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的立场与对策

IPFSD旨在建构资本输入国与资本输出国“可持续发展”“和谐共赢”的新国际投资秩序，符合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目标和长远利益，为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法理基础和实践契机。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基于IPFSD的国家实践和国际实践中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一）促进形成共识，支持UNCTAD制订“可持续发展友好型”BIT范本

如前所述，“可持续发展”“平衡”和“一体化”是IPFSD的主要贡献和创新。UNCTAD制订了IPFSD，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平衡”和“一体化”已然达成共识。我国国际法学界、政府主管部门在国际论坛和国际实践中，应通过各种努力，促进各国真正达成此项共识。我国兼具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双重身份，促进国际社会达成此项共识，不仅符合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经济主权、公平互利和合作发展原则，也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从解决“南北问题”的高度看，“可持续发展”“平衡”和“一体化”是改革旧国际投资秩序、构建新国际投资秩序的基本理念，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应始终坚持和积极实践。

UNCTAD的IPFSD虽然为国际投资决策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法理基础，但它毕竟只是国际组织主持制订的“专家指南”。而UNCTAD提出的“协定要素”，则只是汇集IIAs各种政策选项供各国“各取所需”（adapt and adopt）的“菜单”，而不是作为谈判基础和具有指导意义的IIA范本。比之各个国家，UNCTAD显然更具中立和独立性，更有可能对资本输入国与资本输出国之间的权利义务给予平衡的考虑。鉴此，建议我国政府主管部门和国际法学界积极参与UNCTAD建立的网上IPFSD互动式论坛及其他相关国际论坛和国际活动，促进和支持UNCTAD效法“联合国税收协定范本”的相关实践，在IPFSD的基础上，制订“可持续发展友好型”BIT范本，供各国参考采用，以引领BITs的发展方向，逐渐形成新的国际通行规则。

（二）建立和健全基于IPFSD的我国海外投资法律制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开始注重对其海外投资和海外投资者的责任，结合传统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制订一些政策措施或计划，以促进“负责任的投资”。[23]为适应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需要，我国相继建立了有关管理和保护海外投资的法律制度。由于IPFSD强调“可持续发展”“平衡”及“一体化”，意味着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也面临新的挑战，需要进行适时的调整、健全和完善。事实表明，近年来，我国海外投资企业不仅因利比亚战乱等突发性政治风险而损失惨重，也面临东道国基于公共利益而采取征收等措施的政治风险。显然，国际投资政策发展的新趋向和严峻的客观现实均要求我国在建立和健全海外投资法律制度中，需要有包含“可持续发展”“平衡”及“一体化”概念的新视角和新规范。同时，我国还应重视鼓励和支持海外投资企业实施严格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进行负责任的投资，为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从而达到有效防范政治风险、与东道国和谐共赢的目标。

（三）及时制订我国“可持续发展友好型”BIT范本，积极开展相关实践

BIT范本可分为欧洲范本和美国范本。欧洲范本是传统范本，条文简明，与投资密切相关，主要涉及定义、准入、待遇、征收、转移、代位、争端解决等传统IIAs的主要问题及协定的适用、生效等条约法的一般问题。美国范本2004年之前大体遵循欧洲范本模式，之后自成一体。美国2004年范本内容宽泛繁杂，不仅在“片面保护外资和外国投资者权益”等传统特征方面进一步升级和强化，还增加了履行要求、透明度、投资与环境、投资与劳工、根本安全、金融服务、税务等新内容及详细复杂的ISDS程序。[24]美国2012年范本在此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增加新的透明度要求以及扩大劳工和环境保护范围等方面。

毋庸讳言，长期以来，我国BIT范本主要借鉴欧洲范本。从形式、内容甚至用语上看，中国系列的BITs和德国系列的BITs实际上并无显著或本质的区别。作为发展中大国，居于最大的资本输入国和潜在的资本输出大国双重地位，我国具有“平衡南北权益”的内在动因和客观需求。当前，在调整或重构国际投资秩序的新形势下，需要认真总结我国三十多年来的BIT实践经验，深入研究相关国际实践和案例，遵循IPFSD的“核心原则”，参考“协定要素”，特别是选择采用其中的创新要素，及时制订我国“可持续发展友好型”BIT范本，作为与外国商签或修订BITs的政策宣示、重要基础和基本准则。在商签或修订中外BITs时，可以合理主张，我国“可持续发展友好型”BIT范本汲取了IPFSD的原则和创新要素，代表了新一代国际投资政策的发展趋向。

“可持续发展友好型”BIT实践的典型特征，是摆脱欧洲范本和美国范本的窠臼，增加了“东道国可持续发展”和“投资者责任”等创新要素，以平衡资本输入国与资本输出国之间、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在发达国家基于国家利益考虑而固守“传统”的情势下，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BIT实践如何发展，至关重要。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作为平等的缔约双方，具有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共同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可遵循IPFSD的原则和创新要素，逐渐形成“可持续发展友好型”BIT的普遍实践，进而影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BIT实践及国际投资政策的总体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