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词科考题与文体分类

为了更直观地说明问题，我们将两宋时所试的词科题目制成表格，汇总如下：

表1-1　两宋词科试题一览

①《宋会要辑稿》“王”作“国”，“修”作“进”。

②《宋会要辑稿》“士大夫”下有“敦尚”二字。

③《宋会要辑稿》“辞”作“词”。

④《宋会要辑稿》“相”作“臣”。

⑤《宋会要辑稿》题作“喻安西西城沿边番部檄”。

⑥《宋会要辑稿》“思”作“司”。

①《宋会要辑稿》“孝经”后有“及”字。

②《宋会要辑稿》“端诚”作“瑞成”。

③《宋会要辑稿》无“书”字。

④《宋会要辑稿》无“物”字。

⑤《宋会要辑稿》无“谢赐”二字。

⑥《宋会要辑稿》“诸”下有“路”字。

⑦《宋会要辑稿》无“提举”二字，“究”作“考”。

⑧《宋会要辑稿》“除”作“授”。

①《宋会要辑稿》无“充”字。

②《宋会要辑稿》“成”作“生”。

③《宋会要辑稿》“除”作“授”。

④《宋会要辑稿》“谢赐燕乐”作“谢宴乐”。

⑤《词学指南》无“食实封”，据《宋会要辑稿》补。

⑥《宋会要辑稿》“制”作“笔书”。

⑦《宋会要辑稿》“除”作“授”。

①《宋会要辑稿》“熙河”作“熙州”，“除”作“授”。

②《宋会要辑稿》“除”作“授”，“宁”据《宋会要辑稿》补。

③《宋会要辑稿》“除”作“授”，“感”作“威”。

④《词学指南》“耕”字无，据《宋会要辑稿》补。

⑤《词学指南》“赋”作“俯”，误。

⑥《宋会要辑稿》“汴”作“东”。

⑦《词学指南》将《汉楚龙渊》列为“铭”，《宋会要辑稿》则题为《汉楚龙渊记》，姑从《词学指南》。

⑧《宋会要辑稿》“除”作“授”，“东”作“北”，“云中”作“云中府”。

①《宋会要辑稿》“元帅”作“大元帅”，“城”作“师”。

②《宋会要辑稿》“军”字无。

①《宋会要辑稿》“五色雀瑞麦芝草图”作“瑞麦芝草五色雀图”。

②《汉宝鼎神策》，《宋会要辑稿》题为《汉宝鼎神策颂》，《词学指南》将其列入“赞”，姑从《词学指南》。

③《宋会要辑稿》“车”作“草”。

④《宋会要辑稿》“佑”作“祐”，“授”作“某授”，无“实封”。

⑤《宋会要辑稿》“阶”作“充阶”，“京西”作“充京西路”。

⑥《宋会要辑稿》“哲宗”“徽宗”后各有“皇帝”二字。

①《宋会要辑稿》无“除”字。

②此据《词学指南》与吕祖谦文，《宋会要辑稿》题为《太祖皇帝开便殿颂》。

③《宋会要辑稿》“佑”作“祐”，“授”作“特授”，“庐州”下有“军州事”三字。

④《宋会要辑稿》无“都”字，“授”作“特授”。

⑤《宋会要辑稿》“汉”作“蜀”。

⑥《宋会要辑稿》“皇帝”作“寿圣宪天体道太上皇帝”，“太上皇后”作“寿圣明慈太上皇后”。

⑦《宋会要辑稿》无“汉”字。

①《宋会要辑稿》“进修”作“修进”。

②《宋会要辑稿》“授”作“特授”，无“检校”二字，“御前诸军统制镇江府驻札”作“镇江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扬州淮南东路”作“扬州军州事充淮南东路”。

③《宋会要辑稿》无“修”字，“仁宗”“英宗”“神宗”后各有“皇帝”二字。

④《宋会要辑稿》无“城”字。

⑤《宋会要辑稿》无“续修”字。

⑥《宋会要辑稿》无“御制”二字。

①《宋会要辑稿》“授”作“特授”。

②《宋会要辑稿》“仁宗”“英宗”后各有“皇帝”二字。

③《宋会要辑稿》无“朝”字。

①《词学指南》将《大中祥符御制太宗皇帝圣文神笔颂》列入“赞”，似误。今列入“颂”。

①此年试题有阙。

①《词学指南》卷二此题后有小注“辞学”，按上下文，宜系之嘉熙二年词学科。余处亦同。

以上是历年来的词科试题。从出题的文体与类别来看，宋代词科主要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北宋的宏词科与词学兼茂科，试以四道题。南宋博学宏词科，自绍兴五年开始，每次试题六道，在十二种文体中选择，成为定制。北宋绍圣四年较为特殊，此年宏词科试吴兹、周焘、王孝迪、方叔震、吴幵，前四人试四道考题，吴幵单独试另四道题。只此一例。

第二，从北宋到南宋，词科固定不变的文体有表、颂、箴、铭、序、记，中间在不同时段有所增删的有檄书、制、赞等几种文体。就出现频率而言，北宋词科文体共试10种，其出现频率从高到低分别为：表（22次）、记（20次）、颂（18次）、制（12次）、序（9次）、诫谕/诏（8次）、铭（6次）、箴（2次）、檄（2次）、露布（2次）。南宋词科文体共试12种，其出现频率从高到低分别为：表（49次）、制（48次）、记（48次）、序（44次）、颂（26次）、铭（26次）、赞（26次）、箴（16次）、诏（2次）、露布（2次）、诰（1次）、檄（1次），而檄在绍兴以后虽列入12种文体之中，却仅出现过一次。可以看到，几类较稳定的、每年都须考的文体，即制、表、记、序四种，它们出现的频率很高，在博学宏词科几乎每次考试都有，总体数量也相对接近；露布、诏、诰、檄这四类文体，则出题寥寥；颂、赞、铭、箴这四类文体的考试频次，则界乎两者之间。

第三，从文体的应用来说，无论是制、表，还是序、记等体裁，其内容大多与制度、功业、军队、群籍等国家性质制度文化密切相关。

制、表等朝野上下直接合用的体裁与序、记等同样应用于朝堂的杂文，是词科主要考察的文体。王应麟《词学指南》载：“西山先生曰：‘……十二体所急者，制、表、记、序、箴、铭、赞、颂八者而已。若诏、诰则罕曾出题，檄、露布又军兴方用，皆尚可缓。’”[269]由此看来，十二体中，词科常试体裁有三分之二，而其中又以制、表、记、序为主体。制和表均是宋文之大宗，应用较广。制是由上自下颁布的命令，而表则是下对上的陈述；制一般用于朝廷官职的赏罚与除授，表则主要用来陈请与表态。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按韵书：‘表，明也，标也，标著事绪，使之明白以告乎上也。’”[270]词科所试之表，很多都是代言体，尤其是谢表，这也符合词科文体以代言体为主的特点。乞表、辞免表等题材则被排除在外。

其他如箴、铭、颂、赞等几种文体，也与国家的礼乐制度密切关联，其写作要旨均重在典雅。其中，箴意在规讽，颂主“美盛德而述形容”（《文心雕龙·颂赞》），赞也“意专褒美”（《文体明辨序说》），在弘扬礼乐文化方面有其专门作用。另外，记、序等文体也在常试之列，均与官制、宗室、典籍等有关。而宋文中其他常用的体裁如用于岁时通候、吉凶庆吊方面的“启”文，与政治、军事、文化等没有直接关系的文体，亦不好命题，则排除在外。

第四，在古体、骈体的应用方面，基本上以骈体为主，但记、序等文体准许用古体，并无拘限。不过从实际写作方面来看，还是偏重于骈体。

清代陈维崧所撰《四六金针》将骈文分为三大门：台阁、通用、应用。“台阁”门有诏、诰、表、笺、露布、檄、牒等，“通用”门有青词、朱表、功德疏、致语、上梁文、宝瓶文等，“应用”门有启、疏、记等。从其选取标准看，词科所试基本均属台阁门。李兆洛《骈体文钞》将骈文分为三大门三十一类，其中上编是庙堂之制、奏进之篇，中编是指事述意之作，下编是缘情托兴之作。按照李兆洛的分类，词科所试体裁基本属于“庙堂之制”和“奏进之篇”。从《云庄四六余话》保存的部分词科文字以及《容斋随笔》《寓简》等文人笔记中对四六文的择录与品赏来看，南宋文人对四六文的摘句与评赏持有相当高的热度。这种对“文”的偏好其实偏向于狭义的“文学”也就是文章学方面。刘师培在《中古文学史讲义》中说：“非偶词俪语，弗足言文。”[271]“偶词俪语”虽然是雕虫小技，但它也是文人作文的基本功训练，即便是以古文擅场的文人，也须写得一手好骈文。在骈文的各种门类的品评中，最突出的则是对制廷诏告之脍炙人口作品的偏爱。宋人所作的别集、笔记、行状中，大多涉及内外制的传播情况时，免不了一时文人争相传诵之类的描述。虽然不免有一些夸大的成分，但作为官方应用文的“王言”在达成宣告使命，实现“王泽下流”之后，确实存在一大批人从文章学的角度对这类“王言”进行赏鉴与品评，这类赏鉴，或是集中在其文气，或是讨论其是否得体，是否符合某类特定的写作环境，或是集中于其体制是否切当等等，大多数都是围绕这些方面进行品评。这些好尚与词科设置引起的潮流，有着一定的关系。

词科所试文体，从应用上说涉及大量的官方应用之文，文体上涵盖了南宋四六文的大部分体式。而这些体裁的设置，与南宋四六文的兴盛有直接关联，其准试古文的箴、铭、记、赞、颂、序等文体，范围已不限于四六之文，而是将触角延伸进古文的领域中。特别是记、序这类文体，重叙事、议论，一般用古文来写，但词科这样一种被时人视为以四六文训练为主体之科目，实际考试中也不排斥古体，其结果不仅仅是造成四六文的全面兴盛，在某种程度上也关涉古体文的骈体化。像《词学指南》所称吴兹的《籍田记》，即是用古体写成，但其中也杂有骈句；绍圣年间词科入等的周焘，其元祐年间所作《多宝佛塔记》即是用古文写成，其中也杂以骈体，行文间笔端涌出镂金错玉的众多名物。这种以四六的笔法对古体文写作的改造常常是悄悄进行的，也不易为人所察觉。与四六的方兴未艾相比，南宋的古文大体上处于衰落时期，未能再复现北宋时期古文运动的兴盛。作为一种与骈文抗衡的文体，古文的骈俪化与应用性的倾斜会使古文局部失却散体文在表述上天然的不受约束、变化繁富的特质，而与骈文有了更多的交集。浙东学者教人作时文须以古文为法，其实相应地，南宋古文其实也吸取了骈文写作的相关技巧，这使得两种不同的文章体式之间相互影响，表现力也更为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