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国际背景下的东北纠葛
战后东北问题绝不仅仅是国共之争，而是美苏两强解决战后世界问题，尤其是安排战后远东国际关系的雅尔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和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美苏两强的角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一段时间内，东北成为国共苏美三国四方之间互为联系、互相争夺的大舞台。
国共东北之争离不开美苏之争的大背景。东北问题起源于美苏关于战后远东格局安排的雅尔塔会议，是美苏妥协的产物。自罗斯福逝世后，美国政界对其倾向于与苏妥协的政策颇有微词，美苏关系开始变冷。及至战后，美苏两国间的合作因为缺少共同的敌人而失去了当初的动力，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差别开始凸显，冷战的阴云开始聚集。无论是美苏妥协还是美苏冲突，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利益攸关国的影响都非同寻常，国际政治的本质其实还是国家利益至上，以国家实力说话。雅尔塔会议前后，国民党利用美苏妥协，争取到两强对自己的支持；而当面对战后的美苏矛盾，国民党在拉住美国的同时必然失去苏联，但由于苏联在东北举足轻重的作用，国民党接收东北的不顺利便在情理之中了。
中苏条约签订后，苏联起初对国民党表示了友善态度，突出表现为苏联对国共谈判的支持，国民党也因而对顺利接收东北抱有信心。然而时间不长，情况便发生了变化。首先是美国独占日本，排斥苏联，使苏联很不满意。接着在9月的美苏英法中五国外长伦敦会议上，美苏在处理战后问题上发生多方面争执，会议不欢而散。[1]在此背景下，美军又在中国沿海登陆，接着国民党提出由美舰运输军队到大连登陆的计划，自然使苏联猜疑美国企图插手东北，因而坚决反对。马林诺夫斯基在与熊式辉的会谈中一再提及美舰运输问题，国民党负责东北接收的官员很快即体会到其中的奥妙。蒋经国在给蒋介石的函中，特别强调“苏联对美军在华北登陆极为重视，并在报上公开表示反对，此事恐将影响对东北问题之处理”[2]。王世杰认为苏联的态度“半因中共问题，半因美苏既渐不睦，而我运军赴大连将用美舰也”[3]。张嘉璈认为这是苏联“对于我方借助美国力量运送军队入东北之不满，更显见苏联不愿见美国势力侵入东北”[4]。甚而至于，某日“行营接军委会电报，谓有美军部代表，由美经日、韩前来东北，行营应设法招待。行营为慎重起见，将此事通知俄方，而俄方则误会，以为行营要求准美机来长，下午即提抗议，经解释后始无问题。即此小事，亦可知美俄关系之恶劣矣”[5]。明乎此，王世杰便对苏联解释，这是“因中国缺乏运输工具，故所用运输船舶及侦察飞机系借自盟邦美国。惟登陆军队则纯为中国军队”，请苏方不要“误会”。[6]王的话当为实情，当时国民党请美国帮助运送军队去东北，确无借此自重，与苏联为难之意，而实在是国民党军队远在西南大后方、缺乏运输工具运往东北的必然结果。但是，美苏矛盾的发展不以国民党的意志为转移，并最终使国民党的东北登陆计划成为泡影，难怪王世杰以后感叹，“想不到国际局势变化如此快，美苏僵化如此快，美苏关系使得我们更增加许多困难，使我们交涉丝毫不能得第三者协助”[7]。
由于国民党在东北接收的不顺，其党内对美苏矛盾影响及于中国的事实有了更深的认识。11月初，主持东北接收的熊式辉、蒋经国、张嘉璈先后致函蒋介石，报告情况，提出看法。他们均认为“东北局势之变化，系受美苏关系及中央与共党冲突之影响，苏方恐我国军队进入东三省后，将支持美国在东北之利益，甚至未来战争中，我军有被美国所用之可能，故不愿我国大军开入东北”。苏方之目的为：“1.东北今后成立之政权，不能有与苏联不友好之意旨与行动。2.阻止美国染指东北，断绝中国以夷制夷之观念。3.使中央不能在关外有雄厚之武力，至少使八路军可在关外立足。”[8]这样的分析大体符合当时的实情，然而照这样的逻辑推理，国民党如要顺利接收东北，便要走联苏疏美之路，这无异于让国民党脱离其执政20年的基本轨道，而这在当时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当国民党对东北的接收得不到苏联协助，转而求助于美国时，更引起苏联的不满。
国民党在东北问题上求助于美国，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基础。就历史而言，美国对东北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希望在东北扩张美国的经济利益，还在20世纪初，美国便极力企图打入东北这块俄、日两国的传统领地，为此与俄、日两国屡屡发生矛盾。“九一八”之后，东北为日本独占，美国基本无法插足，但也提出了对日本入侵东北的“不承认主义”。雅尔塔会议期间，为了让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美国在东北问题上对苏妥协，同意了苏联的一系列要求，然而这并不表明美国就此甘心让苏联独占东北。中苏条约谈判期间，美国密切关注着谈判的进程，并在东北问题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即既不违背雅尔塔协议予苏联在东北特权的承诺，但又希望为美国利益伸向东北打入楔子。战后，东北问题更成为美国考虑其对苏关系中的重要因素。
国民党本来就希望在解决东北问题时依靠美国。蒋介石收到雅尔塔会议的情报后，最关注的就是美国的态度如何，希望美国“或不致与英俄协以谋我”；并表示如中苏订立协定，应“首先得美英之同意与谅解”，“宁受俄国一时之压迫扰害，而万不可丧害对美情感而自戕其本也”。而美国碍于以此交换苏联参战的默契，无法明确支持中国，使蒋介石深为失望，“心绪结郁不解”[9]。在美国对苏方针不能支持国民党的情况下，蒋介石也曾考虑对苏妥协，“决定与俄交涉方针，一、中国反对反俄阵线。二、凡国际问题，如与中国或俄国有利害关系者，甲、不妨碍俄国利益；乙、中俄两国可取一致行动。……中国愿与俄国为始终最友好之邻国。中国愿遵守孙总理一贯政策，愿与俄国共同奋斗”[10]。直到战后接收开始，美国出于实际利益的考量，对东北问题有所干涉，又使国民党对美国支持其重返东北产生了新的希望。正是由于美国的帮助，国民党才得以在东北各港登陆无望时，在美国军舰为其运兵的帮助下，以登陆秦皇岛作为接收东北的前进基地。当东北接收不利之时，国民党早先对苏联的乐观估计不复存在，再度转而寻求美国的帮助。东北行营自长春撤退后，蒋介石认为，“应派员向美总统协商今后应处方针，与美国应共负其责也”[11]。11月17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称：苏联“对于中苏协定之条文与精神，则故意蔑视，对于中国方面实现该协定之种种努力，在在予以阻挠”；“当前之东北局势不仅危及中国之领土完整与统一，实已构成东亚和平与秩序之重大威胁。窃意此种局势，需待中美双方之积极的与协调的动作，以防止其继续恶化”。22日，蒋又致函杜鲁门，告以“余之决心为立即撤退业已前往满洲之中央官员，并延缓进入该有争议之地区”，请美国帮助增运国民党部队5个军到华北。[12]蒋还要王世杰随时将中苏交涉情况报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以便其贡献意见。[13]其后，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又当面对杜鲁门表示：“东北问题不能视为中国问题，乃系整个世界问题之一面，自伦敦会议后，形势急转，此显为苏联对于国际僵局之反应，亦实为角斗之开端……望美国尽量与吾人可能之协助。”[14]国民党的意图很明显，将东北问题适度国际化，利用战后美苏矛盾，以美国的战略利益打动美国当局，俾可拉美国下水，压苏联让步。美苏在雅尔塔达成秘密交易后，在无力改变大局的情况下，国民党曾想以迁就苏联利益为代价，换取苏联的支持，在这一设想落空之后，国民党故技重施，又求援于美国，对美国抱有很大的期望。
国民党对美国的期望没有能够完全实现。美国确实对苏联在东北的作为不满，但战后之初美苏矛盾尚未发展到你死我活的程度，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只能是有限的，尤其是在东北这个关系苏联切身利益的问题上，美国不可能为了国民党与苏联彻底翻脸。说到底，国民党政权只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棋子之一，不太可能使美国为其两肋插刀，与苏联直接对抗。美国对东北的政策是，保持对苏联的压力，支持国民党接收东北的行动，但不直接卷入，这也是美国对战后中国的基本政策。何况，如美国高级外交官对宋子文所言：“中国问题为欧美心腹问题，美必支持中国，但与英国方法不同，英国历史传统支持在朝政府，美则须视政府是否民主，美亟愿支持中央政府，但切盼积极趋向民主，否则如政府落伍，美必不能帮助，即助亦无益。”[15]因此，即便是在战后，美国延续战时的同盟历史而与国民党政府保持了比较密切的关系，但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始终是有限度的，而且往往是口惠而实不至。甚而至于在东北行营撤退之初，驻华美军总部曾一度拒绝继续海运国民党军北上，被蒋介石抱怨“为一重大之打击，魏德迈其亦在此关头扼我之咽喉乎”。11月21日，蒋介石为此召见魏德迈，“商谈美舰海运北上军队拒绝之原因是否为其政府命令。彼答称，彼要求其政府批准海运之电已去十日，而至今尚未得覆，故彼之权力已尽，不能再有他法。余乃知其政府对华政策犹在动摇不定之中，故未作肯定，特嘱其代为起草由余名义致其杜总统电，并告其关于东北对俄经过及决心”[16]。杜鲁门在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回电对“苏联此种态度，甚为失望”，对国民党的求援“频表同情”，并称将与其“密切合作，妥商办法”[17]，同意继续派遣美国舰船运送国民党军去东北，但亦未见其有对苏特别强硬的表示，而美国助国民党运兵恰恰又只能加深苏联对国民党的猜疑与不满。国民党官员其后曾抱怨说，这表明“苏之强横，美之软弱”[18]，然以国民党的地位和力量，除了抱怨之外，对此并不能改变什么。
国民党撤退东北行营之初，苏联感到了一定压力，毕竟其需要顾忌条约国际义务和苏美两强的复杂关系。熊式辉曾对手下人说：这次总撤退，是委员长在外交上的一张王牌，是给苏联一种外交上的压力，以便于为今后接收开辟途径。[19]果然，苏联立即对国民党作出了一些缓和姿态。11月17日，苏联驻华大使照会中国外交部称：1.中国政府军能无阻碍在长春及沈阳降落，苏军将予应有之协助；2.苏军严守中苏条约，对于东三省之中国共产党部队未曾予以任何帮助，现在亦然，其撤退区内之共党活动，乃由中央政权未树立之故。[20]驻长春苏军官员还约见留在长春的中方官员董彦平等，称苏军“必极力协助中央接收政权，及设法减少非法武力”，并“一再提及奉天以南各工业地点，如抚顺、鞍山、辽阳等处，吾方应派兵前往接收，又长春路沿线之警备，吾方应全力担任”[21]。蒋介石认为，这是自己的决策收到成效，因“俄过去之逼迫行动出于其威胁，使我为求得东北之收复，不能不与共匪之妥协，而且允许其特权也，后以我宁放弃东北，不愿作俄共之傀儡，决心撤退行营之态度表示以后，知其不可为威胁所屈服，故有此态度之转变。可知其此时对国际尚有顾忌，而尤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故我亦不能不再与之周旋”。决定“对俄国照会与态度及应取之对策，决定示以好意，愿与商谈今后接收办法，但行营人员仍照原定计划陆续撤退”[22]。随后中国外交部回复苏方：1.苏方须负责解除长春、沈阳市区及其飞机场附近非政府承认之各种武装，并允中国运送飞机场地面工作人员先到长春、沈阳，指挥飞机降落；2.中央如须利用北宁路及各港口，须予以可能之便利；3.对接收工作人员予以道义的及物质的协助，并协助该项人员赴各地筹组团警。[23]
东北行营撤退之后，对下一步如何行事，国民党内认识不一。蒋介石召集有关人员多次讨论，王世杰主张重订接收计划，军方主战，徐永昌等仍主中止交涉，但“终无结果”，主要原因是蒋介石此时的心思多半不在于此。其实，国民党接收东北的关键在于苏联的态度，身处东北交涉第一线的张嘉璈与蒋经国看得最清楚。蒋经国在11月6日给他父亲的信中说：“苏方对我国如不能谅解，则东北不但今日，即今后亦不得安定。盖苏联对于所谓道义感情，并不重视，所要求者，乃现时之利益也。”[24]张嘉璈也认为，“苏方有一图样在其胸中”，既不会“负破坏中苏协定之恶名，亦决不因行营撤退而变更其原定计划”，因此“与苏方须得一精神上之谅解，否则种种交涉均是枝节”[25]。因为苏联不会容忍东北成为对其国家安全利益的威胁，而国民党的执政历史及其与美国的长期密切关系，不能不使苏联心怀疑虑，对国民党接收东北有所阻挠便顺理成章。苏联的态度又直接决定了对国共两党何方更有利。因此，当时如果要使东北局势出现对国民党有利的转圜可能性，或在于前述国民党提出的解决方案中第一案与第三案的结合，即尽最大的努力以外交妥协求得苏联可能的谅解，同时以现有军队控制要点，继以增援作战略展开，不能说如此可操胜算，但至少不失主动性与进攻性。
然而，国民党处理东北问题的麻烦在于，如何寻求外交与内政之间的平衡。国民党既要扼制中共的发展，又不能因为对苏过分的妥协而引起外界和舆论的非议；内心里，其倾向于党派利益，明面上又不能不维护国家主权。国民党始终未能在这两者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东北行营撤退前，蒋介石曾经对蒋经国交代四点，作为对苏让步的底牌：（1）国民党只接收行政，不建立强大武力；（2）空运部队以维持治安为度；（3）东北可实行县自治，组织民选政府；（4）东北经济与苏联合作。这实际是使东北实现某种程度的中立化，以安苏联之心。然而蒋可能心有不甘，因此又交代说：“以上四项，实为不得已之所为，如当地情形以为尚可尝试，不妨为之。”这又表明蒋并无真正照此办理的决心。[26]所以，除了经济合作由张嘉璈与苏方谈判而无结果外，其他几点似未见向苏方正式提出。张嘉璈认为，这几条可“在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予苏方以定心丸，祛除其对于国府之猜疑，在此轮廓之中，吾外交当局如能灵活运用，未始不可有一转机”，如此“开诚与苏方说明，或较撤退行营为更有效”，并为此事的不遂行而遗憾。[27]蒋经国在交涉不利时向他父亲建议：“除中央方面在外交、内政上设法转变局势外，对于接收以及进兵各事更应作积极之布置”，并认为“大问题之处理，既不可意气用事，亦不可专讲面子，而必须走一步是一步，争一点是一点也”[28]。但国民党既未在外交与内政的平衡上作出新努力，也未在两者之间作取舍，其转圜的可能性也就在自己的无所作为中消失于无形。之所以如此，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因为蒋介石此时又考虑先解决华北的中共问题。他对参加重庆复员整军会议的高级将领专门解释了他的想法。他认为：“现在苏联不负责任，藉口登陆的地点为共匪占领，给我们以种种的阻碍，因此我们军队入境，事实上非常困难。而且我们即令将这五个军开入了东北，仍不能确实掌握地方，东北的主权仍然不得完整，一切接收都不能进行，建设更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宁可将东北问题暂时搁置，留待将来解决。我决定将东北行营移驻山海关，而以原来准备开入东北的五个军，加入华北方面，首先来肃清华北方面的土匪，先安关内，再图关外。这种由近及远的政策，我想一定不会错误的。否则，如果我们舍近而图远，不先除腹心之患，以求华北的安定，而孤军深入东北，则东北名存而实亡，同时华北方面土匪的力量，必将一天天的膨胀，清剿的时间就更须延长了。”[29]蒋介石的考虑自有其出发点，但从以后形势的发展看，搁置东北问题的结果，不仅失去了争夺东北的有利时机，而且因为军事力量和舆论环境的因素，国民党在华北同样无大作为。[30]
由于苏联在国民党撤退东北行营后作出缓和的表示，马林诺夫斯基还向张嘉璈保证，“苏方绝对遵守中苏条约”，政治情况“一定即能好转”[31]。国民党的回应集中在要求苏方解除东北各地尤其是大城市的中共武装，安排国民党军队空运长春和沈阳，继续提出利用铁路和港口运兵，给予接收人员以实际协助等条件，苏方虽都表示同意，但对关键的运兵要求则表示“实无可能协助”[32]。蒋介石认为，苏方此举不过是“希望我行营回驻长春”，以缓解其国际压力，但是，“俄国覆文图赖长春有共军之事实，且不肯在北宁路与各海口助我进入东北，只要求我空运军队于沈阳、长春二地，此恶乎可。而且我之方针既定，如无确实把握，决不能贸然空运接防也”。决定“对俄则不拒绝其商谈，但仍要求其履行义务为主也”。11月25日，蒋介石与高级幕僚“会商东北问题，对俄覆文要旨仍照既定军事方针，先取得锦州，而后再观形势以定进止。一面仍与长春俄军继续交涉，以示愿以和平解决也”[33]。结果，当苏联同意国民党可空运部队至东北时，蒋因对苏不放心，没有同意空运计划，以致马林诺夫斯基在长春对张嘉璈冷嘲热讽，称：“贵方何以有二十余架飞机来长接撤退人员，而不将军队运来？”“吾人等待中国军甚久，不悉何故乃迟迟不来。”[34]其实，蒋介石也明白，“东北之长春、沈阳等城市共匪部队已为俄军驱逐，其态度当已变更。但其此乃形式上掩饰世人耳目于一时，而其纵容共匪散布于东北之阴谋更令人心寒”[35]。
因为运兵问题始终无法得到解决[36]，自东北行营撤离长春后，国民党中央对东北问题的态度趋向消极，只有张嘉璈和蒋经国秉承蒋介石意旨继续对苏外交工作。12月5日，张嘉璈与蒋经国返回长春后和马林诺夫斯基会谈，苏方对解除非政府武装和非中央政权，组织地方团队，接收长春、哈尔滨等作出承诺，“并声明其已得莫斯科训令，必须设法切实执行”[37]。张嘉璈、蒋经国认为，会谈“情形尚属良好”，请熊式辉“催各市长即日来长”，准备接收。[38]不过，苏方实际还是诺而不行，蒋介石也无意再作进一步的努力，再加中苏东北经济合作谈判正在进行，且前景不明，蒋介石希望等华北军事进军、对苏外交交涉、对共政治商谈有所结果之后，再定东北决策。故12月中旬蒋介石决定，“对东北空运部队及接收人员暂缓出发，必待俄对经济合作问题及其要求条件有一合理之解决以后再行派遣，应一本行营撤退时之方针进行”；“对东北军事与经济方针，到北平后乃决定暂缓进行，观察国际与苏俄态势再作计较”[39]。
国民党东北接收的不顺既与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故张嘉璈曾经动过与中共直接交涉的念头。11月30日，他在重庆特意会见了中共代表董必武，请中共退出铁路沿线，并表示可以此为交换，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停战。董告张，可就国民党军进驻长春、沈阳问题进行协商。[40]张又以此作为筹码，在长春请马林诺夫斯基劝中共退出铁路线。但如此一来无异于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是蒋介石此时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蒋一直坚持东北只有主权问题而无中共问题）。蒋经国认为，“关于东北接收，似以苏联作为商谈唯一对象为宜，如将中共牵及此事，必对我有害而无益”[41]。蒋介石当然同意小蒋的看法，何况张嘉璈此举事先并未与其通气，在张是为国民党着想，体念蒋“关怀东北日夜焦思，故不惮出位之嫌”；在蒋却以为张“不识政治情形”，擅作主张，因此蒋得知此事后甚为恼怒。他不仅电告张“在东北尤其对苏方切不可再提董必武与共党有关事宜”，而且要熊式辉告张，“毋与董必武商谈共军事，尤不可向苏方言之。关于共党问题，中央有人负责与之谈判也”[42]。张嘉璈毕竟不是国民党的决策人物，在党内的影响有限，对国共间极为复杂难解的政治关系更缺乏深入认识，不可能成为解决东北问题的恰当人选。此后，张嘉璈主要就中苏经济合作问题在长春与苏方谈判（详见下节），而蒋经国则出任访苏并与斯大林直接交涉的艰难使命。
当初行营撤退前，熊式辉等都有请蒋介石与斯大林直接交涉的建议，苏方也向蒋发出过访苏邀请，蒋介石虽未接受，不过他有意让蒋经国赴苏一行，既代表自己与斯大林沟通，或许还不无锻炼小蒋之意。12月初，斯大林致电蒋介石，请其派私人代表赴俄商谈，蒋介石认为，“此乃美派马歇尔来华后之所致”，故“研究对东北外蒙对策，决派经国赴俄”，面见斯大林，企图以此而有所收获。但对谈判策略，蒋介石似并无明见，只是反复叮嘱蒋经国，“再三嘱其慎重出之”。不过，其私心还是很“注重经国会见史大林之结果”[43]。但是，苏联方面的想法与蒋介石的期待却相距甚远。有学者研究认为，在蒋经国出访前，中方正式通知苏方，蒋经国是作为中国国家和元首的特别代表出访苏联，可是蒋经国并未收到苏联政府的正式邀请，他去苏联的一切有关事务都是中国驻苏大使馆承担的。苏联外交部在蒋经国来访前向斯大林提出的报告，列出了蒋经国可能提出的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清单，认为蒋介石“既想利用苏联，又想利用美国，尤其是想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以巩固国民政府和改造中国”。苏方提出的应对方案，几乎与蒋介石的要求都是针锋相对的，尤其强调“不允许”东北成为美国“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的场所”，“对苏联而言，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结论是：“蒋经国未必受命同我们签订什么协定。他前来莫斯科是为了谈一谈，可能的话，为蒋介石亲自来访做些准备。”[44]由此可见，苏方其实并不怎么看重蒋经国的来访，更多是出于了解情况的礼仪性安排，他的访苏不能得到蒋介石期待的成果并不意外。
12月30日，蒋经国抵达莫斯科，当日和1946年1月3日，他与斯大林有两次会见。蒋经国代表蒋介石表示，中苏关系应该加强，如果双方彼此完全谅解，苏中关系就一定能够加强。他向斯大林重复了蒋介石一贯的主张，即中共军队和共区政权应服从中央统一指挥，在此基础上，中共可以参加政府。他还表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并无根本冲突之处，请斯大林劝告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斯大林则表示，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国民政府，分裂对中国不利；他也曾力劝中共与中央合作，但中共并不听从苏联的指挥，他也不知道中共的情况如何；苏联不能为中共的行为负责，也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中共。他还表白说，中共对苏联亦有不满，尤其是苏联不许其到东北发展之后尤其如此。双方还讨论了东北、新疆、中美关系和对日处理问题。斯大林坚持苏联有权获得东北战利品，对国民党的反苏言论表示不满。蒋经国则向斯大林转达蒋介石之意，承认苏联在东北有一定的特殊利益，中国在军事、经济等方面虽借助美国之处不少，但中国绝不放弃其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决不反苏，决不参加对苏作战，美军绝不进入东北。据蒋经国回忆，斯大林在会谈中不客气地告诉他：“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45]陪同蒋经国面见斯大林的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所记可证蒋经国的回忆不虚，傅说：“斯（大林）言苏联绝不许美军进入东三省，是以反对美舰运输华军在大连登陆，且蒋主席苟利用外国军队在华担任工作，必无良好之结果，且于彼威信亦大有妨害。”当蒋经国问斯大林，苏联可以为中国的统一做些什么时，斯大林回答，需要同中共谈判，了解他们有何要求，双方都应该作出让步，比如实行选举制度。[46]
蒋经国与斯大林的会谈结束后，蒋经国和傅秉常都认为，“所谈结果尚称完满”。蒋经国“表示十分满意”；傅秉常则认为，“苏方对我有无野心，完全在我自己，苟我自己有改进，则苏方对我可保其有十二分之诚意，履行条约之义务。苟自己不长进，政治日趋腐败，国力日弱，则苏联纵使现在有诚意，将来亦必变更”；蒋经国“深以为然”[47]。但就蒋经国苏联之行本身的结果而言，除了重复支持国民政府的外交辞令以外，斯大林没有对国民党接收东北作出任何切实的承诺，尤其是在中共问题上，按斯大林的说法，似乎苏联与中共毫无关系，令国民党想寻求苏联的支持亦不可得。蒋经国此行可说是基本无所获。蒋介石评估蒋经国访苏的结果是：“经儿访俄如期归来，史大林对我之心理，与对美之观念得窥其一斑，此乃最大之收获，至于东北与新疆形势，则依然如故，并未有所转变也。”[48]
国民党的外交努力由于自身原因并未取得应有的成果，只在两个主要方面与苏联达成了协议，其一是苏联同意延期撤军，其二是苏联同意国民党行政接收东北若干城市与省份。
东北行营自长春撤退时，国民党军尚无一兵一卒进入东北，苏联当然不能在此情况下撤军，给国民党留下口实，因此主动提出延期撤军事，同时还可借此尽可能占据东北更多时间，获取东北更多资源，并压国民党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上让步。国民党本来是反对苏军缓撤的。在熊式辉赴东北接收之前，曾提出“恐苏军撤退期届，而我尚无军队到东北接防，致为共产党军队所乘，不如责苏军缓撤”。但王世杰认为，“苏军如有意扶植共军，则彼多留一日，结果将更坏一日”。蒋介石因而决定“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请其缓撤”[49]。然而东北行营撤退后，国民党改变初衷，因其以为有苏军在，苏联顾虑国际反应，总会对中共有所约束，可为自己运兵赢得时间，一旦苏军立即撤离，在当时情况下，东北势必完全落入中共手中，因此决定可允苏军暂缓撤离。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很快达成了协议，11月底决定苏军延期1个月撤离，12月底又将苏军撤离时间定为次年的2月1日。此事表面上对国民党有利，可因此在苏军保护下接收东北若干城市，但实际上，苏军在东北的存在，首先束缚了国民党的手脚。所以中共认为，“苏军延长驻满时间，对我在满多有一些时间进行工作，是有利的。”[50]毛泽东指示东北局，“请求我们的朋友，尽量拖延国民党军队进驻满洲的日期”[51]。对国民党而言，这实在是颇有讽刺意味，如果其知道自己争夺东北的对手也希望苏联延期撤军，不知该作何感想。担任东北一线作战任务的52军军长赵公武的判断是：“出关仅有两军，斩俘虽众，但未聚歼，我虽进展，兵力益分，停战后奸匪继续东移，时机一至（青纱帐起），则燎原难图，若不速加肃清，实可忧惧；政治经济我仅有首长而无干部，军事所及，未能立治，匪则军政一体，强民遂欲，无何敢违，是匪紧凑我松懈。”[52]唯受制于当时的内外环境，国民党既无法自苏联得到对其派兵进入东北的支持，故也只能与苏方协议暂缓撤军，企望由苏军替其看守东北城市，以免东北“更形糜烂”。
苏军在延期撤离的同时，同意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若干城市与省份的行政权力。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内许多人对无军队随行的行政接收并不热心，何况实际接收人员担心安全问题，亦多“声明候命，照命令行事”[53]。加上苏联此时提出经济合作问题，更使蒋认为“应一本行营撤退之方针进行，以免中途再受其胁制，陷于进退维谷之境”[54]。直到12月20日，蒋介石方决定，“各市长可即往接事，省主席月底月初亦可往接”，并向接收人员保证“安全是所置怀，不会忽略，各人应放胆工作”[55]。随后国民党派人于12月22日接收长春，27日接收沈阳，1946年1月1日接收哈尔滨，8日接收辽北省和四平市，12日接收松江省，24日接收嫩江省和齐齐哈尔市。[56]张嘉璈力主多接收省市行政，他曾致电熊式辉提出：“现在各地匪氛甚炽，各省主席若不迅速赴任，编练保安队，国军若不早到接防，分别布置，一旦苏军撤防，必致无从应付。今撤兵限期已迫，一切行动必须把握事机，此一月内必将上两项办到，方不致贻误事机，务请鼎力坚决主持。”[57]但在国民党接收了东北几个省市的行政权后，因为中苏经济合作谈判的停滞，苏联为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行政接收再度停顿，原定接收的兴安、黑龙江、合江省及若干城市未能如期接收，以至熊式辉曾经发狠说：“作极不利时之打算，准备以对沦陷区办法，派人赴内地建立政权。”[58]不过，已经接收的省市行政尚且难以维持，哪里还能再“赴内地建立政权”。在中共部队已经遍布东北各地的情况下，接收人员大都坐困围城，需要苏军保护，根本无法真正展开工作，“对于各项政务之推行均感棘手，处境之艰难当可想见”[59]。如张嘉璈所言，“因无充分武力，处处为八路军所阻碍”，“在各地接收政权，等于虚饰”；“将来政治收拾亦不易着手，现各省县城十九尽为匪占，可忧之事，莫此为甚”[60]。何况，自东北行营撤退之后，国民党在东北现地实际无人能够真正负责，“在长春各机关无人可统一指挥，张公权多注意政治经济，董彦平无力统驭，形成漫散状态，殊为可虑也”[61]。1946年2月张嘉璈回重庆后，东北更无能负责之人，与中共在东北建立的统一高效的领导机构相比，更显国民党在东北工作之无力。不过，由于苏联延期撤军并同意国民党接收东北若干省市，双方对外都算是有了交代，国民党可以此宣示建立对东北的国家主权，苏联则可以此表示出对中苏条约和国际关系原则的尊重。
注释：
[1]参见F.C.琼斯、休·博顿、B.R.皮尔恩：《1942—1946年的远东》下册，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教研组译，50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2]《蒋经国呈蒋介石函》，1945年10月20日，见《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戡乱时期（接收东北与对苏交涉）》上（一）第一册，121~122页。
[3]《王世杰日记》，1945年10月9日。
[4]张嘉璈：《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0月29日。
[5]蒋经国：《五百零四小时》，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101页。
[6]参见《王世杰部长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谈话纪录》，1945年10月25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125页。
[7]《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在重庆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交涉接收东北报告》，1945年11月26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214页。
[8]《“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874、876、880页。
[9]《蒋介石日记》，1945年2月10日，4月27日，6月15日。
[10]《蒋介石日记》，1945年2月26日。
[11]《蒋介石日记》，1945年11月16日。
[12]参见《蒋主席致杜鲁门总统告苏联违反条约东北行营移至山海关已危及中国主权完整电》，1945年11月17日，《蒋主席致杜鲁门总统告苏联扶植中共阻挠接收遣俘工作并请拨船舰增运兵力往华北函》，1945年11月22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149、565页。
[13]12月5日，魏德迈向蒋介石提交备忘录，认为华北“情形颇为复杂，若不及早坚决挽救，必至益趋混乱”，因此他主张“以稳定华北之军事的与政治的控制，为第一要着”，只有“先稳固华北华南，乃能进而从事东北”。他建议“或亦可利用葫芦岛以一个军开入东北”（《魏德迈参谋长上蒋委员长陈述苏军延缓撤退国军进驻长春沈阳之意见备忘录》，1945年12月5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160页）。以此可知，魏氏对国民党军进入东北持谨慎态度。他认为，由于苏联和中共的行动，国民党无法控制东北，建议国民党首先确保华北，而将东北问题提交国际讨论，由美英苏三国托管，直到国民政府强大到足以完全控制该地区为止。（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132）
[14]《魏道明大使呈蒋委员长告与杜鲁门总统谈话要点电》，1945年11月27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156页。
[15]《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5年4月30日，见宋子文档，Box58。
[16]《蒋介石日记》，1945年11月19日、21日。
[17]《魏道明大使呈蒋委员长告与杜鲁门总统谈话要点电》，1945年11月27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156页。
[18]《熊式辉日记》，1946年2月11日。
[19]参见张潜华：《政学系在东北接收问题上的如意算盘》，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188~189页。
[20]参见《熊式辉致张嘉璈电》，1945年11月22日，见张嘉璈档，Box26。
[21]《张嘉璈致蒋经国电》，1945年11月18日、20日，见张嘉璈档，Box26；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俄侵据东北折冲纪要》，43页，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
[22]《蒋介石日记》，1945年11月18日、20日。
[23]参见《熊式辉致张嘉璈电》，1945年11月22日，见张嘉璈档，Box26。
[24]《“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877页。
[25]张嘉璈：《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15日、11日。
[26]参见《蒋委员长致蒋经国特派员指示解决东北问题途径函》，1945年11月14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146页。张嘉璈主张蒋经国访苏时将这几条面告斯大林，但未实现。熊式辉也曾向蒋提出东北政治“可以商量限度，1.只要不私拥武装，各级政府用人可不论党派；2.省县政府职权在开国民大会以前应依照中央法令规定，不能擅自改变；3.一切选举不许有暴力威胁；4.不私有武装之任何政党可以公开活动”。蒋“许可照办”，但未见下文。（参见《熊式辉日记》，1945年12月1日）
[27]参见张嘉璈：《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15日。
[28]《蒋经国致蒋介石函》，1945年11月6日，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876~877页；蒋经国：《五百零四小时》，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111页。
[29]《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1945年11月16日，见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1787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4。
[30]中共认为，“十一、十二两个月是我们争夺东北及热河的成败关键”，“如蒋军不能在本年内向热河及东北进攻，则将给我党布置东北及热河全盘工作之时间”（《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0月27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档抄件）。而国民党在这两个月内于东北无所作为，恰恰于无形中符合中共的意图。
[31]张嘉璈：《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23日。
[32]《蒋介石日记》，1945年11月18日；《中国政府接收东北诸省办法要点》，1945年11月19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覆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照会译文》，1945年11月24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154~155页。
[33]《蒋介石日记》，1945年11月23日、24日。
[34]张嘉璈：《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23日；《张嘉璈与马林诺夫斯基会谈纪要》，1946年1月3日，见张嘉璈档，Box26。
[35]《蒋介石日记》，1945年12月8日。
[36]经过苏军当局的同意，国民党曾在1945年12月空运部分保安部队到东北，但这些保安部队多系改编而成，对国民党东北接收的军事意义十分有限。1946年1月19日，张嘉璈致电熊式辉，认为“照目下情形，铁道毫无把握，保安队运毕后，仍望加速运送正式队伍，时机迫切，当盼注意办理”（《张嘉璈、董彦平致熊式辉电》，1946年1月19日，见张嘉璈档，Box26）。但国民党已决定依靠美国海运5个军到东北，对空运事不再继续。
[37]《蒋经国特派员呈蒋委员长报告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谈情形电》，1945年12月5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158页。
[38]参见《张嘉璈、蒋经国致熊式辉电》，1945年12月5日，见张嘉璈档，Box.26。
[39]《蒋介石日记》，1945年12月12日、15日。
[40]参见《董必武年谱》编纂组：《董必武年谱》，23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41]《蒋经国呈蒋介石电》，1945年12月7日，见《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戡乱时期（接收东北与对苏交涉）》上（二）第一册，261页。
[42]《张嘉璈主任委员呈蒋主席告促锦州共军通告移撤日期电》，1945年12月6日，《蒋委员长致张嘉璈主任委员蒋经国特派员指示对苏交涉要领电》，1945年12月7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567、167页；《熊式辉日记》，1945年12月7日。
[43]《蒋介石日记》，1945年12月3日、6日、27日。
[44]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刘存宽等译，8~14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45]《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1945年12月至1946年1月，见《中共党史资料》第61辑，193~219页；蒋经国：《访苏交涉记》，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112页。
[46]参见《傅秉常日记》，1945年12月30日、31日。傅秉常还在日记中记载了一段趣事：“蒋与斯系用俄语直接谈，余因不欲对于其直接畅谈有所妨碍，是以译员虽在，余亦不着其翻译。经国间有译与余听者，余亦请其不必，俟返馆后稍为告余便可。实则余之俄文程度虽不佳，但彼等讨论，因余已知题目，是以亦可知晓六七成。”（《傅秉常日记》，1945年12月31日）
[47]《傅秉常日记》，1945年12月30日、31日。
[48]《蒋介石日记》，1946年1月31日。1946年1月22日至25日，蒋介石还派其夫人宋美龄到东北“慰问”苏军，以示“亲善”，但只有礼仪作用，而无实际意义。
[49]《王世杰日记》，1945年10月11日。
[50]《中央关于东北的工作方针等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19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429页。实际上，中共在10月底即主动要求苏联延迟撤退时间至次年1月或2月，以便中共可以在东北继续发展。李宗仁认为，国民党“两度要求苏军延期撤退，贻苏联以拒不撤退的口实，而予中共以从事发展的时机”（《李宗仁回忆录》，899页，南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
[51]引自王永祥：《雅尔达密约与中苏日苏关系》，409页，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
[52]《赵公武呈蒋介石电》，1946年1月24日，见《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戡乱时期（接收东北与对苏交涉）》上（二）第一册，328页。
[53]《熊式辉日记》，1945年12月17日。
[54]《“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901页。
[55]《熊式辉日记》，1945年12月17日、20日。
[56]参见《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工作报告》，见熊式辉档。
[57]《张嘉璈致熊式辉》，1946年1月4日，见张嘉璈档，Box26。
[58]《熊式辉日记》，1946年2月13日。
[59]刘翰东：《本省接收一年来之回顾与前瞻》，见高永昌主编：《四战四平》，365页，长春，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88。
[60]张嘉璈：《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1月18日；《熊式辉日记》，1946年1月30日。
[61]《王叔铭日记》，1946年1月16日，藏台北“中研院”近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