忘掉自我。”如今，退了休的高崇文依然笔耕不辍，将全部精力投入考古研究。高崇文把自己以往没来得及付诸实践的想法整理出来，陆续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还承担着国家社科项目，如鱼得水般坚守在考古研究的领域。2013年，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推举高崇文为新一任理事长，让他带领相关领域研究人员一同继续为楚文化的研究做更多工作。
（文/肖映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