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主物与从物

依上述推论可知，简单物与合成物，均能满足法律上物的要件，并符合物权客体确定化原则，从而得为物权的客体。此外，物（包括简单物与合成物）与物之间常常存在各种关联，并因此形成经济利用上的整体。其中与物之成分概念最近而易于混淆者，为从物概念，盖对从物之定义，学理上均首先指出，从物非主物之成分。[175]除非主物成分特征外，从物须对主物之经济目的恒具服务与辅助功能，并与主物处于一定的空间关系。[176]就此细说如下：

第一，与物之成分的区分不同，主物从物之区分标准在于效用与功能。我国学者通常表述为，从物“对主物发挥辅助效用”。[177]这一表述虽然不差，但不精确。主物与从物本为两个独立物，由于经济效用或目的上具有某种联系而处于关联之中。一方面，此经济效用可源于物的本性，如汽车的功能在于运输；也可源于人为的设定，如将汽车改造以供活动快餐店之用。另一方面，此经济效用可存在于主物本身，如在汽车与备用轮胎的主从物关系中，运输功能由汽车来实现；也可存在于主物与从物共同的经济目的，如在活动快餐店例中，汽车虽是主物，但却与炊具设备等从物相同，共同服务于快餐经营。因此，与其说从物对主物发挥辅助效用，不如称主物与从物常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经济目的，只是在共同经济目的的实现上有主次之分。

第二，主物从物基于经济目的上的联系，常常形成外部空间上的某种关联。就此空间关系，各学者民法典总则编草案建议稿，均称从物“附着于主物”。笔者认为这一要求过于严格，因为“附着”依字面理解，意味着二物之间须有物理接触，而主从物关系的成立，常不必有如此物理的接触，如一桌四椅，依所有权人之意思使四椅成为该桌之从物者[178]，即无附着可言。[179]此外，两物之间即使有某种空间关系，是否因此成立主从关系，通说认为仍以交易观念为准。[180]

第三，两物之间虽有主从关系，仍保持各自的独立，为两个不同的物，从而在逻辑上应成立两个所有权，不能作为整体成为一个所有权的客体。至于这两个所有权是否须归于同一所有权人享有，或者说是否须以该两物同属一人作为主从物关系成立之要件，在《德国民法典》（第97、98条）采否定见解，而《日本民法典》（第87条第1款）、我国台湾“民法”（第68条第1项）及其学理均持肯定态度。在笔者看来，之所以有如此差异，源于对主从物区分之法律效果的不同认识。主从物之区分意义，不在于确定物之归属本身，而在于便利交易。[181]也就是说在就主物进行交易时，由于从物与主物恒有经济目的上的关联，若不使主物交易之效力及于从物，在结果上即破坏此项经济关联，使主物与从物终不得发挥各自效用。[182]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交易”二字应如何理解：

（1）《德国民法典》第311c条（原第314条）确立一项解释性规则，规定物权让与或设定物权负担的义务，在有疑问时及于物的从物。德国民法之所以能就此类义务行为实行所谓“从随主”原则，其道理在于德国民法贯彻物权行为独立性与无因性原则，义务行为本身仅使义务人负担“物权让与或设定物权负担的义务”，不直接导致物权本身的变动，从而即使实行“从随主”规则，也不会直接导致从物上物权的变动。这在主物与从物异其所有权人时，对从物所有权人的保护，颇为周全。[183]其结果，也就没有必要将“主从二物同属于一人”上升为主物从物关系构成的一般要件。反之，处分行为的效果直接使物权本身发生变动，因此德国民法仍要求适用处分行为特定原则，要求处分人就各不同的物及其上的物权，实施具有不同构成要件的处分行为，而不采纳对主物处分及于从物的一般性原则。[184]其例外有二：第一，《德国民法典》第926条规定，让与土地所有权时，若该土地之从物属于出让人所有，则从物所有权于有疑问时，亦因该处分行为移转于取得人，而不必就各从物依《德国民法典》第929条以下之规定进行各特别的让与；若从物不属于出让人所有，则取得人仅在满足《德国民法典》第932条以下所规定动产善意取得之要件时，方能取得所有权。第二，《德国民法典》第1120条规定，土地上抵押权之效力强行及于属于土地所有权人之土地的从物。[185]可见处分行为仅在法定的例外情形，才适用从随主规则，并特别要求此时从物必须属于主物所有权人，以避免对他人之物（从物）上所有权的侵害。

（2）与德国民法相反，《日本民法典》（第87条第2款）以及我国台湾“民法”（第68条第3项），就主物从物区分的法律效果，均确立“主物之处分及于从物”的一般性规则。处分行为之结果，必使从物上物权直接发生变动[186]，从而在从物与主物异其所有权人时，对从物所有权人显然构成不当之威胁。为弥补这一缺陷，二立法不得不在主从物关系之一般构成要件上，迂回附加以主从二物“同属于一人”的要件，以避免处分行为“从随主”规则对从物所有权人所造成的不利后果。[187]

（3）我国各学者所提出的民法典总则编草案建议稿，亦称“从物随主物处分，但又特别约定的除外”[188]，大体取日本民法与我国台湾“民法”的做法。且不论在我国通说不认物权行为背景下该“处分”二字该从何理解，单就其意图观之，该处分显然会使物权发生变动，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之解释为与债权行为同义。既然如此，则处分上的从随主规则给从物所有权人所带来的危险，也就不能忽视。然而，各草案建议稿恰恰在此大关节处，缺失与日本民法、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相应的规定，其不妥之处显而易见。

基此分析，可见主从物关系的构成要件，实与对其法律效果的设计密不可分。如何构造我国民法典主从物关系及其效果，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否采取物权行为的立场，较为安全的设计，或曰能兼顾从物所有权人利益的设计，应是将从随主原则限于债权行为。仅于例外情形，并且在充分考虑债之履行（处分行为）确定化原则的前提下，可将主物所有权移转效果或主物上物权负担设定效果，及于属于主物所有权人的从物；对不属于主物所有权人的从物，此项从随主的效果不能当然发生，而应满足相应的善意取得要件。如此一来，在主从物关系的一般构成上，仍保持以两物间的经济关联为其构造核心，避免因考虑其所有权关系而滋生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