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对中西方文化分岔原因的生态经济结构分析

我要事先说明，我们现在讨论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和20世纪初中国启蒙运动家们的出发点有所不同。中国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是和当时的革命运动紧密相关的。我们今天的讨论，重在对中国问题有一个全球视野下的研究，使中国文化的经验能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所以，在讨论自己出国前的工作之前，我先对当代有关的各派学说作一简单的介绍。我感兴趣的是各个学派不同观察角度的贡献，仅供大家参考，并无历史评价的褒贬之意。

鲁迅对中国民族性的批评和剖析，包含着中西文化的对比。他把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归于中国文化的落后。近十几年，中国的经济起飞让许多经济学家感到困惑：中国自然资源、人力（教育）资源、基础设施、法制传统、国外援助都不如拉丁美洲、南亚和东欧，怎么反而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经济规模又很大的国家呢？于是，经济学不能解释的现象，就通通用中国儒家文化的特色来解释。那怎样理解文化呢？难道中国的停滞和起飞都源于同样的文化因素吗？

对文化的解释，从马克思的观点看，分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两派（我这里借用传统术语，分别指社会演化的经济理论与文化理论，并无褒贬之意）。文化唯心论的典型代表人物是韦伯，他的资本主义起源得益于新教伦理说，代表了西方意识形态决定论的观点（Weber，1930）。金观涛写过《兴盛与危机》一书，强调儒家大一统是中国停滞的原因（金观涛、刘青峰，1984），他虽用了控制论的术语，但实际立足于文化决定论。另一派就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文化唯物论，认为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的学说在西方人类学家中至今具有广泛影响。文化唯物论的一个具体例子是东方专制起源于水利社会说（Wittfogel，1981）。

经济学家主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现象，而人类学家主要研究前资本主义，尤其是原始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文化人类学对民族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是，研究不同民族所处的生态环境、地理、气候等客观因素如何影响其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其宗教行为。比较有名的代表是文化人类学家哈里斯。他发现，西方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无理性的一些民风教俗，从生态角度分析来看却是合理的制度安排（Harris，1974）。例如，发源于中东的一些宗教不许吃猪肉，印度瘦弱的“圣牛”可以在大街上游荡、不许宰杀等。对经济学家来说，是一种缺少经济效益的行为，哈里斯则认为这些习俗有自然的道理。他认为，猪肉是一种可口的食物，能量转化率非常高，但猪不爱动，喜欢潮湿，而对一个游牧民族来说，干旱草场的载畜量有限，要经常迁徙。若喜欢上猪肉的话，老百姓就不愿迁徙，就会危及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当猪肉变成贵族的奢侈品，价格昂贵到大众无法消费的时候，就变成一种宗教的禁忌。因而，禁食猪肉在干旱的游牧地区是生态经济约束下一种合理的文化制度安排。为此，哈里斯发展了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学说推广到文化人类学（Harris，1980）。

马克思说经济基础（经济制度）决定上层建筑。恩格斯说过，人们必须首先解决吃、喝、住、穿等物质生存的必需问题，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Engles，1883；恩格斯，1972）。文化人类学进一步推广，认为物质生存（生态、人口、技术等）决定经济基础的不同形态。挪威的经济学家博斯拉普对人口在技术变革中的作用作了研究（Boserup，1965）。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的原因是人口太多（Perkins，1969）。而博斯拉普又发现，一些传统经济有了新的农业技术，但不能推广，因为人口密度太低，只有人口压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会迫使人们采用新技术。在这种情况下，人口的压力还是一个起促进作用的变量。从技术、人口、生态与历史和社会相互影响的角度进行研究，引起了人类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的兴趣。

以前作历史研究的人，一讲历史，就变成政治史了，主要讲一些伟大人物、宏伟战争等。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Braudel，1979）的贡献是从微观历史角度研究人们是如何生活的，包括衣食住行的方式、人口的增长、技术的演变，对历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布罗代尔本人受到马克思的很大影响，也想推广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体系分为三个层次，往下和往上推广马克思主义。往下，决定经济基础的是物质生活，关注当时人们的食、住、交通、通信如何影响了社会组织和历史进程。关注很多不可思议的历史事件，人们在研究了这些历史微观层次以后，对当时政治人物的行为就感觉到自然了，这就大大加深了对当时社会状况的理解。年鉴学派从20世纪70年代起，形成了历史研究的新潮流。从物质层次往上，如马克思和新古典学派一样，研究生产和交换内容，而年鉴学派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则不停留在这个层次上。布罗代尔的学生，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把第三个层次的资本主义叫作世界系统。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现象。资本主义的兴起不是一国孤立的现象，而是世界上几个文明中心互相冲突的结果。不存在什么平等竞争的神话，而是处在中心的地区剥削边缘地区。用物理学的语言来说，新古典经济学是一个扩散模型，只讲科学技术从西方往四周传播，最后一切差别消失，达到均衡；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反应扩散模型，几个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产生新的文明，中心不断转移，是非均衡多样化的发展。

均衡与非均衡的世界观发源于物理学中从古典平衡态热力学到现代非平衡态热力学的发展。古典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熵（无序的度量）永远增大，差别总要消失，生命总是要死的。一个孤立的系统在一个环境里总有趋同性，趋于平衡。这样一来，世界上的所有秩序都会瓦解，这与社会、生物界的演化现象是矛盾的。生物演化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多种物种共存，世界是多样化发展的。如果服从古典经济学或热力学第二定律，全世界就成了均匀一样的单调世界，而这是不可能的。生物学的观察对古典热力学的理论提出了挑战。

如何解释多样性的起源？20世纪70年代，以普里戈金为首的布鲁塞尔-奥斯汀学派的见解是：演化只能在一个开放系统中产生，而开放系统中的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与封闭系统中如晶体那样的平衡态结构（equilibrium structure）是完全不一样的（Prigogine，1980）。耗散结构是一个动态结构。人类每天需要输入能量，靠持续接收能量流、物质流、信息流来维持，一旦断流，生命就会死去。生物就是在这样的开放系统支持下才产生演化的。生命起源的概率绝不是大概率的高斯分布，而是非均衡演化的小概率事件。但在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滚雪球似的自催化反应，打破旧结构，产生新组织，从而驱动整个系统远离平衡，形成耗散结构。从非平衡态热力学和耗散结构理论，发展为今天的复杂系统论，在方法论上对研究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认知心理学的皮亚杰（Piaget，1971）学派提出思维和大脑结构在儿童发育阶段的相互作用论，即认知发生学。抽象思维能力，例如，体积概念的产生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儿童大脑发育到一定程度后才会从学习中获取。普里戈金在和皮亚杰的对话中，超越了唯物、唯心二元论的划分。我们在历史上观察到，世界是精神（包括文化）和物质、自然环境等因素多层次相互作用下的一个历史演化过程，在某个阶段上，环境对文化具有决定性影响；而在另一个阶段上，人类的创造性（科学和宗教意识）反过来对环境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一旦产生，就成为不可逆过程，留下历史烙印，进入社会的文化遗传密码，使现在的世界较之前更丰富和多样化。生态环境、技术和文化、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的观点，其实和毛泽东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观点非常相近，只是文化的反作用更多地通过群体而非个体来产生影响。

现在来回答李约瑟（Needham，1954）的问题：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在西欧，而不是在中国？按以前的决定论（历史必然论）的说法，所有国家必然都会产生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说认为，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也会产生科学和资本主义。他们似乎认为，任何文明中产生资本主义文明的可能是均衡系统的大概率事件。我们分析中国历史的结论相反，中国产生现代科学和劳动分工的概率和生命起源的概率类似，是非均衡演化的小概率事件。这是一种非常偶然的现象，要求的条件也十分苛刻。文明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必然性。

最后，简单提及一些和经济学有关的领域。这些领域对经济学产生了一些重大的冲击和影响。我们必须指出：优点和缺点往往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成就和主要局限在于：把人的经济行为归结于价格问题。而描述人类行为所需要的可能不只是一个标量（价格），而至少应是一个向量（例如，质量、市场份额等）或张量，需要很多变量、很高维的相空间来刻画。经济学的发展史也是边缘交叉学科的渗透史。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荷兰人丁伯根和挪威人弗里希分别是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凯恩斯把心理学引入经济学，西蒙是心理学家、人工智能的开创者。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是前资本主义形态问题，也称为经济人类学。行为经济学是心理学与经济学的交叉。我自己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经济史、理论生物学、数理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实验经济学和非线性经济动力学对演化经济学的研究都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