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
至此，我们对本课题的核心概念“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作出界定：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指19世纪后半期和整个20世纪150余年间在亚洲和非洲地区盛行，以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为创作宗旨，以功利性、现实性和民族性为创作原则的文学思想、创作潮流。
对于这个尝试性的概念，我们稍作展开。
一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开放体系
对文学思潮考察“应当建立起‘社会学的’和‘文学的’双重视野。所谓社会学的视野就是把文学思潮同社会的变动、社会的一般意识形态背景、社会集团的精神冲动和价值取向等等联系起来予以考察，简言之，就是社会既被视为文学思潮的发生背景，又被视为文学思潮的宏观语境，通过社会去发现和阐释文学思潮产生和形成的缘由及其社会内涵。这是大多数文学思潮史和文学史著述都沿用的传统方法。所谓文学的视野就是从文学的‘内部’（如美学原则、写作常规、话语构型等方面）去考察文学思潮生成、递嬗的文学缘由，即着眼于文学和文学思潮演化的自律和动势，去分析文学思潮如何建立或改变关于它自身的普遍意识，并以其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去作用于社会。”[10]用这“双重视野”来审视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它横跨两大洲，纵贯一个半世纪；它既有作为社会思潮的“东方民族主义”的全部复杂性，又有“文学思潮”自身特有的复杂因素。具体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东方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与东方现代的社会历史进程相伴相随，两者紧密相连，东方民族主义思潮是东方民族主义作家共同的精神冲动源泉，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纵向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与启蒙主义文学合流的早期阶段；20世纪60年代前的发展成熟阶段和20世纪后半期的演变阶段。这几个阶段与东方现代民族主义的民族自我意识启蒙、建立独立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独立后的民族国家建设和发展几个明显的阶段相应。这样，长达一百多年文学思潮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第二，东方现代的民族主义作家—批评家生存于东方复杂矛盾的社会文化中，他们的创作或理论在“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这一主题的统摄下，呈现出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思想倾向，或不同的思考重点。有的着眼于民族的政治前景，有的着眼于民族的文化建构，有的着眼于民族的宗教复兴，有的着眼于民族的经济发展；对于民族前途有的充满信心向往未来，有的悲观消极满怀感伤，有的立足现实探索道路；在题材选择上有的沉迷民族历史或传统题材，有的放眼域外跟踪世界风云。这不同的思想倾向和不同的兴奋点，使得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异彩纷呈，各具千秋。
第三，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现实表现形态丰富多样，既有各具特色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也有各种各样的文学运动和流派，更有大批优秀的民族主义作家的创作。这里我们仅就东方民族主义文学理论稍作议论。东方现代文学理论在我国的研究基本上是个空白，民族主义文论更是没人做过清理。事实上东方现代文学理论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属于民族主义文论。一些民族主义思想家的著述和文章中，常常涉及文学问题，一些诗人、作家、批评家在谈论文学的本质、功能、目的时，或对具体作品评论时，也经常论及文学对现实、对社会、对民族的建设和发展的能动作用。他们倡导文学的民族性，从理论的层面推动民族新文学的确立和发展。我们列举一些东方民族主义重要的文论著述：印度赛义德·艾哈迈德·汗被称为“乌尔都语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1]的《印度民族起义的原因》，穆罕默德·侯赛因·阿扎德的《诗与诗学》，阿尔塔夫·侯赛因·哈里的《诗歌导论》等论著，泰戈尔的《孟加拉文学的发展》、普列姆昌德的《文学在生活中的地位》等论文；埃及穆罕默德·阿布杜在《金字塔报》刊发的评论，塔哈·侯赛因的论著《论蒙昧时代的诗歌》《埃及文化的前途》《谈诗论文》《文学与批评》，穆斯塔法·萨迪克·拉斐仪的论著《笔的启示》，陶菲格·哈基姆的《文学艺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一批留学或旅居西方的诗人、作家和评论家也留下一批著作，如桑戈尔的《自由一集：黑人性和人道主义》《行动的诗歌》《非洲性的基础；或“黑人性”和“阿拉伯性”》，艾梅·塞泽尔的《殖民主义话语》，弗朗兹·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和《地球上不幸的人们》，钦努阿·阿契贝的《非洲的一种形象——谈康拉德〈黑暗的心〉中的种族主义》等；还有20世纪八九十年代活跃在西方的后殖民理论，实际上也是一批旅居西方的东方学者、评论家所为，他们的论述是东方民族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中的新变化。
第四，亚非地域辽阔，包括众多的民族和国家，每个民族都有他们各自的文化和文学传统。东方各民族虽然在现代有着历史类型的相似和大体相同的历史遭遇与命运，但在前现代时期，各自的文化、文学传统差异甚大，各有各的价值观念体系，各有各的社会管理模式，各有各的宗教信仰，各有各的语言系统，各有各的文学表达样式……从社会进程看，有的已进入高度成熟的封建社会，有的还处于原始部落时期；在文学方面，有的经历数千年的发展，成就辉煌，有的还停留在口头文学阶段。
东方社会经过长时期的演变，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交流与融合，到公元7世纪左右，形成了几个文化圈，各以一种古老文明为核心，向四邻周边辐射而成，即以儒家文化、汉字和佛教为标志的东亚文化圈，以印度教、佛教为标志的南亚文化圈，以伊斯兰教、阿拉伯语为标志的西亚、北非文化圈。圈内各民族的文化和文学有其共性，但也有各自的民族个性。
除了上述三大文化圈的文化、文学，现代东方还有几种具有特殊性的文化和文学。一是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和文学，这里是三大文化圈延伸的边缘地带，因而是多种文化彼此交错渗透的地区；二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文化和文学，这里没有统一的文化联系，各种部族文化并存；三是日本文化和文学，日本本来是深受中国文化、文学影响的典型东亚文化，但它是东方最早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很快发展为侵略扩张，其民族主义是东方民族主义的另类；四是以色列文化和文学，历史上的犹太人长期流散世界各地，备受欺凌与屈辱，是一个没有民族实体的民族，19世纪末开始“犹太复国运动”，到1948年建立以色列国，才结束民族整体的流散漂泊。
第五，东方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一个可以识别和描述的结构，但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社会和文学的变动，各种思潮（文学的和非文学的）、观念，都会对它产生影响，从而改变它的“形式”，这种变化最敏感、迅捷地表现在其具体的表现形态中。这既表现为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纵向演变的阶段性（前已述及），也表现在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整体中有最能代表其各方面特征的典型形态，还有具有某些异质因素的变异了的具体表现形态。比如说作家，现代东方有一批典型的民族主义作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主要创作可以作为民族主义文学的范本（如：菲律宾的黎萨尔，塞内加尔的比拉戈·迪奥普、乌斯曼·桑贝内、利奥波德·桑戈尔，尼日利亚的钦努阿·阿契贝，喀麦隆的斐迪南·奥约诺，埃及的巴鲁迪、塔哈·侯赛因，印度的帕勒登杜·赫利谢金德尔、般吉姆·查特吉、迈提里谢苍·古伯德、纳兹鲁尔·伊斯拉姆、苏比拉马尼亚·巴拉蒂、普列姆昌德，印度尼西亚的迪尔托·阿迪·苏里约、穆罕默德·耶明、鲁斯丹·埃芬迪、阿卜杜尔·慕伊斯等）；有的作家具有民族主义文学的部分特质，同时又有其他思潮的深刻印痕（如：泰戈尔、陶菲格·哈基姆、马哈福兹、赫达亚特、纪伯伦等）。他们有些作品是民族主义创作，有些作品则不是民族主义创作，或者在一部作品中多种思潮的因素并存。
总之，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一个复杂的、开放性的综合体系，对它的把握必须以宏阔的视野做多层面、多角度的审视，要作弹性的理解，容许边缘地带的模糊性，不要过于刚性和僵化，不能只做静态的、封闭的、定型化的研究。
二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时间跨度长，而且还在继续
人们一般认为“思潮”（社会思潮、文学思潮）具有时代性和易变性，它是随着社会矛盾运动的发展变化和具体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一种思潮在一定时期可以迅速形成和传播，但也很可能很快地又被另一种思潮所取代。一种思潮不可能是稳固不变的，而是变动易逝的；并会由于条件或社会的变化而为另一种社会思潮所取代，呈现潮起潮落的景象，这也是思潮之“潮”的比喻意义。尤其是20世纪中国和日本文学思潮的发展，走马灯似的一波接一波，令人应接不暇。这样的文学史实强化了研究者对“文学思潮”变化迅捷的印象。
但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历经150余年，在新世纪还在以新的形态继续发展，这有悖于人们对文学思潮的一般印象。现代东方在西方的冲击下不得不打开国门，西方文学历经几百年的各种思潮几乎一起涌入东方文坛，启蒙主义、人文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等都在东方文坛匆匆上演一遍。现代东方文学在借鉴中来不及好好消化，这些外来的文学思潮显示出东方现代文学浮泛躁动的一面。但东方社会的现实问题不能在这种浮泛躁动中解决，东方民族的生存发展与建设必须是多少代人长期努力才能获得成功的大事业。因而立足于东方本土社会需求的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一直绵延纵贯。
一个半世纪，甚至几个世纪，以有限的人生来衡量，是很长的时段。但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看，那只是其中的一小段。东方社会的现代化肯定不会一蹴而就，但人类历史在向东西社会平等对话、交流融合的势态发展。当然，真正平等的前提是东方民族的自身富强和人类一体意识的自觉。
国内有学者论述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它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近百年来根据‘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社会主题赋予了民族主义以新的内涵，但在文化层面上仍承续了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这不能不带来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复杂性。具体来说，既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又有开放的民族主义，前者如辛亥革命时期尊汉排满的文学思潮，后者如五四时期的民族自省意识或民族反思意识及反帝爱国主题，都体现了现代型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这种思潮蔓延至抗战时期形成高潮，演化为独特的战争文化思潮，出现了一代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战争文学；如果从政治上看既有反动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又有进步的民族文学思潮，前者的突出代表是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后者主要体现于40年代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讨论、抗战时期的救亡文学潮流乃至新时期的寻根文学思潮等。”[12]虽然论者不是专论中国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但这段文字至少表明了几点：第一，中国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为基本宗旨；第二，中国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复杂的，有“狭隘的民族主义”，也有“开放的民族主义”；有“反动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也有“进步的民族文学思潮”；第三，中国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贯穿整个20世纪文学，从世纪初的“尊汉排满的文学思潮”，到世纪末的“寻根文学思潮”。要补充的是：中国现代（本书的“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时间要往前推，应该是19世纪中期开始。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国粹保存运动，都是民族主义思潮的表现形态。在这样的普遍的精神冲动之中，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文学中是重要思潮。比如鸦片战争中的诗歌潮流，有论者论述：“不断加深的民族灾难和民族危机，逐渐唤醒中国人的生存危机意识，在一种避害自卫、报仇雪耻心境的支配下，探求民族自信和富强的道路，中国近代历史正是在这样一种逻辑顺序上逐渐展开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民族灾难和民族自信的起点，人们还无法预料战争将给中国带来何种结果，只是从西方的船坚炮利中感受到生存的威胁，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品味到民族的耻辱，从清政府的软弱行为中认识到东方帝国正在走向衰微，由睥睨一切到忍辱签约造成的心理落差，由盛衰巨变所带来的沧桑之感，以及悲天悯人、救国救民、殄敌雪耻的情怀，构成了战争诗潮的情感基础。写史意识支配着一代诗人的心胸，他们以手中的诗笔，记录了鸦片战争时期民族情绪的初潮与喧闹。”[13]笔者曾将印度和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诗歌作比较研究，得出结论：“中、印近代诗人在民族压迫与反抗、侵略与反侵略的现实背景下，自觉承当民族解放‘号角’的使命，‘诗人’的身份被‘民族成员’的身份压倒，使诗歌工具化，为民族的痛苦而痛苦，为民族的灾难而悲愤，为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鼓与呼。”[14]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组成部分，当然具有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一般共性。
在世界文学史上，时间跨度大的文学思潮不是没有先例。欧洲的人文主义文学思潮与文艺复兴运动相依相随，一般认为始于14世纪，终于17世纪初，长达300多年。欧洲社会从中世纪的神权统治中解放出来，确立起人的自我意识；挣脱封建等级制的枷锁，树立平等人权的价值观念不是短时期能完成，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才初见成效，这一目标的真正实现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事情。与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几乎并行发展的西方文学思潮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崛起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1857）[15]，随后经历唯美派、象征派，到20世纪成为西方文学的主潮，一直到今天还在发展的后现代主义诸流派（正像东方的后殖民主义是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一个发展阶段一样，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也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个阶段）。东方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与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双峰并峙，这是为东、西方现代社会文化的现实需求和历史进程所规定的。
三 创作宗旨：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
“从文学社会学的观点看，文学思潮是某个历史阶段社会思潮的组成部分和特殊形态。文学思潮不仅是诸多社会思潮中的一种，而且是社会思潮的‘反映’或‘表现’。就是说，文学思潮不单是关于文学自身的，同时它也总是社会的观念体系、思想原则的产物，它总是‘反映’和表达着某个社会集团的精神冲动。文学思潮的这种一般性质要求我们在研究它时必须将它同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潮紧密地联系起来考察，也就是把种种社会思潮和观念体系当作理解文学思潮的社会—历史—文化的语境。”[16]以此来看，探讨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必须将它摆在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加以审视。事实上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的作家、诗人和批评家，就是在文学领域以自己的情感体验来诉说民族主义，传播民族主义，推动民族向前发展。可以说，东方现代民族主义追求的目标，就是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创作宗旨。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区别于其他文学思潮的根本性质，就在于它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政治文化诉求：唤醒民族意识、摆脱民族危机、维护民族尊严、建立民族国家、憧憬民族富强。
当然，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作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的特殊形态，不仅是通过理论的、逻辑的方式（如理论批评的方式）来“反映”或表达民族主义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它还以审美的、感性的方式（如文学创作的方式）折射出东方民族主义的精神流向。文学创作的世界，是一个形象化的情感世界，民族主义政治文化诉求是在诗人、作家的艺术构思中得到表现，融凝在具体的画面、真实的场景和人物的悲欢离合当中。有学者把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称之为“东方文艺复兴”，并概括其“总的主题”和“主要内容”：“亚非两大洲，土地辽阔、民族众多，各个国家文化传统不同，民族特色也各异，然而，在这个地区所兴起的现代进步文学，不仅汇合成一个文学潮流，而且表现为东方文艺复兴，原因何在？这不仅因为它们产生的历史背景相同，而且还在于它们具有新的主题和新的内容。历史相同，只是这种文学成为一个潮流的客观条件，主题和内容上的一致，才是构成这种文学潮流的基本因素。反帝反殖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是这种文学总的主题。它的主要内容表现在：充分地揭示了亚非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矛盾，深刻地描绘了亚非人民痛苦的生活和觉醒的过程，无情地鞭挞殖民主义侵略者，热情地歌颂亚非人民的斗争，预示亚非人民革命胜利的前景。”[17]
四 创作原则：功利性、现实性和民族性
从文学思潮的角度看，“创作原则”指的是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一批作家、诗人和评论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出来的创作立场和态度，即对写什么、怎样写、写出怎样的美学效果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和实践。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以功利性、现实性和民族性作为其创作原则。
（一）功利性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以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为创作宗旨，文学成为达成民族主义目标的重要手段，其作家、诗人笔下奔涌的是民族集体的情感与意志，因而具有鲜明的社会功利价值。印度诗人伊克巴尔曾说：“我信奉，无论是散文、诗歌，还是绘画、音乐，或是建筑，这些艺术都应该服务于生活。我正是在此基础上视艺术为创造。”并说自己的诗歌是“为一个民族的生活奠定基础”。[18]埃及诗人穆特朗在诗集的序言中说：“我作诗是为了表达我独自思忖的心潮，是为了在发生重大的不测事件时，对我们人民进行教诲，我既像古代阿拉伯人那样抒发感情和忠于爱情，也适应时代的需要。”[19]缅甸的民族主义文学团体“红龙书社”于1937年成立，成立宣言中写道：“为了促使缅甸独立斗争目标早日实现，以使每个人能过上人的生活，书社每月出版一本介绍独立斗争策略的书，激励人们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小说、剧本，或使人奋发向上的传记。”并明确宣布组织的宗旨，其中前两条就是：“（1）向全体缅甸人民灌输争取独立的思想；（2）引导人民早日实现民族独立的目标……”[20]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这样强调文学的价值直接作用于文学之外的社会，体现出文学的功利性。对于文学的功利性，学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有论者把文学的功利性与审美性对立起来，认为功利性必然损害审美性，因而功利性不可取。这在理论认识上，有两点值得考虑：一是对“功利”和“审美非功利”的理解；二是对“文学价值”的全面把握。
“功利”有两层含义：一、功效和利益；二、功名利禄。“功利”本身分为“社会功利”和“个体功利”两个方面。“社会功利”即有利于提高和增加社会某方面的功效和利益。“个体功利”则追求个体的功名利禄。“个体功利性”又分为个体政治功利、个体经济功利及个体名誉功利等。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功利性，当然属于社会功利，东方民族主义作家的创作，不是追逐个人的功名利禄，不是出于小集团利益的考虑，而是为了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这样的“功利”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应该充分肯定。对于“审美非功利”，有论者论述：“审美发生和审美规律的研究表明，所谓审美的‘非功利性’，指的是美的事物所引发的人的愉悦性情感体验，它不同于生理功能等功利性需求得到满足后的心理体验；当一个事物作为审美对象而存在时，同审美主体相联系的不是它的实用功利性，而是与人的形式知觉相对应的外形或形象。仅仅在这一意义上，审美的‘非功利性’原则才可以成立。这一原则，决不意味着美的事物不可以具有功利内容和价值成分。……人的审美意识是和生存环境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的。文艺的创作和欣赏活动，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激发出有认识和教育意义的审美感，……只有正面的、积极的、向上的社会功利性，才能成为审美感受、审美价值和审美属性的必备前提与精神支撑。”[21]
文学的功利性和审美性，是文学价值的范畴。文学价值的生成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它是作家创作的作品作用于读者而产生的结果，而作家创作和读者阅读目的都不会是单一的，因而对文学价值就不能是单向度的、非此即彼的把握，“应该看到文学价值动态的生成机制，看到在审美—功利、个人创造—社会审美文化价值等互动关系中所形成的文学价值多层面、多向度的现实构成。……正是在文学价值的动态展开过程中，文学价值才获得多方面多层次的呈现，以创作主体的审美创造与接收主体对文本的审美把握为依托，形成了以审美价值为中心的文学的多元价值”[22]。以此来看，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功利性与其审美价值不是一对矛盾的构成，它的社会功能正是以审美价值为基础而得以实现。
（二）现实性
从哲学层面讲，“现实性”是指所探讨的问题与人的社会实践密切相关并注重理论的价值指向和功能的实现。文学的现实性，指的是作家在其作品中对社会现实生活反映的真实程度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价值判断和思想倾向，它与真实性、深刻性、准确性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相关。一般而言，具有较强现实性的作品，都在真实、深刻、准确地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同时，也表现出与历史发展趋势相一致的价值判断与思想倾向。它是实现文学社会功能的重要环节。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以实现民族国家生存与发展为宗旨，直接面对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问题，选取当下社会现实的重大题材，从不同角度表现东方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矛盾，揭露殖民统治给东方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呼唤民族精神，探索民族独立和富强的道路。通过这些题材的描写，反映东方民族的呼声，表现东方人民的智慧和意志，维护民族尊严，关注民族命运。
从文学题材角度看，历史题材是东方现代民族主义作家喜好的题材。但他们写历史，并不是回避现实，而是用现实之光去烛照历史，从历史中吸取现实所需要的力量，或者用从历史中获得的文化哲学精神来审视现实生活、审视当下民族的命运。
对于这种“现实性”，东方现代民族主义作家大都有一种自觉意识。20世纪30年代，在伦敦成立了“印度进步作家协会”，主要作家有穆尔克·拉吉·安纳德、帕德、高士、森哈、达西尔、查希尔等，在协会成立宣言中有这样的文字：
本协会的目的是使我们的文学和其他艺术形式从婆罗门、吉斯和反动阶级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让文学和其他艺术形式接近人民群众，使之具有生命力和现实性，从而使我们能创造光明的未来。……我们认为，印度的新文学应该协调我们对待现代生活的基本事实的态度，这就是我们的吃饭问题，我们的贫穷问题，我们的社会倒退和我们在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的问题。这样，我们才会对这些问题有所理解，从而产生积极的力量。[23]
埃及作家、第二次亚非作家会议筹备委员会主席尤素甫·西巴伊在第二次亚非作家会议的报告中说：“当我们集会时，我们不光是讨论美学和文学批评的问题，我们尤其要讨论我们的生活和生存的问题。作为作家，我们不但要讨论文学上有关形式、内容及表达方法的问题，同时还要讨论有关当前生活、民族独立以及和平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和我们的历史遗迹，人民目前和将来所进行的斗争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我们的文学和作家面临的和要解决的问题是人在整个人类中如何生活。”[24]
（三）民族性
坚持文学的民族性，是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重要的创作原则。所谓文学的民族性，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学相对于其他民族文学所具有的特性和个性特点所达到的鲜明程度。文学的民族性包含着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而其灵魂和核心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其中包括民族的价值准则、信仰体系、生存智慧、审美意识、思维方式等，这些是民族成员身份认同的文化标识，是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动力因素。当然，民族文学的传统风格特征、特有的体裁样式、富于民族风情的题材、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等都构成文学民族性的内容。
在文学创作实践中，民族性有两个维度。一个是作为客观存在的民族性，即“作为一个特定民族成员的作家，在他创作的过程中，不管它是否有意去追求本民族的风格，其创作出来的作品都是本民族文学的一部分，都不可能绝对脱离本民族的特色”[25]。这是因为作家总是生存活动于特定的民族文化之中，耳濡目染，为民族文化所浸染涵化，他的创作总会不由自主地以民族文化的有色眼镜透视描写对象，即使描写的是异域题材，也会体现其民族性。对此，别林斯基曾以莎士比亚、歌德和普希金的外国题材创作为例子作了充分的论述。[26]这种客观存在的民族性，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一个民族的文学长期发展、自然而然积淀所形成。
文学的民族性的另一个维度是作为主观追求的民族性。这是作家在自觉的民族意识作用下，出于民族文学和文化建设、发展的自觉追求，有意识地去发掘、弘扬、突出、强化民族性，将民族性作为审美目标。毫无疑问，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民族性属于后者。印度乌尔都语文学评论家萨利姆（1869—1928）强调：“每一个国家的诗歌都必须代表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及其价值观念，诗歌的任务是发扬这些东西。”他还批评当时文坛的不良倾向：“看看我国的诗歌和散文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其中没有我们本国的特色，我们的诗歌和全部散文只是外国文学的仿制品而已。”[27]在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的一个决议中有这样的文字：“一、研究反映民族斗争的当代亚非文学，保存、促进和发展民族文化，并吸取外国文化中的进步因素，这对亚非国家反对依附帝国主义文化是有好处的。二、很好地关心民族语言并以它作为文学表现的基础，使它们能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统治的斗争中发挥作用。三、复兴民族的，即民间的和传统的艺术和文学，收集和研究包括传说和民歌在内的民间文学。四、组织亚非展览会，展出民间艺术的范本，以便得到了解和同情。……”[28]在这样的一次盛会上，东方作家是把复兴、弘扬民族文化、民族传统当作自觉的追求。
民族传统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民族性也不是僵化不变的东西。事实上，东方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产生发展的一百多年里，正是在西方文学冲击下，东方文学偏离民族文学传统，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由传统文学向现代新文学转型变革，逐步迈上世界文学的现代进程。民族性和世界性看上去矛盾，其实，都为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所追求。使民族文学和文化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优秀的文学创作显示本民族的创造才能和成就，这是东方民族主义作家追求的目标，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具体体现。民族性倒是成为实现目标的手段，以鲜活、独特的民族个性，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存在。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并不矛盾。而且任何民族文学都是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放弃传统从零开始，离开传统的求变求新是不现实的。所谓“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并不是不加选择地将民族中落后的、原始的东西展示出来就具有民族性；相反，弘扬的应该是民族传统的精华，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品格，而且是用现代意识镀亮的民族传统。因此越有民族性才越具有世界性，才为世界所认可。民族文学必须自觉地吸收、融合世界各民族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才能使本民族的文学得到丰富与发展，获得永久的生命力。所以，在现代化、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性，不是抱住祖宗传下来的某些信条、某种模式，更重要的是一种当下的民族立场和民族视野，一种崇高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对民族前途和命运的真切关怀。
综上所述，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从价值取向、功能实现和他我关系三个方面确立自己的创作原则，在功利性—审美性、现实性—超越性、民族性—世界性三个张力场域中有所倚重，从而规约着这一文学思潮的基本特征和风貌。
[1]福柯：《什么是启蒙》，汪晖译，《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30页。
[2]陈嘉明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5]王家忠：《社会思潮的起源、作用及发展趋势探析》，《齐鲁学刊》1997年第2期，第56—60页。
[6]王又平：《文学思潮史：对象与方法》，《新东方》2002年第4期。
[7]近年关于“文学思潮”的研究成果，可参阅卢铁澎博士的《文学思潮论》（青岛出版社2000年版）和刘增杰教授的《云起云飞》（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8]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73页。
[9]刘梦溪：《文学的思考》，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10]王又平：《文学思潮史：对象与方法》，《新东方》2002年第4期。
[11]尼·弗·格列鲍夫等：《现代乌尔都语文学》，王家瑛译，载《东方文学专辑》（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3页。
[12]朱德发：《中国百年文学思潮研究的反观与拓展》，《烟台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13]关爱和：《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第1卷）悲壮的沉落》，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113页。
[14]黎跃进：《确立民族自我——中、印近代民族主义诗歌的共同宗旨》，《南亚研究》2005年增刊。
[15]廖星桥：《外国现代派文学导论》，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16]王又平：《文学思潮史：对象与方法》，《新东方》2002年第4期。
[17]彭端智：《东方文艺复兴的曙光——关于亚非现代民族革命文学的几个问题》，《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2期。
[18]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8页。
[19]邵武基·戴伊夫：《阿拉伯埃及近代文学史》，李振中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8页。
[20]高慧勤、栾文华主编：《东方现代文学史》，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523页。
[21]董学文、李志宏：《“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与当前文艺实践》，《求是》2007年第2期。
[22]姜文振：《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141页。
[23]普列姆昌德：《伦敦一个印度文学家的新组织》，《普列姆昌德论文学》，刘安武、唐仁虎译，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119页。
[24]亚非作家会议中国联络委员会编：《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文件汇编》，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第21页。
[25]胡良桂：《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湖南人民出版2004年版，第191页。
[26]参见《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03—204页。
[27]阿布赖司·西迪基：《乌尔都语文学史》，山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28]亚非作家会议中国联络委员会编：《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文件汇编》，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