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本书的结构

第1部分“总论”先给出全书的梗概，后面给出代谢增长论发展的历史轨迹。科学发展的一般进程是：观察—问题—模型—建议。代谢增长论的发展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

第2部分“历史的观察与启示”是笔者1967—1974年间在四川成昆铁路眉山电务段工作期间，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的科技史和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以调查中西文明分岔的历史原因。对李约瑟问题的思考从封建社会的批判转向对封闭经济成因的调查。普里戈金区分封闭系统与开放系统的热力学，对于理解生物演化和社会演化的热力学机制有革命性的意义。笔者从中西历史的比较中发现，分析农业的生态技术结构以及工业的部门结构与布局，有助于理解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和对策。笔者1978—1980年间被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借调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工作，参与科技教育和农业改革的政策研究，得以陆续发表业余研究的成果。

第3部分“演化动力学模型”是笔者1981—1987年间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物理系普里戈金中心做研究生和博士后期间，发展的劳动分工演化动力学模型。1999—2002年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期间，笔者对该模型做了改进。因为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只采用封闭系统的优化模型，所以我们以生态竞争模型为基础的非线性动力学模型首先在系统工程而非经济学的领域受到重视，并作为军备竞赛模型受到西方智库的重视。因为该模型考虑了国家竞争的文化和战略因素，所以它可以解释美苏和美日竞争的可能场景。

第4部分“代谢增长的历史检验”是笔者1990—2016年间的工作。在苏联解体以后，笔者调查了中国和苏东转型不同道路的研究结果，用历史的自然实验来检验经济学演化的均衡收敛论和非均衡多元论。代谢增长论提出的学习竞争模型的多种场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得到了验证。

读者们会注意到，我对中国和西方文明的具体认识，有过三次较大的改变：第一次是1980年出国后从生态角度对西方问题有了亲身的观察，第二次是1990年苏联解体后证实复杂系统的不稳定性，第三次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重新评价中国道路的历史地位。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清楚地表明，生态经济技术结构的调整可以影响国际分工的演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