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最后一辑六篇文情并茂的散文,分别介绍了国内外四个大城市的书店:日本的东京、英国的伦敦、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各篇文章叙述的角度不大一样,可主要的着眼点却出奇地一致,那就是突出书店与文化人的精神联系。书店当然是商业活动的场所,老板当然也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可经营书籍毕竟不同于经营其他商品,它同时也是一种传播文化的准精神活动。这就难怪好的书店老板,于“生意经”外,还加上一点“文化味”。正是这一点,使得读书人与书店的关系,并非一般的买卖关系,更有休戚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味道。书业的景气与不景气,不只关涉到书店的生意,更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折射出当代读书人的心态与价值追求。书业的凋零,“不胜感伤之至”的不只是书店的掌柜,更包括常跑书店的读书人,因其同时显示出文化衰落的迹象(阿英《城隐庙的书市》)。
以书商而兼学者的固然有,但不是很多;书店的文化味道主要来源于对读书人的尊重,以及由此而千方百计为读书人的读书活动提供便利。周作人称赞东京丸善株式会社“这种不大监视客人的态度是一种愉快的事”,而对那些“把客人一半当作小偷一半当作肥猪看”的书店则颇多讥讽之辞(《东京的书店》)。相比之下,黄裳笔下旧日琉璃厂的书铺更令人神往:
过去人们到琉璃厂的书铺里来,可以自由地坐下来与掌柜的谈天,一坐半日,一本书不买也不要紧。掌柜的是商人也是朋友,有些还是知识渊博的版本目录学家。他们是出色的知识信息传播者与咨询人,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踪迹和学术研究动向,自然终极目的还是做生意,但这并非唯一的内容。至少应该说他们做生意的手段灵活多样,又是富于文化气息的。(《琉璃厂》)
而朱自清介绍的伦敦的书店,不单有不时举办艺术展览以扩大影响者,甚至有组织读诗会,影响一时的文学风气的诗人办的“诗籍铺”(《三家书店》)。书店而成为文学活动或人文科学研究的组织者,这谈何容易!不过,办得好的书店,确实可以在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而对于读书人来说,有机会常逛此等格调高雅而气氛轻松融洽的书店,自是一大乐事,其收益甚至不下于钻图书馆。这就难怪周作人怀念东京的“丸善”、阿英怀念上海城隍庙的旧书摊、黄裳怀念北京琉璃厂众多的书铺。可是,读书人哪个没有几个值得深深怀念的书铺、书店?只是不见得如琉璃厂之知名,因而也就较少形诸笔墨罢了。
1989年1月15日于北大畅春园
(此序言见拙编《读书读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刊《文学自由谈》1990年第4期时,题为《漫卷诗书喜欲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