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 女·博士
郑斯婧
2014年，我上了一堂很有意思的博士生讨论课，主题是：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How to balance work and family）。授课老师提前发了电子邮件，信誓旦旦地说他会请一些院里的年轻老师来给我们讲讲经验。到上课的时候，他非常郁闷地说，他请到了三位助理教授，都是年轻有为，获得终身教职指日可待，但都是男的。这几天他绞尽脑汁，翻来覆去，终于联系到三位优秀的女老师，但一个在怀孕，随时临产；一个在国外交流，短时间内回不来；一个与她上课的时间冲突，不知道能不能来。大家纷纷表示理解，课程照旧，讨论依然激烈，圆满结束。但我当时满脑子想的就是一句话：做女人难，做博士难，做女博士难上加难。
为什么难呢？和几个好朋友讨论后，我得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难不是“女”博士的难，而是“博士”的难。女老师可能因各种原因不能来，而男老师也可能因为照顾家庭、出国交流、时间冲突不能来，但女性的样本较小，所以表象就被放大了。龙应台写过一篇文章，说她被发现是个“女人”后，“突然间，我不再是教授，而是女教授；不再是作家，而是女作家；不再是博士，而是女博士。总之，被人发现真身后，我就不再是个‘人’，而是个‘女人’”（龙应台《自白》）。资中筠也感叹，“每次开会，形单影只，同性寥寥”。这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女性在普遍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后，却有了社会评价和自我认知的双重退步呢？
社会向前发展，体力要求的降低会促进男女的平等，这是个不争的事实。然而，科技易变，意识形态难变，反而有可能会倒退。传播学中有一个理论叫“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说的是如果人们觉得自己的观点是公众中的少数派，他们将不愿意传播自己的看法。于是，少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小，多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大，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模式。“女博士”的难在于“男女平等”的意识不到位，或者还没有我们想得到位。前几天我和一个美国朋友聊总统大选，无意中我说“希拉里是个女性”。他反问我“那有什么关系？”我想了想，确实没有不妥，便赶紧转了话题。看到他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为希拉里辩护，且不说政见对错，其中多年延续下来的平等精神就令人动容。
有人说，我们不能改变社会，只能改变自己。我却觉得，如果我们改变不了社会，就更不能改变自己。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The Crowd：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里说，群体的逻辑理性有时是非理性的。群体热衷于绝对化，因为基数庞大而造成道德上的无所忌惮。由此推演，“女”博士的概念不是博士带来的，而是社会的“大逻辑”造成的。如果大逻辑有问题，是不是我们也要改变自己正确的逻辑而适应社会呢？并不见得。控制自己难不难呢？难。但是应不应该呢？应该。因为我们争取的不是女权，而是人权；不是职责的平分，而是职责的划分。当然，在从“女博士”到“博士”的路上，迷茫困惑是必然的，思考沟通是必然的，推翻现有的秩序到达新的秩序也是必然的。幸运的是，我们左边有优秀的女性学者（像刘瑜、资中筠、龙应台）给我们指路；右边有父母、先生、导师为我们保驾护航。逆流而上，挫麟又如何；换清明，整困囿，止于至善。
所以，在学术这座巍峨的大山上，有男博士，也有女博士，我们互相独立、相互欣赏，自由地发挥潜能，平等地输出天性。正所谓：道有阴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方为大和谐。
2016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