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如何核算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几乎每一个增长模型都可以通过增长核算展示其所声称的理论机制的定量贡献，主流理论也可以通过核算的方法展现其重要性。[39]同样，这一章节我们也通过核算对比新结构经济学主张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40]

自20世纪50年代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开创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以来，几乎所有的增长核算经验工作都以如下外生不变的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作为基准展开：

对上式两边取对数便可以将产出或者收入分解为技术水平（TFP）、资本和（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劳动三项：

然后再对上式关于时间求导，可以将经济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物质资本积累和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劳动增长三个渠道：

其中，物质资本和劳动两个渠道通过不变的资本份额（α）与劳动份额进行加权。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一些新理论进展也强调了保障技术、投资与劳动等增长渠道背后的诸如产权等制度安排。现有的政策建议也大都集中在这些方面。

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由于投入要素边际产出递减，禀赋积累（资本劳动比）会使得增长率出现递减。我们不妨以不考虑人力资本的最基本的索洛模型为例，以人均或集约形式表示的新古典生产函数（以C-D函数为例）为

新古典资本积累方程便为

因此，人均资本的增长率为

新古典生产函数的要素边际产出是递减的，即α＜1。那么随着禀赋结构的升级，其增长率必然递减，即

这便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收敛预测，但是几乎所有的跨国经验分析都有一个基本的结论：不存在绝对收敛，只有在诸如OECD等相对同质的高收入国家之间才存在收敛（条件收敛）。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发现作为探索长期增长决定因素的理论工具，新古典增长模型还存在理论缺陷，因为其得出经济体最终将收敛到人均增长率为零的稳态而不符合卡尔多特征事实——人均产出持续增长。为克服新古典增长范式中递减的资本收益，外部性增长范式（AK模型）延伸了资本的概念，典型的做法是加入人力资本元素，然后假定收益递减不适用于这一更宽泛的资本范畴。然而，仅仅依靠额外的人力资本外溢作用支撑起长期增长并不令人信服。AK模型注定只是向内生增长的过渡。以罗默模型和熊彼特模型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长期来看以产生新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技术进步是经济体得以摆脱收益递减的唯一方式，但是作为技术基石的思想（idea）是非竞争性的——这就彻底突破了新古典模型的范式。与前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主流理论进阶方向完全不同，新结构经济学并不崇拜内生增长理论的瑰宝——表征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而是牢牢抓住了结构变迁。[41]最早是诺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意识到了该理论进阶方向的不同。2001年，芝加哥大学设立了以D.盖尔·约翰逊教授命名的年度讲座，林毅夫做了题为“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的首讲，该讲座是对林毅夫自1994年之后近十年来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总结。[42]会后詹姆斯·赫克曼在接受芝加哥大学的校报《芝加哥褐红色报》（Chicago Maroon，2001年5月15日）采访时称：“根据林毅夫的研究，过去15年出现的新发展理论是无用的……包括许多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所做的研究是无用的。”他所说的新发展理论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盛行的“内生增长理论”。

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最优产业结构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不同的，因为由其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各不相同。因此，最优生产结构是内生于禀赋结构的，即表征生产结构的生产函数fk（t）（·）是随禀赋结构k（t）的变化而变化的。具体而言，以经典的C-D生产函数为例，总量生产函数的变化指的就是生产方式要素密度的变化，如从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方式向（物质或人力）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转变。禀赋结构升级驱动生产结构升级的关系，不妨直接假设为。[43]因此，人均资本增长率就变为

将上式变形为

对该式关于k求导可得包含结构变迁效应的收敛

由此，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如果资本积累推动的结构变迁引起的增长率递增超过了资本边际产出递减引起的增长率递减，那么增长率是不会随资本积累而下滑的，除非后一个结构变迁效应太过疲软。利用前述可变的且也满足新古典生产函数的一些基本性质的总量生产函数进行增长核算可得

这个基于内生于禀赋结构的可变总量生产函数的新结构经济学增长核算公式多了一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驱动的增长。正如库茨涅茨早就意识到的，如果没有结构转型升级，持续的经济增长将不可能实现。目前所有仍然贫困的国家都未能实现结构转型升级，即它们未能实现从农业和传统商品生产向制造业和其他现代经济活动的转变。在目前发展难度最大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农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63%，其2005年制造业所占的份额反而还低于1965年的。McMillan和Rodrik用现代制造业与整个更大范围的经济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差距（比如非农业和农业的生产率之比）来识别出结构变迁可以是整体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即便各个部门内部不存在生产率的改进，即式（2.11）中的传统不变总量生产函数分解的增长部分。如图2.8所示，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差距较大可能意味着结构转型障碍较大，其发展水平较低。因此，部门间的结构转型升级就可以推进经济增长，如图2.9和图2.10所示。McMillan和Ro-drik的测算结果显示亚洲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差异的大部分可以归因于结构变迁对总体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如图2.11所示。[44]与McMillan和Rodrik不同的是，我们采取了可变总量生产函数的方法来捕获一个经济体整个结构转型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