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研究论丛(第十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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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运》与越南的文学传统[110]

夏露

【内容提要】《红运》是越南小说从古典转向现代过程中的经典作品,学界多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探究它所受的西方影响,忽略它与越南文学传统的关系。本文从其宿命论人生观、叙事模式、结构形式、讽刺艺术等方面探讨它与越南古典小说传统及与越南民间文学、文化方面的关联,以期全面认识和评价这部作品。

【关键词】《红运》;越南;文学;传统

《红运》是越南现代著名作家武重奉(1912-1939)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越南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小说以流浪儿“红头发”阿春因一系列偶然事件一步步攀升上流社会的发迹史来反映20世纪30年代法国殖民统治下的河内生活图景,充满浓厚的现实主义和讽刺色彩,其人物形象与语言艺术都深入人心。《红运》起初在报刊上连载,1938年出版单行本。随后直到1986年以前,这部作品及作者的声誉起起伏伏,成为越南文坛上一件扑朔迷离的文学案件。1986年越南革新开放后,关于武重奉文学作品的讨论甚至在国会中进行。经过那场讨论以后,武重奉在越南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得以牢牢确立,《红运》等作品也走进中小学教材。2012年在武重奉一百周年诞辰之际,越南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发行了相关纪念邮票,其中一枚邮票为小说《红运》封面。同年,该小说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人生游戏》在越南中央电视台播出。[111]这部作品也早已走向了世界,2002年《红运》被译为英文在美国出版,译者之一彼得·兹诺曼(Peter Zinoman)在序言《武重奉的〈红运〉与越南的现实主义》中充分肯定这部作品的艺术成就。[112]后来在多次接受采访中,彼得·兹诺曼也强调《红运》的艺术价值,认为武重奉可与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相媲美。[113]此外,越南本地学者还用法国结构主义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1930年生)的理论来对《红运》进行相关研究。笔者近年来在翻译和研究该小说的过程中,也曾撰文论及它所受的西方影响。[114]

不过,考察世界文学史,任何一部经典杰作必然都与本国文学文化传统血肉相连。例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让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的历史文化;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虽然用寓言方式书写,但我们看到的依然是拉丁美洲被压迫、被奴役甚至行将消失的历史。即使像阮攸的《金云翘传》(原为《断肠新声》,又称《翘传》)这样一部从情节到人物形象完全取自中国同名小说的作品,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到越南民族文学体裁——六八体喃文长篇叙事诗歌的传统,甚至也可透过情节和人物看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越南的社会现实。这些都表明优秀的文学作品不可能与传统割裂,因为没有了传统就等于无根,无根就不可能深刻、不可能走向世界、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杰作。我们考察《红运》的创作,尽管它用西方现代主义的眼光审视都市文明,对外国文学有借鉴,但同时又有着深厚的越南传统文化和文学基因,因此它才能扎根越南社会,成为经久不衰的名著。本文将从小说中的宿命论人生观、叙事模式、结构形式、语言艺术等方面探讨它与越南古典小说传统、民间文学、民间文化等方面的关联,以期全面认识和评价这部小说。

一、《红运》宿命论人生观与越南的小说传统

“宿命”一词,源出于佛教。佛教认为世人前世皆有生命且辗转轮回,故称宿命。宿命论人生观,则认为命运生来注定,所有的世事变迁、人生际遇都是命运或“天”注定的。我们考察《红运》这部作品,发现从书名到人物社会地位的变迁与最终的结局都体现出宿命论人生观。

首先,从作品的命名来看。《红运》这部小说的越南文名,其中对应汉字“数”,是一个汉越词。在汉语里,“数”除了指数量之外,还指“命数、命运、运气”。汉代荀悦在《申鉴·俗嫌》中有言:“终始,运也;短长、数也。运数,非人力之为也。”唐代白居易《薛中丞》诗:“况闻善人命,长短繋运数。”此外,汉语里说的“气数”“天数”都与命运有关。而这个词本来源于汉语,在越南语里的意义也与汉字的“数”基本相同。至于”,它的意思就是“红,赤”,在越南,红色也代表喜庆色彩,直到今天,越南人举行婚礼也会贴红双喜字,过年的压岁钱也用红包。所以,连起来的意思就是“红运”,与中文里的意思相同。《红运》这个中文书名是对原文二字的直译。在中文里,“红运”与“鸿运”相通,意为好运气,如鲁迅《彷徨·孤独者》:“他也真是一走红运,就与众不同。”越南语里的含义与中文“红运”完全相同。

武重奉用《红运》来命名这部小说,简明地揭示了主人公“红头发”阿春的人生轨迹:他原本是一个孤儿,曾被亲戚收养,但亲戚不过把他当童工使,后来又因故将他赶出家门,从此他在街上四处游荡,帮别人推销过假药、做过电影院的引导员、卖过报纸,后来在一个网球会馆做球童。在网球会馆为少爷、小姐们服务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一个寡妇——海关副关长夫人,得到夫人的“垂爱”,从此交上了“红运”:一步步从网球教练到被奉为医生、社会改革家、欧化时装店的管理者等走进了上流社会,还被寺庙聘为《敲木鱼报》的顾问。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让他迅速走红。小说结尾是他在与暹罗网球冠军的比赛中即将取得胜利时,听从总督“要保持友邦的友好”的指示,故意输掉了比赛。散场时他站在汽车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宣称自己牺牲个人荣誉换取祖国的安全与和平,万众欢呼声雷动,将之视为救国英雄和伟人。总督府授予他“北斗”奖章,鸿老爷愉快地宣布将曾经是高不可攀的女儿雪嫁给春。

小说内容是这样一个流浪儿走红运的故事,在小说情节的具体展开上,作者也似乎从一开始就决定好了春的命运。小说第一章开头就写到算命先生。“人行道上,在木棉树的树荫下,一个上了年纪的算命先生平静地坐着,面前摆着签筒、砚台、墨、毛笔……俨然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115]。当红头发”阿春请他算一卦时,他首先问春的生辰八字,然后根据他的生辰八字写了三句七言诗句,算出春一出生就是孤儿命。在被春夸赞算得准时,又用两句越南传统六八体诗形式告诉他将来会出大名、走大运,会富贵风流;并与他细致讨论了何时会转运,起初会遇到什么等等,俨然春的命运乃天定,作家只不过顺着他命运介绍罢了。后来算命先生还出现在第二章为关长夫人算命,似乎也是对她的前世今生都了如指掌。果然,小说中与春有关的一些事件都带有命运的偶然性特点。

这部小说之所以带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是与越南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与中国一样,越南人非常相信命运,相信命理八卦。《易经》以及佛教很早就从中国传入越南,深深影响到越南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现今,在越南城乡,看紫薇、风水和算命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人们相信人生的一切都与“có duyên”(机缘)相关,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一见如故的人是có duyên(有缘),等等。而历代文人作家也形成了将命运主题写入文学作品的传统。笔者认为《红运》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宿命论色彩,正与越南历史上一些相关命运的深入人心的文学作品有关,是对它们的继承和发扬。例如11世纪李朝的李常杰写有一诗《南国山海》,开头两句是“南国山河南帝居,截然定分在天书。”这首带有浓厚天命观的诗被誉为越南的第一个独立宣言,且只有四句,朗朗上口,孺妇皆知。

越南的古典小说也大都带有浓厚的宿命色彩,例如越南经典杰作《金云翘传》的开篇两句即为“人生不满百,才命两相妨”。而小说的第一回写到翠翘清明扫墓回家途中遇到已故名妓淡仙之墓,因同情她的遭遇而祭拜了她。当晚,她梦见淡仙,淡仙告知翠翘原本为断肠会中人,要按照断肠教主拟定的十个题目作十首诗送进《断肠册》备案,临走时还约她去钱塘江上相会。这种情节设置和描写就像是冥冥之中有主管人世间薄命佳人悲剧命运的人,而入“断肠会”者将要在现实中受尽折磨,退会者便结束悲剧人生。而十首诗歌正是对王翠翘悲剧遭遇的预言与咏叹,只有历尽那些磨难,方可退出“断肠会”。后来在翠翘每一次命运的转折关头,那些诗歌的暗示和预言都有所应验,直到最后她投江自杀被救之后,梦见淡仙来通知她断肠会已除名,并奉还断肠诗,从此劫已消完,翠翘的宿命悲剧结束。也许正因为这部作品中主人公的悲欢离合都充满命定色彩,越南人很早就用这部作品来算命,尤其是年轻人爱用它来测算自己的爱情、婚姻。[116]如今,越南的网上有不少用这部作品来算命的方法演示,甚至电视台也制作节目来教人相关方法。这在小说的传播中也算是一种奇迹了。

武重奉生活的年代,正是阮攸这部杰作传播最为广泛且走向世界文坛的时期。当时人们从各种喃文版本中将之翻译为拉丁字母国语字,与武重奉同时代的著名文学家范琼还将之翻译成了法文,范琼甚至用“《翘传》存则国存”来评价这部作品。武重奉受到这种传统影响并将之运用于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也是很自然的。

需要指出的是,越南的古典小说中这种人生观中的宿命论传统其实源于中国。由于历史上中越悠久而密切的文化联系,明清小说作为中国文学的一环,与其他各类中国古典文学一样,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非常持久广泛。[117]例如《金云翘传》中所有的情节和人物基本都沿袭明末清初青心才人的同名小说。此外,越南还有许多汉文和喃文小说也都受到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如汉文历史小说《皇越春秋》、《皇黎一统志》等都是在《三国演义》直接影响下的创作,而我们知道《三国演义》的开头就有“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带有命定色彩的描述。小说的许多细节也表露出宿命成分,例如写诸葛亮初登场就有后人诗叹“星落秋风五丈原”的谶语(第三十八回),预示了后来失败的必然。《三国演义》宿命论主题浓重地影响到越南历史小说的创作。另外,像《西游记》在越南传播也很广泛,被大量改编和翻译,而在这过程中,西天取经九九归真、八十一难自有定数的情节发展模式也深入越南人心。这些小说启发和影响了越南小说家,到武重奉的《红运》继承了这些文学传统与传统文化,也是很自然的。

二、《红运》小说母题与越南民间文学传统

在谈及《红运》的小说叙事时不少学者认为其受到西方影响,纷纷研究《红运》中西方文学艺术的母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武玉潘就撰文指出《红运》带有诙谐剧特征,红头发春的形象借鉴了哑剧舞台明星卓别林。50年代,韶光和阮梦想则撰文指出《红运》受到莫里哀的讽刺喜剧影响,因为20年代至30年代莫里哀的不少剧本被翻译成越南语在印度支那演出。近年来,有学者将《红运》与巴尔扎克、塞万提斯、拉伯雷、狄更斯及果戈理等人的作品进行比较,认为武重奉受到他们的影响。还有人认为《红运》受到30年代的法国电影《流氓皇帝》(Le Roi des Resquilleurs)的影响。与《红运》一样,影片中很多关键的事件发生在体育比赛中,主人公最后在一场英法之间的比赛中被大众视为救星和民族英雄,他也因此娶了梦想中的女人。这部电影20世纪30年代曾经在河内上映。

不过,尽管如此,这部小说依然带有越南传统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的基因,其中“红头发”阿春可笑的发迹经历与越南民间故事《猪状元的故事》异曲同工。关于这一点,越南文学史家文新也曾在相关文献中论述过,虽然文新提及这一点主要是为了挽救这部作品不被当时政府所禁。[118]越南古代与中国一样,认为当官、发财、生子就是走红运,而要当官首先得通过科举考试,而如果能考中状元,那一定能做大官,所以很多人都有状元梦。《猪状元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在越南家喻户晓的状元梦的故事。主人公钟尔为猪贩之子,虽愚笨却有一个状元梦,后因笨退学回家,子承父业,干起猪贩的行当。可后来竟凭借一连串的偶然巧合、误会和幸运,成为一个“著名文人”,被皇帝封为“状元”。例如其中一个细节讲述在赴京途中,众人行至一个村庄,见村头有“下马”二字,决定在此住宿。而钟尔不学无术,竟对着“下马”二字读成“不安”。不安所以不能投宿,众人便离开村庄,刚一离开,村庄便失火了,众人对这位状元的“先知先觉”深表叹服。猪状元的故事用看似荒唐可笑的事情抨击黎朝末年“黎皇郑主”时期的科举制度有名无实,逐渐落成儿戏的社会现象。

越南历史上长期实行科举制度,持续的时间比中国还要长久。中国是1905年辛亥革命前取消了科举制度,越南则是在法国殖民统治下于1919年才最终取消科举制度和汉文官方地位。武重奉出生在1912年,到1919年他开始念小学时正好赶上第一批接受法国教育体系下的殖民地教育的学生。因而在武重奉的时代,人们不再可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也不可能通过一场考试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了,不过潜意识里,人们依然怀揣那种升官发财、一夜暴富的梦想。《红运》的主题正是对这种转型时期社会现象与世人心理的一种描述。

值得注意的是,《红运》塑造的主人公“红头发”阿春是一个男性孤儿,这种男性孤儿形象在越南的民间文学中也是常见的。越南民间故事里有非常多描写男性孤儿逐渐成长、最后获得成功的故事,例如著名的《石生传》便是如此。当然,这种孤儿身份也许与作者武重奉七个月大就丧父有关。据相关记载,因为幼年丧父,家境贫困,武重奉在读书期间经常遭受富家子弟欺负,也许他本人也曾有过一朝飞黄腾达的梦想吧。在武重奉之后,作家南高创作的著名小说《志飘》,被誉为“越南的阿Q”。其主人公志飘与《红运》中红头发春一样也是孤儿身份,而当代作家保宁的名作《战争哀歌》里的主人公阿坚在成长的过程中也逐渐沦为孤儿,这体现了越南小说叙事里一直有着民间传统。

三、《红运》结构形式与古典小说的章回体

《红运》全书分为二十章,每章有回目揭示该章主要内容,这是越南古典小说的主要结构形式,不同于后来完全受西方小说影响的结构形式。而越南古典小说的章回体结构形式主要是从中国小说《三国演义》中学习而来。“我国章回体小说(这里其实就是历史小说)的产生是对我国社会中的新内容的反映。这种现象的连续出现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但与中国小说尤其是《三国演义》的影响分不开。”[119]《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章回体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鼻祖,很早就传入越南,影响到越南历史小说的创作;同时章回体这种结构形式也广泛用于各类题材的古典小说创作,其中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基本就采用章回体,而且一般在十六回至二十回之间,均十万字左右,相当于现代一部中篇小说的篇幅,例如《金云翘传》全书就是二十回,十余万字。《红运》全书分为二十章,基本是沿袭了才子佳人小说的结构形式。不过,它每一章的回目不像古典小说那样通常采用两句对仗的七言诗,而是每章用三个口语化的小标题揭示该内容,例如第一章的三个标题如下:

这种分章标目的形式是传统章回体小说的最重要的体例特征,而且从《红运》的章节目录上看也能直接感受到它所受的古典小说影响,例如小说第四章的回目是用以下三个小标题:

其中“一旦宦姐发怒”中的“宦姐”是《金云翘传》中一位非常重要的女性人物,是第一次将翠翘从青楼赎身的商人束生的原配夫人,因为善妒成为越南文学史上经典的妒妇形象。《红运》在回目上借用这个经典人物形象暗示情节上将有一种新时代的婚姻冲突,吸引读者阅读,一方面说明内容上对传统文学有继承,另一方面也说明《金云翘传》分二十回的章回体形式必然是为武重奉所熟悉,他也乐于继承这种结构形式。

《红运》除了吸收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分回标目”“头尾套语”等体例特征之外,还略具备“穿插诗文”的体例特征。例如小说的第一章里叙述算命先生给“红头发”阿春算命的过程中便几次使用七言体诗揭示春的未来命运。后来追溯“红头发”阿春在街头用喇叭帮人卖假药时的广告也基本是用七言体诗歌形式。而小说的第十章的回目上有一个小标题是“诗人红头发春”,该章开头部分讲述一个志得意满的少年诗人与“红头发”阿春为女人争风吃醋,吟咏两首七言古诗向春挑战才华;春立刻用一首传统六八体诗歌反击,镇住少年诗人,令其甘拜下风。

四、《红运》与越南文学中的讽刺艺术传统

《红运》这部小说用犀利的讽刺艺术无情揭露20世纪30年代河内上流社会腐化堕落的生活,抨击当时各种丑恶现象,其中写到的各类人物——从印支总督到法人遗孀副关长夫人,从蓬莱旅馆老板、鸿老爷的女儿到文明夫妇以及佛教界人士,他们的行为都像是上流社会的一出出怪诞闹剧。主人公“红头发”阿春更是靠投机和欺骗一步步摇身变为腐化堕落社会的“英雄”,他的“红运”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畸形与荒诞。有人把《红运》与巴尔扎克的《幻灭》进行比较,认为作者武重奉是“越南的巴尔扎克”。而由于小说用写真式的手法描述人物的心理和行为,又被认为是受到法国左拉等自然主义创作倾向的小说家的影响。作家生前也因“有伤风化罪”被河内的法国殖民政府传唤法庭,[120]后来他的作品在越南北部曾一度被批为受资产阶级“颓废”思想影响而被禁止发行,直到1986年才解禁。似乎这一切都表明武重奉及其《红运》是西方文学影响下的产物,但笔者认为《红运》的讽刺现实以及关涉情欲的描写并非完全学习西方,而是对越南传统文学中的讽刺艺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在越南民间,讽刺艺术有悠久的传统,例如前面提到的《猪状元的故事》就是明证。而越南作家、诗人也非常善于从民间吸取讽刺艺术,最值得一提的是18世纪女诗人胡春香。她用辛辣的笔调,以处处隐含的性行为来讽刺当时社会,为之叫好的人奉她为“喃文诗歌女诗王”,唯恐避之不急的人则严厉封杀她的“淫秽”诗篇。《红运》与胡春香的诗歌相比,不过是用散文化的形式来对社会方方面面进行讽刺。例如《红运》里有一个情节是增福法师聘请红头发春担任《敲木鱼报》的顾问,以壮大他们那一派的力量,赢得更多捐赠。作者描述僧人伙同世人投机行为,意图讽刺当时佛教堕落。而在胡春香的诗歌里对佛教的讽刺非常多,也非常深入人心。例如她的《香积洞》《淫僧》等诗揭示僧人表面上充当慈悲为怀的活圣人,满口四大皆空,背地里却干着伤风败俗的勾当,辛辣地嘲讽僧人的虚伪。胡春香被誉为越南讽刺诗的创始者,近代著名诗人秀昌(陈济昌)、现代著名诗人秀肥(胡仲孝)都继承了她的风格。而作为秀肥同时代的人,武重奉在小说中吸收胡春香的影响,也是很自然的。

此外,《红运》的语言艺术也非常独特,采用了大量民间口语。在小说流传的过程中,这些经过作者加工的民间语言又回到民间,许多词汇和短语又变成了寻常老百姓的口头禅,这在越南语言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这种情况在阮攸的作品《翘传》里出现过,不过阮攸的作品里的人物之所以鲜活,主要不是靠人物的语言,而是通过描写人物的外貌;而武重奉塑造人物则非常善于通过人物的语言来刻画人物形象。像小说中的“Em ch!Em”等,都深入越南人心,变成民间常用语。在越南,无论是否读过武重奉的作品,人们都会在生活里使用《红运》的一些语言,如同中国许多人不读《红楼梦》也照样知道《好了歌》,知道宝玉说的“女人是水做的”这种说法。

综上所述,虽然《红运》的小说艺术受西方影响是不争的事实,但我们仔细阅读文本,依然能感受到其中浓厚的东方传统,发现它有着越南小说中深受中国古典小说影响下的宿命论人生观,有古典小说章回体结构形式中的“分回标目”“诗文穿插”等明显的体例。同时,越南民间信仰、民间故事、民间语言的影响在小说中也有体现。而小说最重要的讽刺艺术也可以追溯到越南讽刺文学传统的源头。正因为《红运》既借鉴西方文学的艺术,又扎根深厚的民间文学文化传统,它才在诞生后八十年的风风雨雨中经受了各种打压甚至被禁的考验,最终被社会全面接受,成为越南现代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名作。

(作者系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Sand the Tradition of Vietnam's Literature

Xia Lu

Abstract:S(Dumb Luck)is one of classic works in the process of Vietnam's novels turning from classical to modern. Most of scholars would like to compare it with western works and thought it had been influenced by them.They ignore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Vietnamese literary tradition.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Sand traditional classical novels of Vietnam, Vietnam folk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hrough the fatalistic outlook on life, narrative motif, the structure and form, satire, etc.,in order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on of this work.

Key words:S(Dumb Luck);Vietnam;Literature;Tra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