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攀[1]教授序言

陈安老师的大作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嘱我作序。借用陈老师自己的说法，就是“修旧补新，融为一体，成为‘第四代升级版多卷本’”。这段话出自耄耋学者的手笔，这是何等的幽默与勤奋啊！

老师的书让学生作序，我诚惶诚恐。虽然，史上也有先生让学生作序的，但那些人都是老师的得意门生，而我是私淑弟子，只看过老师的书，未曾经老师面授。

说到看过老师的书，这让我回想起30年前的一件事。

1986—1987年，我到香港收集做博士论文的资料。有一天，我到港岛北角半地下的森记书局去淘书。书架上密密麻麻地摆满了书，我从书脊的书名中，看到了一本《国际货币金融法》，上面写着“陈安主编，鹭江出版社”。陈老师的大名，我虽早已知晓，但那是我第一次在香港书店里找到他的书。

那时，作为博士研究生的我，初到香港，在北角宝马山上的树仁学院，一边教暑期班的本科课程，一边收集做博士论文的资料。在导师芮沐教授的指导下，我的研究方向选定在香港银行法领域。

初到香港，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里的书价比内地的高。我每个月由学校提供1200港币生活费，并有免费住房，我感觉生活得很好，但要想买书，就囊中羞涩了。

在香港我买的第一本书就是陈安老师的这本书，拿回到宝马山上学校的宿舍里，我很快就读完了。当时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急需这类的专业书籍。内地图书当时运到香港出售，书价比原来的定价要增加好几倍。我记得那时人民币与港币的兑换率是一元人民币兑换两元三角左右的港币。由于香港书价昂贵，所以香港从内地选的书都是很扎实的著作，陈老师的这本书，也是改革开放之后内地第一本国际金融法的专著。

到香港的头一个月，我看见专业书就忍不住要买，以至于第一个月的生活费几乎都让我买书了。多亏内地在该学院任教的张耀晖教授接济，我才能生活下去。

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然好奇：为什么内地厦门出版的书，在北京的书店里难以看到，而在香港书店里却能买到呢？不该是当时厦门与香港的交流，比与内地北方的交流还更多一些吧？或者，香港的书店采购经理们，比内地北方书店的采购员，更加敏感地留意内地出版的有关金融、财经、法律等领域的图书吧？总之，这个问题，至今我也没有找到答案。

回内地多年之后，我在北大图书馆里又看到陈老师的这本书，好像见到老朋友一样，那封面、目录、各章节、版权页等都太熟悉了。今年夏天，我在办公室收拾旧书的时候，又看到这本书。这真是缘分啊！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本书的纸张虽已老旧，但扉页上依然留着我当年在香港北角森记书局买书的签名以及年月日。那字是用钢笔蘸蓝墨水写的，不易褪色。

二十多年前，我才有机会第一次拜见作者陈老师。陈老师的相貌与我此前想象的样子，有不小的差别。可能是我长期生活在北方的原因，看到的人大多是粗犷的模样，而陈老师个子不高，皮肤白净，眉清目秀，说话的声音也很轻细，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身材魁伟、浓眉大眼、声音浑厚的大学者的范儿。这只能证明我太不熟悉南方学人了，在过去内地北方与南方在许多方面的交流，确实还不如内地南方与香港地区的交流多呢。至少从距离上看，厦门距离香港更近，气候也更相似。

这是我拜读的第一本陈安老师的书。三十年过去了，我又在厦门和北京拜见过陈安老师多次，他虽然年纪越来越大，但在相貌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依然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样子。

这次陈老师嘱我写序，不敢推辞，刚好也将我对陈老师的认识与感悟写出来。

1.陈老师等许多老学者与我的导师芮沐教授一样，都是在旧中国接受法学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在高校法学院工作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改革全面展开，他们抓住改革开放的契机，利用他们长期积累的学识和资料，加之他们的外语优势，在国际经济法等新学科初创阶段，做了大量教研工作，无论是课堂教学、基础资料整理，抑或编写教材、培养学生的工作等，都为以后国内这一法学新领域的发展与国际交流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当时，老一代学者的工作态度，真可谓是夜以继日，没有假期的。当时，他们的工资待遇不高，住房不宽敞，家庭负担也比较重，还有就是他们大多年事已高，但是他们毫无怨言，加班加点，他们的工作精神、他们的干劲，今天回想起来，依然让我感动不已。他们的工作激情，就好像火山喷发那样，在多年沉寂之后，突然爆发起来。这也许是因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研究学问的环境。当他们年近半百或花甲，甚至古稀之年时，科学的春天才终于来临。所以，他们积累多年的思考、收集的资料，都化为语言与文字，一涌而出。

2.陈老师那一代老前辈工作的时间都很长，特别是在古稀之后，依然在持续高强度的工作。例如，我的导师芮沐教授，我跟芮先生读博士时，他已经八十多岁了。还有年过八旬的赵理海教授，当选国际海洋法院大法官之后，他搭乘国际与国内航班时，我曾多次到机场接送。有一次我在机场接回国休假的赵先生，不巧赶上那趟航班晚点，本应该是当天下午6点多降落的，可是赵先生下飞机时，已经是翌日凌晨4点了，但他的精神依然很好。还有王铁崖教授出任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大法官，倪征日奥先生出任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时，也都已是高龄。武汉大学的韩德培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郭寿康教授都是高龄后依然在一线工作着。现在厦门大学的陈安教授，已年近九旬，他依然发电子邮件，同时也亲笔手写信件。我最近收到陈教授的信件，字体遒劲、气力饱满！

3.陈老师长期在厦门大学法学院工作，他不知疲倦地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一直在工作，没有停歇。陈老师现在应该是我们这个学科领域依然在工作的最高龄的老前辈，没有之一。记得有一次我利用到厦门开会的机会，到陈老师的家里去看望他。那时他刚刚从病中恢复，坐在沙发上，老先生比较虚弱，但说话的声音依然清晰有力。他那次跟我谈的都是国际经济法的研究工作、学术期刊和论坛的选题等，丝毫没有谈自己的病情。这样一位老学者，养病期间心里想的全是学术，脑子里装的只有科研，唯独没有他自己。那次谈话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厦门大学法学院的国际经济法重点学科、研究基地能有今天，与陈老师的长期倾力奉献是分不开的。

厦门大学法学院长期以来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处于国内领军地位，这一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厦门大学法学院无论是在人才培养、梯队建设、论文发表，还是在学会发展、政策咨询、国际交流等方面都长期保持着优势，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发展并不都是顺风顺水，有时是逆水行舟，困难重重。但是，作为这艘学术航船的掌舵人，陈老师有着坚韧的性格、不屈不挠的精神，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持之以恒，不改初心。由于陈老师的坚持和努力，一些在旁人看似不可能的事，他领导的学术团队最后都做成了。别人改弦更张，停止探索的时候，陈老师率领的学术团队仍然继续努力，坚持跑到胜利的终点。我作为见证人为此而感动，为他的耐力和毅力所折服，因为在我身上，缺乏的恰恰就是陈老师的这一点。

4.陈老师的学术贡献有许多方面，就我所了解的有限范围，陈老师在内地最早系统地出版了国际金融法的教材，较早地出版了国际贸易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系统著作。另外，在他的指导下，他的学术团队在国际税法、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等领域，都有非常系统的研究与成果发表。

陈老师最深远的学术贡献还在于他所培养的优秀人才。他带出来的研究生，已经在国内许多高校的法学院成为学术骨干。特别是他们团队中成员的治学态度都跟他一样严谨和踏实，很少见到从他门下出来的人有浮躁和炫耀的，都是勤奋地做基础工作，不求名利地埋头苦干。以他的坚韧与毅力，努力与奋斗，他所开创的学会、论坛、年会和期刊都是最早的，而且还是持续不断的。他培养出来的年轻学者，就像种子一样，将这种优良的学术风气，带到全国各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在陈老师的视野中，最重要的是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存在的实际问题，如何解释、如何解决实际问题，是他的学术著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在过去四十多年的时间里，陈老师在学术领域辛勤耕耘，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观点，并且在许多国际会议上阐述他的观点。他的观点不是西方的观点，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观点。他多次在国际上发言，给外国同行留下深刻印象。他的观点与外国学者们的观点不同，但是他的问题意识、观念价值，以及表述问题的方式等，由于具有中国特色，虽然不一定能够被外国学者们全部接受，但却获得了普遍理解和尊敬。陈老师的问题意识对我们后辈学生永远都是有意义的，对于我们的学科发展也是有意义的。

《中国特色话语：陈安论国际经法学》四卷本的出版体现了两个重要的价值，一是学术史价值，二是学者的使命价值。从这四卷书中，可以看到对国际经济法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也可以看到对国际经济法实际问题的分析与解决的资料，还可以看到国际同行的分析与评论，以及媒体的报道等历史资料。再过多少年之后，如果有人要研究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发展过程，这套书就是比较完整的史料。

作为一位学者，陈老师的使命感是非常明显的，这对于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在今天，我们面临国际贸易战，我们面临国际上种种不讲理的霸权行为，这些行为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但是，我们的政府还得忍，我们的企业还得想更多的办法，以便渡过难关。可是，我们学者用不着忍，学者在此时就要拍案而起，学者就要仗义执言，像陈老师那样，发出中国的声音。陈老师一直在大声疾呼，大声呼号，就像鲁迅当年的呐喊一样，陈老师的呐喊给中国政府、给人民都长了劲。

再回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写博士论文的参考书就有我从香港买到的陈老师所主编的《国际货币金融法》。这本书对我后来的教学和研究影响很大，我的成长从中受益颇多，但是我却一直没有机会向陈安老师表达谢意。三十年竟然这么快地过去了，今天我有了难得的机会，在此，请让我向陈老师表达深深的谢意。

2018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