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导言》中的“共产主义”属于“哲学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写作《导言》的时候，刚刚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他对共产主义的论证还主要是哲学的论证，缺乏经济学的论证。当时他的共产主义理论还属于“哲学共产主义”，没有达到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共产主义的水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自己理论研究的历程时说：“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39]《导言》对德国“市民社会”的解剖，还主要不是“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而是到哲学中去寻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概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时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40]马克思在《导言》中对“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主要还是“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不是“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例如，马克思对当时德国社会制度落后性的批判，依然只是对宗教、法、政治的批判，并把这种批判当做“哲学的迫切任务”，而没有进行经济学批判，没有把经济学批判当做“迫切任务”。正如马克思所说：“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41]把费尔巴哈的“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是，把这种对批判对象的改变只当做“哲学的迫切任务”，而没有当做经济学的“迫切任务”，没有进行经济学的批判，这显然是马克思当时思想的局限性和缺陷的表现。

又如，马克思当时认为，哲学是推动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主要动力，没有达到社会经济状况和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高度。他说：“即使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理论的解放对德国也有特殊的实践意义。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42]认为德国革命的根源不是由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而是来自“哲学家的头脑”，这种观点显然尚未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水平。前面已经讲过，马克思认为德国人的解放的立足点不是社会经济状况，而是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这显然是以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为立足点的。马克思当时虽然有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思想，但他所说的理论主要是哲学，而不是经济学，所以他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德国人的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43]

再如，马克思当时还是用“普遍的领域”与“特殊的领域”、“普遍的不公正”与“特殊的不公正”、“普遍的权利”与“特殊的权利”、“历史的权利”与“人的权利”、人的本质的“完全丧失”与人的本质的“完全回复”等抽象的人本主义的概念和术语以及黑格尔式的晦涩思辨的语言，来论述德国无产阶级的形成及其历史使命的。马克思虽然也从“工业以至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这个方面[44]，分析和批判德国落后的现状，从“工业运动”和“私有财产”等经济方面论述德国无产阶级的形成及其历史使命，但这方面的论证不占主导地位，而且比较抽象。马克思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他对这个问题做了带有浓厚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和黑格尔思辨哲学特点的回答。他说：“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45]我国多数学者都认识到这段话说明了无产阶级的形成及其历史使命，指明了无产阶级是彻底革命的阶级，但却鲜有人指出马克思的这个论证所带有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和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显著特点，对马克思这段话的这种理解是不全面的。

马克思当时的共产主义之所以还属于“哲学共产主义”，这是与德国民族和德国社会的特点相联系的。恩格斯曾经对这个问题作过深刻的论述。他在1843年10—11月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一文中，论述了共产主义在英国、法国、德国产生的共同原因和各国共产主义产生的特殊道路。共产主义在这几个国家产生的共同原因是：“在财产共有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制度的彻底革命，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急不可待和不可避免的必然。”“这一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共产主义不是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特殊状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结论。”[46]各国共产主义产生的特殊道路是：“英国人达到这个结论是通过实践，即由于自己国内贫穷、道德败坏和赤贫现象迅速加剧；法国人达到这个结论是通过政治，即他们起初要求政治自由和平等，继而发现这还不够，就在政治要求之外又加上社会自由和社会平等的要求；德国人则通过哲学，即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思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47]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既论述了对共产主义进行哲学论证的必要性，又指出了哲学论证的局限性。在讲到对共产主义进行哲学论证的必要性时，恩格斯指出：“哲学共产主义在德国可以说已经永远确立了”，“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共产主义既是建立在健全的哲学原则的基础上，尤其因为它已是从德国人自己的哲学中得出的必然结论，德国人决不愿意也不可能摒弃共产主义。我们现在应该完成的任务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党派必须证明，德意志民族在哲学上所做的一切努力，从康德到黑格尔所做的一切努力，要么毫无裨益——其实比毫无裨益更坏，要么一切努力的结果应该是共产主义；德国人要么抛弃他们曾把其名字奉为本民族的光荣的那些伟大的哲学家，要么就得接受共产主义。”[48]这说明哲学论证有助于共产主义理论的产生。在讲到对共产主义进行哲学论证的局限性时，恩格斯指出：“在德国，在有教养的社会阶级中建立共产主义党派的可能性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德国人是一个从不重视利益的民族；在德国，当原则和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原则几乎总是使利益的要求沉默下来。对抽象原则的偏好，对现实和私利的偏废，使德国人在政治上毫无建树；正是上述这些品质保证了哲学共产主义在这个国家的胜利。”过分偏好理论原则，不重视实际的物质利益，这显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恩格斯又说：“我们的基本原则固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广泛的基础，因为这些原则是我们从包罗人类全部知识领域的哲学体系中得出的，不过在有关实践、有关影响现存社会的实际状况方面所做的一切，我们发现，英国社会主义者远远超过了我们，所以要做的就很少了。我想顺便提一下，我接触了一些英国社会主义者，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我都同意他们的看法。”[49]这说明，德国虽然在哲学上优越于英国，但是在实践上所做的工作方面，英国人则远远超过了德国人。恩格斯明确表示，如果把英国人重视实践的特点与德国人重视理论原则的特点相比较，他更加赞赏英国人。我国不少理论工作者，都高度评价马克思关于哲学与实践相结合的观点和做法，高度评价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哲学论证，却较少有人指出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所做的哲学论证的局限性。

法国著名哲学史家奥古斯特·科尔纽在《马克思恩格斯传》中，对马克思的《导言》做了全面的评价，他的观点与恩格斯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他一方面肯定了《导言》在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转变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指出“这篇文章是马克思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在这个阶段上，他通过越来越积极地参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开始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奠基于其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指出了这篇文章中的共产主义理论仍然有些抽象，并且缺乏经济学的论证。他说：“他对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解起初还有点抽象，这实际上是由于他还没有详尽地剖析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例如，他还把无产阶级理解为辩证的反题（即辩证的对立因素），而把思想家和无产阶级的联合理解为思想和行动的结合。”[50]科尔纽还指出马克思当时还不太熟悉政治经济学，而过多地强调了哲学的作用，因而尚未完全克服唯心主义。他说：“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还未能完全对现实进行非教条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不熟悉政治经济学，这一点从他对保护关税制度的批判就可以看出来，因为他把这种制度看成是陈旧的反动的制度，而实际上恰恰相反，这种制度是符合于现代德国的经济关系的。由此可见，他还不懂得，经济发展本身怎样才会引起阶级对立的尖锐化和阶级斗争。”“马克思还认为哲学在历史发展中”起“显著的作用”，“因而还暴露出一些唯心主义的残余”。[51]

我国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学者，也曾正确地指出《导言》中的共产主义属于“哲学共产主义”。黄楠森、施德福、宋一秀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评价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的共产主义思想时说：“应当指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还不是科学的，还是哲学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基本上是建立在带有理性主义色彩的人本主义基础上。马克思当时还是从人本主义出发去说明人的解放，把它看成是人本主义理论的结果，人的本质的实现。他也是从人的本质及其异化去说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认为正是因为无产阶级是人的完全丧失，才促使它去从事人类解放事业，以达到人的全面恢复。”[52]

我具体分析《导言》的局限性，不是要低估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而是为了准确评价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既充分看到它比以前的论著离完成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更加接近，也要实事求是地看到它离完成这个转变尚有不小的差距，以便清楚地看到它以后的论著是如何逐步消除这个差距、直到基本完成这个转变的。

承认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或某部、某些著作具有历史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不仅不是贬损马克思主义，而且是马克思、恩格斯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精神的体现。任何理论都具有历史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也不例外，问题在于能不能通过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克服这种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们敢于对黑暗的现实和各种错误理论进行无情的批判，而且还在于他们勇于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不断克服自己理论的局限性，不断为自己的理论开辟新境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如果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某种理论一经形成，就十全十美、完满无缺，没有任何历史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当然也就无须随着时代的前进、科学的进步、实践的发展充实、完善其自身，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才是贬损马克思主义。

通过上面对《导言》的思想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它不仅论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也论及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当时虽然才刚刚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没有完成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他对共产主义的论证也主要是哲学的论证，还缺乏经济学的论证。但是，这部著作也不是丝毫没有论及政治经济学问题，只是经济学的论证不明显、不充分而已。总体来看，《导言》作为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一部重要著作，既论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论及了社会主义学说，并且开始论及政治经济学。这是一部包括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的一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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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说明第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63、764、1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78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05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06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6—347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31—33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3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06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31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36—337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26]《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0—371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0—51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52页。

[3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9页。

[34]《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0、33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8页。

[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284页。

[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8页。

[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16、16—17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4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4—475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492—493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93、493—494页。

[50]〔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刘丕坤、王以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55页。

[51]〔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刘丕坤、王以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92页。

[52]黄楠森、施德福、宋一秀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