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维持与建立城市的政治秩序

城市化与政治失序总是相伴而生。“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的动乱根源很少是来自其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它们几乎总是发生在该社会最发达的地区。政治越是变为城市化的政治，它就越来越不稳定。”[75]在过去几十年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同时也遭遇了政治上的动荡不安。造成这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对于城市政治秩序建构过程中的空间政治熟视无睹。福柯较早地关注了这一问题。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具体探讨了空间如何转变为一种规训模式，又如何在权力的运作下，渗透到政治统治的细枝末节。他详细地描述了在17世纪城市发生瘟疫时，统治者为维持城市秩序而实行的空间隔离政策：每个人被分割在狭小而封闭的空间中，并时时受到里长、卫兵和区长的监视，任何微小的活动都被视为对秩序的挑战，因此，在这种空间中，只有严密的纪律和无处不在的规训机制。[76]

巴黎是利用空间结构来建构城市秩序的一个典型。1848年二月革命后，拿破仑三世当选为法国总统，由此开始了二十余年的专制统治。支持拿破仑三世的乔治·欧仁·豪斯曼于1849年初被委任为瓦尔省省长，后被调往波尔多地区。1853年，豪斯曼又被拿破仑三世召回巴黎，随后开始具体负责巴黎重建计划。这一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扩宽街道和公路；清理巴黎市中心附近的贫民窟；建设新的建筑，并使之按照统一的规则排列成直线；修缮地下工程，等等。[77]豪斯曼对巴黎的“创造性破坏”，最终使巴黎从一个混乱和不规则的中世纪小城，变为一个清晰和透明的现代化城市。然而，对于拿破仑三世而言，豪斯曼计划更加有利于维护国家军事安全，便于镇压平民起义。清晰、简单、直线式的城市设计使政府在城市发生暴乱和反叛时，可以迅速到达准确地点；公共空间和商业中心打破了容易发生暴动的地区，防止后者的聚集，从而维护了城市的安全。[78]此外，该计划还通过一系列拆迁与重置工程将工人迁移至城市郊区、将资产阶级迁移至城市中心，从而削弱工人力量，进一步巩固巴黎的城市秩序。

空间结构也极大地影响到城市地区的公共安全。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在摆脱殖民主义统治的过程中，现代化的步伐逐渐加快，城市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涌入城市，然而城市政府却缺乏为民众提供住房或建造基础设施来满足民众需求的能力。在拉美、非洲以及一些亚洲国家中，贫民窟与城市发展相生相伴。在贫民窟地区滋生的各种帮派、吸毒、暴力、犯罪更是成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梦魇，对这类地区的治理直接关乎着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前途和命运，不少国家更是因未能及时、有效解决上述问题而陷入持续的动乱之中，甚至陷入国家失败、“现代化陷阱”而不能自拔。不过，空间对城市公共安全的影响并非总是负面的。通过合理的规划和设计，空间同样可以成为减少城市犯罪的武器。简·雅各布斯的开创性研究就探讨了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人行道——这一普通而常见的空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雅氏看来，一个城市的人行道最根本的任务和功能就在于：提供安全，使行人免遭陌生人的威胁。[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