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学:中国文学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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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情见与知解

情见、知解,情见就是情,知解就是知。

诗人有两种:(1)情见,(2)知解。中国诗人走的不是知解的路,而是情见的路。然任何一伟大诗人即使作抒情诗时亦仍有其知解。陶公之诗与众不同,便因其有知解

中国人讲究吉祥,而吉祥文字难作。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

“春常在”“庆有余”,真好。若能如此,真是理想家庭;国家亦然,若能如此,真是大同。孟子说:“兽相食,且人恶之。”(《孟子·梁惠王上》)那时人相杀,所谓最“伟大”的人是杀人最多的人。“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这之中有哲理而不是诗,便因其知解太多。“向阳门第”这两句还好,至于:

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

更不是诗,虽然道理也没法推翻。英国某大诗人诗,句句是格言。然而格言不是诗。

宗教对情见与知解二者,盖兼而有之。

宗教家之写诗,如但丁(Dante)之《神曲》。这样的作品是宗教的诗,而且这么伟大,只有西洋会有。他本身是虔诚教徒,而又是一个有情见、知解的诗人。

一般中国人对宗教只是情见,不是知解,故绝不能有但丁那样虔诚情绪,那样坚强意志。中国人缺少虔诚的宗教精神。虽然中国诗人常好用禅宗语,然此仅为“随喜”[12]现象。

中国没有宗教,有,就是“道教”,还不是老庄之道,是秦汉方士之道。古诗“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古诗十九首”之《驱车上东门》),可见当时服药求神仙已成风气,其风自上养成。一个生活困难的人便不想求长生了。《西游记》第四十四回中孙悟空对车迟国求死不能的五百僧众道:“你却造化,天赐汝等长寿哩!”众僧道:“老爷呀,你少了一个字儿,是长受罪哩!我等日食三餐,乃是糙米熬的稀粥,到晚就在沙滩上冒露安身。”——锦衣玉食的人才求长生。(“玉食”二字,真吉祥。)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国学术最发达时期。汉之尊崇儒术,其罪不下于秦之焚书坑儒,于是方士之说起。其后也有文化发达时期,那是受了外来文化侵入。耶教讲“永生”(灵魂不死),与长生不同。这点高,永生是精神的提高,长生是肉体的保生。释迦是无生。人都比中国高——而秦汉以前中国并不讲长生。

我们的生命是短促的,生活是艰难的,这是我们的悲哀,而且成为打不破的悲哀。我们怎样利用此短促生命解决此艰难生活?这是最实在的工作,也是最高的理想。宗教家也是如此。

人生有职业、事业之分,人生仍该以事业为重。宗教不是终生职业,是事业。想成事业,必须有坚固意志。票友既不以唱戏为事业,也不想以之为职业,而有时想“来”一下。恐怕这只是兴趣问题,不是意志。

固然意志不是知解,而坚强的意志必由清楚的知解而来。譬如押宝下注,认准它是红,掀盆是黑,也认了。兴趣不是情见,但兴趣与情见有关,兴趣之于情见,便如意志之于知解。

先不论情见、知解,人若真能虔诚信宗教,一头倒在佛怀里,是幸福。“净土三经”[13],写得美得很,真是诗。死后去净土否?不用管,反正现在我相信将来上净土。

中国人天生宗教情绪不浓厚,命定论。

小泉八云(L. Hearn)[14]常说某诗人是异教情绪——凡见到奇情壮彩,他便说是异教情绪。小泉是英国人,虽非虔诚教徒,然英人之与耶教便如中国人之与孔教,无论顺受、逆受,总之是得受。便是胡博士这所谓“只手打倒孔家店”[15]的老英雄,也熟读《论语》,他说:

“知其不可而为之”,
亦“不知老之将至”。
认得这个真孔丘,
一部《论语》都可废。

(《尝试集·孔丘》)

宋初宰相赵普[16]说:

得半部《论语》可安天下。[17]

这是顺受,胡氏是逆受。在西洋,诗人、文人对《圣经》都下过功夫,故西洋人对《圣经》便如中国文人、诗人都要读《论语》一样。尼采(Nietzsche)反宗教,但余敢保尼采对《圣经》一定读得很熟。中国无宗教,故对小泉八云所谓异教情绪看得很平常。但丁顺受,尼采逆受,中国对宗教是无受。无宗教信仰,只凭自己,故须有所寄托,抒情诗人尤其离不开自然与酒。

中国诗人与外国诗人都看出生命短促、生活艰难,都想利用短促生命解决艰难生活。中国诗人不能把自己交给佛,交给上帝,只有相信自己。而自己最薄弱,最渺小,以此解决艰难生活非易事,所以更感到自己之薄弱、渺小。中国诗人为何喜欢酒、喜欢自然,便因无信仰,欲求寄托于自然与酒。自然与人还远,酒与人最近,与人体发生密切关系;而自然源源本本,不用“买山钱”[18]

人不能常在大自然中,以其无生。若自然中有生了,那便不纯是大自然了。酒中也无生。

余之讲书絮聒,因治学不能武断,不能盲从。武断、盲从是不科学的,不哲学的,也是不文学的。


陶诗中有知解,其知解便是我的认识。他不是一个狂妄、夸大、糊涂的人,所以清清楚楚认识了自己的渺小。

李白好像一点知解也没有。“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与韩荆州书》),好像只要人一捧就好。若果是青萍、结绿,何必薛、卞?[19]渊明这点比他们高。对相信自己这一点,除去老曹恐怕无人可比。至于老杜,对陶公虽不能比肩,至少可追踪。

尼采反宗教,鼓吹强者道德,主张人当做超人,自己是自己上帝,这是一种疯狂说话。现在不说尼采,只借其“强者道德”一名词。

中国不信宗教,所以君子便成为标准人物(不仅是优秀),所以中国也成“强者道德”。何以说是“道德”?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乾》)

这是“强者道德”,然既非尼采之疯狂,也非宗教,而是中庸。天的人格是“健”,所以人要“自强不息”。这是“强者道德”——没有宗教,就瞧你自己的了。然而自我力量薄弱、渺小,所以陶也仍不免梦想、恐怖。如人掉在水中无所依靠,“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尚书·五子之歌》),千钧一发,落水人抓住一根草茨、一根树枝,都不撒手,这是一种悲哀,也是一种恐怖。悲哀还好,还可发祥出一种力量,虽不能长,也是力量;而恐怖是对自己的一种怀疑,从怀疑得到绝望。若能平心静气等老虎吃,这人不是极端麻木便是极大修养,非吾辈常人可及。“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心经》)人到恐怖中是前有挂碍、后有梦想(昏散),便坏了。

余旧有诗句:“醉乡依旧是他乡。”[20]醒来不还是悲哀恐怖吗?但既不能(不是不肯)倒在佛怀里,又不能跪在上帝脚下,自己渺小,掉在水里,只能抓住树枝。

陶渊明《咏贫士》共七首,《文选》只选第一首,我们所注意也是这一首:

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
暧暧空中灭,何时见余晖。
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
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
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
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文选》所录不尽合余意,盖昭明选文亦未能免俗,未免落传统窠臼,就是用当时一般人作风去看。而《咏贫士》只选一首,有眼光,虽未必合作者之意。

“贫士诗”首句“万族各有托”,“族”,即类;“各有托”,万类都有依靠;次句“孤云独无依”,这句这么严肃,这么悲哀。首句宾,二句主,借宾现主。“暧暧空中灭,何时见余晖”二句写主,“暧暧空中灭”,写得悲哀,写得好;“何时见余晖”,完了。人生在世,岂非如此?由生而哀而死。“暧暧空中灭”,死后“何时见余晖”?“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二句为宾,“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二句,主。(“翮”,羽毛,言鸟,以翮代鸟。)末二句言“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知音,因自己孤单薄弱,故希望有朋友、同志、知己。朋友、同志、知己虽未见得能解决我们困难,但至少可减少我们恐怖。人生如行黑夜崎岖山路,要旅伴。不为对我们帮忙,但可破除寂寞,减少恐怖,还可增加我们兴趣。交朋友不在求帮忙,如人赛跑喊“加油”,你不必去帮他跑。所以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这不是普通朋友,是知己。人越爱谁越愿叫他陪着流泪、痛苦。因为告诉最爱的人他才不趁愿,不幸灾乐祸。

靠自己——薄弱,靠知音——稀少,何能所依?陶渊明抓住什么——古人(《咏贫士》自第二首,每首咏一古代贤士),这真是陶渊明的聪明,也是陶渊明的修养。有古人为伴,如见亲人。“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屈原《离骚》)陶之“咏贫士”亦有是意,“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七首》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