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老残道：“如此大案，半个时辰了结，子寿先生，何其神速！”

白公道：“岂敢！前半截的容易差使，我已做过了；后半截的难题目，可要着落在补残先生身上了。”

老残道：“这话从那里说起！我又不是大人老爷，我又不是小的衙役，关我甚事呢？”

白公道：“然则宫保的信是谁写的？”

老残道：“我写的。应该见死不救吗？”

白公道：“是了。未死的应该救，已死的不应该昭雪吗？你想，这种奇案，岂是寻常差人能办的事？不得已，才请教你这个福尔摩斯呢。”

老残笑道：“我没有这么大的能耐。你要我去也不难，请王大老爷先补了我的快班头儿，再标一张牌票，我就去。”[1]

以上场景摘自1903年晚清著名小说《老残游记》第十八回“白太守谈笑释奇冤，铁先生风霜访大案”结尾处。自1896年上海《时务报》首次刊载福尔摩斯系列小说后，这位西方的名侦探迅速为晚清读者所仰慕，取代了中国传统的清官代表包公成为当时一批新式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偶像，如《老残游记》中老残即采取调查取证的方法理性断案，与中国传统的清官酷吏严刑拷打的人治手段形成鲜明对比，从而获得“福尔摩斯”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