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庸》发端

一　《中庸》之由来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著录《礼》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中有《中庸说》二篇。其下颜师古注云：“今《礼记》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礼经》，盖此之流。”颜氏所说《礼记》盖即《小戴礼记》，颜氏所谓“此”，盖对《中庸说》而言。

《汉志》无“礼记”之名，而单称《记》，《记》百卅一篇。《记》百卅一篇，班氏自注：“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总之是儒家嫡派。

至宋，朱子始自《小戴礼记》单提出《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大学》，亦《小戴礼记》的一篇。）故欲讲《中庸》，先讲《礼记》。

朱子以《礼记》为秦汉诸儒详解仪礼之书。梁任公先生以为《礼记》乃研究战国秦汉儒家思想之重要史料。（《礼记》不能算儒家思想史，乃史料。）

礼——形式，礼必合乎理。然《中庸》但讲“理”而不讲“礼”。理，偏于思想——内；礼，偏于形式——外。故礼虽合理，然讲礼时不讲理。

孔子后，儒家思想分荀、孟两大派。《礼记》与荀子甚有关，尝抄荀子《劝学》篇二三百字之多，故《礼记》与《荀子》相近，此不得不承认。然就《中庸》考之，则又抄《孟子》。总之，《礼记》乃孟、荀之后学者所记。

以上说《礼记》与儒家思想。

在《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为研究儒家思想重要史料，朱子摘此二篇使之独立与《论语》《孟子》并称“四书”，诚有见解。

二　《中庸》所以列于《礼记》

近代心理学家有所谓行为派，礼便是讲儒家的“行”。无论心地如何光明、品格如何高尚、经济如何广大，皆可自行为（礼）观之。

行为，合乎“礼”，即合乎“仁”。（仁，人也。标准的仁即完全的人。）仁、礼有内、外之分，而非二：有内在的仁，便有外在的礼；有外在的礼，便有内在的仁。《论语》颜渊问仁：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宗教仪式、宗教戒律，皆礼也，限制身，所以限制心，使其合乎最高境界标准。佛所谓戒律，今所谓仪式，即儒家所谓礼。孔子所谓视、听、言、动，佛所谓行、住、坐、卧，皆有礼。唐有道宣律师[3]得道，每日天厨送天食。窥基[4]大师闻之（窥基，乃尉迟敬德之侄，唐三藏弟子，锡杖上挂酒肉。窥基建唯识派，后之唯识派宗之，主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与近代哲学家认识论近似）。至道宣律师处居三日，天厨不送天食。后窥基走，天厨始来，曰：真菩萨在此，不敢至。[5]

一部《礼记》皆讲外在的礼，唯《中庸》篇讲内在思想。然则《中庸》一篇为《礼记》一书之灵魂，读《礼记》不读《大学》《中庸》，则只有躯壳、无灵魂。故孔子说：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

明乎此，则明《中庸》所以列于《礼记》矣。玉帛所以成礼，而非所以为礼。林放[6]问礼之本（玉帛乃礼之末），子曰：

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

千里送鹅毛，物轻人意重。

仁必用礼来表示，故重“行”，礼与行有关：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

子曰：“……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游于艺”即文）

颜渊喟然叹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

“约”，束之也，使之就范、上轨道。然行与约，其礼之本与？制度、仪式，皆其末也，只是外表。

如此，则《礼记》一书可分两大部分：一讲仪式，如《仪礼》《曲礼》《内则》《丧服》等篇，是外；它如《大学》《中庸》《经解》等篇，是内，是礼之本。

三　中庸与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代表人物孔子。孔子重学。

《论语》第一章开篇：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

又曰：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罔”，如网，惑也；“殆”者，危也。“学”与“思”，看似二者并重；而孔子实重视“学”，认为“学”比“思”重要：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

而夫子所谓“学”，所学何事？

子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

孔子之所谓“学”与行有关，故学与习有关。一回是偶然，久则必然，故与习有关，所以学与行有关。

孔门之学经意在行，且绝不大言欺人，重在“易行”，其学必重“行”，故取易知、易行。《中庸》不易知、不易行，是儒家思想，不是孔子思想。

宋王晋卿[7]得耳疾，求方于东坡，东坡回信（return）曰：“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晋卿悟，病已，与东坡诗：“我耳已聪君不割，且喜两家皆平善。”[8]

can能

shall（should）会

must必

may可

will（would）肯

老子曰：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道德经》七十章）

老子所谓“能”，当译为would，肯义。“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道德经》七章），不是不能，是不肯。老子云：“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八章）子贡所谓“君子恶居下流”（《论语·子张》），与老子所指非一，子贡在水上看出一个不应该，老子看出一个应该。老子是败中取胜，世人但欲身先身存，不肯后、外。

孔子道理易知、易行，从来不说莫能知、莫能行。《中庸》不是孔子思想，而不能不承认其为儒家嫡传，亦犹禅宗之于佛。

禅宗有“平实”一派，后人讥之曰“无事甲里坐地”。[9]（见《宗门武库》，《宗门武库》乃禅家最后一大师宗杲大师语录。）“无事甲里坐地”，白受罪也没干了什么。而佛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立地，犹立着也）。

所有道最忌讳“知”，须要“悟”。想学游泳，只读游泳教科书绝不能会，须要到水里淹一淹，即因但“知”不行。知是旁观的，悟是亲身体验的。学佛须亲眼见佛，须是亲见始得，常人病在不亲，皆是旁观，“悟了同未悟”（提多迦尊者语）[10]。

参——疑——悟

不参、不疑，不足以言学。大疑，大悟；小疑，小悟。悟了，“悟了同未悟”。

赵州八十犹行脚，只为心头未悄然。
及至归来无一事，始知空费草鞋钱。

（张商英《赵州从谂禅师公案诗》）

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岭头云。
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宋尼悟道诗）

先是疑，后是悟。山何以是山，水何以是水，如此是山，如此是水。

学佛在悟，学儒在行，三岁孩儿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孔子所谈甚易知、甚易行，《中庸》所说不易知、不易行。

白杨顺和尚[11]病中示众：

久病未尝推木枕，人来多是问如何。
山僧据问随缘对，窗外黄鹂口更多。

道可遇而不可求。禅之所以为禅，即因从世谛（世法）看去是没道理不可解的。

世法——出世法

吾辈不出家，固无须出世法，然有时须打倒世法，如此方能勇猛精进。看苹果落地者，何止千万；而发现地心引力者，仅牛顿（Newton）一人。人皆是凡夫，牛顿是勇猛精进。一切皆用世法看，既辜负天地间现象，亦辜负自己心灵。无论何种事业，创立特别学说者多非常人，虽有流弊，然不可忽视其一片苦心。

用世法看，天地间事物皆相对的。文学、哲学、科学最高境界皆是打破世法的，一切学问精妙之处皆是绝对的（绝，无也）。子曰：

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

佛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是此意。阿，梵文音译，相当“无”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译“无上正遍知”。“遍”，绝对，即儒家所谓“一”。无所不用其“一”，不一，不能成为力（量）、知（儒所谓德、道）。公教只一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一章），不可用世法看。一切学问最高境界皆是“一”，大无不包，细无不举。不是一，便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须“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

咱把性命交与了上苍，此非消极，而是积极。子曰：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一头倒在娘怀里，是有信仰，此绝非消极。而消极即积极，积极即消极，是绝对，非相对。

十分筋力夸强健，只比年时病起时。（辛弃疾《鹧鸪天·重九席上再赋》）

如今病起衰颓甚，只似年前带病时。（苦水仿辛词之断句）[12]

六朝思想发达而非儒家正统，虽然佛已染上东方色彩，老已染上儒家色彩，而究竟是佛老，魏晋六朝唐对义理之学无可发见。宋之义理之学，虽非绝后，而的确空前。宋人性理之学（道学），只做到孔门之学一半，只知不行。至明王阳明识“知行合一”[13]，始悟宋儒之弊。（宸濠作乱，王阳明一役而平。吾人固不能以成败论英雄。）王阳明第一次贬官贬为龙场驿丞，作有《瘗旅文》。“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为不得永年矣。”（孔融《论盛孝章书》）忧，即佛家所谓“无明”（愚）。阳明少年进士，遭此打击而能不死，是无忧，而非麻木。鲁迅先生说：可怕的是使死尸自己站起来，看见自家的腐败。[14]而孔夫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可见老夫子是何等精神，即在前两种情境中杀出一条路来。看见自己腐败，为的是使自己不腐败，而结果仍不能免。糊涂的，浊气，固不行；聪明，思前想后，亦不行，必能用聪明打破无明，杀出一条路来始可。如明末黄梨洲[15]、顾亭林[16]，真了不得，能知能行。黄梨洲作有《原君》《原臣》，在专制时代能有此思想，真不易。明清之能超过宋理学，即因“知行合一”。

唐宋以来思想多受佛家影响，朱子讲义理多与佛家暗合。后世不受佛的思想影响者甚少。或曰阳明学即禅，而其最与禅不同者，即“行”之一字。能知即应能行，能知而不能行等于不知，如钱，花得不当是浪费，有而不花等于没有。（但视其合理与否，不必管是禅与否。）

读佛教书不但可为吾人学文、学道之参考，直可为榜样。其用功（力）之勤、用心之细，皆可为吾人之榜样。然禅宗亦有弊病。自六祖来，主张自性是佛，即心即佛，心即是佛，能悟则立地成佛。然即使能如此，又将如何？亦不过但为一“自了汉”而已，即孟子所谓“唯我”[17]。然《孟子》亦言“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万章上》），所谓一切众生皆得成佛。

自度——度人

自悟——悟人

自利——利他

后来和尚只做到自度、自悟、自利，是知；度人、悟人、利他、觉后知、觉后觉，是行。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虽如此说，然又说“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始终不承认“穷则独善其身”，其精神始终在“兼善天下”。

一部《论语》就是“平实”，易知易行，如问“仁”，曰“爱人”；问“知”，曰“知人”。[18]崔东壁[19]以为《论语》乃曾子后之弟子所记，尤其曾子，如《学而》一章，“子曰”后即有“曾子曰”，崔氏说盖可信。

凡大师门下得道最多者，不是聪明最高的，而是用力最勤的人。曾子得圣人之传最多。《论语》记：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曾子所言，真能抓住要点。故曾子的弟子所记，亦是“平实”。战国末诸家并出，以其学说悟人，只平实不足以胜人，故有《中庸》一书出。说一点难知、难行道理，故有《中庸》《孟子》。

禅，“说似一物即不中”（南岳怀让禅师语）[20]。一种学问，总要和人之生命、生活（life）发生关系。凡讲学的若成为一种口号（或一集团），则即变为一种偶像，失去其原有之意义与生命。儒家所谓仁义，《中庸》所谓道，与佛之所谓禅，是否同？道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也。禅也者不可须臾离，可离非禅也。禅，可会，不可说，甚至不可知；如用筷子，不可知，不可说，而绝对能会。

文学艺术，代表一国国民最高情绪之表现。说情绪，不如说情操。情绪人人可有，而有情操必得道之人、有修养之人。情操非情绪，亦非西洋所谓个性。每人作品皆有其简单而又神秘之境界，西洋谓之个性，不对。因个性乃听其自然之表现；而文学艺术最高之情操表现，非听其自然之表现。个性与生俱来，故曰：禀性难移，三岁见老。大艺术家所表现之个性，绝与此不同，实为一种禅，以之：

（一）发掘自己（掘出灵魂深处）。然此仍但为原料raw-material。

（二）完成自己。须自己用力始得。可是圣人绝非自了汉，禹之过其门而不入[21]，可见儒家精神；佛说“众生有一不成佛我誓不成佛”[22]；耶稣背十字架为世人赎罪，担荷人间罪过[23]。

（三）表现自己。人不表现，如何能知是什么。人用什么表现？为人类办一点事情即表现自己，不是自吹，是做一点真正的事。

禅在表现上不成，在发掘、完成上有佛之精神，而无“众生有一不成佛我誓不成佛”之决心。近人在为学方面，只是发掘、完成两方面，不能踏实去干。必踏实，始真能有表现。

欲了解中国文学艺术，必须了解一点禅。

有《禅学讲话》一书，日本日种让山著，释芝峰[24]译，民国卅二年九月出版，丁字街佛经流通处售。序中提到《禅学讲话》原名《攻禅宗学》，余以为原名较佳。

任公《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论及《礼记》，讲《礼记》之价值有五项，第四项讲《礼记》之价值云：

孔子设教，唯重力行。其及门者，亲炙而受人格的感化，亦不汲汲以骛高玄精析之论。战国以还，“求知”的学风日昌，而各派所倡理论亦日复杂。儒家受其影响，亦竞进而为哲理的或科学的研究。孟、荀之论性论名实，此其大较也。两《戴记》中亦极能表现此趋势。

孔子设教，唯重力行，故易知易行。战国以后，儒家受其影响，为其所迫，不得已，故渐有精深之理，自有玄妙之言矣。《中庸》是儒家，而非孔门之学，孔学平实，《中庸》玄妙。（孔子不言性与天道，以其有流弊也。后世禅宗流于□[25]，没用。）

四　“中庸”释义

“中庸”，朱熹章句引程子语：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中——不偏；庸——不易，即不变，佛所谓常。以程子之言，则“中庸”二字为对举（并举）。余意以为此二字乃联举，如“国家”实只国意，“庸”字可包在“中”字内，可删去，是联举而非对举。联举乃为文气、语气方便。

第一章：“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只是“中”而未言“庸”。二、三章，始二字皆见，如第二章“君子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第三章“中庸其至矣乎”。

中庸，郑氏[26]注：“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此说与程、朱[27]有异，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