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人口老龄化：老年社会学研究的紧迫性
第一节 中国目前的人口老龄化现状
一、未富先老
人口学通常认为，如果不考虑移民这样的人口流动，那么随着经济增长，人口的增长会有一个自然变化曲线，即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低增长转为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高增长，随后再回到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低增长。这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的状况。但是发达国家从高增长转为后一个低增长却用了相当长时间，而在这段时间内，发达国家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使得它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基础较为强大。
中国的人口在1949年之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死亡率逐渐降低，但出生率一直居高不下，所以除了个别年份，一直在增长。到了20世纪80年代，国家将计划生育定为国策，出生率开始下降，经过20年，到2005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跌到了千分之六以下，并且还在继续下降，到2011年降至千分之四点八。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中国完成了人口自然增长率向发达国家的模式的转变，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却并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如前面对人口老龄化的讨论中所言，“社会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同时出现必然会导致该社会的人口老龄化”，这就使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出现了所谓“未富先老”的局面。而中国人口基数大又导致了中国老年人绝对数量远超其他国家，使社会的养老负担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社会问题。据《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2月28日援引老龄办副主任兼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的讲话，随着1952年和1953年出生的人口进入老年期，中国迎来了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1.94亿人。老年人口的高龄、失能（生活不能自理）和空巢化将进一步加剧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截至2012年底，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达2273万人，失能老年人口3600万人，慢性病患病老年人口0.97亿人，空巢老年人口0.99亿人。2025年之前，高龄老年人口将保持年均增长100万人。[76]
而中国城乡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又加剧了这样的养老负担，具体表现在：（1）贫困和低收入老年人数量仍然较多，2012年约有2300万人。（2）城镇老年人口的宜居环境问题突出，七成以上的城镇老年人口居住的老旧楼房没有安装电梯，高龄、失能和患病老年人出行举步维艰。（3）农村老年人留守现象突出，2012年约有5000万人。除此之外，伴随着城乡实施计划生育的一代人步入老年期，无子女和失独（丧失独生子女）老年人越来越多。2012年中国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庭，且每年以约7.6万个的数量持续增加。
迅速的人口老龄化让政府和社会有措手不及之感。全国老龄委办公室于2013年2月28日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指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老龄事业目前面临这样一些问题：“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滞后；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体制尚未形成；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水平还比较低；农村老龄事业发展明显滞后。”[77]
二、人口老龄化：个体层面的剖析
蔡文辉先生在《老年社会学》一书中曾引游守义所作一文：
这篇文章非常真实地写出了刚进入老年、身体还健康的“年轻”老人的心态。这里的第一层意思，是说自己并不老，只不过现在社会把自己看成了老人，而这种说法的根据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退休，因为是到年龄了，所以“纵身康体健、活力仍是、干劲犹在……毕竟长江后浪推前浪，仍不得不起身交棒走人”。而作者本人显然对这种情况很不适应，“每看到别人为工作忙碌仍颇技痒！人家说我看来还这么年轻就退休当老太爷，我也曾一时不知如何以对”，“但既已选择了悠闲，就纵有不舍也不得不渐从往日那绚烂中淡出”，语中充满了不舍和无奈。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来自于辈分的升级，对于婚龄适时的年轻老人和他们的子女来说，60岁，意味着他们可以升级当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了，但是他们对此却还缺乏准备。就像中国电视剧《父母爱情》中的安杰面对未来的儿媳妇将要进门时所说的那句话：这有什么可高兴的，这说明自己老了，你愿意老吗？因此，这就在“老人”身份的社会认定和个人认定之间形成了张力，而对这样的老人来说，只要他们身体仍是健康的，这种张力就会持续存在。
当然，也有“服老”的，这是因为如蔡文辉先生所言，“人过五十岁以后，人体器官明显衰退，由于气血虚衰，眼睛得不到血养而昏花，皮肤缺乏血濡润而枯槁；神气涣散，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口不从心，渐趋老朽”[79]。在过去卫生和保健条件相对较差的情况下，蔡先生对五十岁后身体变化的这种描述是常态，而现在对于身体不好的老年人说，他们目前的身体状况与这样的描述很是接近，所以他们会几乎无条件地接受这样的说法，认同自己的“变老”。
从生命过程这一视角来看，老人由于其以前生命轨迹的差异，大体可分成“事业型”和“家庭型”两类。相对来说，事业型的老人，因其生活的重心一直在工作上，所以等他们到了该退休之时，只要健康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他们就不太会接受退休之后回归家庭这样的选择。即使被迫选择回归，也会像上面提到的游守义一样，充满了不舍与无奈。这时候，他们会把“照旧可以工作”看成是没有变老的标志。即使是家庭型的老人，如果他们的健康仍旧可以，那么他们可以承认自己的“变老”，但会把当好子女的帮手（帮子女带孩子、做家务）看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并从中享受“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
因此，从个体的层面看人口老龄化，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很多老人在未雨绸缪，即在他们尚未退休之时就在采取各种方法以维护健康，同时在心理上延长自己不认同变老的时间，即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所以他们实际的健康状况会滞后于他们的生理年龄。这也就是前边蔡文辉先生所说的“有些老化是个人非生理因素造成的”的意思。
总括前边的分析，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对于相当一部分老人来说，其“老人”身份的社会认定和个人认定之间会形成张力，而这种张力的大小则取决于这些老人的健康状况。由此，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影响就在个体层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解，而这样的消解汇集在一起也会减轻社会的负担。这一结论无疑会给我们老年社会学的研究指出一条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