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在历史巨变中成长
1 童年
新加坡自1819年开埠以来，与柔佛海峡对面的马来亚两地向来是由英国当作一个地区统治的。而李光耀早期就生活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新马地区，其间经历了战争的惊变、日本人的暴酷统治、二战后共产党人反对英国人殖民者回归而引发的暴动、马来西亚地区的种族暴乱等，最终成长为一个政治领袖，引领了新加坡的独立。
而自1965年8月9日起，新加坡已不再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州，更不再是英国的殖民地，它将永远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在李光耀等人的领导下，脚步蹒跚地走上了独立自强之路。
英国绅士般的祖父
1923年9月16日，李光耀生于新加坡一座两层高的大浮脚楼里。这座浮脚楼属于李光耀的外祖父。
那一年，李光耀的母亲蔡认娘16岁，他的父亲李进坤20岁，都是纯正血统的华人后代。李光耀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在一年前给他们撮合了这桩婚事，两家人门当户对，可谓天作之合。
李光耀的家族历史可以从他客家人的曾祖父李沐文开始算起。
客家人发源于中原、华北和华中平原的汉族，大约在700年到1000年前迁往福建、广东和华南其他省份。李光耀的祖先由于南迁的时间比较晚，只能去土地比较贫瘠、当地人尚未开发的山丘地带生活。
李光耀的曾祖父诞生在广东省大埔县唐溪村，长大后，和当地很多年青人一样，搭乘帆船下南洋到新加坡一带讨生活，后来和这里的华人女子结婚生子。
到了1882年，他的曾祖父已经在南洋捞了一大桶金，叶落归根是中国人的固有观念。他决定回中国祖先世代生息的村子，给自己盖一座大宅院，从此在家乡做一个乡绅，了此余生。但曾祖母却不愿意去那个对她来说完全陌生的地方，带着孩子到他们的外公家躲起来。
李光耀的曾祖父只好自己回中国。后来他果然在家乡盖了一座大宅院，还捐了个小官。他怀念自己留在新加坡的妻与子，叫人给他画了一幅身着官服的肖像，寄到新加坡来。同时寄来的，还有一幅大宅院的画，画上是一幢传统的中国式建筑，屋顶是灰色瓦片，高庭广院、壮丽美观。
李光耀曾祖父也可算得上是那个年代千千万万怀揣梦想下南洋的中国人里的佼佼者。
李光耀的祖父李云龙1871年诞生于新加坡，稍长一点在当地的莱佛士书院念书，这相当于今天的初中。离开学校后，干过配药师，过了几年，改行到一艘轮船上担任事务长。这艘轮船来往于新加坡和当时的荷属东印度之间，属于协荣茂船务公司，它的老板，是华裔的百万富翁、当时人称“爪哇糖王”的黄仲涵。
在航海生涯中，1899年李光耀的祖父李云龙在中爪哇三宝垄同祖母邱念娘结婚，于1903年诞生下了李光耀的父亲。当时，那里属于荷属东印度。但是由于祖父来自英属的新加坡，李光耀的父亲便成为英籍的居民。李光耀的父亲出生不久，祖父便把他们母子带回新加坡，从此就没有离开这里。由于勤奋果断，公司老板黄仲涵异常信赖他的祖父，让他全权处理公司在新加坡的业务。
在李光耀的心里，对他的祖父仰慕远远超过对他的父亲。
青年时代的李光耀总是想：祖父是凭借自己的奋斗而获得了巨大财富和成功；他的父亲只不过是个坐享其成的“富二代”而已，没什么值得炫耀的。祖父很疼爱孩提时代的李光耀，也很纵容他。而李光耀的父亲则对他管教很严。
这大概也是李光耀和父亲有些疏远的原因。
上世纪30年代席卷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对东南亚一带的贸易打击尤甚，不但使英国人的生意受损，也使李光耀祖父蒙受了巨大经济打击，从此家道中落。
因为曾在轮船上当事务长，同船长、大副等这些英国白人长期共事，李光耀的祖父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养成了西化的生活习惯方式。
祖父经常把他航海的经历讲给李光耀听。在海上航行的时候，不管热带多么湿热，船长和其他高级船员以及担任事务长的祖父，在吃晚餐的时候，都必须穿上衣纽紧扣的白色棉质斜纹外套，面前的餐桌上整整齐齐地摆着盘碟、刀叉和餐巾。
这些英籍高级船员给他的祖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讲求秩序、实力和效率。在这种环境下熏陶出来的祖父，也同样把这个印象以及对英式文明的仰慕传递给了幼年的李光耀。
他的祖父对英国人印象之好，简直到了“英国人什么都好、什么都是最优秀”的地步。在给初生的李光耀起名字的时候，家人请了一个通达汉语的朋友来帮忙，他建议取名“光耀”，光宗耀祖之意，但是，祖父特意多加了一个英文名Harry（哈里），这才满意。于是，李光耀的全名变成Harry Lee Kuan Yew（哈里·李·光耀）。
祖父希望他的孙子们将来也具备英国人的特质。于是，李光耀的弟弟李金耀和李天耀也分别取了基督教的教名，前者叫Dennis（丹尼斯），后者叫Freddy（弗雷迪）。而在那个时代，非基督徒的华人一般是不会取什么教名的。直到李光耀上学读书，总觉得自己的名字有点怪怪的，中洋掺半，不伦不类。多年后，他还是把自己的名字简化为“李光耀”。
在一张保留下来的装在银色相框里的照片上，他的祖父仪态端正，穿着完全像一个英国绅士——老式领带、硬领，穿条纹长裤，鞋子上附有鞋罩。
在生活上，祖父也是个讲究吃喝的人。同他一起用餐简直是一种享受。祖母善于烹调，烧得一手好菜。她把牛扒炸成褐色，仍保持鲜美多汁，再调以刚磨碎的豆蔻，伴着炸成金黄色但不油腻的薯条一起吃，这是典型的西式吃法。
祖父给李光耀的印象是：既是一个奋斗成功的人，又是一个懂得享受人生的人。
虽然祖父在经济大萧条中失几乎去了全部的财富，生活和衣着上不能像以往那样保持时髦的作风，但还保留了一些过去留下来的财物：一些美观坚固的家具，是从英国进口的；还有一些精美橱柜，可供摆放艺术品；一些小橱和衣橱，橱门还刻上代表他姓名的英文字母LYL。这些物件，李光耀甚至保留下来传到了他的孩子。
李光耀的外祖父蔡金鼎正好与之形成鲜明的对照，他是那一代南洋的华人里另一类靠个人奋斗成功的典型。他没有受过正规英文教育，也没同新加坡的英藉船长或华人糖王之类的人物打过交道。他出身低微，诞生在一个来自马六甲的福建人家庭里。经过一番刻苦奋斗，省吃俭用，把钱储蓄起来之后，他看准时机投资树胶和房地产而得以致富。
当李光耀的祖父因为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而备受打击的时候，他的外祖父却颇具生意头脑，虽然也蒙受了些损失，但不像他的祖父那样一败涂地。
李光耀的母亲在1922年15岁结婚时，两家的财力还算不错，她甚至有个小丫环陪嫁，作为嫁妆的一部分。这个丫环的工作，包括服侍女主人洗澡洗脚，同时给女主人穿鞋脱鞋。
但等到李光耀四五岁，开始懂事的时候，所有这些有钱人的象征，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李光耀的童年旧照替他保留了那时的美好回忆——他穿着从英国进口的过度讲究的西式童装，或坐在价钱不菲的童车里。
由于祖父家的败落，李光耀和他的父母住在外祖父家里，小时候的李光耀有一段时间不肯用功读书，让他的父母很担忧，于是，母亲交给他一个舅父一项任务——每天监督李光耀准备隔天的功课。这真是一个热闹、不乏天伦之乐的大家庭。
大家和和睦睦地住在一起。虽然有时也免不了会发生一些小摩擦，也不外乎是由孙儿们的顽皮和吵架引起的。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李光耀同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和七个表弟妹一起长大。
童年的乐趣
小的时候，由于弟妹们的年纪比李光耀小，李光耀便常去找邻近村庄的华人渔民和马来人的小孩一起玩游戏。
这个村子就在外祖父家不远的一条小巷，是二三十间用树叶和锌板做屋顶的木屋。平日，村里的渔民在近海捕鱼，捕了一天后，渔民们把渔网挂在李光耀家后面的空地上晒干，然后，用一种树汁把渔网染成深色。
李光耀整天忙着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玩捉蜘蛛，也捉褐色的身体光滑的“叩头虫”，把它放在火柴盒上按它的背时，它便会磕头似地敲响火柴盒，发出“突突”的声音。小伙伴们比赛看谁的“叩头虫”发出的“突突”声最大。
有时李光耀和小伙伴们斗“打架鱼”。他们用一种筑路工人用来搬运泥土的柳条编制的畚箕，在路两旁的浅沟里抓这种鱼。抓到后，他们先把两条鱼各装进一个玻璃瓶，并排放在一起。两条鱼一看到对方，搏斗的本能就被激发，拍打着鳍，拼命游动，摆出准备战斗的姿态。这种“打架鱼”一被激怒就把鳍张开，展现出闪亮的红、橙、蓝三色，很夺目。这时，把一条倒进另一条的玻璃瓶子里，两条鱼很快便斗得伤痕累累。
他们还玩斗风筝，在把风筝放上天之前，把掺了碎玻璃的浆糊小心地涂在风筝线上，用以在天上割断对方的风筝线。断线的风筝飘落地面时，谁捡到就是谁的。多年后李光耀还常常想起那斗风筝的一幕。
他们也比赛弹子。找一片沙地，挖三个排成一线的洞，轮流把弹子弹进每一个洞里。
回想起这些童年的小游戏，李光耀有时觉得它能培养一个人的战斗精神和争取胜利的意志。
后来李光耀每每回想自己的童年，感到自己不是软弱、被宠坏的一代。那个年代的他没有花哨的衣服和鞋子，到了李光耀的孙辈却样样有。李光耀那代人穿的是简单的树胶底帆布鞋，每双四五角钱，产自本地鞋厂。过年的时候，如果幸运的话，父母亲会到鞋店给他买一双用现在眼光看来质量很差的本地制造的皮鞋。鞋内底和后跟都是用硬纸板充数的，所以非常怕水。
那时的世界，在李光耀来眼里看来很简单。
李光耀的家境既不算穷、也不算富裕。他和弟妹们没有很多的玩具，更没有电视机。这时，读书便成了他的一大乐趣。他不但学到了知识，也学到了智慧。李光耀通常买便宜的惊险小说来看，追读一些儿童类的奇遇故事。一到星期五他就盼望着从英国开来的邮船开进丹戎巴葛码头，邮船载来英国的杂志和画报。再年纪稍大一些，他便到莱佛士的图书馆去借书回来看。
有时候李光耀跟着家人到外祖父的树胶园的木屋去度假，在那里呆几天或一个星期。一家人乘坐牛车从樟宜路前往树胶园，牛车由两头牛拉着，负责赶车的是外祖母的园丁。牛车的木轮用铁圈箍着，在布满辙印的泥路上行走时，总是颠簸得很厉害。
虽然一日三餐吃得比较简单，但李光耀童年都可以吃得很饱，没挨过饿，食品也比较健康、绿色。
每年一次，他的母亲和阿姨们为了准备农历新年除夕和往后两个星期的节庆，会一连几天烘制糕饼，然后把一个个玻璃瓶装得满满的。那时本地生产的饼干，是仿制英国的产品，而正宗的英国饼干则只有英国老板和本地的富有人家才吃得起。
勇敢的母亲
儿时的生活也有烦恼。
李光耀记忆里，他的父亲去当地的会所赌钱，有时赌输了，就带着很坏的情绪回家。这时，他会要李光耀的母亲把首饰给他一些，典当换了钱，再回去碰碰运气。这时候，父母之间往往大吵一番。父亲显出很狂暴的样子，而母亲却坚定不移，绝不答应，无论如何都要保住父母亲给她当嫁妆的首饰。
李光耀的母亲15岁就早早嫁给了他的父亲。在李光耀的眼中，她性格坚强、精力充沛、足智多谋。在那个时代的女性，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做一位贤妻良母。李光耀常常想，如果他的母亲晚一代出生，而且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她的才干使她很轻易地就能成为精明能干的工商界执行人员。
李光耀的母亲一生中主要的精力都用在抚养孩子上，让他们受良好的教育，成为在一个行业里有一技之长，能自食其力的人。为了孩子们的长远发展，她在很多事情上都会挺身而出，毅然地跟丈夫对抗。而由于李光耀是家中长子，在他稍大时，母亲便开始跟他商量家庭的一些重要决定。由于父亲很多方面的不称职，早在少年时代，李光耀便成为事实上的家长，比同龄人显得更稳重、成熟。
上学的时光
李光耀的外祖母对小孩的教育很关心。教育下一代知书达礼、出人头地，是当地老一代华人的亘古不移的老观念。
1929年，李光耀不满6岁，外祖母坚持要他跟附近其他渔民的孩子一起，到附近一所学校上学。
这是一所简陋至极的学校，从老师到学校都不很正规。学校设在一栋木屋里，教室只有一间，摆着用木头做的课桌和长凳。
学生的年龄从6岁到10岁不等，一个骨瘦如柴的中年中文老师教他们。大家每天照着一本简单的汉语课本一齐跟着老师念诵课文。老师带着浓重的福建口音，教学方式十分简单，就是让孩子们跟着他读诵、背记中文字词。对课文的意思老师也不多做解释，小孩子们根本不解其义。
李光耀不禁向自己的母亲诉说了上学的苦恼。听了李光耀的诉苦，于是外祖母又把李光耀送到离家几里外一家更大的中文学校，李光耀转学到这里，每天走路去上学。这所学校比上一家学校正规，是座两层楼的木结构建筑，大约有10间教室，水泥地面，学生每人一张书桌。每班35到40个学生，6到12岁不等。
但是汉语课依然令李光耀头痛。原因是，他在家跟父母讲的是英语，跟外祖父外祖母讲的是混杂中文词汇和语法的马来语，而跟附近的渔民子弟在一起玩的时候，又讲的是马来语掺点福建话。这样以来，学校里正规的纯中文教育对于少年时的李光耀来说反而显得十分陌生，主要原因是跟他的日常生活完全沾不上边，老师所讲的大部分内容，李光耀听了都摸不着头脑。
两三个月后，李光耀再次恳求长辈想转到英文学校。1930年的正月，他转学到了离家不远的另一家英文授课的学校。这是一所当地官方办的小学，到了这里，老师说话李光耀都听得懂，毫不费力。学校里的学生多数和李光耀一样也是华人，也有一些印度学生和马来学生。
小学的生活平淡无奇。到了学校开运动会时，学校的操场上挂满彩旗，放着栏架，用喇叭广播获胜者的名字，然后颁奖。在体育方面，李光耀却没得过什么奖。
当时最热门的体育项目是足球，李光耀光着脚和其他孩子一起在操场上踢球。他的马来族同学在他看来真是天生的足球员，踢起球来比华人同学要强得多，一般体育项目他们也占上风。
但华人学生的文化课成绩却比马来同学要优秀。李光耀从一年级读起，用六年时间读完本来要七年才读完的小学，临毕业时李光耀很用功的备考，成绩出来了，他考了全校第一名，被当地很有名的莱佛士书院录取。
外祖母去世
就在1934年，李光耀小学毕业的前一年，他的外祖母患上肺结核，病得很厉害。这件事标志着他童年生活的结束。
外祖父和外祖母住在李光耀的隔壁，外祖母常常咳个不停，晚上隔着板墙也听得到她的咳嗽声。她越来越瘦，头发也灰白了。西医诊断了以后，说她已时日无多。全家人开始商量还有什么办法，不得已，请来当地土著的马来巫医，挽救最后一点希望。当地人传说马来巫医有本事治疗病入膏盲的病人。
巫医来看了他的祖母后，告诉李光耀的舅父，必须做法事安抚鬼神。于是到了晚上，在家里的花园上演马来戏，还得供奉水果、鲜花和饭。戏中的演员在哀怨的马来笛声和奇特的鼓声伴奏下跳起祭舞。看了这场面，少年李光耀心头不由掠过一丝恐慌，有种不样的预感，下意识觉得外祖母可能很快就会离开人世。
同时，大伙儿带着水果、鲜花和椰浆饭等供品，来到不远处的海滩上，把供品放在一艘小船上面，推进大海祭祀神灵。过了半天，舅父跟大伙儿一起回来了。他说，小船送到海上漂流了不远就翻沉了下去。第二天晚上，外祖母去世了。
外祖母是维系大家庭的纽带，现在去世了。李光耀的父母亲这时也决定离开这个大家庭，他们向一户印度人家租了纳福路28号的房子。那是一座新的小浮脚楼，屋脚是砖砌的，包括了厨房、储藏室、车库。1935年底他们搬进去，住在了市区。
考入莱佛士书院
李光耀小学毕业后，考到了当地著名的莱佛士书院就读。从这里开始，李光耀受到较为纯正的英式学校教育。
莱佛士书院从当时起就是新加坡最好的英文学校，以他的创办者——英国人莱佛士的名字命名。莱佛士曾经说过：“我相信上帝，设立这所书院也许是教化数百万人，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方法。”
莱佛士为书院提了三大宗旨：教育当地高层人民的子弟；为有需要的东印度公司雇员提供学习当地语言的途径；收集散落在各处的当地文献和传统的资料，以便了解当地的法律和习俗。
在政府支持下，经过多年的建设，莱佛士书院发展成为当地最杰出的学校，培养了一批杰出学生，书院的很多殖民地学生获得当时英国政府颁发的“女皇奖学金”，得以到英国本土如牛津、剑桥、伦敦、爱丁堡的大学和其他英国学府进一步深造，修读医学、法律和工程等专业。
1936年，13岁的李光耀和来自15所政府小学的大约150名优秀学生一起入读莱佛士书院。这些学生来自于马来亚的不同地区，包括华人、马来人、印度人。
这间学校模仿像英国本土的寄宿，把每个学生都分配到一座宿舍楼，李光耀也被分配到一座“宿舍”，但实际上学生们并不都在学校寄宿。尽管如此，校方鼓励大家建立英式的“宿舍”精神，开展团队协作。学校里开展的板球、足球、撤揽球、曲棍球和田径等运动，都是以“宿舍”为单位进行比赛。
这所学校的课程大纲跟英国本土基本接轨，所采用的课本，尤其是英语、英国文学、英帝国史、数学和地理等等课程，由当时的英国教育部门改编自英国本土学校所用的课本，在英国殖民地的学校里通用。所有科目都以英语为教学语言。
多年以后，李光耀成了新加坡总理，遇见来自加勒比海或太平洋岛屿的英联邦领袖时，和他们一交流，发现万里之遥的他们读书时用的教材，居然是和李光耀同样的英国式课本。而且他们像李光耀一样，能娴熟地引用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大段华美文字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在书院，李光耀不算太用功的学生，但数学的成绩却奇好，而且由于家庭的影响，他的英语语言基础很扎实，考试的时候不费多大力气也能考进前三名。
李光耀当年的级任老师是一位印度人，叫坎波斯。他曾在李光耀的成绩单上曾这样写道：
哈里·李·光耀决心出人头地，他可能在一生中身居高位。
——M.N.坎波斯。
全新马第一名
这里的教室里没有空调，常常酷热无比。要命的是，李光耀和他的同学在上课的时候，必须像英国本土学生那样，穿着外套打着领带。
李光耀被分在成绩最好的班级，级任老师一个年轻的牛津大学毕业生，长一头浓密的浅棕色头发，和蔼可亲。这位老师第一次到海外的英国殖民地，对待当地人随和亲近，不摆英国白人的架子。在这样一位班主任教导下，李光耀的英语水平大大进步。
由于成绩优秀李光耀得了两个奖学金，用奖学金买了一辆漂亮的变速自行车，风风光光地骑着它上学。
1940年3月初的考试放榜了，李光耀不但排名全校第一，也是全新加坡和马来亚第一名。
澳大利亚籍老师科茨在李光耀的最后一份成绩单上赞赏有加：
以他的级别来说，李见多识广，与众不同，脑筋非常灵活。他充满热忱，精力充沛，前途无量。
——C.H.科茨
总的来说，莱佛士书院的岁月是一段轻松的时光。李光耀对功课应付自如，还积极参加书院的童子军活动，打板球，偶尔也打网球、游泳，还参加过几场辩论赛。
李光耀调皮捣蛋的天性也会爆发出来，有时上课的时候心不在焉，给同学写字条，模仿一些老师说话的口音。印度籍科学老师讲课的时候，忍受不了沉闷的李光耀一边上课一边偷偷给他的老师画下一幅秃了一大片的后脑袋的肖像，他画得太投入了，老师站在旁边都没发现，被抓了个正着，自然免不了一番教训。
书院有一条校规规定，学生一学期迟到二次就要挨打三鞭。那时候的李光耀早上总是睡不醒，起床后总是急匆匆往学校赶。有一年，一个学期里李光耀第三次迟到，级任老师叫李光耀去见校长。校长麦克劳德一看是李光耀，他当然认得，因为李光耀得过多次奖学金，亲手给他发奖品也有很多次，知道李光耀是书院有名的好学生。
这位来自英国的校长大人虽然欣赏李光耀，知道他是个聪明的优等生，可是到了这阵儿，并没有训斥李光耀一番后放他回去，而是毫不客气，铁面无私，一点儿也不手下留情地执行校规。李光耀被命令趴在一张椅子上，校长大人隔着他的裤子狠狠地抽了三下。
李光耀一直记得被校长打屁股的事，很久以后他还说起这事，“西方教育家为什么极力反对体罚，我始终不明白。体罚并没使我和同学们受到什么伤害，实际上对我们也许是大有好处的。”
李光耀对严师出高徒、棍棒出孝子的中国传统倒是心领神会，他对老师充满了感念。
李光耀的父母有两个朋友分别当了律师和医生，自己开门执业，过着中产阶级的优裕生活，即便是上世纪30年代席卷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对于他们这种职业也几乎毫无影响，日子照样过得不错。父母以此为例，经常开导少年李光耀，要他学好一门专业技能，将来自己执业，做一个体面的上层人士。
受了父母的这种开导，李光耀一心准备将来要当个律师。
进入学院
1940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已经弥漫在欧洲。不久之后，法国被德军占领，德国人在那里建立了傀儡政府，但这一切对于新加坡来说，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事。
这时，李光耀的剑桥高级文凭考试成绩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两地都排名第一，可以由莱佛士书院升入莱佛士学院。他还获得了当时最被看重的安德森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每三年颁发一次，给成绩最好的学生，1940年这一期归了李光耀。奖学金很丰厚，除了付学费、书籍费和膳宿费之外，还有剩余。
莱佛士学院是英国的殖民地政府于1928年在新加坡创建的，设有文科（英语、历史、地理、经济）和理科（物理、化学、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殖民地政府拨巨款为这个学院设计了一批漂亮的建筑物，学院的建筑样式仿照英国本土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
学院的讲师多是来自英国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优秀毕业生，由于莱佛士学院还算不上大学，这里的学生读完三年的课程后，没有学位，只能拿到三个等级的文凭。但这里的教学采用了牛津和剑桥的上课方式和导师制度，考试严格。总体来说，英国殖民地的学院即使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水准相比也并不逊色。
李光耀不但努力学习英语，以便将来修学法律专业，他对数学和经济学也很感兴趣。他天真地想，学了这些课程，以后没准可以在商业和股票市场能大有一番作为。
学院每学年有三个学期，第一学期李光耀的数学考试成绩高居榜首，考到90多分。但英文和经济却排名第二。他落在一个名叫柯玉芝的女生后面，而且分数差了一截，李光耀不仅吃了一惊，对这个女生暗暗好奇。
1941年3月学年结束时，李光耀的成绩依然不错，理论数学排名第一。但是柯玉芝的英文和经济学成绩则排在第一。李光耀这时的目标是争取女皇奖学金，但现在他在学业上第一次碰到了一个强大的竞争者，这让他不开心。
进入学院的第一年，李光耀由于成绩最好，名闻全校。而他的高个头儿更引人注目，受到一些高年级马来学生的戏弄和欺负。但李光耀每次都毫不反抗。等到第二年，轮到李光耀也变成老生的时候，便有机会欺负新来的学生了，但他告诉大家自己绝不会这样做，而且劝他的同学也别这样做。
来自马来同学的压力
莱佛士学院每年入学的100名学生当中，有20名马来学生是来自内地各州。
学院里的马来学生抱团意识很强。李光耀后来总结出了原因，由于他们觉得自己的民族受到了威胁，怕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充满活力、刻苦耐劳的外来民族——华人和印度人所压倒。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华人同学因为个个优秀，比较独立，关系就比较松散。
李光耀从小就和马来人的孩子一起玩耍，他的马来语说得很流利。但是李光耀很快就发现，学院的马来人对于对待非马来人，尤其是华人的态度有些格格不入。
一个来自吉打州的马来同学告诉李光耀，“对我们马来人来说，你们华人精力太充沛，也太聪明了。吉打州华人太多了，我们受不了这样的压力。”
实际上，这代表了马来人的一种普遍看法，新来的移民比他们聪明得多，竞争能力强得多，决心也大得多，他们怕以后殖民地的高等职位都被这些移民给抢走了。
英国殖民地教育制度是一种典型的精英培养制度，以千分之一的比例，在当地招收和培育了一批最优秀的受英式教育的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基本都能进入殖民地的上流阶层。
英式教育鼓励学生通过谈吐、作风、衣着和办事方式来建立认同感，培养起关系网，这种教育风格被英国人由本土带到了殖民地。书院的学生们之间也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校友关系网络。
用李光耀的话说，“这既是竞争对抗的年代，也是建立永恒友谊的年代”。许多跟李光耀同年级的马来同学后来成了国家的首脑或高层领导人，例如后来马来西亚的第二任首相敦拉扎克就是李光耀的同学。
李光耀在莱佛士学院结识的许多华人同学，他们后来成了李光耀在政坛上的盟友和亲密伙伴，例如杜进才、吴庆瑞、关世强等等，还有很多。
在新加坡和马来亚这样经历过英国殖民统治的地区，人们哪怕彼此不认识，只要出身、教育背景相同，就很容易被接受。到上世纪50年代李光耀开始从事律师行业时，有许多朋友和熟人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两地的政府部门和专业领域里担任要职。
2 日本人打了进来
日本人来了，新加坡人人不知所措。
虽然日军凶暴无比到了人神共愤的程度，但在当时，日本人就是这片土地上新的主宰，个人的力量是如此微不足道，李光耀打算认命了。日本人就日本人吧，总要活下去。
李光耀报了一个日本占领军办的日语学习班，开始学习日语，准备为以后的生计打打基础。他的心底里并没有冒出多少要用暴力反抗日本人的意识，虽然他是那么地憎恨日本人。这个眼下的强者比起他们的前任——英国人，是那样的差劲。他们惨无人道，没有人性，但他们眼下是绝对的强者，柄握着每个人的生死和命运。
他的华人同胞，那些祖先来到东南亚比较晚的华人青年组织起了一些游击队，拿起枪杆子袭击日本人，和日军展开殊死博斗。这些人的做法让李光耀在心底里钦佩，但他却没想过要加入他们。他觉得他们勇敢、有激情而又不乏激进、鲁莽。或许在更深的潜意识里，他认为他们和他不属于同一个阶层，注定不会成为同路人。
欧战的波及
就在李光耀在佛莱士书院就读期间，在世界范围内比经济大萧条严重得多的危机正在酝酿着。
1938年欧洲爆发慕尼黑危机，德国法西斯崛起，欧洲大地上战争一触即发。
1939年9月，李光耀和他的同学们正准备剑桥高级文凭考试时，从报纸上看到了大号的标题报道：“德军闪击波兰！”
不久，英国政府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在很短的时间里，强大的德军席卷了欧洲，进而派出无数的轰炸机跨过英吉利海峡，对英国本土的各大城市进行狂轰滥炸，繁华的伦敦等大城市顿成一片焦土。英德两方的空军在英吉利海峡上空展开激烈的攻防战。
对于新加坡人来讲，那似乎是一场离自己很遥远的地方的战争，但又好像离得很近。渐渐地，人人都感觉到了战争的气氛。
李光耀初级班的级任老师格里夫是英国飞行俱乐部的会员。战争打响后，这位年轻的牛津大学毕业生义无返顾地回到祖国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参加了抗击德国人的战斗。不久，消息传来，格里夫老师在与德军的空战中英勇牺牲。曾经朝夕相处的老师，就这样血染沙场、英魂逝去，这深深触动了李光耀的心。
同一时间，中国军民早已经和在中国大地上和全面侵华的日本军队殊死博杀了两年。
但直到1941年，东南亚一带却波澜不兴，局势平稳。新加坡的人们根本不会想到战争会蔓延到自己的家门口。
日本人打进来了！
1941年12月8日的凌晨，海风习习，城市街边的路灯还没有熄灭。
“轰”、“轰”，巨大的爆炸声忽然间撕破了一片寂静，震撼了整个新加坡。不一会儿，凄厉的防空警报响彻整个城市。
日本人的飞机毫无预兆地飞临新加坡的上空，战争来了，日本人打过来了！
截止当时为止，在李光耀的生命里，可以说还没有碰到过比英国人更强大的民族。在他和同学们的心目中，大英帝国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力量都坚不可摧，不但是这片土地上的霸主，更是世界的领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受到挑战，更不可能被打败。
但是，小个子的日本人杀过来了！
反日的情绪早就在当地基层华人群众中高涨起来，华人们因为自己的故乡中国被日本人侵略而义愤填膺，到处抵制日货。
李光耀目睹着这一切。
李光耀和普通的华人移民还不太一样，他可算得上是新加坡本地的世家子弟，受纯正的英式教育。由于掌握的中文程度很有限，他当时主要是看英文报章，而英文报章主要关注的是欧洲局势。他知道当时在欧洲战场上德国人已经席卷欧洲，并在短暂停歇后挥师攻入苏联。但李光耀和他的同学们几乎忽略了中文报纸所报道的亚洲战事。
从1940年12月起，《南洋商报》便不断刊登有关日本人扩大侵略的消息和评论。它发表文章指出，新加坡坐落在马六甲海峡南端，处于海上交通要道，很可能成为日军的主要攻击目标。这家中文报纸的立场是，很希望英、美等大国都被拖到亚洲战场来，这样就减轻中国抗日战场上的压力。
形势越来越紧张。日本人步步紧逼，战火逐渐烧到了东南亚一带。
1941年12月1日，马来西亚的英国总督宣布实行军事总动员。学院的许多班级开始停课。但这个时候，李光耀和他的同学们并不十分惊慌，他们这时还对英国人和英国军队信心满满。
12月2日，英国的两艘军舰——战列舰“威尔斯王子号”和战列巡洋舰“驱逐号”——航抵新加坡，更让人们得意洋洋，他们觉得大英帝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更有保障了。
不仅李光耀和他的同学如此，英国人自己更是如此，他们根本不相信来自亚洲的日本人会强大到足以挑战欧洲的白种人。
战备行为与其说是紧张认真，不如说只是做做样子，吓唬吓唬日本人，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谁都不认为日本人会鲁莽到敢和英国人打一仗，因为等着他们的一定是迎头痛击。另一方面，英国人这时正忙着在欧洲抗击德国人，对其他地区既无暇全力顾及，也就报着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
谁都没有料到，战争突然而至，而且结果是戏剧性的一边倒。
丢盔弃甲的英国人
凌晨四点，李光耀正在莱佛士学院的宿舍里睡得正香，突然间被炸弹轰隆隆的爆炸声惊醒，战争终于降临新加坡。
根据第二天报纸报道，日本飞机这次对新加坡市区的轰炸共炸死60人，炸伤130人。
莱佛士学院里马来亚内地来的学生，纷纷乘火车回家到乡下躲避日本轰炸机，学院几乎空无人影。新加坡保卫战即将打响，李光耀和他的同学们既害怕，又有几分紧张和刺激。
学院号召学生们组织“医疗服务队”救助战争中的伤者，李光耀志愿加入，每天从家里骑自行车到几公里外学院的医疗服务队。每个服务队成员领到了一顶头盔和一个臂章，上面印着红十字标志，每个月还能得到一点儿津贴。
12月10日，也就是“威尔斯王子号”和“驱逐号”抵达新加坡之后的第八天，在海面航行的时候被日本轰炸机炸沉，这消息让大家难以置信。
英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
更多的消息从马来亚方面传来，有的说英军在前线溃不成军，日本军队毫不费力地突破英军防线，骑着自行车沿马来半岛南下，穿过树胶园，用小船和舢舨在英军防线后面登陆，迫使更多英军后撤。
大批白人家庭开始逃到新加坡。在当地有财富和地位的华人也开始举家逃难，他们很多人曾捐钱捐物给中国支持抗战，也协助过英国人，一定会被日军报复。
到了1942年1月，日本战机开始夜以继日地大举轰炸新加坡。
一天下午，李光耀参加了第一次救护和收殓伤亡者。一颗炸弹刚刚掉在警察局附近爆炸，有几个人死伤。在现场，李光耀第一次亲眼看到活生生的人流血、受伤和死亡，残肢断臂、血肉模糊，景象惨不忍睹，使他心惊肉跳。
1月31上午，所有马来亚的英国军队都从柔佛撤退到新加坡岛。英军中的苏格兰士兵风笛手吹奏着《高原少年》的乐曲，乐曲声中，最后一批列队越过新柔长堤。两名风笛手表情凛然，面对战败的厄运，还能保持着冷静沉着的绅士风范，这一幕深深留在了李光耀的记忆中。
新加坡攻防战开始了，枪炮声响成一片。
李光耀所属的医疗服务分队，是在2月8日上午执行最后一次任务。当日，学院的戴尔教授召集所有队员，问道，“你们有谁自愿完成一项危险的任务？”
李光耀和他的同学莫里斯，还有其他几名队员自告奋勇报了名。
他们乘坐一辆救护车来到离北方战线约七英里的地方。抵达后，面前是一个一片火海的小村庄，刚遭到日军的轰炸和炮击。他们走入一片树胶园准备进行救护工作时，莫里斯看到一颗没爆炸的炸弹，弹尾还露在地面上，赶忙叫李光耀小心。这真是救了李光耀一命，不然，他可能踩个正着。他们搜寻到几个伤亡者，送上救护车后高速驰往市区的医院。
一天早晨，李光耀戴着头盔和臂章骑自行车从服务队回家时，看到一列军用卡车停在路边。站在卡车旁边的是一些沮丧的澳大利亚士兵，个个神情惊慌。
李光耀停下来问他们，“前线离这里还有多远？”
一个士兵答道：“全完蛋了，给，把它拿去吧！”说着就把手中的枪推给李光耀。
李光耀不禁吃了一惊，这个士兵已经对战事完全绝望了。
李光耀客气地拒绝了这个士兵的枪，并且尽量安慰了他一番——现在胜负未定，还不到绝望的时候。但是，对于这些士兵来说，结局早已注定了。
最后一批英国和欧洲的白人平民包括妇女孩子，争先恐后挤上停在港口的仅剩的几条船，从马来亚拥入新加坡逃命，整个马来亚的殖民地弥漫着恐慌。
日军的零式战斗机飞临新加坡上空，李光耀看到，英国皇家空军的水牛式战斗机也连忙起飞，但英国人的飞机不是去迎战日机，而是向相反的方向扭头逃命，以免在地面被敌机击毁。当时的情况是，日本人的战机速度快、动作精巧灵活，相比之下，英军的战机飞得慢、动作笨拙，根本不是日本飞机的对手。
1月中旬，新加坡的学校全部停课，炮声越来越逼近市区时。为了安全，李光耀的母亲建议全家搬到外祖父的房子去，那里远离市区，被炮弹击中的可能性较小。李光耀赞同并支持母亲的建议。
他告诉母亲说，“我准备留下来看守我们纳福路的房子，也方便我继续到莱佛士学院的医疗辅助服务站值勤”。
李光耀家的园丁许忠祜陪着他一起看家。这位园丁身兼人力车夫，每天接送李光耀弟妹每天上学放学。他们挖了一个洞，盖上木头，铺上泥土，做成了一个防空壕。李光耀的母亲走之前，在防空壕里为他们囤积了大米、食盐、罐头和一些生活用品。
这是一段暗淡得看不到希望的日子，有几次李光耀值完班后跑去看电影，好让自己在看电影的两三个小时中暂时忘记眼下的这一切，把渺茫的前途抛在脑后。
1月底的一个下午，李光耀在国泰戏院看一部喜剧片，电影的情节是挖苦日本人的，有一个场面是，一颗炸弹落下之后却没爆炸，露出“日本制造”的标志，原来是个哑弹。片中的日本兵两腿打弯，眼睛斜视，枪也打不准。
李光耀想，血淋淋的现实已经颇具讽刺的表明，日本人远比影片里要强大得多。
撞见日本鬼子
英军后撤，医疗辅助服务分队不得不宣布解散。起初李光耀还留在纳福路老家，后来由于炮声越来越近，李光耀只好到直落古楼和家人住在一起。
搬到直落古楼的第二天，李光耀和家人听到远处传来枪声，时近时远。而炮声、炮弹爆炸声却沉寂下来。
李光耀感到奇怪，从后门走到渔村旁边巷子里。他沿着泥路最多走了20米。忽然，看到两个人穿着暗褐色的军人制服，跟英军所穿的绿色和棕色制服不同。
天哪，是日本军人！
李光耀楞了几秒钟，才忽然想起来，这就是传说中的日本鬼子，顿时汗毛直竖。
这些士兵下身着绑腿，脚穿胶底布靴，最让李光耀感到怪模怪样的是他们头上所戴的鸭舌帽，帽子后面还连着小披风，垂在颈后。他们外形古怪，身材矮胖，扛着插了刺刀的长长的步枪，身上散发出的一种令人作呕的怪气味，一味过后就忘不了。
这几个日本兵正忙着搜寻残余的英军，没有理李光耀，只管往前走。
李光耀赶紧飞奔回家通知家人，大家连忙把所有门窗关上。
但是，天知道这管什么用？
日本军队从1937年起在中国干下的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已经传播得世人皆知。李光耀一家人最害怕的就是他们在这里重演奸淫掳掠的暴行。
但那一天直到晚上，什么都没发生。
此时，英军迅速撤往市中心，未作任何抵抗。
英国人战败带来的思想冲击
好几年以后，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在提到英殖民地新加坡的陷落时说，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也是最大规模的对敌投降”。
英国人强大、优越的神话几天之内就被打破了。11万名日本兵进占马来亚和新加坡。有13万名英国、印度、澳大利亚士兵当了日军的俘虏。白人殖民地官员早已逃之夭夭，英国在殖民地的机构完全停止了运转。
李光耀看到，当日本人狂轰滥炸时，躲在办公桌下的正是白人老板们；不顾当地人的死活争相逃命的，也是这些白人殖民地官员和上层人士，让当地人感受到他们的自私、胆怯，完全没有和当地人同舟共济。
在李光耀看来，这里的亚洲人一向依赖英国人至高无上的领导，如今白人却辜负了他们的一片期望。
这年的2月15日，是华人传统的农历新年，也是一年中最盛大喜庆的节日。但这一年的春节，无疑是自1819年华人移居新加坡以来最暗淡的一个节日，从新加坡北部和西部靠近市区的地方不断传来的枪炮声，响彻云霄。
李光耀的有些朋友从市区回来，说市区到处在发生抢劫。李光耀和全家人不禁焦虑万分，担心纳福路28号的家。
“尤其是囤积的粮食，一家人要靠它度过漫长的岁月，保得住吗？”李光耀想。
和母亲商量后，李光耀和家里的园丁许忠祜一起走了两个多小时回家。沿途看英国人的大洋房里已是人去楼空，这些大洋房的主人正被日本人集中到了一起，准备送进集中营。
此情此景，让李光耀感到自己正在经历一个时代的结束。后来的人很难想像英国的殖民制度如何在1942年2月15日这天被日本人一举摧毁的，而李光耀经历了这一切。
这种阅历对他的思想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在李光耀的印象里，自从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在新加坡登陆，把这里建成了东印度公司的海上贸易站以来，白人在这一地区的支配地位从未被质疑和挑战过。
李光耀从1930年开始上学懂事时就知道，英国人是这里的老大，虽然他们在当地的人口只有几千人，在数量上是极少数。这些英国人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住在环境优美的区域，和当地人分隔开。殖民政府的官员拥有大洋房、汽车和许多仆人。英国人吃得是精美的上等食物，每隔三年，官员们便有三到六个月的长假，从位于热带的湿热无比的新加坡回英国老家休养。他们的孩子也回英国受教育，不跟当地孩子一起，这些孩子也过着高人一等的生活。
英国殖民地总督是这里的首脑，也是老板中的老板。在庆典仪式上，他总是穿上镶着金色绥带的雪白漂亮的制服，头戴顶端装饰着白色羽毛的盔帽，腰间佩带一把长剑。白人官员担任政府中所有高级职位，而且对当地亚洲人掌握着生死大权。
殖民地的警察总监、高级警官、医务局局长、医院的高级内外科医生，都由白人担任。亚洲医生只能在白人医生手下工作，即使他们的资历比白人医生老。护士长也是白人，虽然她们只会讲英语，跟本地人谈话时必须请本地护士当翻译。
在莱佛士学院，所有教学人员都是白人。有两名本地最优秀的毕业生只能当助教，拿到的薪水也比白人低得多，例如吴庆瑞（后来成为新加坡副总理）。
英国人工业发达，政治制度先进，军事强大，不由不让本地人相信英国人天生优越的神话，但是这个神话现在被另一群亚洲人——日本人粉碎得一干二净了。
面对残暴的日军
但是，粉碎英国人神话的日本人，对于它的亚洲同胞的残暴、蛮横。这同样让人们意想不到。
新加坡一夜间变了样。英军已经投降。本地警察怕被日军当成是英军的单位，早已跑得不见踪影。
很多当地人肆意抢劫英国公司留下来的货仓、商行，把食物和贵重的东西一洗而空。抢劫连续发生几天以后，日本军队才开始出面维持秩序。他们维持治安的方式是，胡乱地用枪打死几个抢劫的人，然后把头砍下来放在新加坡的大桥桥头和街心示众。
李光耀发现日军的士兵其实也四处抢劫。最初几天，街上行人身上的钢笔和手表都会被日本兵夺走。日本兵还以搜查为名，夺门而入见什么拿什么，谁也不敢反抗。尽管日本人和华人文化相近，但在李光耀看来这没什么用，日本人对待华人也毫不心慈手软。
李光耀经常看到，有很多居民一开始因为不懂日本人的规矩，走到路口或桥头时没向日本哨兵鞠躬，被罚在热带的烈日下跪上几个小时，两手还得在头上托着一块大石头，直到撑不住了倒在地上为止。
一天下午，李光耀在纳福路家旁边，看到一个日本兵在付车费给一个人力车夫。人力车夫嫌少，要求多给一些。日本兵抓住人力车夫的胳膊直接来了一个空摔，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开。李光耀不由吃了一惊。
第二天，李光耀在红桥又见识了日本人之间的另一幕。一辆日军汽车经过哨卡时，哨兵立正行礼稍微迟了点，汽车经过哨卡后，又突然倒回来。一个日本低级军官从车里下来，走到日军哨兵前不由分说就是三耳光，然后同样用柔道的招式把这个哨兵重摔在地。
第二次见到这场景，李光耀不那么吃惊了，他慢慢知道，日军的蛮横和残暴是自上而下灌输的。
李光耀也没逃过日本人的蛮横。
有一天，他去探望阿姨，走近红桥时，看到一个日本哨兵在桥头踱来踱去，附近有四五个日本兵围坐着。李光耀这时戴了一顶宽边的澳大利亚军帽，这是他捡的，正好用来遮挡热带的烈日。
在这批日本兵面前走过时，李光耀尽量悄悄地往前走，不想引起注意。只听一个日本兵大声喊道“过来”，并招手示意李光耀过去。
李光耀不敢违抗，刚走到日本兵跟前，日本兵举起步枪上的刺刀，把他戴着的军帽挑了下来，摔在地上。接着狠狠地打了李光耀一巴掌，推李光耀跪下，用军靴一脚把李光耀猛地踢倒。李光耀爬起来后，日本兵做了个手势，要他原路返回。
有几天，一群日本士兵强行驻扎到了李光耀的家里，这群日本兵由于长期作战，无法洗澡，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臭味，在屋子里和院子里到处乱翻，还找到了李光耀母亲藏的粮食，在院子里生火煮饭。家里人要是一下没听懂他们的意图，就会挨骂或挨耳光，让一家人彻夜难眠。
李光耀看到，被俘的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军人被日军押解，列着队步行到樟宜集中营。从1942年2月17日起，连续两天一夜，这些战俘拖着沉重的脚步，从李光耀家门口经过。李光耀一连几个小时坐在走廊上看着他们，心情非常难过。
战俘里，神色最沮丧的是澳大利亚士兵，他们身材高瘦，没精打采，很多人连上衣都没穿，光着身子，不知是因为气候炎热脱掉了，还是在打仗时丢了。英军则不一样，如果上衣不见了，军士们一般还会戴上臂章。他们个个垂头丧气，流露出绝望无助的神情。里面的印度士兵也差不多。
但他们也不都是如此沮丧。队伍中的苏格兰人战俘仍然昂首挺胸，依照军士长的口令，“左右、左右、左、左”，整整齐齐地踏步前进，廓尔喀雇佣军也是一样，昂首挺胸。许多英军也保持着军人的仪表，这些战俘一经过，便引来当地居民的注目，向他们投以钦佩的眼神，李光耀暗自向他们喝彩。
正因为其中的廓尔喀战俘不屈的面貌给李光耀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新加坡政府从60年代起，就开始雇佣一定数量的廓尔喀雇佣兵当防暴警察，维持新加坡治安。
命悬一线
日本人要所有华人到新加坡的惹兰勿刹运动场集中，接受所谓的“检证”。
日本兵把守着一个检查站，李光耀经过的时候，一个日本兵向李光耀做了个手势，示意他站到旁边的一群人中间去。李光耀看了一下，这都是一些华人青年。李光耀忽然本能地觉得不对劲。他假装还有东西要回去收拾一下，需要回去，日本兵居然答应了。
李光耀回去躲了半天，才试着从同一个检查站出去，结果这一次日本人没太理他，摆了摆手让他过去了。日本兵在李光耀身上和衣服上用胶印盖上一个“检”宇，意思是检查过，李光耀不禁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整个新加坡都知道了，日军制造了针对华人的血腥大屠杀。昔日繁华鼎沸的新加坡变得恍若地狱一般。李光耀侥幸保住了一命。
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在艰难进行，东南亚的海外华人积极向中国捐钱捐物支援抗战，让日本人怀恨在心。新加坡正是东南亚华人的聚集地。日本人占领后，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
1942年2月18日，日本人张贴布告，并派遣士兵到市区各个角落通过扬声器通知华人，凡是年龄18岁到50岁的，必须到五个集中地点接受检证。日本宪兵挥舞刺刀，挨家挨户地不分老幼把华人赶到上述地点。
几天后，他们被反绑双手押上车送到海滩，下车后，日本兵强迫他们往海里走，然后用机关枪在后面扫射。接着日本兵用刺刀戳每一具尸体。日本人不埋葬尸体，任由海水把海滩上的尸体冲上冲下，任其腐烂。
李光耀后来才知道，在他通过的检查站，那些被随意拉走的华人都是这个下场。有几个奇迹般逃生的人，向人们讲述了逃出鬼门关的惊心动魄的经过。
战后经过估算，在这次屠杀中死难的华人多达5万到10万人。日本军队还在乡村地区进行扫荡，杀死了几百名华人中的青壮年。
英军投降后两个星期，李光耀听说日本兵把市区中上流阶层的住宅区封围成了单独的区域。有一天李光耀骑自行车经过的时候，看到这里已经被日本人改造成了慰安所。
对英国人的怀恋
这一年，李光耀的祖父病重，随后与世长辞。
他的境遇使李光耀很难过。不仅是因为他老病缠身，而且因为祖父生命的最后时刻，看到自己一生熟悉的世界及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完全被颠覆了，英国海军、英国船长和绅士们、他们严明的纪律、卓越的表现和海上霸权，都被外表古怪的日本人一举摧毁。
祖父这代人不明白，为什么这种邋邋遢遢、毫不起眼的矮个子民族，居然打败了相貌堂堂的英国达官贵人。这对祖父来讲，真是一种双重的痛苦。
在日本占领的三年半里，每当李光耀自己或是他的朋友当中有人被日本兵折磨、殴打或虐待时，他们都不禁深深叹息，恨不得英国人早日回来。
李光耀后来回忆说：
“我这一代人亲眼看过日本兵的本色，不会忘记他们在作战时对死亡所抱的近乎毫无人性的态度。……在日本占领期间，我们经常看到日本兵在空地上进行劈刺操练。他们猛刺用麻袋制成的人形靶时所发出的呐喊声，令人听了毛骨悚然。”
“日本军官的样子很滑稽。他们的腿很短，有些还是弓形腿，跟德国军官走路时高视阔步、气宇轩昂的架式，完全两样。叫人更觉得滑稽的是，他们所佩带的武士剑，跟自己的身高比起来显得太长，得用左手把剑握住，以免拖在地上。”
起初他们的样子让人看来很好笑，几个月后，李光耀对他们的看法就不同了。
“他们不怕牺牲，是可怕对手。他们只需少许食物便能过活。他们挂在腰间的铁盒里只藏着些白米，加上一些大豆和咸鱼。”
“他们并不是小丑，而是杰出军人。他们的作战素质却不容置疑。他们作战时的凶猛，……经过仔细观察之后，我敢肯定，单在战斗精神方面，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士兵之一。而他们对敌人也无疑是暴虐和凶残的。”
李光耀后来这样回忆。
当几年后美国人把原子弹投在广岛和长崎从而导致日本投降时，他想，如果不这样，新、马数十万平民和日本本士的数百万人民，恐怕会死于战火。
用恐怖建立秩序——日本人的治理手段
李光耀后来曾说，“有人主张对待和惩罚罪犯应该从宽，认为刑罚减少不了犯罪，我从不相信这一套，这不符合我在战前、日治时期和战后的经验。”
李光耀曾在街上看到血淋淋的一幕，日军砍下人头，放在一块钉在杆头的小木板上，旁边贴着告示“任何人都不准抢劫，否则将会落得同样的下场”。那一幕像照片一样印在李光耀的记忆之中。
日本军管政府治理社会的方式很简单，就是用赤裸裸的血腥手段，用李光耀的话说，“让你不寒而栗，而不借助什么文明的管理行为来伪装”。
日军的刑罚太重了，几乎没有人敢以身试法。到了1944年下半年，由于战争，物资严重匮乏，人们饭都吃不饱，但新加坡城区却可以夜不闭户，犯罪率之低叫人惊奇。日军要求家家指定一个户主，每10户设甲长一人。黄昏过后人们开始在区内巡逻，直到天亮。这些居民拿着棍棒，也不过是做做样子。严酷的惩罚使犯罪活动在日军管制下的社会上几乎绝迹。
跟新加坡的当地人一样，李光耀也听说过日本宪兵拷打人时手段是多么毒辣。他们戴着白色的臂章，上面印着“宪兵”两个红字。这些宪兵的权力至高无上。
住在这些宪兵部附近的人家说，他们经常听到受害者遭拷打时的哀号声。李光耀猜想这是日本人故意要使邻近的人产生恐惧心理，并把这种恐惧传播开。
数以百计的人曾在新加坡日本宪兵部被扣留和拷问，李光耀的朋友林金山就是其中一个。他在1963年到1980年担任过内阁部长。1944年林金山两次被日本宪兵抓走，他被怀疑给予了地下抗日的共产党人以资助。
日本宪兵用绳子鞭打，用脚踢他，直到他昏了过去，有人往他脸上泼水才苏醒过来。他发现自己被关在一间长6米宽4米的牢房里，牢房里大约有30个男女。
林金山回忆说：
“我们吃的是用旧煤油桶装的跟烂菜一起煮的稀粥。它使人想起喂鸭子。我吃不下，一吃就吐。我们一律得蹲下来，没得到看守许可不能换姿势。”
“被扣留的人当中有个高头大马的潮州小伙子，十七八岁，为人乐观。他原是个军补，逃跑后给逮着。一天晚上，宪兵队把他赤裸裸地吊在天花板上，双手反绑，绳子绕在横梁上，让他的脚稍微离开地面。不时可以看到他拼命地伸长脚尖踮地，设法减轻双臂的负担。”
“他们吊了他一整晚，不让他吃喝。他用粗话高声叫骂，用潮州话骂日本人。第二天早上，一个宪兵用藤条鞭打他的背，喊声和骂声逐渐变小变弱，成了哀号和呻吟。持续了几个小时后，连哀号和呻吟也越来越弱，最后静了下来。他死了，还吊在我们面前一段时间。这是给军补看守和我们的警告。”
“有一回宪兵用水龙头向一个男人灌水。肚子灌得胀鼓鼓的之后，行刑者就跳起来坐到他肚子上，那人呕吐昏迷过去。”
“每天早上我们一听见橐橐的靴声由远而近时，就浑身哆嗦。那就是说有人会受到拷问。一些人一去不回。”
李光耀后来这样总结：“日治时期的三年零六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它让我有机会把人的行为、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动机和冲动看得一清二楚。没有这段经历，我就不可能了解政府的作用，也无法了解权力是进行彻底改革的工具。”
他说，“我亲眼看着在残酷无情的占领军面前……日军要求绝对服从，除了极少数人，人人都从命。几乎所有的人都憎恨他们，但是大家都深知惹不起他们，只好调整适应。”
他接着说，“三年零六个月的日治时期让我学到的东西，比任何大学所教的来得多。……关于谁说了算，谁能使人民改变行为，甚至改变效忠对象的争论，是由日本枪炮、日本军刀和日本暴行解决的。”
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华人和马来人的表现大不相同。
在李光耀看来，马来人的历史太短，缺乏国家意识，无论谁来统治都差不多。少数曾加入英军的马来人躲进丛林中，建立起抗日游击队。但是更多的马来人却希望日本这个眼下的强者成为他们新的保护者。
但华人完全不同，对日本人非常愤恨，很多华人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另外一些则参加了当时国民党领导的抵抗运动。这些华人并不是忠于马来亚，而是保留着对中国的感情。
在战争时期华人成为对抗日本人的主力。而在后来的和平时期，他们也成为反抗英国人殖民统治的主力。但是李光耀和这一批的华人还不完全一样。李光耀小时候家道很好，后来接受英式教育和英国人理念的熏陶，本可以过上优裕的生活。他本能的反感日本人的不人道和残酷，但他的反抗精神没有底层华人民众那样强烈。
日本人治下讨生活
在日本人占领下的新加坡，人人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明天的日子该怎么过。
李光耀的父亲这时候没有了工作，李光耀和三个弟弟和小妹都失学了。
有一天，李光耀上街想去一家旧书店。途中，看到一家戏院大门附近围着一群人。他走过去一看，原来人们正在围观一个华人的头颅，头颅放在一块钉在杆子上头的小木板上，旁边有一张用中文书写的告示。
李光耀看不懂告示上的中文，有个人告诉他，告示上的内容是，任何人都不准抢劫，否则将会落得同样的下场。这是日本军队干的。
李光耀离开时，对日本人充满了一种恐惧感。偶然看到这血淋淋的一幕，加上看不懂中文，使李光耀决心要学一学中文。他想，在新的统治者手下，英文知识已毫无价值。学习中文总比学习日文好，中文至少是自己祖先的语言，而不是令人憎恨和反感的日本人的语言。
一时也没事干，李光耀便到书店找了几本中文课本，用了几个月时间，认识了一千多个汉字，但却不会念。汉字的国语发音有四个声调，李光耀不懂得怎样发四声，也找不到人教，这成了他最大的苦恼。
恰在此时，日本人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设立了一些日语学校，培训当地人学习日语。慢慢地，李光耀心态转变过来了。他想，日子总要过下去，日本人既然成了这里新的强大的统治者，而且这个事实一时也无法改变，还不如学学日语，也好谋生，带来生活上便利。
1942年5月李光耀到奎因街日本当局所办的日本语学校报名，成为第一批学生。
李光耀的祖父有一个日本朋友，叫下田，对李光耀的祖父很尊敬，战争爆发时曾被英国人关了起来，这个时候回到新加坡，重新经营他的公司。他看到李光耀没事干，便让李光耀来公司担任书记，负责写一些内部文件和跟其他日本公司通信联系。李光耀的父亲这时为了养活家人，也在日本军部找到一份工作。
战争导致物资越来越紧缺，生意做不下去了。下田公司关门。李光耀又找到另一份书记兼打字员的工作。
1943年未，李光耀在日文报纸《昭南新闻》上看到一则招聘启示，要招聘几个英文编辑。李光耀马上前往应聘。负责面试的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对李光耀英语水平很满意，决定聘用李光耀。这下子李光耀很高兴——自己的英语总算能派上用场了。
他的工作内容，就是整理和编发当时与日本敌对的同盟国的新闻通讯社播发的电讯，像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中央社和塔斯社的电讯。李光耀从1943年末开始工作，到1944年底为止，前后在这里工作了大约15个月。
李光耀所在的报社，每逢举行纪念或庆祝活动时，报道部的职员都必须出席在国泰大厦天台举行的集会，聆听最高级官员宣读天皇敕令：“奉日本祖先天照大神之命，这个物产富饶的国家将永远由女神的后裔日皇统治。国家将昌盛，日皇统治下的人民将繁荣，与天地共长久，这是上苍的意旨。”
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还在残酷进行着，新闻里充斥着在关战争的报道。李光耀一方面在工作中如鱼得水，另一方面，他脑子里却满是关于战争的消息。由于这份特殊的工作，李光耀得以了解战争的最新进展——欧洲以及太平洋战场上都发生着转折，日本人、德国人正在吃败仗，战况每况愈下。这不禁给李光耀的心绪上带来转机。
但李光耀可不敢把这一类的好消息跟报社以外的人说起，这搞不好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报社的楼下就专门驻有日本人的宪兵队，他们严密监视着每个人的行迹，不让对日本人不利的消息泄露出去。
艰难的战时岁月
在日本治下的新加坡经常能见到被日军押着做苦工的战俘，一个个皮包骨头，肋骨历历可数，有的身上只缠着遮羞布，身上到处是溃疡和伤疤，尤其是手脚。
在李光耀看来，当时虽然缺粮，但还不至于不能让他们吃饱。李光耀想，日本人之所以会这么残酷地虐待战俘，主要原因是日军瞧不起不战而降的军人，而日军教育自己的士兵要宁死不屈。
日本治下的新加坡，人们的生活也越发艰难。
从1943年末开始，粮食越来越缺乏。日本海军损失惨重，已经丧失了制海权，没法子把米运到新加坡来。
李光耀一家人只好把霉烂、虫蛀的陈米同马来亚出产的白米掺在一起煮着吃。他的母亲就像许多人的母亲一样，把玉米面和平时连碰也不想碰的菜，像番薯和木薯的嫩叶，加进椰浆煮成菜肴。这些食物看起来量很多，却没有什么营养，李光耀和弟弟吃完饭不一会儿肚子又饿了。肉更是成了奢侈品。纺织品也很缺乏，于是李光耀一家人把窗帘和桌布拿下来，改成长裤和衬衫当衣服穿。
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李光耀和父亲还有弟弟的薪水合起来还是难以为维生，李光耀的母亲也把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她出身于新加坡本地的华人家庭，从小就学会了烹饪和烘烤，便用能找到的材料制作各种食品去卖。
到1944年年中，物价飞涨，一家人已经完全不能再靠薪水过活。李光耀头脑一动，开始参与当地的黑市交易，做起了生意。他加入了新加坡黑市商人的行列，学起了倒买倒卖，新加坡原来的富裕阶层为了活命不得不变卖首饰和房地产，而李光耀就成了经纪人，倒也颇有收获。
由于常在黑市上活动，消息来源广，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李光耀又开发出一个新的营生。一家文具商问李光耀能否提供文具中所用的胶水，当时市面上正闹胶水荒，战前的存货所剩无几。
“能不能自己制造这玩意去卖？”李光耀在黑市做他的小本买卖时，碰到莱佛士学院的理科同学杨玉麟，这时，李光耀就去问他。
杨玉麟本来就是学理工的，他说，“没问题，只要用木薯粉和石炭酸作原料就行”。
李光耀手里有些钱，于是两个人买来原材料试制，结果成功了。他们给自己的产品起了个品牌，叫“速粘”，推入当地的文具市场。一个学艺术的朋友帮忙设计了商标，万事俱备。
胶水一面市大受欢迎。两个人便搞了两个制造中心。一个在李光耀家，李光耀母亲和妹妹也来做帮手；另一个在杨玉麟家里，他的妻子和妻姨柯玉芝则是他的得力助手。后来成为李光耀夫人的柯玉芝这时也没学上，有时也来帮忙。
制造胶水的工作维持了六七个月，到1944年末停了。战事已经对日本人极为不利，贸易停顿，胶水没什么需求了。
李光耀在报社的电讯往来中得知，这年5月，日本军队尝试从缅甸攻入印度，但被英印军队打退，并遭到反攻。
李光耀这时想，按照这个趋势，英军将会在不久的将来继续沿着马来半岛大举推进。到那时，双方很可能在新加坡一带发生逐街逐屋的激烈战斗。发生这样的事情只是时间问题。李光耀不禁为家人的安危担忧起来。
他从报社请了几天假，到新加坡周边的马本西亚地区旅行一番，访问一下那里的同学和朋友，看一看周围的形势，哪里会更安全一些，让全家人能躲过这场战祸。
临行前，李光耀没忘了带上一些货物，他从市场上买了一些锄头，就带着上路了，结果，马来西亚一带的农村正好需要这些农具，李光耀又大赚一笔。乘火车回新加坡前，他在当地买了一大筐新鲜的蔬菜，准备带回家，当时这在新加坡有钱也买不到。看到李光耀平安回来，还满载而归，一家人很高兴。
日本战败
日子每熬过一天，就意味着英军的反攻又近了一天。
1945年5月，德国战败和投降的消息传来。每个人都知道，日本战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到了8月份，新加坡当地日本新闻报道说，一颗新奇的炸弹在日本广岛上空爆炸，瞬间就杀死十数万日本人。日本报纸对盟国提出强烈抗议。这时，李光耀和新加坡人都觉得，日本的末日快到了。
8月15日，日本天皇向臣民广播，宣布日本投降。很多人偷偷收听了英国广播公司电台的广播，人们几乎都在第一时间听到了这个消息。
李光耀舒了一口气，战争将不会再次发生在新加坡。李光耀的家人、新加坡这个城市都将得以保全。
日本天皇广播之后最初几个星期，英军还没在新加坡登陆，但本地人控制不住喜悦，开始公开庆祝日本战败，日本兵为了泄愤，有时会闯入庆祝场所把饮酒作乐的人打几巴掌。但日本人再也没有在新加坡干杀害平民的事。
有人听到日本军官的食堂传来几声枪晌，一些日本军官因不肯接受投降而切腹自杀或饮弹自尽。
8月22日《昭南新闻》刊登了日本官员的一篇告市民书。书中说：“……天皇由于对国民深切爱护，不忍看到他们遭受极度的痛苦，所以当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建议时，天皇决定接受。”书中还写道：
“我们日本人深感遗憾，没有机会进行决战。但是，由于新式炸弹的动用，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将不符合人道精神，也意味着整个世界的毁灭和文明的终结。”
“我们希望民众了解，如今战争已经结束，每个人应当保持冷静和循规蹈矩。本政府即将移交给下届政府。凡属公众或政府的财产，都应予保护，任何人都不许偷窃或抢劫。这种行为将是人民的耻辱。每个人都应当在新政府治下，遵守秩序，保持良好的行为。”
“战争结束后，免不了会经历各种困难，但是全体人民应当同新政府合作，不许制造麻烦。我们再次感谢昭南岛人民在过去四年来的真诚支持与合作。”
英国人终于回来了。
警察开始出现在街道上维持秩序。在战争期间日军有过密切合作的新加坡当地人，都在想办法逃走，很多人逃到马来西亚的内地躲了起来。社会秩序还算不错，跟1942年英军投降时的情形刚好相反。
当地的抗日组织开始在当地追捕亲日分子，李光耀在家里听到有人在小巷子里被人追逐、逃命发出的脚步声，听到拳打脚踢声，听到中刀丧命的凄厉喊叫声。
导致新加坡大屠杀的“马来亚之虎”的罪魁祸首日本中将山下奉文向麦克阿瑟的美国军队投降，然后在马尼拉受审，上了绞刑台。
总体说起来，一切似乎又慢慢在恢复到英国殖民地时期的样子。
3 英伦时光
英伦三岛有着湿冷的气候，但却带给李光耀心灵上的温暖。
柯玉芝随后也到了伦敦上学。
除了完成学业，李光耀在这里接触到英国政界的人士，他近距离的看到英国人怎么搞国家治理和建设。工党、保守党，不同党派的政客因为政见不同，争得面红耳赤，但却不是你死我活，保留着特有的贵族和绅士风度，真是一派文明世界的做派。这让李光耀感到很舒心，在感情上一下子拉近了。
和来自殖民地同学的聚会，激发了李光耀日后投身政治的热情和动机。
到英国求学
“大不列颠号”是一艘6.5万吨的大客轮，满载着乘客，乘客里主要是刚刚打完仗准备撤回英伦三岛的复员军人，此外船上还有一些来自英殖民地的平民，十分拥挤。
李光耀乘这艘船离开新加坡，开始了长达17天海上旅行，他的目的地是英国。
战争结束了，李光耀决心按照战前的计划完成自己的学业。这时，英国的大学像以往一样，开始恢复接收那些英殖民地的优秀学生入学。由于在莱佛士书院成绩十优异，李光耀申请的英国牛津大学很快同意了他的入学申请。这在当时是极其难得的机会。
李光耀和母亲商量后，拿出在黑市上赚的钱，再加上母亲变卖了一些首饰，凑够了去英国的旅行费用。又想办法和英军的一个上校接上了头，他帮李光耀安排搭上了这艘英军临时征用的运兵船。
上岸后，李光耀目睹了饱受战争摧残之后的英国。
伦敦市区每一个被飞机轰炸过的地方，都被英国整理得干干净净，残瓦断垣都整齐地堆叠在了一边，有些还种上花草灌木，这让李光耀感到了英国人的纪律感和荣誉感。他感到英国人既不因为在战争中蒙受了惨重损失而情绪低落，也不因为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而傲慢自大。
刚到英国伦敦的李光耀，无亲无故，人生地不熟，自己张罗衣食住行。然后，到牛津大学的法学院报到。
英国大学的同学们
二战刚刚结束。在战争期间，有不计其数的英国青年被英国军队征召，加入部队，在广阔的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其他战场上打击敌人，和德意日法西斯的军队作战。这其中很多人入伍之前正在上中学或大学，但是为了保卫国土，有六七届学生不得不提前中止学业。
战争胜利了，有很多人没有回来，把年轻的生命留在战场上长眠。而复员回国的青年人则开始继续规划自己的人生。除了稍做休整，接下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战前进不起大学的青年，现在有资格向政府申请退伍军人补助金，用来缴学费。
李光耀在大学里的英国同学们，大多就是这样一批批刚从战场上复员回来的英国军人。
李光耀能感受得到，这些英国同学刚刚经历过血与火的战场，和生与死的考验，几乎都变得成熟，甚至有几分沧桑。他们比平常更懂得珍惜眼前的生活。和平终于降临了，他们需要弥补在战争中失去的时间。
有些英国同学是在战争中大难不死侥幸归来的。给李光耀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个同学曾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因为所驾驶的战机坠毁，脸部严重烧伤，尽管战后再三施行整容手术，看起来仍然叫人心痛。这名同学知道自己脸会把陌生人吓一跳，但仍处处表现出一种自然、自信、毫不自怜的神态。
那些复员后入学的同学，使战后的剑桥大学成为一个学习如何收拾战争残局的地方。李光耀感到自己很有幸能跟这一代的英国人一同生活，一起学习。
当时英国的大学和学院，敞开大门接受这些从战场归来的英雄们。只要教师和教室能排得过来，所有大学都尽量多的招收学生。大学里的学生爆满，上课的时候，教室里常常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去晚了的学生只能站着听课。
在学生过多的情况下，英国的大学优先考虑接收本土的学生就学，来自英殖民地的学生被排在第二位考虑。
来自英殖民地的学生比起他们的英国同学，大多没上前线打过仗抗击过敌人，没有付出过流血牺牲的代价。即使从公平来说，英国学生也自然有权优先获得进入大学的名额。在李光耀就读英国大学的这个时期，来自英殖民地的学生寥若晨星，主要是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
从牛津到剑桥
李光耀所要就读的伦敦经济学院，在他抵达这里的两个星期前已经开始了新学期的课程。
他求见了法律系系主任帕里教授，向他解释，由于战争期间日本人的入侵新加坡，导致他在三年半的时间里中断学业，幸亏这次搭上了到英国的运兵船才能这么快就来到英国。李光耀拿出他在莱佛士书院取得的剑桥高级文凭考试成绩，证明自己是1939年新加坡和马来亚最优秀的学生。一番话打动了系主任，他被录取了。
伦敦经济学院像座忙碌的酒店，跟李光耀在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就读时的氛围完全两样。莱佛士学院生活显得悠闲而又优雅，学生住在宿舍里，可以优哉游哉地走去讲堂，或到休息室闲聊。
而伦敦经济学院是座多层建筑物，这里的学生都赶着上课，坐电梯冲上冲下，人人都忙着到一些地方做一些事，分秒必争的赶着上课读书。李光耀也不例外，在伦敦经济学院听完一堂课，就得冲过一条大街到国王学院听第二堂课，然后再搭地铁或巴士到伦敦大学学院听第三堂课。
这个时候的李光耀，想在英国大学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以利于他以后回到新加坡，有一个良好的职业前景。
一个多月后，李光耀决定转到剑桥大学的法律系，先在预备班就读。
剑桥法律系预备班学生人数大约只有30人，跟李光耀在一起的英国学生是直接从中学毕业的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李光耀当时已经23岁。还有一些来自马来亚的同学，如20岁的杨邦孝（上世纪90年代起，担任新加坡大法官），来自吉隆坡。由于李光耀第一个学期没上课，他借来杨邦孝的上课笔记补课。杨邦孝的笔记写得很工整全面，李光耀拼命补完没学过的功课，赶上其他同学。
1949年2月，李光耀代表剑桥大学到牛津大学参加模拟法庭的辩论会。辩论开始了，其他见习律师一时还没有理清头绪，但思路敏捷的李光耀这时一下子抓住问题的关键，主持法官看了看李光耀，露出欣赏的微笑。在裁判时，把李光耀大大夸奖了一番。
严冬过后是愉快的夏天。树木郁郁葱葱，剑桥焕发出新的光彩，学生都穿上颜色鲜艳的上衣，李光耀心情也愉快得多了。三个星期后的6月份，考试成绩在评议会揭晓时，李光耀和另几名学生考获一等荣誉，他更是高兴，马上拍电报把好消息告诉父母。
英伦生活
剑桥比伦敦冷得多，也潮湿得多。和伦敦比起来，剑桥完全是另一番天地。
这里的市镇宁静而安详，完全没有伦敦的那种嘈杂，汽车不多，自行车不少。大学里的研究生和教授以及讲师都骑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包括学校的学监。李光耀经常看到一位在大学执教的名叫温菲尔德的75岁老律师，骑着自行车麻利地在校园里穿梭。
李光耀也花了几英镑买了一辆二手的自行车，闲时骑车到处逛，下雨也不例外。
半年后，李光耀接到了柯玉芝的来信，她告诉李光耀她获得了女皇奖学金。李光耀求见剑桥的学监，为柯玉芝联系了格顿学院就读。
8月底，柯玉芝在新加坡登上一艘运兵船，经过漫长的海上旅行，于10月初，抵达利物浦。这时，李光耀正在码头上焦急地等待着。
两人分离了一整年后，久别重逢，都很兴奋。李光耀向英国同学借来一辆汽车，载着柯玉芝在伦敦到处观光。几天后，两个人坐火车来到剑桥大学。
课余时间，他们相伴乘车在英国各地旅行观光，在英国城市郊区的庄园旧宅里度过几个假期。他们舒服地坐在草坪的椅子上休息，或是沿着周围的乡间小路散步，呼吸新鲜的空气，温暖、潮湿的西南风吹得人心旷神情。
李光耀学会了打高尔夫球，他大半是一个人打，地点在阿瑟王城堡旅馆的九洞高尔夫球场。这座球场平时空无人影，李光耀是个新手，他和柯玉芝经常花很长时间找打丢的高尔夫球。柯玉芝也趁机采摘野生蘑菇，由看管庄园的房东太太替他们煮，味道鲜美。
英国人对自己人和外国人都彬彬有礼，让李光耀感觉很不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驾车的英国人的彬彬有礼：你向有权先行的车子挥手示意，对方也向你挥手致谢。
“这真是一个文明社会，”李光耀心里想。
英伦的生活也有并不十分愉快的遭遇。他也会碰到英国人里种族歧视的遭遇。
对李光耀这样一个看起来邋遢贫穷的亚洲学生，有些英国女房东表现得十分刻薄顽固，另一些英国的办事人员则觉得为这样的学生服务有失尊严。
有好几次，李光耀到地铁站附近挂着“空房出租”牌子的房屋打听，女房东发现李光耀是华人，便说房间已经租出去了。
后来，李光耀为了避免再碰钉子，便先打电话，向女房东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华人。如果她们不愿把房间租给华人，可以电话里当场拒绝，免得李光耀专门去跑一趟。
战后初期英国的物资短缺，有一段时间，李光耀不得不在伦敦租那种起居兼卧室两用的房子。这里的房东太太只提供早餐。早餐过后，李光耀和柯玉芝就不得不得离开房间，好让房东太太打扫。这时，他们只好到公共图书馆去读书，而午餐和晚餐则不得不在餐馆解决。这倒真是一件无奈的事。
英国大学的思潮
在英国大学，李光耀不但专门学习法律专业的课程，为以后执业当律师做准备，这个时候他还广泛听一些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扩展自己的视野。
这时的李光耀，是一个理念渐渐成熟的青年。他的理想已不再局限于学一项专业的技能以利日后谋生，而是触及得更远了。
英国的大学里，各种思潮都很活跃。
伦敦经济学院的政治学教授哈罗德·拉斯基给李光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个小个子，虽然外表不起眼，但头脑灵活，很有语言魅力。
李光耀听过两三次拉斯基讲课，从拉斯基那里第一次听社会主义理论，立即被吸引了。拉斯基所提出的理论是，人人都应该在社会上得到平等的发展机会，建立一个公平有序社会，他反对由于出身、地位不同而出现贫富悬殊。
这种说法吸引甚至鼓动了李光耀这样一个来自英殖民地的学生，这不是没有来由的。
那时，广大的英殖民地的人往往想当然地会认为自己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实际上，英国人历来优先考虑的是自己本土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对于殖民地只是利用那里的资源、劳动力来创造财富，从而维持英国本土人的优裕生活。换句话说，殖民地只能是大英帝国的二等公民。
所以，拉斯基的话很容易打动当时在英国求学的来自英殖民地的学生。这些学生受到了教育和启发，他们充满了改变现实的理想，萌发出推动殖民地独立建国的意识。
李光耀还接触到当时英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他曾学习过英国工党财相多尔顿编写的经济学教材。教材里有这样的观点：“所得税是公平进步的，因为赚得多就得多缴税，税率也更高”。
在李光耀看来，这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英国的经济成长。
李光耀认为，这种理论没考虑到人性的特点，在他看来，累进税会扼杀人们勤奋工作和创造财富的主动性，尤其是扼杀了有本领、有能力这样做的人，使人们变得没有进取心。这种思考为李光耀后来在新加坡的治国理念埋下了伏笔。
这个时候李光耀也受到当时英国的反共气氛的熏染。
英国的报纸上，经常报道当时苏联的消息，报道说苏联人在东欧国家建立亲苏政权，并压制当地群众的一些反苏活动。在课堂上李光耀的老师有时会义愤填膺，大骂苏联共产主义的邪恶。
相对于革命式的改造国家和社会的手段，李光耀更喜欢学院里的费边主义宣扬的理念。
费边主义的主张是一步步地消除两极分化、走向理想社会，而不是非要砍下富人的头，没收他们的财富。一切应该分阶段进行，不扰乱经济，不制造社会动乱。通过对富人课以重税来剥夺他们的财富，这一来，他们的子女就得在跟穷人子女平等的基础上从头开始。
这在当时的李光耀听了颇为神往。但多年以后他就为自己的这种神往感到好笑了。因为他发现，当英国人真正这么做的时候，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英国的富人找到专业律师大钻法律空子，大搞“合理避税”。这种政策根本约束不了富人。
李光耀结交了一些英国同学，这些学生多是剑桥大学工党俱乐部的活跃分子，后来在1950年的大选中，这批人以工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投身英国政界；还有一些后来成为英国大学法律专业的著名学者。
在伦敦期间，年青的李光耀有几次还特意到英国的下议院听那里的议员演讲和辩论，见识了议会辩论的唇枪舌剑，并接触到那里的议员们。
议院里的工党议员和保守党议员对殖民地学生的看法和态度大不相同。有些工党议员对李光耀这样的殖民地学生极为友善，而保守党文员一听到殖民地学生谈起自由和独立就嗤之以鼻。
书生意气 指点江山
有一天，柯玉芝对李光耀说，“我发现你跟以前不太一样了。过去的你，开朗、乐观，到哪里都是个活跃分子，好像没什么事情能难倒你。也懂得尽情享受人生。而现在看起来却严肃了很多。”
是的，身在英伦的李光耀确实思索了很多严肃的问题，不仅仅是自己未来的前途，还有新加坡殖民地的前途。
李光耀从英国人统治下的殖民地来到了英国本土，这让他真真切切地见识了英国和英国人是什么样的，看到了殖民地社会和英国本土社会在各个方面的悬殊差距。
他亲眼看到，英国人并没有把殖民地和自己的本土同等对待。他们统治殖民地的方针，并不是本着新加坡、马来亚人的利益，而是本着英国人的利益。李光耀越来越感到，英国人关心的，是如何从马来亚输出那里的橡胶和矿产，最大限度赚取利润，以支持英国本土的经济发展。
他思想上的转变还在于，本来英国人在殖民地似乎天经地义的高贵、充满绅士风度和高人一等，然而背后隐藏的却是，对于推动殖民地社会的进步毫无兴趣，只是在乎殖民地政府给他们的丰厚的薪金。
在英国就读，一方面遇到了很多和蔼可亲的良师益友，另一方面，他也能感受到一些本土英国人对殖民地学生的歧视。一些英国房东不愿意把自己的房子出租给李光耀这样的华人殖民地留学生。还有一些政府机构的办事人员，也明显对他带有冷傲的态度。这让李光耀感到，英伦，并不是自己的国家。
殖民地的未来前途，成为李光耀开始重新审视的一个命题。
在英国上学的时候，李光耀经常和一同来自殖民地的同学一起聚会，地点是伦敦的马来亚大厦。这其中就有同为莱佛士学院出身的吴庆瑞和杜进才。
他们聚在一起谈的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英殖民地的未来政治蓝图。
吴庆瑞是李光耀就读莱佛士学院时期的经济学导师。他在伦敦经济学院修读经济学学士课程。杜进才则在伦敦大学攻读生理学学士课程。
他们和其他几个人组织了一个称为“马来亚论坛”的团体，目的是要在学生当中培养政治意识，同时促使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独立国家早日成立。论坛的成员来自所有种族群体，包括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欧亚裔。
论坛本身的政治倾向既不偏左，也不偏右。它的立场是反殖民主，但主张用非暴力的方式。论坛的成员举行集会时，往往邀请英国的政界人物、工党政府的部长或是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国会议员来演讲。
李光耀与同学们大谈一阵国是之后，一起从马来亚大厦出来，到洒廊里痛饮一番。英国的啤酒对李光耀来说糟透了，淡而无味，又带有一种浓浓的英国特有的苦涩味儿。而谈醇啤酒价钱很贵，威士忌则贵得叫人动也不敢动。李光耀和他的同学们那时还只是一些“穷学生”，只好一面喝着这种廉价的啤酒，一面畅谈他们回到新加坡之后所要干的大事。
友善的英国佬
在举行毕业典礼那天所拍的照片当中，李光耀最珍惜的是学监比利·撒切尔站在他和柯玉芝中间的那一张。
李光耀在学业上没有令他失望，而撒切尔也给李光耀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李光耀的眼中，他为人精明，富有洞察力，而且对他的学生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细心教导。
比利·撒切尔对李光耀这个来自英殖民地的华人学生很友善。
有一天李光耀在他的套房同他一起喝茶，他指着几个正在街上挖地掘土施工的英国工人，对李光耀说，“他们在短短三个小时里就喝茶休息两次，过去和战争期间他们的工作态度就不这样。现在他们不愿意卖力工作，国家是不会进步的”。
又有一次他对李光耀说：“你是华人，你们华人有数千年的悠久文化作后盾，这是极为有利的条件。”
1949年6月，就在李光耀完成学业，将要离开剑桥大学时，有一天早晨，比利·撒切尔邀请李光耀和柯玉芝最后一次聚会，在一起喝咖啡。
聊天的时候，他轻拍一下柯玉芝的手，然后看着李光耀，真挚地说：“他太急躁了。别让他老是这样匆匆忙忙。”他对李光耀的性格看得很透彻；经过了诸多交往，他也知道，李光耀是这样的人——一生将会有个为之认真奋斗的目标，而且一日不实现便绝不会罢休。
毕业典礼完毕后，李光耀和同学们开香槟庆祝了一番。另一位法学院的讲师T·伊利斯·刘易斯博士也来参加。他们都很亲切地叫他TEL（姓名第一个字母的缩称）。他教过李光耀和他的同学，是英国威尔士人。他有副讨人喜欢而显得滑稽的面孔，秃头，细微的白发散在两边，脸上戴着无框眼镜。
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李光耀和柯玉芝说：“如果你们生的是男孩子，就把他送到三一法学院来。”
1952年李光耀的大儿子李显龙出世。出于对三一法学院的感情，李光耀果然写信给三一法学院的高级导师，给儿子预订了一个学校名额，而李显龙后来也果然进入三一法学院就读。
被误认为是共产分子
李光耀在英国求学的时候，也和在伦敦的马来亚共产党的一些人士有过接触，例如林清水，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和理想主义的革命者。有时候，林清水和李光耀相约，到伦敦工人区的酒吧一起喝酒聊天。
李光耀还经常和柯玉芝一起到伦敦的中国协会去参加一些活动。恰在这时，中国大地上，中国的共产党人指挥人民解放军正取得节节胜利，随后建立起了新的共和国。
结果，李光耀接到新加坡警察总监福尔杰的一封信。
原来，李光耀已经引起新加坡殖民地政府政治部的特别注意。他的名字被列在了他们的监视名单中。
李光耀反思了一下原因，大概是因为他在马来亚大厦发表了一些反英反殖的演说。同时，和在英国的欧、亚共产党人有过一些接触。他被殖民地政府怀疑是亲共分子。
殖民地政府政治部的人知道李光耀不是在闹着玩，而是很可能会投身政坛的人。但李光耀自己倒觉得光明磊落，他本人也并没打算在英国或殖民地干一番闹革命的事业。
完成学业
1950年5月，李光耀和柯玉芝去伦敦去参加律师资格的最后考试。
那是一个周末，恰好一大批英国球迷也入住李光耀他们下榻的旅馆。在房间时，只听得旅馆的大门小门从早到晚被这些兴奋和骚乱的球迷踢得“砰、砰”作响。考试结果出来了，李光耀获得二等文凭，名列第三，柯玉芝则获得三等文凭，一切还算顺利。
1950年6月21日，李光耀和柯玉芝根据典礼的要求，戴上假发，穿上礼袍，在中殿法学协会的宴会大厅里，获颁律师资格。
他知道，他的生命即将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