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积薄发　学而致用

黄发程[11]

为了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1955年，仇为之先生衔命从中国人民大学来到北京大学，在地质地理系创建综合大学第一个经济地理专业。我们满怀着“学好本领，建设祖国”的心愿，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燕园，有幸成为这个专业的第一班学生。

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进入第六个年头，经过三年的恢复，医治战争创伤，实现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变革。从1953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热火朝天地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而以生产配置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地理学科，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息息相关。作为这个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毕业后势必直接投身祖国的经济和社会建设大潮中，这正是大家的共同心愿。

开学之始，教研室提出一份《经济地理专业教学大纲》，大纲的封面赫然写着：“培养目标：经济地理学家”，这无疑是很振奋人心的。作为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当然是以培养一流人才为目标。但我班作为综合大学经济地理专业的肇始，在培养方向和途径等方面难免有待探索之处。当时所能够借鉴的，一是照搬苏联的经验；二是中国人民大学办经济地理研究班的经验（实际上也是苏联经验）。究竟如何结合我国实际办好这个专业，真正培养出国家建设迫切需要的合格人才，相信是仇先生和他领导的经济地理教研室所深思熟虑的问题，也是我们当时所接受到的惠及终身的培养门径。

回忆起来，自己体会最深的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按照《教学大纲》要求，我们专业在课堂教学上共安排了31门功课。除了公共课的俄语和政治课外，专业课有专业基本理论（“经济地理学导论”“中国地理学史”），部门地理（“工业地理学”“农业地理学”“交通运输地理学”“人口地理学”等），区域地理（“中国自然地理”“世界自然地理”“中国经济地理”“外国经济地理”等），以及必须掌握的专业工作方法（“经济地理调查与研究法”“经济区划”“经济地图学”等）。而根据未来专业工作的需要，在一、二年级还有相当一部分课程属于基础辅助课程，安排有自然地理、地质地貌、气象气候、植物土壤、水文、测量、地图、摄影、统计、工业生产原理（采煤、纺织、机械、化工）、农业生产原理（种植业、畜牧业）等，力求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打好专业基础。

遥想当年刚入学的我们，看到教研室提出的这份《教学大纲》，也曾在少数同学中引起一些思想波动。有的同学就觉得学习内容这么庞杂，课程设置量多面广，主线和重点不突出。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岂不成为“万金油干部”？能否成为专家？其实这些都是因为对经济地理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特点不够了解才产生的疑虑。经济地理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其研究对象又是门类齐全的生产配置或生产力配置。如果在学校不多学习掌握和拓展知识面，培养实际应用的能力，如何能够在包罗万象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中为生产的合理配置作出正确应对。实际上此后在我们独当一面的历次生产实习中，在毕业后参加工作、走向社会的实践中，就已经处处显示出“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的魅力所在。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其时代局限性。作为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经济地理学科，那时候所遵循的原则只能是高度集中和统一的计划经济。而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特别是生产条件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那时候所学到的生产配置的“经典”原则，难免不能完全适应当今的情况。

精英教学，兼容并包。仇为之先生在创建北京大学经济地理专业时，先后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地理研究班带来一批精英，构成教研室的主力，担任教学工作。杨吾扬、林雅贞、李域、胡兆量、魏心镇、汪安祥等在经济地理理论方法、交通地理、工业地理和农业地理等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仇为之先生和这些精英老师都亲自为我们授课。同时，兼容并包，博取众长，多位经济地理名家如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吴传钧、王守礼、孙盘寿、李慕贞、李恺明、黄勉等，都曾应聘为我班讲授有关专业课。至于有关基础辅助课程，除大部分由本系自然地理、地质专业的有关老师授课外，也请校内生物系、经济系及大气物理专业的老师授课。“工业生产原理”和“农业生产原理”课则分别延请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和北京农业大学有关学科的老教师前来授课。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作为地理专业的学生，掌握地理摄影是今后野外考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这门摄影课程竟然敦请到著名老摄影家、时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吴印咸先生每周亲自为我们上课，共有一个学期。早在延安时代，吴老就在极其困难和简陋的条件下从事战地摄影工作，并创建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红色“电影团”。一幅白求恩大夫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抢救伤员的照片，成为经典的主流摄影作品，这就是吴老成名之作。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革命文献中许多珍贵历史镜头，也是他在那个时候留下的。我们能够亲聆他的讲课，真可谓难得和荣幸。吴老讲课言简意赅，多画龙点睛之笔，很注重实际运用。那时候，每四名同学编为一个小组，每组配备一台苏联“золкий”135相机，按吴老在讲课后布置的作业要求，在课余进行拍摄活动，主要是在“用光”和“构图”方面进行练习。拍出来的胶卷由系里的暗室冲印，吴老审阅后从中挑选出一些有代表性或普遍性的习作制成幻灯片，在课堂上放映并逐张进行点评。这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收获是最大的，也是最直观的。燕园的景物已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拍摄天地，但我们并不满足。其实是一机在手，心猿意马。记得当时正逢北京地区“流行性感冒”来势凶猛，学校严密封锁校门，不让学生进出。直到疫情缓和，才得以到颐和园、西山等胜地进行拍摄。现在已经六十年过去，许多同学当年拍摄的照片，仍然珍藏至今。

注重实践，适应社会。那时候在教学中，特别注重通过生产实习培育锻炼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把课堂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各种生产和科研实践中，这就是仇老当年办专业的基本理念。教研室的老师们也是秉承这一理念，在带领学生参加生产实习活动时，放手让学生独当一面，在实践中得到训练，增长才干。就我们班来说，在实施教学计划的五年时间里，教学实习和生产实习一直是我们完成学业的重要环节，几乎占到整个学习时间的五分之二。我们这一届学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得到有效培养，为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坚实基础。这方面，我们在参加工作后的体会是十分强烈的。

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普通地质、地貌、测量、土壤地理和植物地理等课程结束后，均安排有大约两周的野外教学实习。同时，针对专业特点，教研室从一年级开始，就安排我们到北京、天津等地参观钢铁、化工、纺织企业和港口等，获取感性认识。

三年级开始进行生产实习，制订北京市大兴区的区、乡两级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十年规划。这是我班第一次进行生产实习，当然也是我们专业创建以来首次组织学生接受地方委托的专门任务，备受仇老及教研室的重视。仇老亲自带队，教研室胡兆量、李域、徐兆奎、王亦娴、汪安祥、许天良等老师参加，老师与学生的比例几达1：5，足见重视程度。在选定三个乡分别由仇老和胡、李老师带领进行试点练兵后，乡一级规划即全面铺开，每一两名同学负责一个乡，独立开展工作，老师只是分片进行巡回指导。应当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真刀真枪地独立实践训练。尽管每个同学面对的只是一个乡的范围，但对我们所学的自然、生产基础课程和已学的专业基础知识的检验与运用，却是实实在在的。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实践训练，我们学到更多的是如何在未曾经历过的环境中学会理性处理和应对一切事物，如何面对陌生的事物去独立完成既定任务。1958年，是我国农村生产关系又一次发生重大变革的一年。继1956年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之后，在一种急于过渡的思想支配下，不到两年时间就走完了从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历程。而且在这一年的秋天，“人民公社化”的“伟大创举”竟一夜之间在锣鼓和口号声中遍及全部农村。1958年，也是我们国家“发高烧”的一年，“大跃进”的浪潮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神州大地。农业领域也未能例外，动辄亩产几万斤的“高产卫星”比比皆是，“深翻十尺”“施肥万斤”的增产措施随处可见。农业基层干部因害怕插上白旗而跟风发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农业生产规划应该如何搞，确实是摆在大家面前的一大难题。当时仇老就一再提醒我们，定指标的时候一定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有科学依据。这就引导我们学会一项重要的工作原则。我当时负责在定福庄乡搞十年规划，有一个规划指标是把小麦产量定在亩产1200斤，这比《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四、五、八”的要求已经高出许多。这个规划数字在当时当然很难为基层干部所接受，要求至少要定在5000斤甚至更高。但我们仍然坚持科学的态度，帮助乡干部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最后仍以这个指标参加全区汇总。我们自己也得到了一次实实在在的业务和社会实践的训练。

如果说三年级的“大兴规划”是初次业务练兵的话，接下来的生产实习，其广度和深度就更大大进了一步。整个四年级是我们走出“高墙大院”完全投身到业务和社会实践的一年。1958年10月至1959年7月，除了外国地理组的几名同学外，有2名同学参加中国科学院青甘综合考察队；2名到地图出版社参加国家大地图集编制出版工作；其余的15名同学在胡兆量老师带领下，到位于武汉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前身），接受“南方水运网规划”任务。在交通部全国水运网规划办公室和“长办”的直接指导下开展工作，前后达九个月之久。这是我班参加人数最多、用时最长、锻炼最深刻、收获最丰富的一支队伍。同学都分头到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和广西七个省区，每两名同学负责一个省区。虽然胡兆量老师奔波于这七省区之间进行指导和帮助，但毕竟范围广、时间有限，更多的是由同学自己独当一面。这对还未出茅庐的我们来说，又是一场真刀真枪的业务能力和社会实践的锻炼和考验。因为不仅在业务上要高质量拿下一个省区的水运规划，以提供整个南方水运网规划的基础；还有很重要的方面是社会实践的锻炼，因为我们到了地方，就要争取到地方的支持和参与。特别是协调规划主持单位与地方力量的关系，使双方的要求得以有机统一。这对我们今后走向社会立身处事，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锻炼与培养。

当时，我和杨之安同学分配到广东省，从我们的大致工作流程，就可以看出两个方面的锻炼与培养是何等重要。我们到达广州后立即向省委有关部门作了汇报，得到重视和支持。据说是依据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同志的指示，第五天就由省委工业交通工作部主持召开水运网规划工作协作会。参加单位有省计委、交通厅、航运厅、水电厅、铁路局、土地规划办公室、协作区办公室、军区司令部交通处、南海舰队作战处、南海舰队航道保证处以及中山大学地理系、水电勘测设计院等单位。如此大的阵势，又是需要我们在唱主角，这对我们这两个未出茅庐的三年级学生来说，简直受宠若惊。只能硬着头皮上，在会上再次申述任务来源及规划工作要求，对与会者提出的问题进行阐释解答。会议最后确定，规划工作由省委工业交通工作部直接领导，省航运厅专司其事并具体组织落实，办公地点就设在航道工程局。同时要求其他部门单位要大力支持，积极提供所需资料和人员。通过这次会议，我们在广东开展工作的局面就迅速打开了。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受到一次如何打开工作局面的实践锻炼。

由于有关单位的重视，规划办公室很快就搭起了架子。除了我们两人外，从有关单位抽调参加的人员有航道工程局的三名工程师和一名工作人员，水电勘测设计院的一名技术员以及中山大学地理系派来的三名师生。全体人员分为航道、经济两个组，我和杨之安都在经济组，但在外业调查阶段则互有穿插，以便掌握全面情况。如杨之安同学到湛江地区进行经济调查，就有航道组熟悉情况的地方同志配合；航道组出发踏勘拟议中的粤赣运河选线和北江的阶梯开发，黄发程就全程参加。当然，我们的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水运经济方面，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根据当地资源和经济发展趋势及水平，进行远景货运量推算和论证，提供航道建设的依据。

在工作期间，我们还注意与地方的协作关系，在不影响“长办”对成果质量和规范要求的情况下，尽量适应地方对规划内容的需要，与地方参加这一工作的人员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也融入挂靠单位的活动，如积极参加全民义务劳动、为红专学校讲课、参加团的活动等等。在那一年的“五四”青年节，我还被评为航运系统优秀青年。所有这些，都成为我们毕业后走向社会立身处世的预演。

这次实习除了按“长办”的要求完成南方水运网规划的总体报告、图件外，还有另外一个收获。返校后，大家利用广泛调查所掌握的资料，用课余时间集体编著《中国河运地理》一书。这是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第一部专著，书中论述了河运的经济特性，分析我国河运事业的自然条件、悠久历史、发展概貌，根据丰富资料分析论述了各地区、各水系的自然前提、经济技术基础、货流负荷、流向和发展趋势以及主要河港布局等。全书约25.5万字，由商务印书馆作为内部读物出版。如果我们仅局限于课堂教学，这显然是做不到的。

到了五年级，生产实习带有毕业实习的性质，但仍然是接受部门委托的实际任务。全班同学分头参加由中国科学院治沙队牵头的毛乌素沙漠治理规划、国家经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的全国货运量测算、徐州城市规划、本溪城市规划以及中科院综考会西南考察队等。尤其是我本人所参加的治沙队中，与数名低年级的学生一起通力合作，在陶乐县独立开展工作。我们几乎踏遍这个县的大小流动、半流动沙丘，访问当地老乡与风沙作斗争的经验，引入“沙坡头治沙试验站”行之有效的治沙措施，科学制订出全县治沙和土地利用规划，较好完成了河东沙区汇总所要求的全部文字报告和图件。在向县委汇报规划成果时得到肯定。

我们通过这些真刀真枪的生产实习，在业务能力和适应社会方面得到很好的磨炼，充分证明“学而致用、放手学生在课堂外广阔天地摔打”的办专业理念，完全符合经济地理学科的性质，这也是我们得以增长才干的重要条件。如果仅局限于课堂里学院式的培养，我们如何能够在毕业后迅速融入社会，担负起各式各样的繁杂任务？虽然我班在1960年毕业时正逢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不少人的岗位未能充分发挥专业所长，但在课堂外的实践中所学到的本领，却是受用一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