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现代催眠术的发展

我国现代催眠术起始于20世纪初。1909年，被誉为现代中国催眠术之父的余萍客和几位留学日本的朋友，首先在横滨创建中国心灵俱乐部，专门研究心灵学和催眠术。1911年，俱乐部由横滨迁到东京，改组后称作东京留日中国心灵研究会（Chinese Hypnotism School），1913年扩大组织设立心灵学院，1917年在上海设立中国心灵研究会事务所，1921年研究会由东京全部移回上海，正式成立中国心灵研究会（Chinese Institute of Mentalist），余萍客任会长并兼心灵学院院长，开展心理学与催眠术的研究工作。至1933年，有关催眠术的出版物达三千余种，其中定期刊三种，讲义七种，书籍六十多种，仅余萍客属笔的就有四十余种，其中既有心得与经验之作，也有各国名著介绍，如《催眠术》《催眠术讲义》《电镜催眠术》《催眠疗病学》《催眠学问答》等。1933年3月，心灵学院从心灵研究会分离出来独立发展，培训了大批学员。同年5月，由心灵研究会同人在上海创办心灵科学书局，专门编辑出版心灵科学丛书。鼎盛时期心灵研究会会员多达8万余人，这可以说是我国催眠术发展史上空前灿烂辉煌的时期，至今仍无法超越。

在中国心灵研究会成立之后，许多同类组织纷纷成立，如在上海有催眠协会、变态心理学会、灵子术会、催眠养成所等，广州、香港、北平（今北京）等地亦有数家类似组织。一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也冒出了不少只知图利不顾学术的腐败组织，并接连发生一些败类滥用催眠术的事件，损害了催眠术的良好形象。因此催眠受到社会抨击，催眠术声誉急剧下降，加之连年战乱，心灵研究会和有关刊物处于停滞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心理学多次遭到批判，作为心理治疗方法的催眠术其命运也可想而知，完全被看作唯心主义而打入冷宫，只有个别专家，如1941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医学院，1948年留学美国，1949年回国，历任南京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医务主任、主任医师、院长、名誉院长，南京医学院精神病学教研组主任的陶国泰教授，以及著名心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丁赞教授等人，偶尔在临床工作中偷偷使用。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特别是全国科技大会后，中国科学迎来了春天，为催眠治疗的发展提供了阳光雨露。催眠术作为一门有效的心理治疗技术迅速发展起来。1986年10月在山东泰安成功举办了第一期催眠术讲习班，来自全国各地五十余名医务工作者参加了学习。

最近二十多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当代最新的催眠技术开始进入我国，欧美、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催眠专家来华讲学，我国各地同行的交流也越来越多，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催眠治疗事业的发展。

当代中国，道行最深、影响最广的催眠大师非马维祥先生莫属。1989年，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由马维祥编著的《催眠术》一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催眠著作。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2010年出版的《中华经络催眠术》一书。马先生将中医传统经穴治疗理论与西方现代催眠技术结合，创立了中华经络穴位催眠术，为催眠诱导提供了新的手段，更为催眠治疗效果的提高及疗效的巩固提供了新的技术。笔者在该书的推荐序中赞其是“精神治疗领域的一朵奇葩”，当然更是我国现代催眠治疗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在我国台湾地区，对催眠术的研究和应用一直没有中断，如中国台湾精神学研究所所长、催眠大师鲍芳洲的学生徐鼎铭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催眠术的研究，卓有成就，著有《世界催眠法》等著作。

目前，催眠术在我国医学界、心理学界以及教育、司法、体育和商务工作中得到了一定的应用。但也有个别人只学了一点儿催眠皮毛，便自称“中国催眠之父”“中国催眠之母”，不是太无知就是妄自尊大，不知他们将一百多年前的催眠先行者余萍客置于何位。这些游走于江湖的“催眠大师”，到处做催眠表演并收徒传道，哗众取宠，故弄玄虚，把催眠神秘化、庸俗化、商业化。我们期盼的是尽快成立全国性的催眠学研究会或催眠师协会等专业组织，并尽快建立有关催眠术的行业规范，完善相关法律，使催眠术及其应用在中国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