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明清时期湖湘文化的蓬勃发展

明清之际，湖湘文化得以复兴和进一步发展，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从而使得湖南成为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地域之一。

一、明朝时期的湖湘文化

元朝统一中国后实行行省制度，湖南绝大部分地区属于湖广行省，其余隶属于四川行省。元朝贵族的政治压迫和民族歧视，使得湖南地区的发展表现出迟滞的态势，湖湘文化的发展也进入短暂的低迷时期。但是由于元朝政府的提倡，元代书院兴盛一时，湖南地区的书院教育也得到进一步发展，除长沙岳麓书院、衡州石鼓书院、南岳邺侯书院等一批旧有书院外，湖南各地新建了一大批书院，如乔江书院、东岗书院、南台书院等。元朝湖南的科举入仕人数在全国比例很高，约占十三分之一，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居于前列。元朝湖南地区乡试中举者271人，成进士者143人，入选为官者86人，并且出现了众多的状元，如衡山何克明、兴宁曹一本等。[89]

经过元代的低迷之后，湖湘文化在明朝得以复兴乃至进一步发展。明王朝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整顿吏治、恢复生产，湖湘的社会经济文化也与全国一样开始复苏并得以发展。

较之前代，明代湖南的社会经济重大发展首先体现为农业的发展。明代中期开始有“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表明其时湖广已取代了苏浙，粮食生产已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其次是手工业和商业也有较大发展，明代湖南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超过了往昔，例如湖南地区各州县纺织业均出产绢、绫、丝和棉布，其中棉布尤多；制瓷业由岳阳、长沙、衡阳等湘中发达的地区向湖南的边远地带扩展。其他如造纸业，也出现了诸如长沙府的浏阳纸，衡州府的耒阳纸等一些名优产品。并且湖南地区已出现了一些商业重镇与贸易中心，如岳州府的巴陵、湘江之滨的长沙府城等。

随着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明代的教育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明太祖朱元璋提倡“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元末被兵燹损坏的学宫和书院在明代都陆续恢复，并且还兴建了不少新的学宫和书院。特别是书院，在嘉靖年间兴建最多，湖南书院总数达到120余所。书院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湖湘人才的兴盛，明代举行的会试82场，湖南进士题名者计541人，其中状元、榜眼、探花各1人，分别为华容的黎淳、安仁的邓伟奇、临武的曾朝节。这些进士中官至显位的有在正统年间担任兵部尚书的宜章人邝埜，天顺年间担任两广总督的汝城人朱英，担任礼部尚书的华容人黎淳等。[90]

与前代相比，明代湖南的人才格局已有新的突破，用晚清湖南经学家皮锡瑞的话说是“骎骎始盛”。当时可称道的文学人物，在明前期有文学家、诗人茶陵人刘三吾，湘阴人夏原吉，攸县人王伟；在明中后期有茶陵人李东阳、郴州人何孟春、巴陵人杨一清、宜章人邓庠、善化人黄学谦、益阳人郭都贤等。可称道的经学家有益阳人罗敦仁、罗喻义父子，有衡阳人王介之（王夫之长兄）、临武人曾朝节等；史学家有湘潭人周圣楷、茶陵人谭希恩、醴陵人唐寅、华容人严首升、孙宜等；地学家有华容人黎淳、攸县人陈论、长沙人魏焕、衡州人杨佩、善化人吴道行等。值得一提的还有明正德二年（1507），对程朱理学持批判态度的“阳明学”创始人王守仁贬谪贵阳时途经湖南，曾应邀在湖南醴陵的靖兴寺、泗州寺和岳麓书院讲过学。其后，王派弟子季本、罗洪先、张元忭、邹元标亦在湖南大倡其师门之说，有力地推动了王学在湖南的传播。王学在湖南传播的结果是与湖湘学融合，最终使得湖湘学和王学都得到了改造，同时，王学在湖南的传播对于后来王夫之学术思想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91]

二、清前期的湖湘文化

清代湖南单独建省，是湖湘文化空前发展的先决条件。今天湖南省区的范围，早在清康熙三年就已经基本确定了，略有不同的只是建省时靖州领有天柱县（即今镇远地区），在雍正四年（1726）划归了贵州。与过去相比，湖南不再依附于湖北，这就使它有可能形成自己的重心和规模，从而为湖湘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另外，清代湖南人口大幅度增长，是清代湖湘文化空前发展的基本动力。至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前，湖南人口增长为1989万人。[92]人口的增长，自然要促进经济的建设与开发。大批移民的进入，实际上最大限度地开垦了湖南的荒地，使耕地面积显著扩大。耕地面积的扩大，加上注重兴修水利，注重耕作方法的改进，推广双季稻，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又种植各种经济作物，使得清代湖南的农业生产发展超过了此前任何一个朝代。明中期民间流行的“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到了清朝乾隆年间便一改而为“湖南熟，天下足”。

教育的兴盛与两湖乡试的“南北分闱”，是清代湖湘文化空前发展的重要因素。清代比明代更重教育，除恢复清初被兵燹的各地学宫和书院外，在康熙至嘉庆年间，又在全省各地新创建了71所书院。并且湖南在各府州县还广设义学，作为初级教育的场所。这些义学，每州每县少则一所，多则10余所。同时遍及到少数民族地区，使教育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教育的兴盛与南北分闱，导致了湖南人才群体的蔚起。大约从嘉庆朝开始，湖南参加乡、会试的中式人数，便较之前代有明显的增加。据载清朝自顺治九年开科至道光二十年（1804）共75榜（不包括咸丰至光绪朝），湖南成进士者达441人，中举者则达数千人。[93]

三、湖湘学人王夫之与中国早期启蒙思想

明清之际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想产生的阶段，湖湘学人王夫之是这个阶段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一方面，他是湖湘理学的继承者，承传了两宋形成的理学型文化，并对理学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批判；另一方面，他又是促进湖湘文化近代转型的先行者。

王夫之一生著述众多，体系浩大，内容广博，在哲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各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历史评价他既是充满爱国热忱的志士，又是有着强烈文化关切和文化抱负的哲学家。他的著述存世的约有73种、401卷，散佚的约有20种。存世著述主要有《读通鉴论》《宋论》《周易外传》《周易内传》《诗广传》《思问录》《尚书引义》《黄书》《张子正蒙注》《噩梦》《庄子通》《老子衍》《读四书大全说》《相宗络索》《续春秋左氏传博议》《春秋世论》等。在死后150多年间，他的著作流传甚少，直到19世纪40年代情况才发生变化，邹汉勋、邓显鹤整理编校的《船山遗书》问世，此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又在金陵设局刊印较完备的《船山遗书》，使他的学说为人们所知悉，并立即受到全国尤其是湖南士人的高度尊崇。

王夫之一生以“六经责我开生面”文化使命感自期自许，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总结和创造性的贡献，在哲学观念、政治思想、伦理道德、人格精神各个领域均有新的开拓，尤其是在古代哲学领域，王夫之更是开创了新纪元。他的“天下非一姓之私”的君主政治批判，“天下惟器”的哲学思考，以利为义的伦理观念，“内极才情、外周物理”的美学思想，以及对豪杰人格的推崇等，均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精神，具有浓厚的启蒙色彩。

王夫之的政治观点接受了程朱理学中关天“礼”的思想，坚持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主张“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同时他又反对绝对君权，认为如果君言不为“天下之公”，以一己私利而获罪天下百姓，就必须革除他的君位，也就是“天下非一姓之私”。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将朴素的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达到了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高峰，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是中国“启蒙运动”的先声。此外，他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经、史、百家之学以及释、道之学，都有研究并吸取。他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位巨人，湖湘文化因王夫之而发扬光大。王夫之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中华文明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当代学术大师侯外庐先生也认为王夫之的思想，“蕴含了中国学术史的全部传统”。王夫之不只是将湖湘文化，而且是将整个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早期湖湘启蒙思想的影响，对于近代湖湘文化的转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贺长龄、魏源、邓显鹤等人最先接受王夫之的思想，并极力宣传船山学说。除邓显鹤刻《船山遗书》外，贺长龄也在贵阳刻有船山著作，魏源还专门研究过王夫之的著作，其《诗古徽》即附了船山的《诗广传》。以曾国藩、曾国荃、彭玉麟等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其学术思想同样受到王夫之的影响，如曾国藩等理学经世思想就是来源于船山理学思潮中的儒家伦理内核“内仁外礼”以及“明体达用”的学术思想。以谭嗣同、唐才常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也接受了船山学说的影响，故而极端推崇王夫之。谭嗣同甚至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94]资产阶级革命派章士钊、杨毓麟、易白沙、禹之谟等对船山学说的推崇不亚于维新派，如杨毓麟于1902年发表了《新湖南》一文，提出“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学说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辛亥革命的宣传家大多爱看《船山遗书》，辛亥志士利用他的夷夏之辨的民族意识进行反满革命；民国初年，刘人熙等人在长沙设立船山学社，创办《船山学报》，鼓吹保护国粹。

此外，一些现代湖湘人物也受到王夫之思想的影响，如杨昌济及其学生毛泽东、蔡和森均接受过船山学说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长沙第一师范任教的杨昌济对王夫之的知行学说倍加赞赏，主张力行实践，并影响到青年毛泽东。

直到今天，坐落于长沙闹市区的船山学社旧址和湘江西岸王夫之就读过的岳麓书院，仍吸引着人们去追怀这位杰出的人物。这不由使人想起梁启超所说的一段话：“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由上可见，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湖湘文化，随着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在明清时期不断地发展与重构，显现出不同于以前的时代文化特征，呈现着蓬勃发展的势头。同时这种发展又有着明显的传承性，表现出固有的地域性文化特质遗传，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