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本书收录的六篇论文，是我近年研究、讨论“亲亲相隐”与二重证据法的成果，故根据内容命名为《“亲亲相隐”与二重证据法》。其中，《“亲亲相隐”与“隐而任之”》（下简称《“亲亲相隐”》）一文发表于《哲学研究》2012年第10期，是我对学界争论已久的“亲亲相隐”问题的首次回应。“亲亲相隐”之争起于十余年前，起初我并未予以关注，也不理解为何这样一个问题竟引起如此大的争论，搅动如此众多的学者，产生数量如此庞大的成果。说“亲亲相隐”之争已成为学术界一个持续的热点，恐怕并不为过。后在阅读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内礼》时，我注意到其中的内容可与《论语·子路》“亲亲相隐”章互读，作为后者的补充。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开设“出土文献研究”课程时，曾讲过自己的看法；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次文献学会议上，也做过即兴发言，受到与会学者的热烈响应。但即便是此时，我也只是写了简单的讲义，仍没有撰写论文的打算。真正促使我撰写此文的，是台湾大学中文系的周凤五先生。

前言“亲亲相隐”与二重证据法简帛《五行》篇中有一段讨论处理刑狱的文字：“有大罪而大诛之，简也；有小罪而赦之，匿也。有大罪而弗大诛也，不［行］也；有小罪而弗赦也，不察于道也。简之为言犹练也，大而罕者也；匿之为言也犹匿匿也，小而轸者也。”这段文字对于理解早期儒家的司法观念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从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马王堆帛书《五行》到上世纪90年代公布的郭店竹简《五行》，时间过去了二十年，但其中的“大而罕者”“小而轸者”两句，学者一直不得其解，虽有种种猜测，却始终差强人意。研读古文字都有这样的体会，正确的说法，不用多解释，很容易获得共识；而一个文字如果各种解读争来争去，那就说明离真相尚有不短的距离。《五行》篇的“罕”“轸”两字正可做如是看。2012年6月，海峡两岸暨香港出土文献研究计划工作坊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周凤五教授作为该计划的顾问亲自参会，并提交了《简帛〈五行〉一段文字的解读》一文，对困扰学者二十年之久的“罕”“轸”二字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周先生认为“罕”（竹简本作“晏”）实际应读为“显”，盖“显”与“罕”“晏”古音相通；而“轸”（竹简本作“访”）应读为“隐”，二字音近可通。原来“大而罕者”应读为“大而显者”，而“小而轸者”为“小而隐者”！《五行》篇认为，处理刑狱既要从实情出发，同时也允许有适当的隐匿，但必须有一定的原则，对大而明显的罪行，要从实情出发，“有大罪而大诛之”；对小而容易忽略的罪行，则可以适当隐匿，“有小罪而赦之，匿也”。周文一出，满座皆惊！当时在场的沈培、刘乐贤、廖名春、刘国忠等研究古文字、文献的学者，无不击节赞赏；研究哲学、思想史的刘笑敢、陈丽桂、郑吉雄、曹峰、我，以及武汉大学的丁四新、张杰等，也做了热烈的讨论。激动之余，我即兴做了一个发言，指出儒家对于亲人罪行的隐匿是有原则的，而不是无条件的。《五行》为子思的作品，那么显然在子思看来，只有对亲人小而不明显的罪行是可以隐匿的，而对于杀人这样的大罪则不在隐匿范围之内，这与孟子“窃负而逃”的折中态度显然有所不同，说明儒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在血缘亲情与司法公正的问题上实际是存在着不同看法的，故对于儒家伦理的态度就不应立场先行，不是简单地批判或辩护，而应关注其内部的差异和变化，以及其论说的具体语境。

回到北京后，我很快写出了《“亲亲相隐”》一文，并发表在《哲学研究》上。故该文的完成首先要感谢周先生，如果不是他的文字释读和启发，这篇文章不知还会拖延多久。周凤五先生为台湾地区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我们专业本不相同，甚至相差较远，然而却因竹简研究结缘，成为忘年交。每次我去台湾或周先生来大陆，我们都会把盏共坐，酌酒畅聊，除了学术的启发外，还使我了解到周先生一代台湾学人独特的心路历程。令人遗憾的是，周凤五先生去年不幸染病辞世，过早离开了我们，这在人文学者普遍长寿的今天，实在令人感到意外和心痛。聊以欣慰的是，《“亲亲相隐”》一文完成后，我第一时间寄给周先生，请其赐教，得到他的肯定和赞赏。现在本书正式出版，我想借此表达对周先生深切的追思和怀念。

《“亲亲相隐”》一文发表后，郭齐勇先生很快撰文回应，于是我又与顾家宁博士写了《超越立场，回归学理——再谈“亲亲相隐”及相关问题》（下简称《超越立场》）一文，发表于《学术月刊》2013年第8期，是对郭文回应的回应。较之前一文，本文的论述更为全面、系统、深入，学界的反应也更为积极。我与郭文最大的分歧是，郭先生认为《论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一句中的“直”是公正、正直，因而赋予“亲亲相隐”绝对的合理性；而我则认为“直”只是情感上的率真、率直，故“亲亲相隐”只有相对的合理性，而不能将其绝对化。为了反驳我的观点，郭文引用了《左传·昭公十四年》中的一段材料：晋国的叔向“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袒护犯罪的弟弟叔鱼，孔子称其“曰义也夫，可谓直矣”，以此说明“直在其中矣”的“直”确为公正、正直之意。《左传》的这段材料我曾注意过，但没有用到前一文中，郭文发表后引起我的注意，发现这段材料其实恰恰可以证明我的观点，而不是郭先生自己的。因为孔子既然称“不隐其亲”为公正、正直，自然不会再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也视为公正、正直了，否则岂不前后抵牾、自相矛盾？因此“直在其中矣”的“直”只能是率真、率直，而不可能是公正、正直。郭文引用的这段材料，为我的观点提供了一条重要佐证，使其基本可成定论，这看似意外，却又在必然之中。“亲亲相隐”之争，起自刘清平先生等学者批评儒家伦理“把血亲伦理作为至高无上的唯一本源”，凌驾于社会道义之上，某种程度上成为滋生当今某些腐败现象的温床，其立论的根据便是将“直在其中矣”的“直”解读为诚实正直。刘清平先生的这种看法当然是对孔子思想、儒家伦理的误读，本应在学理上予以反驳，指出孔子论“直”的具体语境与真实内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郭齐勇先生由于立场先行，又缺乏深入的学术研究，竟然接受、认可了刘清平先生的看法，在没有完整理解孔子思想的前提下去为儒家伦理辩护。也就是说，在认为儒家维护血缘亲情，将血缘亲情置于社会道义之上这一点上，郭先生与刘先生的看法实际是一致的。所不同者，刘先生认为这很坏，是儒家思想的糟粕；而郭先生则认为很好，是儒家伦理的独特贡献。这样双方便自说自话，陷入立场之争，谁也无法说服另一方。“亲亲相隐”的争论之所以长期悬而不决，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郭先生虽然写了不少文章，做了大量工作，但并没有真正切中问题的要害，反而产生误导。一些学者之所以在“亲亲相隐”的争论中站在郭先生一面，主要是反感、不满刘清平等人对儒家伦理简单、粗暴的态度，而一旦回到问题本身，又不能不对郭先生的说法产生疑惑：孔子、儒家真的认为隐瞒亲人的罪行是公正、正直的吗？除了维护血缘亲情，孔子、儒家难道就没有对社会正义的思考？这种质疑实际是普遍存在的，也是“亲亲相隐”不断掀起争议的原因所在。这说明对于“亲亲相隐”这样复杂的问题，仅仅有立场和热情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深入的学术研究和积累，否则不仅不能够为儒家伦理辩护，还会误解、歪曲了孔子的思想。毕竟，学术问题还要用学术来解决。另外，关于“亲亲相隐”的讨论，郭齐勇先生引以为傲的是，经学者的努力，《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增加不可强制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的规定。但只要稍微了解法律就可以知道，《刑法》、《刑事诉讼法》中都有知情人有作证义务的规定，而且其行为一旦上升为窝藏、包庇，就会被判处相应的刑罚，这些规定并未将亲属排除在外。因此即使今日之法律也并未赋予亲亲相隐绝对的合理性，而只是适当地保护。对于这些问题，我也在请教法学专家的基础上在《超越立场》一文中做了论述，澄清了对于这一问题某些模糊、混乱的认识。这同样说明对于亲属回避这样的专业问题，也应从学术出发，而不能想当然地从立场出发，用自己的观点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