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知识的变革

现代前期，即古典的现代性时期，大学并不是知识生产的中心。文艺复兴时期，大学在形成“新学”方面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在启蒙运动中却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启蒙运动时期的知识模式形成于学院之外。这一时期的知识生产者大多在机构之外，他们是作家、自由流动的知识分子、贵族阶层的成员或改革派的牧师。已存在的知识模式是革命的、解放的知识模式之一。它标志着检测真理的方法转向学科知识，在这个意义上知识成为一种可以公开地获得的东西。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都是对独立于政权和教权之外的知识的渴望。一方面是经验方法的兴起，另一方面是现代理性主义的兴起，成为非教条的经验主义的缩影：归纳实验科学的本质是只有那些经实验证明的知识才被视为知识，而理性主义同样宣称知识的最可靠的方式来源于心智的确定性。虽然这些认识论已经堕落成为实证论，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在他们所在的时代，这些认识论是对他们所要求的知识的民主性质的解放，这种知识是任何人都可以获得的，而不是某些机构的特权。但是一旦知识远离了古老的权威，便越来越受制于形成中的专制政权。17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皇家学院和政府支持的研究机构的建立，古典的现代性中一种面向机构化的努力出现了。同时也出现了两种知识的形式，一种是大学和学院的机构化，另一种是选择启蒙运动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一种机构外的公共场所。历史的选择是第二种知识形式渐渐失去了它的认识论关联，许多知识模式，例如社会学，也不得不选择能与它们联盟的一方（Lepenies，1988）。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大学从忠于教会的传统转向忠于政府，这一做法也使大学与社会隔绝。

随着18世纪末自由的现代性的到来，大学作为知识的生产者，其培养职业精英以服务民族国家以及作为民族文化的聚积者的功能更为重要。新人文主义大学，例如德国的洪堡大学和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人文学院，就是以知识自治的观点为基础的，是一种吸收了康德把现代大学作为批判理性的保护者的最著名的大学观点（Kant，1979）。这是启蒙时期有关知识的思想的发展，也是对更广泛的人文主义的知识概念的反映。但与此不同的是，它深受19世纪占主流的新文化形式的影响：不同的文化领域和追求真理。在那个有差别的年代，被韦伯描述为包含一切的整体原则丧失且无法挽救的年代，知识成为自治的知识，这也是知识自身的一个目的。在新人文主义大学中知识的合法性反映在教学和科研的统一上，教学与科研共同为追求真理服务，尽管真理的真实性和获得真理的可能性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模糊。然而，19世纪仍然坚持对真理的幻想和知识的精神使命。知识的差异，例如知识等级制的出现以及客观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并没有对依然强有力的真理构成威胁。19世纪后半期的自然神学理论在大学中有重大的影响（Reuben，1996）。机构的世俗主义并不总是知识世俗主义的映像，同时也提醒我们，到目前为止，启蒙理念的最主要源泉还是教会改革。在法国天主教统治时期，启蒙运动更加激烈地反对教会，大学被挤到社会的边缘，又被后来的革命政权重建。自我修养的思想完全被忽视。总体看来，除了法国以外，19世纪大学的观念还是康德的理性思想占主导地位，而洪堡的文化观念具有更大的影响。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文学像在德国一样发挥着哲学的功能，但是，阿诺德证明英国也受到洪堡的影响，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主义》就是对德国传统的传播（Arnold，1960）。在保守的英国传统中，就像德国一样，从阿诺德到艾略特（Eliot）和利维斯（Leavis），大学是能够独自在工业时代提供精神领导的文化的“守门人”。无论如何，大学必须被赋予一种资格。许多维多利亚时代激进派改革者的热情，从边沁到密尔和斯宾塞，总的来说都怀疑高深文化的最终消亡，于是提出了更加实用的知识观点，去引领社会的改革和道德的改善。实际上，知识为了实用的观点并不是知识的结束，而是通向结束的一种手段，是欢乐、社会繁荣与和平的结束。

从19世纪晚期一直延伸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组织化的现代性，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的现代性的理想。颓废的理念彻底打破了自由的现代性的文化形式，随着作为大众社会新社会秩序组成部分的知识模式的出现，古老的知识模式崩溃了。自然神学理论和知识的精神价值消失了，逻辑实证主义和公正的探究变得强大有力。知识的新模式要求比过去更为严格地分离客观事实与价值。这是一种受超越所有其他机构的国家治理体系约束的、强调专门化和学科基础的知识。新人文主义者对教学和科研的整合受到研究型大学和精确界定学科的新思想的挑战。20世纪是一个专门化、职业化的时代，也是取代启蒙时期人文主义最后遗留物的时代。它要求大学具有新的社会功能——提供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要求教师和研究者扮演新的角色——职业培训。大学将不再是全人教育，就像洪堡的自我修养的思想或像人文学院的牧师关注的思想那样，而是一种Ausbildung——职业培训。大学作为一种机构，承认社会整合的新文化形式，这种机构服务于社会的经济需求、维护民族威望、保卫国防以及培养技术专家。关于这一点克拉克·科尔在其《大学之用》（Clark Kerr，1963）一书中有著名论断。但是从这一时期起其他的许多关于大学的见解仍持有古老的大学自治的观念，例如希尔斯（Shils，1997）和基斯曼（Kiesman，1998）的著作中就认为知识仍旧承担着一种来源于大学本质上的统一性的道德功能。

后现代性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组织化的现代性的危机。这场危机最好描述成是一场从危机到转变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可以觉察出认知变化，关于认知变化的一些主要方面可以总结如下：旧有的知识模式逐渐解体，这种知识模式是建立在国家架构内的学科制度化、现代化、专门化和日常化以及文化形式合法化的基础之上的。首先，历史上与民族国家密切联系的知识，现在处于由其他社会机构推动的全球化的影响下。其次，学院中的学科知识结构建立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科领域基础上，外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是“两种文化”的基础。今天，自然又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新主题。自然作为组成部分，像社会一样，都不能被当做是现代性的类型（Eder，1996；Wallerstein et al，1996）。除此之外，在大学的学科知识结构中存在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Goodman and Fisher，1995；Wallerstein et al，1996；Bender and Schorske，1997）。第三，新的民主观念和公民身份观念的出现，也渐渐地向旧的见解挑战。文化公民身份和技术公民身份主要在与知识有关的问题中被提及（Delanty，2006）。由于大众教育，后工业社会传媒和技术的发展，知识越来越易于获得，同时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实用的必需品。但是随着知识的扩张，知识的竞争性也随之增加。政治学和文化价值的多元认识也渗入到知识的构成中。第四，取代不同科学之间差别的是更加关注专业的知识与其他种类知识（如普通知识）的联系问题。随着科学的去合法化（de-legitimation）和专门文化的传播，这就成为知识重新定位和大学主要内涵的重点。这是一个专业知识的公共适用性的问题。

我认为，今天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如认知变化，起源于启蒙时期的“科学共和国”衰落的时代。随着批判的公众的兴起，民主化的要求已经渗透到认知的核心，理性地要求科学负起公共责任。这种认知变化可看做是一种交往的认知，但也受到大学新自由理念的挑战。一旦站在稳固的启蒙运动和民族国家的立场上，大学发现自己占据的是知识形式在不断变化的不确定地带，而这恰恰就是民族国家开始衰退的时期。大科学时代经受了大政府的毁灭：大政府的立法不复存在，但现实依然如故。交往的理性逻辑已经进入了大学，它不再保护民主，而是开始质疑旧的中立性、普遍性和客观性的认知模式。

[1]early modern period，直译为“现代前期”，相当于我们中国所称的“近代”。——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