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聊】父亲迟迟不让我画大写意
李：从美院附中，再到美院，先学西画打基础，再学国画，我父亲给我安排这条路是完全正确的。他还特别提醒，到了学校，你少说话啊，老师怎么教就怎么学。
李：都知道，因为我父母都在学校，谁不知道啊。
李：对了。人家会怀疑是不是你这个观点是你父亲说的。人家该说了，你找你爸爸学去，干嘛上这儿跟我学？有些教员都是我父亲学生辈儿的，你不能随便多说。所以在他们印象里，我同学都认为我这人不怎么会说话，等“文革”后，一瞧，呵，说话这么溜！你想咱喜欢相声，说话能不溜？
李：不是啊，前后八年。在附中是学了三年，然后1961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大学部国画系，是考的，那时候可不讲走后门。董希文那是在油画系开工作室的大教授啊，画《开国大典》的油画家，在油画史上缺不了的一位大师级的画家，他儿子董沙贝跟我是发小，那绝对是画画天才，就是文化课不好，他就讨厌学那些个数学、几何这些东西，分儿不够，反正毕业成绩不太好，就没法考。后来一直是自己业余画，画得也挺好。所以我就说，考艺术院校啊，这个所谓的“文化课”，有时候让好多天才都进不去。齐白石至少考不进去。黄胄也不是美术学院毕业的。黄永玉要考，一看这个，说我考不进去，但是黄永玉挺有意思，他说现在我考不进去，但我将来要到美术学院当教授。这话说中了。
李燕在美院国画系上学时全家合影
就是说教育家他得会教育，至少在自己儿子的教育上得体现出来。直到考到大学国画系了，我成绩还不错，我那个考卷还给我展览了。就分析一张古画，我选的是《溪山行旅图》，传说是范宽的作品。那大考卷，不够我用的，我又要了一张纸，而且用的是刻钢板体，标准的刻钢板体，一笔是一画，不能写连笔字，那时候规定要写这个。后来，我记着还作为成绩，还展览了，可惜“文革”一乱，没了。
那可不是开卷啊，你引经据典，都是背下来的。我在美院附中是美术史课代表。那时候都选课代表，比如说你色彩成绩比较好，你当个色彩方面的课代表，你国画好，你当国画课代表，我呢，给我委了一个美术史课代表。那会儿没有开卷考试，绝对不作弊，你不用监督。真的，我回忆我们的考场啊，这一个教师看好几个，他转悠着看，真没有打小抄的。从小受的那个教育让孩子都特别地自觉，绝对不偷眼看别人的。我也不知道这个自觉性是什么时候养成的。
你说到大学之后，国画系花鸟科，那我父亲是花鸟科大写意的主导教师，小写意主导教师郭味蕖先生；叶浅予先生他主导人物画科，他跟蒋先生风格不一样，蒋兆和先生以他的那个方法教，各自教，真是互相都很尊重。后来干脆成立工作室，蒋兆和工作室、叶浅予工作室。你像陶一清先生，他教他的山水，他有一个风格；梁树年教的山水画又是一种风格。李可染先生来得不多，因为“反右”以后，他不怎么来上课，也是那时候给吓得不轻；但是有时候来讲座，他当然就是负责山水科。陆鸿年先生、刘凌沧先生，那就是负责工笔重彩，还有古壁画临摹，上法海寺，还带着去永乐宫，最远是带到敦煌。
郭味蕖
蒋兆和
田世光
艰苦极了，那时候去趟敦煌，可不是旅游啊，我开玩笑，说：“为什么叫敦煌呢？这一路颠簸能把你黄儿给出来。”哎呀，苦极了。但是安排正课，还打分儿呢。工笔画课，田世光先生教，他觉得不够，又把俞致贞先生从工艺美术学院请来，借调教员，教完一个单元，再回单位。动物绘画课，找来找去，全中国唯一的一个动物画家，刘继卣先生，那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把他调来给我们上动物绘画课。还有一种做法叫“雁过拔翎儿”：有的画家从北京这儿过，有事儿啊，或者开会啊，到我们学校办一次讲座。潘天寿至少有一回讲座。还有手底下有些事情忙，不能在这儿任课的画家，像王雪涛先生，他在北京，就好办了，来讲了多少次。不是光讲，都动笔画，那时候都讲究不是光动口的，还得动手。一张画画完，题款儿，还带着图章盖上，画完了还不是卷走，就留给学院当教材了。
刘继卣示范画稿
后来我知道，有的跟我同学一辈儿的画家，好家伙，一朝走了财运，画儿一贵了，出去教学，到哪儿去，就是抹一小块儿纸都得带走，不能留着。也没题款儿，也没盖章。嚯，要的是那个劲儿，一张张收，态度很严肃地收，绝对不能留。我要是那风格，我告诉你，德亮，你从我这儿一片纸也拿不走。我给你示意的这些画，还题款儿，又盖章，都别拿走了。
李：课堂上老师画的同学带回去复习去。大师当场画的是示范，我不是大师，我是示意留迹，咱不是长着嘴空讲啊，是不是？反正当年那些老师们都是在那儿讲完了，在课上画完了，都留那儿。
你像我父亲留给系里头至少200多张，还净是四尺整纸的。
李：你上课画一个一平尺的，谁看得见啊？是不是啊？我父亲说：“你在课上画的，别画一个‘屁帘儿’。”屁帘儿知道吗？小孩不是穿开裆裤嘛，大人替孩子害臊，后头还挡一帘儿，这样不影响撒尿，叫屁帘儿。
苦禅学生朱鸿翔藏苦禅画稿
李：哎，也叫屁帘儿，长方形的。上课，你画一个屁帘儿算什么？净是整4尺的，或者是6尺的。反正我印象里，那时候有一个展览，学校中间有一个小花园，有一个大一点儿的教室，也不大，展览了三层画，转着圈儿挂，在观摩的时候，你得掀着看。这画托好了之后就挂上，裱上不行，裱上带轴就没地方放了。就有那么多。“文革”后，现在我听说国画系大概还剩6张还是7张。
李：我告诉你，“文化大革命”，来“破四旧”的，都是来偷“四旧”的。
李：哎，都偷走了。一直偷到什么份上吧，我们这个国画系教室里，有好些学生临摹老师临得特像，临完了，卷起来都搁在教室，我们那个教室比较大，宿舍小，宿舍也不许堆着纸，那些画就都丢了。所以后来有的拿那个造个假款儿，当真画卖，还真能蒙人，因为那是正宗教出来的。
李：对着临的，老师画一张，第二天一看墙上好些张，都是临这张的。有这种情况啊，人家拿着这类画上我这儿来鉴定来了，我一看，说：“你可找着人了，你算找对了。这是临的。”人家不信：“临的？这么好？”我说：“那当然，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花鸟科的，那都是考进来的，不是走后门进来的。由老师当面手把着手教的，能不好嘛！造假画的有这福气没有？没这福气。”他还是觉得好，我说好是对的，但是你别当成原作就行了，那好就是好嘛。
苦禅学生王炳龙藏苦禅手卷
苦禅学生龚继先藏苦禅花卉手卷
苦禅学生庄寿红藏苦禅手卷
李：造一假款儿。那个时候，说实在的，我们受的教育太正规了。大学部一共是五年，主要是上四年课。头一年分科并不绝对分，人物山水花鸟都画，全面地接受，就跟那个戏曲科班一样，一开始就是基本功，生旦净末丑，都得学。
李：哎，练功夫，到一定时候再分行当。有的最后这几个行当都不行了，一倒仓，嗓子不行了，就拉胡琴，或者是将来当助教什么的，开始先不分呢。
李斛自画像
你看我们大学一年级，李斛先生教我们素描，那完全是徐悲鸿一派。蒋兆和先生教我们画人物写生，都是徐悲鸿的路子。徐先生研究的是怎么把素描画变成为中国画服务的素描。
所以现在有人攻击素描，您没上过这个课，您有发言权吗？没有啊！他认为徐悲鸿画的素描，就是都是苏式的齐斯恰科夫体系那个素描，不是的。我们在附中的时候学的是这个，就是拿铅笔画，把铅削得像武器那么尖。徐悲鸿他的素描不是拿铅笔画，他是用炭条画。我们到了国画系，一个是用毛笔画，一个是用炭条画，对着模特画，那严格极了。你像李斛先生上课不许使橡皮，看准了画，看不准不要画，严极了。看谁偷偷使了三回了，他走你后头说一句话：“把你的橡皮借给我。”没收橡皮。等课完了，总结完了之后，他掏出橡皮来：“很不好意思，我有一个坏习惯，同学要是改了画，我把橡皮揣到我的兜兜里，这是谁的拿回去。”态度和蔼，要求严格，认真极了。
你想想，我们那时候，上课是一个一个点名，老师学生的比例是几比一啊。那时候是精英教学，一个班没有那么多人。还有的时候两个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但是要求不一样，教室比较大，各不影响，两个年级一块上。你看那位天津美院的教授韩文来，是我同学，他也是花鸟科，比我低一个年级，还有邓小平同志女儿，邓琳，也比我低一个年级，都在一个屋上课，因为人数少嘛。
所以，这八年对于我来说，很幸运。
李：对。
李：对，都是上课，我父亲教大家，我也是其中一个学生。就跟过去的军校似的，教导员的儿子要是进了军校，跟别人是一样的，也是一样地起居，一样地上课。
李：我父亲迟迟地不让我画大写意。
李：不是，他最强调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基本功速写。他的教学不是以素描为重，是以速写为重。他说：“画画要生动，什么是生动啊？你到动物园看去，那儿的形象最生动！”多画速写。从附中就抓我速写，抓得很厉害的。那时候礼拜天我没有休息的，一清早起来，动物园刚开门就进去了，哗，一片野鸭子都飞了，那就开始画。
李：不，让我自己画。而且那时候我们画速写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同学进去都分开，为什么？集中精力，你有俩人一聊天就麻烦了。开始先得练胆儿，因为开始旁边有人一看着都不敢画。
李：哎，对了，旁边也说什么话的都有。“哟，你画的没头。”它跑的时候画的，没画完它就跑了，或者变姿势了，你只能再画一个，哪儿能每张都完整呢？“哎哟，这什么啊，这几笔，还在这儿画呢！”
李：画画的都是我们这些个年轻的，旁边的大人就说什么的都有了。所以先练脸皮厚，如入无人之境，慢慢就熟练了。我真不客气讲，从开始练速写，一直到今日，我的速写要是一张不丢的话，摞起来，上边搁块大理石，压得瓷瓷实实，绝对不低于我1米8的身高。早晨去，擦黑儿回来，为什么那么晚呢？擦黑儿那时候是观察动物的大好时机。那时候喂食了，这个动物就活跃起来了。你在旁边要注意看。背着一个画夹子，现在那个画夹子早就烂了。那个布的画夹子上头有父亲给写的字——“李燕的”，因为别的学生也有一样的，都是在美术服务部买的嘛，怕混了。画夹子烂了，我把那块布剪下来了，还留着呢，后来还打个补丁呢。你就算算吧，我画了多少速写，画夹子角都磨破了。其实我不应该把它撕下来，哎呀，要是留着就好了。
回来之后，夏天，我一身汗啊。还没洗脸，老人就先让我把一天的速写摊在地上看。先分两类，一类是完整的，一类是不完整的。不完整的也别扔，一根线条都有用，因为你是在那儿画的；别人看没用，你看我现在发表的，都是比较完整的。
李：哦，那是一小部分。
李：一直到2007年，最后一次带着学生到动物园上课，我都一直在画速写。最近中央文史馆组织黄山之行，我还带着速写本，一会儿你看看，还画了几张速写，不多，因为怕人家等着我。这是基本功，要练得手“稳准狠”，抓住物象最生动的那一瞬。还有一个就是要求研究结构。我们大学有一个技法教室，专门讲解剖、透视，马体解剖。
李燕速写
李：上北大医学院去看的尸体解剖，还是做成标本的那个哎，器官什么的，回来吃不下饭去了。所以现在这些部位记得特别熟。我在清华美院上课给他们讲动物绘画课，一片纸都不拿，这些个肌肉肌腱我都背下来了。画骨头架子，然后再画肌肉，从哪儿长到哪儿，它的毛和皮怎么长的，侧面的、正面的、横断面的。学生很有感触，说：“您怎么记这么清楚啊？”我是中央美院“文革”前毕业的，我得对得起我们母校啊！我说：“这个都是我们当年的基本课啊。”
我父亲说了，大写意是高度的东西，要求修养很全面。
还有一项基本功，练毛笔字，现在有的“大师”，画卖得挺贵，到去世都不会写字。我递过话儿去了，就是您练练毛笔字，要不这一辈子遗憾，不会使毛笔。他不但不接受，在电视里还放出话儿来：“我看现在那些个书法家，那个临字帖的都是抄袭古人，统统都是抄袭。”临摹是一个过程，怎么成“抄袭”了呢？后来我心想，你这个口音不是抄袭你爹你妈的嘛？到老了，还没学会用普通话。劝他要写毛笔字，不但不听，还在美术馆办展览。现在只要有钱、有名，就能给你办，什么也不审查了。且不说那个字能看不能看，这个各有所见，但最起码不能出硬伤、写错字啊。偏僻字可以有错字，还有的是相似的字，比如说自己的“己”，写快了，多出点儿来，是已经的“已”——苏东坡出过这么一个错字——这都能原谅。您说写这个常见字，比如我父亲的李苦禅的“禅”字，右边这个“单”字，这底下这个一横不能少，你从魏晋南北朝往下数吧，我没见过谁少写那一横的，可是，这位“大师”就少写了这一横。
李：人家许认得，咱不认得。咱只能这么说，人家画儿值钱嘛！如今还有这么多冤大头花钱买，又有大人物光临剪彩，你说是错的，不合适，是不是？这就是基本功没打好还不虚心。文字学，认字的功夫没下到。我们那个时候认字，不是一般地认字，这个字怎么形成的？以象形为基础，象形、会意，然后假借、指示、形声、转注，按这些原理，这么认下来的。一认认一溜儿，从甲骨、大篆、小篆，再就是汉隶、魏碑，打基础。
包于轨
李：开始不让写草书，行书可以练，但是基本上还是让练楷书和隶书。这个打基础啊，扎实，我打基础是汉碑，《礼器碑》。我父亲当时觉得美院教书法的老师不够。当然他自己也可以教，他也教过书法课，但是他觉得教自己的儿子啊，还是最好让别的教员教，别老是囿于家学，他始终在这点上是很开通的。就介绍校外的一个老先生，包于轨先生教我。
李：他的历史很复杂，他自己也不愿意谈，但是这个老师的学问极大，他就是在家，跟隐士似的，生活很清苦。跟他学书法，后来发现他哪里只是书法家，那对国故那简直是，不说倒背如流，那真的就是跟说他们家的事儿似的！那个脑子，那个记忆力，那个灵动，讲话的那个风趣，哎呀，真不得了！可惜在“文革”中间，我们连累他了，他给拉去“劳改”了，什么罪名啊？“毒害青年”。因为我学的这套东西，连理论带实践，影响到国画系有的学生了。像王超，原来叫王继超，还有龚继先，现在在上海文史馆，还有王炳龙，也想去，问我父亲能不能去，他说可以啊，去吧，上课一个也是上，两个也是上，哎，叫他去。后来范曾也去，相继还有别的学生去。但是去得最多的就是我、王超、龚继先和王炳龙，王炳龙不在了。他根据每个人的秉性不同，选的碑不同，给我选的就是《礼器碑》，那有的人给选《张骞碑》，各自不同。他讲这些著名的汉碑那一套东西，我赶明儿要把它整理出来的。我要是不整理，恐怕这位老先生，哎……
李：肯定埋没于世了。他对自己都有预言，有一天忽然大哭起来了，都破了相了，把我们吓坏了，说：“老师，您不舒服，我们给您找大夫看看。”“不是不是，给你们说也不懂，说也不懂。有朝一日，我是死无葬身之地呀。”听着这么不吉利呢。我19岁到21岁在他那儿学，果然不久就搞运动。等于我们这些学生连累他了。街道老觉得，这么些年轻人拿着纸卷出出入入干嘛呢？给他扣一个“牛鬼蛇神”的帽子，你“毒害青年”，教的全都是“资封修”。那时候学西方油画叫资，学北边苏联叫修，学传统叫封，“资封修”，那时候就这样。
李：对了。他最后在农场里头生生饿死了。他的历史我就不谈了，这是跟他一块儿的难友出来说的，还记录在诗人聂绀弩的著作里头。聂绀弩跟他是一个火车去的，侥幸活着出来了。
后来有关部门找我了，通知：“你老师包于轨已经平反了，没有任何问题。”我问他现在葬在哪儿了？不知道。等打听到了之后，那片埋他的地方都盖了房子了，我能到那儿把人家房子给扒了吗？所以我连给老师建个坟都建不了，真对不起他。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有时候凑点儿粮票给老师，还有我父亲每个月只要自己稿费稍微多点儿就给拿去。老师爱喝酒，想办法托点儿关系买点儿酒。从那时候开始托关系了，以前不懂得什么是“托关系”。酒也不是什么好酒，他见着酒，高兴极了，真是很清苦。
现在他那个故居还在。我头两年到那儿去看了，在那儿大哭一场，走了。在那儿住的人说：“您不是第一个了，别人也来过，有凭吊一番的。”
他住的那间屋，还是我们大伙儿，主要是我父亲攒钱给他翻盖的，面积大了点儿，不然的话，我们去没地方坐。那小屋小到什么程度？除了老师坐在床上，也就坐俩客人。后来我们帮着翻修一下呢，里头最多——不管是客人还是学生去了——能坐下6个人了。哎哟，他就满意极了。
李：哎，讲得很仔细。
李：有，非常侥幸，有缘分！我去领抄家物资的时候，头一眼看到的就是我老师的油画像，扔在地上，好像还在看着我。那是大康先生给画的，康殷先生，那是全才，他给画的。那个像我太熟悉了，平常就挂在老师屋里头，我给领回来了。家里没人领啊。还有他写的一条“平安是福”，四个字，常挂着，就在地上，我一看，真是缘分，我赶快要回来了，就当我们家的给领了。反正他也不是名家，如果是齐白石的画又不是你的，你给领回来了，那不行。哎，还有画的小山水，精极了。小楷尤其厉害。现在我这儿还有那么几件东西。
包于轨书法
李：没有市场。
李：没有市场，我们替他宣传，唯一的一次展览，是在王府井书法门市部。
李：那大约是1963年吧，把他的一些作品在那儿展览，还有他写的示范的东西。
李：“文革”前。
李：他还在的，以后“文革”刚开始他就没了。当时展的都是元书纸写的，一篇一篇的，一块钱一张。有来买的。请柬呢，是由大康的弟弟，康庸写的，用的“曹全”体，一张一张写的，那个墨都油亮油亮的，正式的信笺，可惜也都丢了。就给这些熟悉的朋友，一人一张请柬，大伙儿就去了。哎，我们再一宣传，一捧场，还卖得不错。他那么穷啊，卖点钱，慢慢吃慢慢花，多好，他不。那年头吃可是大事啊，你只要花钱，有的地方是不收粮票的，但是很贵很贵，还要托关系，订雅座，请了好些朋友，摆两桌。挣的钱全请客了。他就是这个脾气。他知道，要没你们我就卖不了那么好，所以全请客。《晚报》还给登了一条，他也挺高兴。建国以后，到他去世前，他见报就这一处：《包于轨书法展在王府井书法门市部展出》。他还拿着它特意给街道领导看了。平常街道就琢磨着，这个人也怪，也不出门，也不遛弯，很可疑。“这回我让他们也知道知道，我姓包的，是干甚嘛的！”正经的老北京的脾气。
我谈这个的意思就是，我父亲对于子女，对于学生教育，是很通达的。星期天，我们一清早起来，去两家，一个是他家，离他那儿不远是孙墨佛先生家，请孙先生讲《孙过庭书谱》，讲草书。孙墨佛先生去世的时候大概105岁，是我老师里头寿命最长的，现在还有一位105的，文怀沙先生，还在世。孙墨佛先生早去世了。他身体极好，健谈。在他那儿听一个小时，再走到小安澜营二条一号，到包于轨先生家，再讲一会儿，一看快吃饭了，赶快撤。那年头可不能在人家吃饭，要粮票啊！只有送粮票，不能在人家吃饭。抓紧时间上午学。
苦禅学生康宁藏苦禅手卷
包老师偶尔还到我们家来。那时候我们搬到中央美术学院煤渣胡同9号宿舍了，离中央美院三分钟的路。早上来了，中午给老师准备点儿，一块吃饭，然后在我们家的一个小厨房改的小屋，就一个小画案子、一张板床、一个书架子，哎，让老师在那儿睡个午觉。下午再陪着他，到王府井那儿上无轨电车回家。
反正那个时期，可以讲，校内校外，多少老师教我啊！所以我要是写不好、画不好的话，我真对不起老师。
美院五年，四年都是上课，花鸟科逐步增加花鸟课的比重。那为什么五年级就基本不大上课了呢？时间交给你自己，准备毕业创作。学校负责给你开介绍信，没介绍信出不去，旅馆不接待，以为你是空投特务呢，是不是？尤其那是要粮票的时候，没介绍信，你无论到哪儿连吃饭都吃不了。让你出去到生活里去采集资料，然后再回来，这时候呢，你可以任意找老师。那时候师生关系很密切，因为我们家离美院只有三分半的道儿，平常同学都常上我们家来找我父亲学，所以我们家老是热闹。很多学生都说，苦老开的这个是“义学”。“义学”就是不要学费嘛！美院那儿上完了，还到家里上课。
还有校外的学生，像康宁他们那一拨儿，那都是校外学生，过一阵子来一趟。那会儿学，可不像你德亮来找我学，打电话先约一下，那会儿谁家安电话？很久之后，我们全院才有一个电话。当时的学生就冒失来，来了赶上我父亲在家，这就算是学一会儿，赶上不在家，那不是白跑一趟嘛。那个时候条件真的是没法和现在的条件比，但是那个时候师资多厉害！
李：那当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