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转型期的中国与互联网上的焦虑情绪

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产生不稳定”[1]。传统中国是以小农经济和宗法制为基础的封建农业国，这种高度稳定的社会结构自战国肇始，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国期间社会结构虽产生激烈变化，但以农业手工劳动为主的落后生产方式到新中国成立后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才下降，人口大规模地向工业区和城镇迁移。工业化、经济体制转型、全球化等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和价值观的多元化，瓦解了数千年来不变的规则和秩序。整个社会的人员、资源开始在横向的区域、纵向的阶层间加速流动，“随意、混乱、不确定”代替了“寻常、普遍、合理”。“农业社会稳定的社会结构提供给人们的安全感和生活的延续性已不复存在，变化和不确定是这一时代人们生活的主题。”[2]与此同时，这种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夹杂着国家计划与市场经济、国家统辖与社会自治、组织利益与个体利益等方面的剧烈冲突。哈贝马斯认为：“危机来临，是指寻常、普遍、合理的状态瓦解了，随意、混乱、不确定性和漂浮压倒了以往的规则和秩序。在这一情况下，事物一反常态，顺理成章的行动不再带来习以为常的结果，事件变糟了、始料不及、茫然失措，这几乎是所有人一生的普遍感受，也是每一个时代、族群及其文明于发展中必然的伴随产物。”[3]而当下中国，正当其时。

注释

[1]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34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2] 陈立辉：《互联网与社会组织模式重塑：一场正在进行的深刻社会变迁》，载《社会学研究》，1998（6）。

[3] 李彪：《舆情：山雨欲来——网络热点事件传播的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41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