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9月的一个早晨，我坐在书桌前，正打开书本之时，忽然一个念头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西方人的分析的、逻辑的思维，东方人的整体的、形象的思维，与人类大脑两半球的机能是多么的相似啊！这是一个新奇而鲜明的意象。难道东西方人的思维构成的整体格局恰如一个大脑构型？我为自己的这一闪念和猜想而激动不已。我进而联想到，19世纪初，年轻的德国气象学家A.魏格纳（Alfred Wegener）某天因身体欠佳，躺在病榻上，当目光落在墙上的一幅世界地图时，意外地发现大西洋两岸的轮廓竟是如此的对应。很快，他的脑海中掠过一个念头：非洲大陆与南美洲大陆曾经可能是贴合在一起的，只是后来才破裂，漂移而分开的。他由此形成了后来著名的“大陆漂移说”，掀起了地质学、地球科学史上的一场革命。我虽不耽于幻想，不攀名门，也不祈求轰动效应，但大自然鬼斧神工而造就的奇妙格局，却坚定了我关于自然统一性的信念。无疑，献身于科学事业的魏格纳始终是我的精神偶像之一。

然而，当我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尝试去描述和证实这一事实（现象）的时候，现实的“骨感性”充分地呈现出来。这种“骨感性”不只来源于我的知识和能力的匮乏，更主要来源于对人们可能不接受这一事实的担忧与焦躁，即担心流行的观念拒斥这些事实，以致可以对一些明显的事实做到视而不见。不过我想到，对仰望星空的恬静的探求，从来都是人们了解自然、认识社会的不竭动力，历史上一些观念的形成和改变从来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当年，开一代新风的哥白尼为了论证地球是球形的观点时，曾说道：“由于有高山和深谷，人们没有立即认出大地是一个完整的球体。但是山和谷不会使大地的整个球形有多大改变。”^[1]这意味着，通常人们囿于眼界的局限性，受制于“高山”和“深谷”的遮拦而无法认清真理的面目，但真理并不总是被遮蔽和阻隔的，人们也并不总是身陷“高山”和“深谷”之中的。我认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眼界的逐步开阔，人们终将认识和接受那些最明显的事实并形成新的观念。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我的研究才不会因为心理上的阻碍而停顿。1993年，我的两万字的论文《大脑两半球机能的非对称性与东西方思维差异的比较研究》发表在当年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第4期）上。

在那篇论文中，我所要表达的核心观点是，地球上的人类精神世界是一个整体，由人类精神构成的智慧圈或思想圈是一个大脑构型。虽然人类的精神因地域的差异而呈现多样性，但它们本质上是互补的。这正如伟大的丹麦物理学家N.玻尔（Niels Bohr）所认为的那样，人们只有从精神的互补方面才能更完整地理解这个世界。在那篇论文中，为了增强论文的说服力，我分别从东西方各自的自然观、认知方式、逻辑形式、数学、语言、美学与艺术等方面加以比较，并运用脑科学、认知神经科学、人类学、思维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证明，最后将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加以论证。其中包括引述“三个世界”理论、盖娅假说、智慧圈理论、全息理论、互补原理等。尽管我的论证是想说明地球智慧圈具有人类大脑的某些特征，但我同时陈述了我关于解答脑科学、科学思想史以及思维科学中的一些难题的若干想法。

现在看来，由于受到占有资料的局限性和对问题理解深度不够的影响，那篇论文的一些基本观点和论证材料是不够完善的。但我不得不说的是，那篇论文所提出的问题应当是有针对性的，试图解答这些问题的基本想法也应当是有创意性的。因为这种针对性、创意性，即使在今天所面对的问题语境中依然有着前瞻性的指导意义。为此，我愿意在原有论文的基础上，以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尤其是其中的科学认知）为圆点，通过重新搭设研究框架来丰富和完善我的思想。

这样说并非有自夸之嫌。在科学认识活动中，人们常常会看到认识主体自身包含的两个方面同时存在的现象，如两种研究方法（经验观察与理论概括）、两种思维方式（综合的与分析的）、两种智力风格（言语型与图像型）、两套语言表述（观察语句与理论语句）、两类知识类型（探究型与实用型）等。不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这样的两个方面在科学认识主体的不同层面上，在认识活动的不同阶段中，总是存在着的。不仅如此，这种并置、二分的两个方面还具有两极性、不对称性、互补性等特性。例如，在不同的科学家个体，不同的科学共同体中，他们有的偏重于理论概括，有的擅长于经验描述；有的讲究数学与逻辑的方法，有的则强调类比与体验在科学活动中的作用。许多时候，这些看起来“单向度”的认识方法和智力风格能够在科学认识活动中发挥极致的功效，而当两种认识方法和智力风格在更高的层面上达到互补时，常常会使科学认识活动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柏拉图就注意到东方人的思维是直观的和功利的，是与古希腊人截然不同的。在近代，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黑格尔等人都对东西方民族思维的差异进行过比较研究。其中，莱布尼茨曾对有关中西科学思维的比较说过一段为人广泛引用的话。他说：“在日常生活以及经验地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们（欧洲与中国——引者注）是不分伯仲的。我们双方各自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因为不论是逻辑学、形而上学还是对非物质事物的认识，即在那些有充分理由视之为属于我们自己的科学方面，我们通过知性从质料中抽象出来的思维形式，即数学方面，显然比他们出色得多。同时，我们的确应当承认，中国人的天文学可以与我们相媲美。看来他们对于人的知性的伟大悟解力和进行证明的艺术至今还一窍不通，而只满足于那种靠实际经验而获得的数学，如同我们这里的工匠所精通的那种数学。”不过，“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要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2]在当代，随着乔治·萨顿（George A.L.Sarton）、李约瑟、M.克莱因（Morris Kline）、F.卡普拉（Fritjof Capra）等著名科学史家和科学家的深入研究，东西方在科学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知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显得更为突出和明了。如果这些研究和论断是可取的或有价值的，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那就是，在统一时空模式当中的东西方科学是否也构成并置的两个方面？并且这两个方面同样具有两极性、不对称性、互补性等特性？

当下的语境——表现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哲学等领域中——总体上来说，仍然处在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之中（不只是学科领域之间的隔膜），表明了回答上述问题的紧迫性。因为许多看似时髦的用语、激烈的争论，依然掩饰不住它们的精神的迷茫与游移。而这种迷茫和游移在科学史、科学哲学中，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举例来说，随着逻辑经验主义的式微，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以来，科学哲学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动向、新的热点。隐喻、意象、模型、具身、实验、技术哲学以及科学中的女性主义等，纷纷进入科学哲学家的视野当中，逻辑经验主义成为许多人加以拒斥的对象。其蔚为大观之势，让人们看到了过去曾经是东方科学文化才具有的种种范式，如今在西方科学文化中所重新占据的位置。于是，一部分人盲目地跟从于“模仿”与“应和”，没有看到西方科学哲学中的所谓“东方转向”不过是对西方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泛滥的理性主义的一次纠偏，也不过是现代思想领域中热衷于新奇的非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又一次“骚动”，或者说是对他们缺乏文化自信的一种补偿。对于这种转向，我们应当将其放入一个更为宽广的背景中来加以理解。

另外，普遍主义、本质主义、逻辑主义在一些人的思想观念中仍根深蒂固。这些人不愿意接受任何有关地方性、差异性和多样性的说明，尤其不愿意接受任何有关他所“宠爱”的科学文化传统与普遍公认的已有科学文化范式相分割的判断，因为那样会“贬低”他所持有的那种科学文化的价值。在他们看来，科学之为科学是因为有一种称为“科学”的东西摆置在某个地方，留给人们的只是如何去发现它而已。在他们身上，形式化、抽象化的理智主义思维特征比之最为“正宗”的西方学者并不逊色多少；许多时候，逻辑和符号可以代表一切。毫无疑问，这种主义和思潮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后果之一就在于他们忽视了世界的“异质性”。这种情形正如当代神经经济学（the science of neuroeconomics）研究者在评论主流经济理论时所说的：“主流经济理论丧失优势的原因在于，它所基于的理性选择假定暗示着决策个体或群体具有行为的同质性（homogeneity）。这种假定由于忽略了真实世界普遍存在的事物之间的差异特征和不同条件下认识的差异性，导致了主流理论的适用性大打折扣，这也是它不能将‘异象’纳入解释范围的根本原因。”^[3]科学哲学中的某些景象不也是如此吗。

造成“精神分裂”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站在统一的人类科学的高度来正确认识和把握东西方的科学与哲学。而这一点又与我们长期以来对主体或主体性问题的忽视有关：要么把更多的目光投射于被认识者，而忽视认识者自身；要么过多地关注于个体的、生理意义上的认识者，而忽视作为共同体，特别是作为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的认识者；再就是，完全否定认识者或主体的存在——这是认识者自身迷茫状况的一种典型的病态表现。相比较而言，那种对主体或认识者进行回避（存而不论），或将其“悬置”起来的做法，则是更为隐蔽，更为有害的做法。因为那样，我们将无法真正面对主体凸显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主体的结构、功能、状态、前置条件、能力范围、客观效应等方面，也不能对其做出恰当的认识与评估。因此，为了克服对主体问题的忽视，像康德那样倚仗“纯粹理性批判”这把利剑重新确立人类主体的应有地位，确立人类理性在自然面前的“法官”角色，使主体（认识的主体）的能动性得以充分地发挥，当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唯其如此，我们才能从整体意义上揭示人类精神的全貌，才能有效避免人类精神世界的分裂。很明显，这种对主体的重新确认更多的是来源于康德后期的人类学意义上的主体性的确认。它包括了主体的所有方面，不仅有认识的，还有情感的、价值的、实践的等，还包括构成主体的文化方面，即基于不同类型的文化本体而形成的文化主体方面。

与之相关联的，妨碍我们达到正确认识目的的还有盛行于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背景下的一种“碎片化”倾向。这种倾向囿于“琐碎的事实”“物质的冲撞”“连续性链条的断裂”以及“怎么都行”的幻相与信条之中。例如，在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那里，知识的形成被归结到无意识的，充满着断裂、分叉、扩散、重叠的世界系统当中。在他看来，描述一个“陈述的整体”如同描述一个有欠缺的和支离破碎的形态，而历史是一个“不见人影之历史”。在美国科学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K.Feyerabend，也译为法伊尔阿本德）那里，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使其走到了反面：不仅否定任何“常态科学”，而且将科学定律也看作是可以修改的，甚至是“虚妄”的，从而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泥潭之中。^[4]在美国当代科学哲学家约瑟夫·劳斯（Joseph Rouse）那里，由于整个世界是处在无休止的、瞬息万变的动态网络中的状态系统，任何活动本身，即使是主体与实践活动，都被看作随机应变的东西，主体性的实践活动被降格为外部世界互动之网中的一个物化片段或一个偶然事件，似乎一切都依赖于“物质的冲撞”和实证化的、技术化的手段的实施。然而人们立刻会质询：如果按照福柯分叉的、断裂的话语陈述体系，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劳斯的开放的、情境不断重组的实践模式，那应该使得科学有无数种类或者无数发展的可能性，但是为什么今天的科学仍然体现出某种统一性、结构性和规范性呢？事实上，在科学主体的不同层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不变性的或相对稳定的东西的普遍存在，人们依然可以找到一部理性的、连续的编年史以及普遍存在的意识模式。

在这里，盛行于语言学、神话学、人类学和哲学中的结构主义虽然一直以来没有那么好的声誉，虽然结构主义有意或无意地贬抑了主体的地位（它以普遍存在的系统与结构关系取代人的主体性），但它仍然是我们认识各种现象的一把利器。正如美国哲学家E.拉兹洛（Ervin Laszlo）所说的，“现代结构主义和系统分析研究的重要性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形形色色的研究领域中，它们为非还原论的现象统一论提供了一个新的概念框架。它们使用前后一致的概念思维结构，并使人们相信，他们用以说明经验事实的统一框架意味着被说明对象本身的统一”^[5]。此外，结构主义所倡导的科学精神以及对经验现象的实证性研究，有可能使它（结构主义）和我们一道彻底抛却纯粹精神、绝对自我意义上的先验主体，而在一个新的层面上确立或重构出崭新的主体架构（尽管可能不全是有意识的）。因此，结构主义有可能与我这里谈到的认识论上的自然主义结伴而行：它使我们能够顺利地从“认识”问题的研究过渡到“认知”问题的研究；它通过对认识（认知）主体的研究提供出对认识（认知）主体结构的内在构成和内在机理的精细化的刻画与说明。例如，它可以将科学理论的历史看作一个结构化了的对象，通过其结构的形成与整体转换，为说明科学理论的发展提供有效的认识论分析。^[6]而且，作为一种方法论，结构主义并不只是对结构对象作出静态性的描述，而是在指出对象具有它自身结构的同时，也指出结构已经蕴含着的整体与部分的相互作用，表明结构发生的、历史方面的情境。更不用说，后结构主义通过情境因素的介入和网络化的交互作用，使结构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在新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所有这些都是我在重新定位于科学主体这一基本方向的同时，选择结构主义及其方法论作为探索人类科学认知结构这一主题的根本原因。

毋庸讳言，正是自然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使我注意到这样的现象或事实，即人类大脑两半球机能的不对称性与东西方思维差异之间存在高度的相似性和同构性。对于这一现象或事实的深究，是我阐述人类科学认知结构的基本动因。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认识到，人类大脑两半球机能的非对称性与东西方思维差异之间的关联性，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当代文化神经科学的证据表明，大脑内的神经模块构造常常对应于特定的文化模式，而文化模式为特定的神经组织塑形。既然因现象和事实而惊奇，而提问，我除了紧密追踪当代前沿学科的研究成果外，还必须对已有的实证科学的证明材料给予更多的注意。不过我必须申明：认为人类科学的认知结构是一个“大脑构型”的命题，只能算是假设性的；在可观察的层面，我们不大可能找到真实世界的对应物，也许它更多地只是一个解释性的模型。或者说，对于人类科学认知结构问题的探究，是一个基于大脑模型的思考（the model of brain-based thinking）。道理很简单，企图依靠一两门经验的或实证的学科，给出上述命题和模型以完全而令人信服的解释，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超级复杂的综合体。用系统科学家们的话来说，它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许多方面仍然离不开非实证学科及其方法的判定。因此，与其说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自然化的综合体，还不如说是一个需要通过形上学的思辨加以构造的综合体。

这样，基于某些猜测和构想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概念体系的融贯性（coherence），必然会使我们在一个全新的或更高的层面上来看待一些熟知的经验事实。诚如英国著名哲学家A.N.怀特海（A.N.Whitehead）所说：“哲学建设的真正方法便是构建一个由诸观念构成的体系，一个人们尽其所能而构建的最佳体系，然后不懈地探索如何依据该体系来阐释经验。”^[7]在我看来，许多时候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困境，并不是由于缺乏相关的实证材料，也不是没有被置于专业分工和分立学科内部的概念认识当中，而是由于我们没有将这些孤立的实证材料和分立的概念按照某个确定的主题而编织成或构筑成一个明晰、融贯的理论体系。或者，我们已经确立的概念体系为我们所面对的各种“正例”或“反例”弄得左右为难；许多时候，个别化的例证、碎片化的观点，甚至不能让人们形成任何有效的推论。例如，在英国科学史家G.E.R.劳埃德（Geoffrey Emest Richard Lloyd）的研究中，他虽然正确地注意到历史文化的多样性，注意到中西科学文化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在科学认知活动中的具体体现，但由于他较多地缠结于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个别案例或特例，因而难以做出更为一般性的概括，以确定中西科学文化与认知活动中的质的差异方面，进而形成一个统一的解释模式。这影响了他的理论的说服力。为此，运用“奥卡姆剃刀”对那些无关宏旨的细节进行“剪除”，而着力于主干的“修理”，显得尤为必要，即在收集和整理材料方面，只考虑那些基本的和主要的方面，而不是事无巨细。

下面，我对本书的主要内容加以简要介绍，以便帮助读者了解本书的重点和各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本书共十四章。第一章首先明确研究的指向性，即人类科学的历史和哲学分析；凸显研究的问题域，即人类科学历史中的“认知问题”。^[8]为了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我将科学历史中的认知问题置于主体或主体性的认识论问题背景之上，并对之进行深度的哲学分析。我的观点是，当前的科学历史研究、科学哲学研究普遍存在着否定主体或将主体“悬置”起来的偏向，而这种偏向已经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它集中表现为忽视对科学认知主体及其结构的研究。可以说，科学历史、科学哲学研究的许多问题均与这种忽视有关。为此，寻求一条出路势在必行。这一出路的最便捷的地方莫过于从认知问题入手，通过更多实证性的研究打破眼前的僵局，然后再升华到较高的理论层次。所以，在第一章中我将指出自然主义在科学哲学中的兴起，并描述科学史研究中出现的“认知转向”，最后汇集和梳理科学历史研究认知进路中的各种尝试和努力。

当然，认知问题境况并非那么一目了然，它与文化现象总是紧密地缠结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离开了文化维度，认知的问题是很难讲清楚的。在历史上，科学首先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受到人们注意的。不同的文明或文化孕育出不同的科学发展路径和不同的研究方法，已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那些以小的文化区域为单元组成的大的“文明板块”，在人类活动的早期就已经提供了少数几个定型了的“科学文明板块”。只是从这一角度看待科学认知问题，似乎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为此，在紧随着“认知问题”提出来后，我们所面对的正是基于文明或文化而产生的科学认知问题。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借用了地质学、地球科学中板块构造理论中的“板块”概念，将其略加改造，用以指称不同类型的文化或文化区所构成文明的板块，进而说明不同的“科学文明（文化）板块”的含义。不难看出，科学文明板块是本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本课题研究的基本视角。该视角不再把着眼点放在科学家和少数科学家团体身上，而是着眼于更大程度的统一性，并触及地理—社会（文化）—认知的多层次的关联性与同构性。它将表明，个体的、小群体的科学认知活动是受制于科学文明板块认知活动的；科学文明“母体”的所有禀赋和提供的一切条件是特定文明板块中科学技术发展所能达到其应有高度的基本前提。

伴随着问题的提出，与之相关联的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是必须首先加以解决的。这些问题包括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由于所讨论的问题是基于科学文明板块而提出的，因此其认识论问题与本体论问题紧密相关，所讨论的问题显示出鲜明的独特性：既然我们的主体是基于科学文明板块的科学认知主体，那么这个主体与对象性的世界或客体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鉴于文明或文化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方式，处在人与自然的中间环节上，是说明人类科学活动的最切近的基础，因此，从文明或文化入手，不仅能够部分地揭示科学文明板块效应的内在机制，也能在微观的层面上有效地说明文明或文化与认知之间的相互关系。简单地说，文化虽然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它一旦形成就具有了相对独立的“本体世界”的意义和地位，并在人类与自然世界之间形成一道“文化之幕”。一方面，文化本身构成一种“认知装置”或认知模式，直接影响着人类认知活动；另一方面，文化认知开启了一个新的实在领域。为了充分说明这两个方面，我提出“文化框架”这一新概念。很显然，由于文化框架的存在，一个以文明板块（文化区域）为“边界”的认知主体与世界的某种“界面”关系便形成了。

在方法论方面，由于相关研究涉及跨层次、跨领域的对象何以具有关联性、相似性和同构性的说明，因此，对于运用什么样的一般方法进行研究也显得非常必要。第四章的内容表明，对宇宙万物呈现的二分、对偶、全息、互补等特性的说明，古老的哲学智慧依然发挥着作用；单个大脑的神经构造和活动机制与种系在发生学意义上的相似性与同构性，并非一种偶然巧合的事件。为了具体地说明科学认知问题，我在阐述历史上的精神胚胎学和精神重演论合理性的基础上，以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关于儿童认知发展与人类科学思想之间的平行性研究为例，论证科学认知的跨层次、跨领域研究的可能性，以及类比联想、系统分析、相似性分析和模型化处理的方法在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毫无疑问，跨层次、跨领域的研究必须动用多种学科的资源。除了传统的相关学科以外，脑科学、认知神经科学、人工智能（人工神经网络）、系统科学、科学学（科学计量学）、科学哲学、文化人类学等前沿学科和交叉学科也是不可或缺的主要学科。这当中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视角，一门“科学认知神经学”的构想也在情理之中。

既然人类大脑是人类科学认知结构说明的原型，并且在人类大脑与人类科学认知活动之间可以建立具有映射关系的类脑模型，因此，了解人类大脑的形态、结构、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简化的模型，是很有必要的。与通常相类似的介绍不同的是，在第五章中我将依据近二十多年来所掌握的资料，较为细致地阐述大脑左右半球功能不对称性的认知神经科学依据。其中既包括依据最新的脑成像技术所获得的关于大脑活动的“判据”，也包括依据最新的文化神经科学（cultural neuroscience）所形成的新概念和新论据。其最后的结论无不拉近了样本模型（大脑）与目标模型（科学认知活动）之间的距离，使得类脑模型被看作说明人类科学认知结构的基本模板。

由于样本模型与目标模型之间能够建立基本映射关系的主要依据在于它们之间的不对称性，因而从一般的意义上系统探讨科学认知不对称性的本质属性、表现形态、发展规律等，对于全面说明人类科学认知结构的大脑构型具有特殊的意义。事实上，科学认知的不对称性在认知的不同层次和认知的发展过程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历时性的变化则在不同的阶段上表现出不对称性。可以说，不对称性既是科学认知结构的主要表征形式，也是认知活动得以进行的内在根源。对于造成认知不对称性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分析，包括认识论的、人类学的、认知科学的等。但是，要想最终找到不对称的综合性原因，还可能要涉及生态学、理论物理学（基本粒子物理学）甚至宇宙学等方面。例如，更大范围的不对称性可能与地球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有关。它们可能从整体上制约了人类认知的不对称性。这些问题探究起来比较复杂（这些显然不是本书所要探讨的内容）。

为了详尽地说明科学认知的不对称性，从第七章开始，我将用三章的篇幅分别从认知风格、语言构造、知识表征三个方面具体展开论述。在第七章，我尝试采用认知风格理论和测量心理学的方法，从宏观的角度对东西方科学思维的特征、类型和风格做一次整体的“心理测量”。我很赞成美国物理学家、认知心理学家A.米勒（Arthur I.Miller）的一个观点：“科学史是认知心理学的思维理论的‘实验室’”^[9]。为了使这种测量更具量化样本的意义，我设计出一套古代科学家思维风格测评量表，并对东西方历史上有代表性的科学家进行测量和评估。虽然这一套测评量表与任何测评量表一样，都不可能不带有测量者的主观意图与偏好，但我认为，只要这种测评依据的是公认的史实，而不是纯粹的主观臆断，并且具有内在的融贯性，其结果理当是可信的，是成立的。我的结论是，东西方科学思维具有大脑两半球意义上的“半球风格”特征。

在第八章，语言成为关注的焦点。毕竟语言作为主体活动的能力因素之一，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心智、思维、心理等认知因素是密切关联的。要想彻底弄清科学思维的机制、类型、过程等，必须对语言的构造和形态做一番细致的“解剖”和分析工作。除了早期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被加以利用以外，新兴语言学分支的研究成果也成为重要的证明依据。例如，认知语言学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概念基础和研究方法；媒介环境学从传播、媒介和文化的角度综合性地阐述了语言与思维、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后者集中体现在马歇尔·麦克卢汉学派的核心成员罗伯特·洛根（Robert K.Logan）所著的《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一书中。结合这些新的研究成果，我具体从六个方面，对中西语言不对称性给科学认知和思维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讨论。通过这些分析和讨论，我们还可以看到，科学哲学中语形、语义和语用三者关系如何协调的难题，实际上可迎刃而解了。

除此之外，知识的不同表征形式也是我们确认不同知识类型和科学认知不对称性的重要方面。这在第九章中有详细的讨论。这里所要提示的是，美国著名计算机科学家、哲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L.Dreyfus）把人工智能中的形式化倾向与西方两千多年以来的理智主义传统联系起来，无疑是一个深刻的洞见。并且，随着人工智能研究的深入发展，人工智能领域中产生的“身体智能”（body intelligence）的新概念，使人们将其与现象学大师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以身体为中介的知觉现象学，以及英国分析哲学牛津学派的代表人物G.赖尔（Gilbert Ryle）关于“知道如何”（knowing how）与“知道什么”（knowing that）两种知识类型的思想联系起来。而我将其与东方的智识方式，尤其是与《黄帝内经》中的“身体语言”联结起来，这可看作对休伯特·德雷福斯等人的上述思想的一种补充吧。

鉴于传统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偏重于西方科学历史的研究，对东方科学的历史发展有所忽视，尤其没有准确把握东方科学文化的特质，本书用第十章、十一章两章较大的篇幅，从“知觉”和“意象”两个方面，论证东方科学认知特征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不对称的认知取向环境中，负责语言和逻辑的左半球总是处于“显性”表达的地位，而东方科学文化体系因其“知觉”和“意象”属性所带来的“沉默”性质，使它自身不能直接或便捷地用“话语”的形式表达出来，且越是复杂的智慧，越难用话语表述，即不论怎样“折腾”，似乎难逃出“非常道”“不可名”的“魔咒”。好在认知科学的发展使我们具备了一定的“解读”条件和能力，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对“沉默半球”的内在构造和生成机制进行描述和分析了。我认为，随着这类讨论的深入发展，我们对东方科学文化的右脑偏向或视知觉在东方科学认知活动中的独特性，能够有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并有助于弥补东西方科学认知在整体性方面的缺失。

接下来，我们不妨做出一个大胆而富有趣味的想象：假定我们是来自遥远太空的外星人，当我们来到地球面前时，我们以一种超乎寻常的眼力，看到了这个蔚蓝色星球上遍布着的数量众多的生物体（尤其是人类生物体）。这些生物体以一定的方式联结成网络，而其中的每一个人类生物体都如同大脑神经元一般，不同数量的“神经元”又各自组成了大大小小的“模块”，这些模块共同组成了一个色彩斑斓、层次分明的“神经网络地形图”。在这个地形图上，外星人又以更为超乎寻常的眼力看到了发生在“神经系统”之上的思维活动，尤其是看到了其间的概念和范畴的生成、链接、并置、转变的活动情况。换句话说，外星人进一步看到的是地球上的“概念思维地形图”。至此，外星人对地球上我们称为科学认知的过程一目了然。事实上，这个外星人正是我们自身作为旁观者的一个假象。这样一个假象并不是毫无依据的。如果再从文化传播（人类整体意义上的）这个视域出发，我们就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R.Popper）所说的“第三世界”以及在这个世界里所发生的概念变化过程，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到一张基于科学传播（以及由这一传播所构成的网络系统）的“科学概念思维地形图”。透过这张地形图我们或许能够真正明白，为什么人类科学认知活动从来都是一个整体，就会明白东西方科学从来都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尽管它们各自经历了漫长的史前时期，并有着如此之大的差别）。要知详细的内容，请读者阅读第十二章。

在第十三章中，我以个案分析的方式（尽管之前也有少量的案例分析）对本书的主要观点进行一次“检验”。这个观点就是，东西方科学思维（认知）的不对称性差异以及双方的相互作用类似于大脑两个半球机能的互补、融通行为。为了不致使问题的讨论流于空泛，我选择数学思维或数学认知为个案，分别撷取古代、近代数学发展史中的典型例子（主要是微积分）加以分析和说明。这样做的结果无疑是使本书的科学史意味更浓，但我并不希望读者将其当作数学史的专章来看待。我倒希望读者注意我的一个重要立论：东西方分别以“算”和“演”为代表的不同的数学方法显现出不同的数学认知方式；算术和代数更多的是与时间认知有关，而几何则更多的是与空间认知有关；在历史上，两种数学从来就是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的；微积分的形成正是东西方数学认知互动、融通的产物，尽管其署名权基本上为西方人所享有。此外，本章的意义还在于，它将表明作为整体的文化是怎样作用于个体认知的。毕竟重要的科学发现和发明是通过个体而展示出来的，但两者的关系并没有推翻本书的一些基本假设。

至于人类科学未来发展将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任何固执己见的定论或一厢情愿的展望都难免会有失偏颇。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随着智慧圈（noosphere）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东西方两大文明板块为代表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将更加紧密，更加频繁。马克思曾经提到的“两极相逢”思想将在这个时代得到最充分的展现。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因此而被纳入一种板块构造意义上所发生的运动过程之中；互补成了革命之源。如果从人类大脑两半球的机能及其互补关系来看待这一趋势的话，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进入了“全脑”时代。在这个时代之前的任何文明发展的“单侧化”或“优势半球”与“非优势半球”的更迭，都将被一种更具意识状态的“全脑思维”所取代。就科学的发展而言，全球意义上的知识框架的规划和设想将被提上议事日程。一门具有元科学性质的新学科——“全脑科学”——也将诞生。

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庄子曾经说过“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个“大美”是什么呢？就让我们一起，去做一次不算长的思想探险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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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波兰〕尼古拉·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叶式辉译，西安、武汉，陕西人民出版社、武汉出版社，2001，第13页。

[2] 陈乐民编著：《莱布尼茨读本》，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第292页。

[3] 〔美〕保罗·格莱姆齐：《决策、不确定性和大脑：神经经济学》，贺京同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2页。

[4] 〔美〕保罗·法伊尔阿本德：《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周昌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5] 〔美〕欧文·拉兹洛：《系统、结构和经验》，李创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第9页。

[6] 〔美〕Richard J.Blackwell：《结构主义对科学理论的说明》，傅季重译，载《世界科学译刊》1980年第1期。

[7] 〔英〕A.N.怀特海：《过程与实在》（前言），周邦宪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第5页。

[8] 在这里使用“人类科学”，其意为“人类的科学”。自然，人类的科学包括了地球上所有民族和有人类活动的地区的科学。但由于人类科学的起源和发展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古老的欧亚板块的两端及其中间的过渡地区，即我们过去通常所指的“东-西方”，且“类脑模型”正是建立在人类大脑两半球机能与东西方思维的同构性基础之上的，故这里的“人类科学”主要指的是东西方科学。感谢王前教授在该提法上的提示。

[9] 〔美〕A.I.米勒：《科学思维中的意象》，李继宏等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