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研究方法与构架

目前学界对词科的梳理，偏重于从史实的角度考论，对其与文学的关系基本上一笔带过，语焉不详。本书力求从词科资料的梳理与相关考证出发，尤其选取制诏、记序等不同文体为例，展示其与文学的互动及深层次的关联，并兼及词学专习书目《词学指南》、词科与理学的关系等问题。笔者尝试将词科与南宋文学的关系作为一个研究整体，将词科制度及其影响下的文士活动，与南宋的文风、文章学观念结合起来论述。本书采用纵向与横向结合的研究方法，纵向的一条线是梳理不同历史时期的词科考试内容、时间、得人情况，也就是制度史的部分；横向的线则是文化史脉络，包括宋代“词学”史、骈文发展观的相关辨析。大致结构如下：

第一、二章为宋代词科综论，第一章详细论述宋代词科的源流与设置，分析其与从北宋延续下来的党争导致的应用型人才的缺失有关，归纳其考题与文体分类；对词科之文，通过举例点出其道德功能和文体修辞上的特征，并结合时代背景，从词科、词学与中兴心态这一层面进行阐论；第二章则以人为中心，讨论词科的取士与入仕、投业与行卷、词科士人的群体关系等层面，群体关系包括家族词学与词学的衣钵相传，这些是学界目前的词科研究较少涉及的部分。这一章的最后还是以人为中心，探讨词科衰落的政治原因。第三章则进入个案分析，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词科入等士人与他们的杂文学实践，选取的年代跨越高宗、孝宗至理宗等朝。谈“三洪”（洪适、洪遵、洪迈），注重高宗对其家族词学的拔擢；谈周必大，着重分析其高文巨章的撰写的大手笔意义；谈洪咨夔与真德秀，主要集中在他们对于正统文体的推崇与写作实践，这些方面均与其词科应试经历有关。在此基础上，第四章进一步探讨词科批评及南宋骈文的发展导向。南宋词科兴起的同时，时人对之也不乏批评，这一章即对“词科体致”“词科习气”展开论述。在提炼“词科体”概念的基础上，探讨词科与南宋骈文发展的内部关联。第五章则论述南宋词科士人在散文与诗词中的词科体式。散文部分取例于词科所试的记、序体文，但选取的题材与词科不一致。这一章也对他们的诗歌写作情况作了概说。词科所习宽博、深密，部分词科出身的文人诗歌也具有骋才使能的倾向。至于他们所填的词，可与本书所论之另一种“词”形成有趣的比较。随着理学的兴盛，能够在词作中看到理学趣味，可以视作南宋中期以后思想与文学交融的有趣一例。

在进行整体论述之后，第六章将研究视野返回到一本典型的词学专书，即专门论述王应麟的《词学指南》，分析这样一部词学写作的集大成之作对时风导向起到的影响，指出其追源溯流的文体分类也体现了南宋后期文人的文章学观念。第七章则进一步论述第四章提出的理学家对词科的批评，但理学家中也有不少人早年有词科经历。与此同时，南宋习词科的士人的理学倾向也非常复杂，吕祖谦、真德秀本人即是理学家，韩元吉、洪咨夔、叶谦亨、王应麟诸人，他们与理学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他们既习词科，也崇理学，其理学背景与文学背景反映了这部分南宋文人身份与观念的复杂化。

本书试着从“词学”的渊源流变及其在宋朝与制度结合之后发生的意旨上的变化入手，探讨宋代词学与词科的深层次的联系，并进一步通过“词学”这一中间物，勾连起在古文史之外的、与制诰文等应用文体有着密切联系的南宋词学史。以“词学”为中心的文学史的提出，有助于厘清词学自六朝以迄赵宋的变化。总的说来，从六朝时期重“辞章”到北齐的文林馆的设立，从唐代的词学发展到宋代新出现的词学与词科的关联，词学的发展模式与制度密切结合，形成循环往复的脉络。以词学、词臣贯穿的以四六文、应用型杂文为主体的文学史，在传统的文学史观外，昭示出另一种新的书写可能。

南宋文学包罗了南宋150余年间几代作家群体的思想和创作。时代的变迁、制度的变更、士风的演进，均从不同方向对文学态势进行着补充与更替。特别是两宋易代，世道陵夷，文人心理和文学流势也相应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南宋文学相对于北宋文学来说，既有继承，也有新变。宋人喜用“几变”这一概念来揭示不同年代文学上所发生的变化，如楼钥在《北海先生文集序》中说：“夫唐文三变，宋之文亦几变矣！止论骈俪之体，亦复屡变。”[183]文体的新变不仅仅发生在我们相对熟悉的古文领域，在骈文领域也是同时发生着的。如将目光集中于两宋骈文思潮的数次变更，特别是南宋文风的新特征，势必要对北宋后期出现的词科取士这一重要制度加以研究。在词科取士制度下，骈文方面的新变是如何发生的，如何从制度带动文体，再以文体参与制度与文化建设，制度与文学交结互动的每一阶段呈现出怎样的形态，都成为本书试图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