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的发展演变

回顾历史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历史的起点问题。公共服务的空间经济分析始于何时，是一个很难给出精确时间界限的问题。应该说，包括空间因素的财政理论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但运用空间分析方法研究公共服务等财政问题的时间却并不长。因为公共服务的空间经济分析需要综合运用财政理论与经济地理科学知识才能完成，或者说，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是一个介于公共财政科学与经济地理科学之间的研究领域，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从20世纪中后期才开始的。从本质上讲，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就是运用经济地理科学的方法研究公共财政问题。由于区位和区位选择是经济地理科学的核心概念和分析空间相互作用机制的关键，因而早期的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具体表现为运用区位和区位选择概念来解释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作用。按照这一标准，我们就可以把运用区位和区位选择分析公共服务问题作为回顾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发展演变历史的起点。

综观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以Krugman （1991）发表的著名论文作为标志，将公共服务的空间经济分析划分为两个阶段：以研究和讨论家庭区位选择与公共服务决定因素为主要目的的传统的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以研究和讨论公共服务对要素空间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主要目的的新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

0．2．1　传统的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

传统的关于公共服务的空间经济分析分散于相关领域，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概括起来，主要集中于地方公共经济学和区域（城市）经济学两个领域。比较而言，对公共服务更深入的空间经济分析主要是在区域（城市）经济学中。区域（城市）经济学中关于公共服务的空间经济分析又可分为将公共服务作为城市公共政策问题进行的分析与将其作为公共设施（PFL）区位选择问题进行的分析两个方面。下面从三个层面对传统的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研究文献进行评述。

0．2．1．1　传统公共服务空间分析的基本问题及其分析方法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传统公共服务空间分析的基本问题是解释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其中主要是公共服务对家庭区位选择的影响。关于地方公共服务如何影响资源配置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研究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对由市场决定的均衡价格和区位选择等变量所产生的影响。⁽⁷⁾这类分析虽然复杂，并在研究细节上赋予了模型许多不寻常的特征，但是在本质上是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或政府政策变化视为外生变量，研究的目标是解释外生变量如何影响内生变量，即政府公共服务的参数变化如何影响市场均衡和整个经济系统。另一类研究则注重建立能够解释地方公共服务作用的模型，即视公共服务为内生变量来构建解释经济和政治行为的模型，而不是仅把公共服务作为外生变量。⁽⁸⁾较之于前者，这类研究并非简单地分析市场对外生地方政府政策的反应，因而显得更为复杂和具有挑战性。⁽⁹⁾从已有的大量有关地方政府行为的模型来看，这类研究在一些假设上大相径庭，如谁是有关政策的决策制定者（投票人、地主、官员），他们的目标（达到预期水平的公共服务、提高财产价值、扩大地方预算规模）和他们面临的约束（是否具有流动性、是否完全竞争、是否信息充分）有哪些等。⁽¹⁰⁾这种差异体现为后者主要是反映或揭示制定决策的制度结构，即地方政治过程，这至少在表面上是完全不同于经济理论中的一般市场环境的。

0．2．1．2　公共服务与家庭区位选择的相互关系

这类研究大都出现在城市公共政策研究文献中，且往往是围绕着这样两个基本问题展开的：一是面对区域间公共服务水平存在的差异，人们是怎样选择其居住社区的，或者说，公共服务对家庭的区位选择有何影响？二是地方公共服务的水平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讨论城市住房市场与地方公共服务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这类研究往往是在城市经济与地方公共财政相互交叉的领域里进行的。从已有文献来看，这类研究可以划分为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两类。

（1）关于公共服务与家庭区位选择的理论研究。理论研究集中在三个核心问题上：一是当公共服务与税收在不同社区之间存在差异时，住房市场如何把家庭配置到社区中？二是社区怎样选择其公共服务水平及税率？三是在什么条件下前面两个问题的答案是相容的，或者说，均衡何时存在？

第一，在家庭区位选择这一核心问题上，尽管有许多关于家庭区位选择的模型，但这些模型大都是类同的，或者说，家庭区位选择在模型化方法上是基本一致的，且这种一致性是在Tiebout （1956）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其模型是建立在Ellickson的开创性分析框架之上的。⁽¹¹⁾这类模型包括投标与分类两部分。所谓投标是指在分析家庭选择（竞争）自己满意的辖区时，把家庭区位选择问题视为一种投标问题，即一个家庭为在一个特定的公共服务与税收负担组合的辖区得到单位住房应支付的价格。这一方面的代表性工作在Epple等⁽¹²⁾和Yinger⁽¹³⁾等发表的论文中有完整的说明。⁽¹⁴⁾分类的目的是克服上述Epple等关于投标问题的模型只能描述一个家庭的住房投标问题的缺陷，解决如何将不同类型的家庭配置到不同辖区内的问题。分类的关键是要知道家庭投标函数对辖区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斜率，因为对不同类型的家庭其斜率是不同的。从文献来看，分类的方法有三种。一种是Ellickson （1971）和Epple （1983，1984）等的分类方法。第二种被称为Hamilton方法。⁽¹⁵⁾这一种方法可以推出存在住房与财产税的类Tiebout结论。第三种方法被称为Hederson方法。⁽¹⁶⁾这种方法是一种可以替代Hamilton方法的方法。

第二，与第一个核心问题不同，在公共服务决定因素这一核心问题上，不仅现有文献中很少出现相同的模型，而且在公共服务决定因素分析上也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概括起来讲，关于公共服务决定因素，或者说，家庭住房区位选择（投标与分类）对公共服务水平及财产税有何影响，现有研究大都讨论的是公共服务的政治决策过程或公共选择问题。公共选择问题十分复杂，在模型构建上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对较多，归纳起来讲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公共服务选择机制上， Wildasin⁽¹⁷⁾和Inman⁽¹⁸⁾等根据中位数投票者定理，讨论了如何将公共服务决策模型化为标准的中位投票者效用最大化问题及其替代方法（中位投票者被定义为具有中位收入与税收份额的投票者）。二是投票者的自身情况。按照是否拥有住房可将投票者划分为所有者与租用者两类。Stiglitz等的研究发现，如果已居住在辖区的租用者与想要进入的租用者相同，那么，来自增加公共服务的任何收益都会被租金增加所抵消，原有租用者就不会介意公共服务水平。⁽¹⁹⁾相反，如果原有租用者与要进入的租用者不同，那么Epple和Romer通过考察，发现租用者会介意公共服务水平。⁽²⁰⁾三是公共服务的生产方式与技术。在这一点上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假定。最早考察公共服务生产方式与技术的作用的是Bradford、 Malt和Oates等，他们通过构建一个两阶段生产函数考察了公共服务生产方式与技术的作用。⁽²¹⁾Duncombe 和Yinger通过设计包含生产方式与技术的公共服务生产成本函数考察了公共服务生产方式与技术的作用。⁽²²⁾四是投票者对其决策对辖区内住房价格与自己及其家庭的住房消费的影响的理解程度，也是设计公共服务决定因素模型中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正是上述四个方面的原因导致关于公共服务决定因素分析的模型（投票模型）的假定前提差异很大，模型设计及其研究思路明显不同。这类模型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以Epple （1984）为代表的投票模型。这类模型因假定投票者不清楚其决策能够对其辖区内住房价格与自己及其家庭的住房消费产生的影响而被称为“目光短浅”的投票者模型；与之相反，以Yinger等为代表的另一类模型则假定投票者意识到了其决策对住房价格等的影响，并通过将住房价格变化资本化考察了投票者清楚其决策能够产生资本收益的情况下的投票问题。⁽²³⁾

第三，关于分类模型与投票模型是否兼容，或者说，家庭区位选择与地方公共服务之间是否存在均衡，这一工作最早是由Epple等在Ellickson和Westoff等的研究基础上完成的。⁽²⁴⁾他们将住房与公共服务及财产税作为内生变量，在一个既有投票又有区位选择的一致性模型中考察了家庭区位选择与地方公共服务之间的一般均衡状态。Nechyba等采用不同于Epple的方法提供了一个关于均衡存在的一般性证明，并成功地避免了Epple等的方法中的许多有关偏好及公共服务技术方面的限制性假定。⁽²⁵⁾

（2）关于公共服务与家庭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对公共服务与家庭区位选择的实证检验也可归纳为公共服务对住房市场的影响和住房市场对公共服务的影响两个方面。关于公共服务对住房市场的影响，自Oatse开始，许多对公共服务作用的实证分析都是用人均公共支出作为衡量公共服务的替代变量来检验公共服务对住房市场的影响的⁽²⁶⁾，另一类实证分析则基于用人均公共支出来度量公共服务水平并不准确的观点⁽²⁷⁾，采用了诸如学生成绩等产出类或其他的实际成本类公共支出作为度量指标。⁽²⁸⁾尽管如此，所有的实证研究都得到了较高的公共服务水平导致较高的住房价值（公共服务对住房价值的影响为正，且在统计上是很显著的）的结论。为公共服务影响住房价值（或公共服务资本化）提供最有力的证据的是Bogart等⁽²⁹⁾，他们比较了同属于一个辖区但属于不同学区的房屋的价值，发现住到较好学区的支付意愿明显要高一些。不过Reschovsky所做的关于大都市之间家庭流动性的详细研究发现，公共服务水平影响高收入家庭的迁移决策，但不影响低收入家庭的迁移决策。⁽³⁰⁾

关于住房市场影响公共服务的实证分析，已有研究大多是通过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来检验住房市场对公共服务的影响的。其理论逻辑是：需求收入弹性越大，高收入与低收入辖区之间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差异就越大。需求价格弹性则因社区的不同特征而有所区别。如果社区是同质的且没有非居民财产，那么高收入家庭有较多的住房消费并不影响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因为每个地方的税收负担是相同的；如果社区是非同质的，那么收入差异对税收负担以及投票结果的影响就取决于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此外，公共服务边际成本随社区的变化而变化，公共服务的这种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也依赖于需求价格弹性。这方面的文献根据其方法上的差异可以划分为两类，即根据辖区水平的数据和中位投票者进行的分析和根据个人和家庭水平的数据进行的分析。对于前者，最有代表性的工作是由Inmam完成的。⁽³¹⁾他在综述了中位投票者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根据社区数据通过检测公共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对住房市场影响公共服务的水平进行了实证检验。运用公共支出检测需求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时可能因受家庭（居民）对公共服务的偏好影响而出现估计误（偏）差，对此，Goldstein和Pualy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认为，由于分类的存在，家庭对公共服务偏好的差异不但可能导致对需求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估计的偏差，而且可能影响中位者投票模型中对其他系数的估测。⁽³²⁾据此，他们同时也给出了偏差的纠正方法。对于后者，代表性的工作是由Rubinfeld等完成的。⁽³³⁾他们运用个人和家庭的微观数据对教育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进行了检测。目前，这些检测方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公共服务的各个领域。

另一种实证分析方法则是从公共服务的生产方式与技术层面进行的。公共服务的生产及其成本是社区人口的函数，也是社区居民的社会和经济特征的函数，而这些特征是分类的结果。这种分析方法又分为侧重于生产（产出）和侧重于成本两类。侧重于产出的分析集中于分析单一产出的公共服务，侧重于成本的分析则涵盖为各种类型公共服务提供支付的所有产出。从已有文献来看，这种方法被应用于教育⁽³⁴⁾、警察⁽³⁵⁾和消防（Duncombe，1993）等领域的实证研究。此外，Duncombe等人还分析了社区特征对公共服务成本的影响（如社区老化、贫困和工商业资本的存在提高了消防成本等）。⁽³⁶⁾

0．2．1．3　公共服务区位选择（决策）的空间经济分析

公共服务区位选择分析是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前提的⁽³⁷⁾，即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大都介于纯公共物品与纯私人物品之间。⁽³⁸⁾因此，消费者就必须到公共服务的供应地，或者说，公共服务有效服务范围内，才能享受（消费）公共服务，且消费者距离公共服务供应地的远近对消费者的消费会产生重要影响。反之，如果公共服务属于纯公共物品，那么距离公共服务供应地的远近对于消费者而言是没有差异的，也就不存在公共服务的区位选择问题。早期的公共服务区位选择研究在分析方法上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经济学方法，主要是福利理论与公共物品分析；另一类是韦伯类型的公共服务设施区位决策。

经济学方法主要是福利理论与公共物品分析，重点是关注资源配置机制的存在，以及这种机制将产生并保证有一个Pareto最优解，难点是对公共物品需求的准确估计。对这一问题最早作出贡献的是Tiebout⁽³⁹⁾，他假定了一组社区，这些社区用公共服务政策来吸引居民，这些公共服务按照亨利·乔治定理⁽⁴⁰⁾使用土地租金支付公共项目所需资金。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后续研究主要有：一是针对Tiebout模型理论上的一致性与完备性，Stahl和Varaiya进行了动态条件下的检验。⁽⁴¹⁾Tiebout （1956）认为，通过移民到提供最佳商品集合的社区，消费者可以正确地显示他们对这些商品的偏好。Stahl和Varaiya （1983）认为，这样一种假定是一个动态过程，对其的检验也必须在动态背景下进行。这意味着Tiebout模型不仅要有Pareto最优解，而且还必须是一种稳态（动态均衡）。二是Stiglitz按照Tiebout的思路发展出了一个通过竞争方式吸引居住者的、被称为“完全竞争类比”的理论模型。⁽⁴²⁾研究发现，如果各社区类似孤岛且相互间没有贸易，只有人口流动，公共服务所需资金以纯租金方式支付，每种类型的劳动力是按其生产率和偏好特征划分的，则利用竞争方式吸引居住者的社区会出现以下现象：均衡时公共服务的水平是唯一确定的，且这种非合作均衡是Pareto最优；如果没有对移民的积极竞争，且每个社区采用多数人投票，那么这种均衡通常不是Pareto最优的。三是在Tiebout模型和“完全竞争类比”模型中，亨利·乔治定理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此，Schweizer对该定理进行了应用研究。⁽⁴³⁾Schweizer通过一个案例分析发现，每个社区的公共管理机构都资助公共投资项目，这些项目的产出由私人物品组成，且投资本身并不直接影响社区居民的偏好，因此，偏好结构的凸性特征保持不变。这意味着如果社区以积极的行动吸引居民，每个消费者都在其预算约束内最大化其效用，且整个经济体足够大，那么在亨利·乔治定理条件下，至少存在一种一般均衡。

韦伯类型的公共服务设施区位决策关注的是如何配置设施来为给定区位（居住地）的用户提供服务。这类研究在方法上大量运用运筹学方法来解决区位配置问题，这类研究同样与成本－收益分析紧密联系在一起。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如何降低交通成本。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研究空间相互作用的模型，这类模型可以实现对使用者行为的经验观测。同期，对公共设施区位配置的系统设计问题的研究也开始流行起来。在这一问题上最有代表性的工作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由藤田完成的一个公共服务设施区位决策分析框架⁽⁴⁴⁾他在对前人的工作进行综合的基础上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提出了公共服务区位选择的理论模型，即假定各区域间不存在成本与收益溢出，政府提供单一公共服务，且家庭为同质的，在满足一系列约束条件的情况下⁽⁴⁵⁾得到了所谓的“藤田结论”，即对于区域内公共服务设施的每一个给定区位，仅存在唯一的竞争均衡。这种模型具有较为广泛的适用性，还可以用于解释国家－区域层面，即国家与不同区域权力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为了克服单一公共服务假设的缺陷，Erlenkotter⁽⁴⁶⁾早于藤田发展出了一个多公共服务设施区位决策模型。该模型不仅给出了一个多公共服务设施区位决策的均衡解，而且解释了区域间人口流动的条件。二是在公共服务设施区位决策问题上，Leonardi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公共服务设施进行了分类，即出行设施（消费者获得服务需移动，如图书馆、剧院和公园等）、保险设施（消费者因设施的存在而受益，如消防、警察等）、传送设施（消费者在居住地享受到的利益，如污染物处理、电视、广播等）。⁽⁴⁷⁾这一分类引发了对消费者受益依赖于距离远近的前两类公共服务设施的研究（同时被研究的还包括对公共服务设施消费者的征税和服务提供者的收费或定价问题）。在Leonardi工作的基础上，Nijkamp和Rietveld⁽⁴⁸⁾在一个多重标准决策框架下考察了动态环境下具有距离衰减效应的保险设施和出行设施的区位模式与其他经济活动区位的相互作用。三是在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析中，距离衰减效应不容忽视。因为按照公共物品的定义，出行设施和保险设施大都并不是纯公共物品，消费者获得这些公共物品的可能性受其与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点之间距离的影响。对于距离在公共服务区位选择中的作用，Domencich和McFadden在概率分布已知的情况下通过增加一个出行成本的随机条件，考察了不索取服务价格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区位选择与地理距离的相互关系，并给出了另一种类型的关于人口流动的模型。⁽⁴⁹⁾四是Roy等⁽⁵⁰⁾在区分公共服务的区位选择与服务设施的运行管理的基础上开创性地考察了包含上下两级的多级决策系统条件下的非合作均衡及其消费者剩余基础上的福利函数最优化问题。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公共服务的动态空间分析问题上，Andersson等改变了传统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只关注家庭区位选择与公共服务及其相互作用的做法⁽⁵¹⁾，即针对在公共服务区位选择问题上过于关注公共服务的消费者满意度和家庭福利水平而忽视区域内生产系统（产业）的利益的问题，Andersson等的研究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他们通过对大学及其他研究机构等这类公共服务设施的研究，发现了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这类公共服务设施与距离之间的关系，即任何距离的缩短（可达性的提高）都加快了所在区域的经济增长，交通距离的缩短引起了总产出中区域间产出份额的变化。

0．2．2　新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

以Krugman （1991）发表的著名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 ———为代表，新经济地理学的复兴推动了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的发展。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中，特别是在欧洲统一市场形成后，在欧洲统一市场与美国经济的区域比较研究中，人们不断深化对统一市场与区域协调发展功能的研究，使空间经济分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前沿。在这一过程中，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重新定位及其财政税收政策工具经济效应的研究也伴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的发展而不断深化。概括起来讲，新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在要素空间流动与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公共服务空间溢出以及区域间公共服务竞争三个方面。

0．2．2．1　关于公共服务在要素空间流动与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体现在公共服务对要素空间流动影响机制的分析、基础设施在区域间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分析和基于溢出效应模型和要素流动模型对公共支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分析三个方面。

首先，以Anderson和Forslid等⁽⁵²⁾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运用FE模型讨论了公共服务（物品）及其生产效率影响要素空间流动的作用机制。他们得到的研究结论主要是：第一，如果利用税收收入来生产公共服务，则存在一种集聚力，且这种集聚力的大小与交易成本无关，它主要取决于对公共服务的偏好。第二，对Tiebout假设进行了修正，即虽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差异对要素空间流动存在影响，但只有在贸易自由度（或交易成本）足够低时，Tiebout假设才成立。当贸易自由度（或交易成本）足够高时，对于已经存在集聚效应的区域来说，尽管其公共服务生产效率低于边缘区域，但并不会失去其吸引流动要素的优势。这就是说，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主要取决于交易成本和初始产业分布。

其次，以Baidwin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通过引入交易成本变量对LS模型进行了扩展，构建出了一种分析政府公共政策空间作用的工具，对基础设施在收入分配和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讨论。⁽⁵³⁾他们的研究发现，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影响区域间要素流动和区域经济增长，且不同类型和不同受益范围的基础设施投资在作用上存在差异。一是本地基础设施有利于降低产业空间集中度和整体的经济增长率，扩大区域间以及不同要素的名义收入差异；二是与之相反，改善区域之间的基础设施会提高产业空间集中度和整体的经济增长率，缩小区域间和不同要素之间的名义收入差异；三是改善技术溢出条件和环境的基础设施投入，既有利于降低产业空间集中度，缩小区域间以及不同要素间的名义收入差异，也有利于提高整体的经济增长率；四是当存在集聚效应时，基础设施的作用是非线性的，或者说，落后地区通过改善其基础设施来吸引流动要素存在一个门槛或临界值，即落后地区改善区域内基础设施在没有达到门槛或临界值时，不会出现区域间发展的趋同现象，落后地区改善区域之间基础设施在达到门槛或临界值后，会出现区域间的分异现象。

最后，Lucas⁽⁵⁴⁾，以及M ankiw、Romer和Weil⁽⁵⁵⁾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财产保护环境等可以影响资本或劳动在区域间的流动；自Besley、Case运用标尺竞争理论研究政府部门以来，一些学者运用标尺竞争理论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公共支出、财产税、福利支出等进行了考察，发现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标尺竞争效应⁽⁵⁶⁾；Bucovertsky对公共投资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发展会产生集聚效应⁽⁵⁷⁾；刘寒波基于要素空间自由流动，研究了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局域要素收益水平与要素集聚之间的相互关系。⁽⁵⁸⁾许和连、赵德昭在考察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门槛效应时，发现不同区域，特别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门槛效应与我国持续的“惠农”政策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⁵⁹⁾

0．2．2．2　关于公共服务空间溢出的研究

公共服务的空间溢出受地理距离的影响。地理距离差异一方面抑制了财政外溢效应的空间扩散；另一方面强化了其空间集聚。按照是否考虑地理距离变量，可以将现有关于公共服务空间溢出的研究划分为无地理距离变量和有地理距离变量的公共服务空间溢出研究两类。

（1）无地理距离变量的公共服务空间溢出研究。在这方面，现有理论研究大都是在所谓的D—S框架下进行的，侧重于揭示空间集聚机制或集聚力来源。尽管这些研究并没有将地理距离纳入分析框架之中，但从理论上证明了空间外溢效应的存在及其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内生互动关系和作用机理，从而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研究角度来看，这类研究包括基于要素集聚角度的研究与基于区域经济发展成本角度的研究两种。

基于要素集聚角度的研究具体有三：一是集聚来自本地市场效应和要素空间流动二者相互作用结果的要素流动模型。这类模型主要有Krugman的FL （Footloose Labor）模型⁽⁶⁰⁾、Baldwin等（2003）的FC （Footloose Capital）模型、 Martin⁽⁶¹⁾和Ottavinano⁽⁶²⁾的FE（Footloose Entrepreneur）模型等。二是集聚来自本地市场效应与企业间投入—产出关联、互动结果的垂直关联模型。这类模型主要有Krugman和Venables的CPVL （Core-Periphery，Vertical Linkages）模型⁽⁶³⁾，Ottaviano的FEVL （Footloose Entrepreneur，Vertical Linkages）模型⁽⁶⁴⁾。三是集聚来自要素累积和要素耗散（Decumulation）而不是流动的资本创造模型。这类模型最为基础的是Baldwin的CC （Constructed Capital）模型⁽⁶⁵⁾。除FC模型外，这些模型在空间外溢效应与集聚之间内生互动关系的理论描述上都能较好地刻画本地市场放大效应、循环因果累积关系、内生非对称性、骤变式集聚等集聚机制的作用。因此，尽管这些模型中的不变需求弹性、需求弹性等于替代弹性和制造品的对称性等假定与现实经济生活并不相符，但还是常被用于检验税收竞争效应与财政支出效应，如FE模型、CC模型、FC模型常用于讨论税收竞争，FC模型常用于讨论公共政策等。⁽⁶⁶⁾

侧重于区域经济发展成本角度的研究主要讨论公共服务设施或公共投资政策对要素空间集聚与扩散的影响。这类研究的特点是侧重于区分政府财政行为在空间集聚力与离心（扩散）力形成中的不同影响。一是基于集聚、分散力（dispersion force）都与成本而不是就业和支出份额急剧下降的农业部门有关的研究。Ottaviano等（2003）通过引入所谓的城市成本变量构建了一个存在城市成本的FE模型。该模型通过引入城市成本这一新的分散力，着重研究了运输成本对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即在满足一定参数关系的情况下，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将先后经历分散、集聚到再分散三个阶段。二是以Berliant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试图将技术创新与知识外溢纳入空间外溢效应分析框架，研究其与集聚的内生互动关系。Berliant等通过构建一个企业和家庭呈线性分布的一般均衡模型，在竞争性均衡框架下，成功地将商品和要素的配置、企业和家庭的区位选择、要素价格和土地租金作为内生变量进行了考察，发现城市的均衡取决于通勤成本、知识外溢水平、初始时企业的分散程度和就业人口等。⁽⁶⁷⁾Alonso-Villar发展出了一个在垄断竞争框架下解释都市区形成的一般均衡模型，发现规模报酬递增、城市间运输成本以及人力资本外部性形成了集聚的向心力，城市内部的拥挤成本则形成了离心力。⁽⁶⁸⁾

近些年，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溢出问题。骆永民在经典财政分权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拓展模型。分析发现，除邻省间存在明显的政策模仿和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外，财政分权作为影响地方政府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因素，也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⁶⁹⁾曾淑婉通过构建财政支出、空间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析框架⁽⁷⁰⁾，发现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的提高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分项财政支出中，教育、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就业支出与技术进步均具有正相关性，而农业支出对技术进步的作用并不显著；一个地区的财政支出，尤其是教育和公共服务支出对相邻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会产生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史学贵和施洁运用层次分析和交叉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分别测算了我国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共90个地级市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工业效率值；在空间技术溢出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三大区域基础设施综合水平及其外溢效应对工业效率的影响，发现区域基础设施对工业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且不同基础设施的效应在三大区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⁷¹⁾。张光南等基于可变成本函数与外部性因素分析框架，采用中国各省工业企业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计量和SUR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基础设施存在空间溢出，不但基础设施空间溢出对制造业产生的成本效应大于本地基础设施的成本效应，东部成本弹性高于中西部，而且基础设施地区分布不平衡导致其网络效应降低，存在产业竞争的地区的基础设施空间溢出和市场稠密溢出导致本地制造业边际成本提高和要素投入减少。⁽⁷²⁾

此外，Lanaspa等试图将公共部门纳入空间分析框架，实现公共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的融合。⁽⁷³⁾他们通过一种简便的方式将政府部门引入Krugman的核心—边缘模型，并从公共收入（税收）与公共支出两个方面考察了财政行为对空间结构的影响。他们发现，税收和公共支出对最终空间结构都会产生影响；在税负相同的情况下，公共部门的效率也会对空间结构的均衡产生影响。刘寒波等（2010）通过构建一个只包括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空间经济模型，依据要素是否在空间流动取决于区域间要素收益水平的差异，考察了区域间增加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对要素流动产生的积极影响及其递减的变化趋势，讨论了政府规模、商品替代弹性和交易成本等变量在公共服务影响要素空间分布中的不同作用，进而分析了要素流动、财政竞争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

（2）有地理距离变量的公共服务空间溢出研究。关于地理距离对公共服务空间溢出的影响的研究主要是实证（经验）研究，具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地理距离的空间外溢检验；另一类是对这种影响的估计与测度。

基于地理距离的空间外溢检验基本上是对公共支出的实证研究，且始于Case等把空间计量模型引入对地方政府竞争的研究。⁽⁷⁴⁾Baicker⁽⁷⁵⁾通过应用工具变量及Conley⁽⁷⁶⁾处理空间自相关的方法，成功地将地方性因素的影响与外溢性影响相分离，运用1983～1992年美国各州的公共支出数据，证实了州际溢出效应的存在，并且根据“邻居”的不同定义，发现溢出效应的大小存在差异。Albert也发现一个地区财政支出的增加会使相邻地区受益。⁽⁷⁷⁾H oltz-Eakin、Schwartz通过建立空间权重矩阵，在传统生产函数中加入区域公共基础设施变量，构建了一个考察公共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的计量模型⁽⁷⁸⁾，Boarnet在他们模型的基础上，利用美国加州的数据分析发现公路设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⁷⁹⁾张学良在区分经济增长与空间溢出效应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计量经济模型，对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其他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对本地经济增长存在正的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也对其他地区产生了要素扩散效应。⁽⁸⁰⁾张浩然等则分析了地理距离对城市间溢出效应的影响。⁽⁸¹⁾

在地理距离的空间外溢测度方面，Fesere、Isseman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美国都市化地区扩散回流作用的不同距离进行了估计⁽⁸²⁾，发现在45～60英里距离内作用最为显著；相邻的同等级城市之间的相互竞争中，回流效应大于扩散效应。Partridge等基于美国1990～2006年的城市数据发现高等级城市抑制了临近中等城市的发展（自上而下的扩散回流效应），但却促进了周边小城镇的人口增长。⁽⁸³⁾张晏等分析了我国省级政府公共支出溢出效应的差异，检验了我国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的相关性以及这种相关性的跨时差异与地区差异（识别方式），既证实了这种外溢性的存在，也识别出了这种外溢性来源于我国地方政府间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Yardstick Competition），并发现地理相邻与G DP相近的省份之间有较强的溢出效应。⁽⁸⁴⁾类似的研究还有柯善咨综合增长极理论和中心地学说构建了扩散回流和市场区效应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各市县进行大样本研究后发现，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在100公里范围内表现得最为显著，300公里以外明显减弱⁽⁸⁵⁾；周密认为非均质后发大国的异质性决定了技术空间扩散系统对技术空间扩散具有重要影响，发现技术空间扩散受空间距离、技术差距、产业联系和政府四大因素的影响，且空间距离所产生的空间依赖性和产业联系与技术扩散正相关，技术差距与技术扩散负相关。⁽⁸⁶⁾

0．2．2．3　关于区域间公共服务竞争的研究

近些年来，运用空间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区域间公共服务竞争，侧重于对公共服务竞争效应的检测，且大都是以政府间公共服务竞争存在策略互动为前提的。其中，国外学者更为注重政府间公共服务竞争中策略互动是否存在及对策略互动类型的识别；国内学者更关注公共服务竞争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成因。

刻画政府间公共服务竞争的理论有三：一是财政溢出效应理论；二是财政竞争理论；三是标尺竞争理论。在这些理论的推动下，对政府间公共服务竞争进行检测的实证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目前主要的做法是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估算地方财政支出的反应函数，以检验区域间财政是否存在显著影响，进而识别政府间是否存在公共服务竞争上的策略互动效应。⁽⁸⁷⁾Revelli通过在地方财政支出的反应函数中引入制度变迁时间变量，发现标尺竞争机制在解释英国地方政府间公共服务竞争及其策略互动中具有重要作用。⁽⁸⁸⁾Baicker （2005）则指出，运用空间矩阵有助于识别影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竞争及其策略互动诸因素中哪些因素起主要作用。

政府间公共服务竞争主要体现在对公共支出竞争效应的研究上。继Case等（1993）等发现美国各州之间在人均公共支出上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以来，Baicker （2005）对地方支出与结构的检验， Kelejian、Robinson对治安支出的检验⁽⁸⁹⁾，Figlio等对福利支出的检验⁽⁹⁰⁾，Schwarz对经合组织国家的研究⁽⁹¹⁾，Soleolle对西班牙的研究⁽⁹²⁾，Freret对法国的研究⁽⁹³⁾，Borck等（2007）对德国的研究，都发现存在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竞争效应及策略互动关系。

近些年，我国学者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公共服务竞争进行了许多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一是在公共服务竞争的成因上，周业安认为，受垂直化行政管理体制和要素流动性的限制，在公共服务竞争中，保护性策略和掠夺性策略都可能被选择，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⁹⁴⁾周黎安则指出，晋升锦标赛是政府官员的主要激励模式⁽⁹⁵⁾，这加剧了地方政府间的公共服务竞争，且会随着要素（尤其是资本和人力资本）流动性的日益提高而加剧。二是在公共服务竞争策略选择上，郭庆旺、贾俊雪指出，在财政利益和政治晋升的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会产生采取违规优惠政策引资的强烈动机，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在财政总支出、各类支出项目方面存在显著的策略互动行为，且1994年分税制改革显著改变了地方政府间的策略互动行为模式，地区间过度竞争态势得到了遏制。⁽⁹⁶⁾李涛和周业安发现，省级人均财政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支出表现出了显著的策略替代特征，基本建设、教育、科学、医疗卫生、预算外等支出表现出了显著的策略互补特征。⁽⁹⁷⁾三是在财政竞争的环境效应上，韩超和王海从环境规制失效角度出发，发现地区竞争对环境规制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其中，处于双门槛值之间的样本具有更强的竞争激励，其规制治理投资并不能带来环境的改善，更多的是一种“表面文章”；具有较高资本禀赋的地区已经显现出较好的规制治理效果，且地区间竞争对环境规制的负向影响是显著的。⁽⁹⁸⁾

此外，Robert和Sbergami等扩展了Martin和Rogers （1995）的FC模型，通过把区域经济政策过程内生化，讨论了政治过程在财政补贴空间配置（分配）中的作用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⁹⁹⁾

0．2．3　比较与评述

尽管传统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与新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之间的差别十分明显，但文献表明，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大体上是沿着三个方向发展的，即公共服务与家庭（或企业）区位选择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分析、公共服务的区位选择分析和公共服务在区域间要素集聚（分散）及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分析。时至今日，对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的发展演变过程的比较与评价不能简单地用新理论（方法）代替旧理论（方法）来概括其发展演变过程，它们之间是一个不断拓展、不断丰富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只不过是公共服务在要素集聚（分散）中的作用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当前空间经济分析的主流。

（1）联系与区别。无论是传统的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还是新的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除存在明显区别外，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它们之间最突出的共性就是把空间变量引入公共服务的分析框架之中。从发展演变轨迹来看，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大体上遵循着这样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即由家庭区位选择向企业（要素）区位选择发展，由公共服务水平决定的政治过程和公共服务区位选择向公共服务区位选择的空间结构效应发展。正如Wildasin在评价地方公共经济学发展现状时所指出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地方公共服务的空间经济分析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不断为公共财政科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¹⁰⁰⁾其中，对空间经济分析方法的运用提升了人们对政策的理解能力，并促进了许多实证研究的发展，同时又产生了一些挑战已有理论（模型）的新发现并推动了新理论（模型）的发展。不管是传统的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还是新的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在理论模型上都遵循了经济学惯用的研究方法，即首先提出一系列简化假设，然后考虑经济主体的最优化决策行为，并通过严谨的数学推理得出均衡条件，进而得到其财政经济学含义与财政经济政策主张。最后是两类分析在假设条件上具有共同点，即同质性假设和经济主体受利益驱动等。

比较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的所谓传统方法与新方法，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基础上的区别。传统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之所以被冠以传统二字，是因为早期的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是以古典区位选择理论为基础的，而起源于以马歇尔、冯·杜能及A．韦伯为代表的传统区位理论体系⁽¹⁰¹⁾，虽然经历了20世纪20～30年代初古典区位理论的第一次学术繁荣期，但其核心内容———区位选择分析———并未能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更准确地讲，在20世纪20～50年代，传统空间经济分析逐渐沉寂下去，或者说，区位选择分析在所谓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界的研究视野中消失了。虽然关于区位选择的研究一直试图以新古典经济学作为其理论基础，但新古典经济学无法为区位选择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上的支持。与此同时，以Tiebout （1956）的“以足投票”理论为标志，关于家庭区位选择与公共服务空间配置的分析构成了20世纪50～60年代后期区位理论的主要研究方向，特别是随着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古典区位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的结合导致家庭与公共服务区位选择中关于政治过程或公共决策机制问题的文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成为70～80年代的研究主题之一。这是因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工具箱”中找到了研究这些问题的合适工具，并成功避开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缺陷带来的障碍。新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的“新”，集中体现为其理论基础完全不同于传统空间经济分析，新的空间经济分析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Dixit和Stiglitz的D—S模型（垄断竞争理论）和规模收益递增假设。这很好地解决了新古典经济学因无法解释现实中大量存在大型企业的现象而带来的困惑，成功地绕开了完全竞争假设、规模收益递减与大量存在大型企业之间的“冲突”⁽¹⁰²⁾，并打开了运用空间经济分析方法考察公共服务在要素空间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黑箱”。2003年Baidwin等出版了《经济地理与公共政策》一书⁽¹⁰³⁾，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在区域经济发展与空间经济结构发展演变中的功能与作用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从而为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融入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奠定了基础。

第二，研究方法上的区别。传统公共服务空间分析是以家庭和公共服务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这种分析深受古典区位理论的影响。古典区位理论主要是以成本（或利润）作为评价和决策的理论基础的。在分析方法上基本上是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来研究单个家庭或公共服务的最优区位决策。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将其称为传统的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与传统空间经济分析不同，自20世纪末把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空间概念重新引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以来，从空间角度讨论政府公共政策的研究逐渐引起重视，尽管这类研究大多将公共服务的空间影响作为一种能够被观测到的重要经济现象来描述，而非系统理论，但因其分析所遵循的理论前提与使用的分析工具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所以得出了诸如公共服务对区域经济集聚与扩散具有显著影响等许多主流方法无法得出的结论，验证了公共服务在相邻区域间的溢出、政府间财政政策上的策略互动影响了要素空间流动等许多主流方法下无法验证的财政现象，因而表现出了强大的解释力与生命力。这种空间经济分析在方法上的特征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区域经济是“块状经济”的假设，即通过改变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区域经济是“平滑经济”的假设，赋予经济分析中的要素流动以新的含义，使区域经济具有非线性和不连续下的多重均衡和黏性效应等特性，从而为描述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空间结构演变奠定了基础；二是基于规模收益递增的D—S垄断竞争模型，成功解决了描述要素空间集聚与扩散的技术难题，从而为讨论包括财政在内的影响要素空间流动的各种因素成为可能；三是以要素空间流动或区位选择为基础变量的建模方法，使空间经济分析具有坚实的微观经济基础，为分析财政行为是如何通过个人和企业等微观主体的行为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提供了可靠路径。

第三，研究侧重点的区别。传统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公共服务与家庭区位选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包括公共服务水平与区位选择在内的决定因素分析等。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关于地方公共服务如何影响资源配置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研究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对由市场决定的均衡价格和区位选择等变量所产生的影响；另一类研究则注重建立能够解释地方公共服务作用的模型，即视公共服务为内生变量来构建解释经济和政治行为的模型，而不是仅把公共服务作为外生变量。关于公共服务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是在城市经济与地方公共财政的交叉领域中展开的，并以空间配置效率为评价标准对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尽管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些低效率的政策措施，但揭示出了导致低效率的四种可能性，即家庭在区域间的错误配置、公共服务成本分摊（财产税）、公共服务（公用事业）资本化及家庭与社区的异质性，并发现这些问题在分权化体系中也同样存在。新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关注与研究的重点是揭示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探讨经济空间集聚现象的产生原因与形成机制，并通过这些原因与机制来描述和解释现实中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异。由于新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改变了传统方法过于关注家庭区位选择与公共服务决定（影响）因素的思路，开始研究和讨论公共服务对区域经济发展、空间经济结构演变的影响等经济学最为关注的主题，因而拓宽了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的研究视野。

（2）评述。纵观已有的研究成果，虽然许多研究已从空间角度论证了公共服务在家庭、企业区位选择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对财政资源配置、区域经济发展与空间经济结构演变的内生作用机理———财政空间经济作用及其实现机制———并没有进行系统分析，因而未能搭建起系统的公共服务影响家庭、企业区位选择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经济分析框架，无法为财政资源空间配置优化提供支持和政策思路。具体来讲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公共服务空间经济分析尽管在方法上属于局部均衡分析，但其在建模过程中将公共服务及其资金筹措作为两部门（家庭与政府）模型中的一个部门来处理，在方法上相比于新经济地理学中的两部门模型，极大地便利了对公共服务与家庭区位选择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公共服务水平决定过程（政治决策过程）的分析。更重要的是新经济地理学在研究方法上，基于“公共服务主要是用纳税人缴纳的税收来提供”的判断，大都简单地“把政府间的财政竞争用税收竞争来替代”⁽¹⁰⁴⁾，人为地忽视了不同公共收入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特别是其隐含的区域间公共服务的同质假设，人为地忽视了不同的公共服务结构与质量及其相应的筹资方式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差异等。其结果必然是在理论上无法深入讨论财政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在实践上不能完整地揭示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财政原因，更无法得出优化财政资源空间配置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政策结论。

第二，相比于传统分析方法，建立在Dixit和Stiglitz的D—S模型（垄断竞争理论）和规模收益递增假设基础上的新经济地理学，在深化对公共服务空间作用机制的研究，揭示公共服务在家庭、企业区位选择及区域经济结构演变中的作用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在模型构建方面，由于对财政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的分析不够，并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理论框架，因而现有研究模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法为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一重大现实问题提供所需的理论依据与政策主张。一是现有研究大都是在不同的模型下讨论财政问题的，且在模型假设上往往存在明显差异。如关于税收竞争的讨论是基于FE模型、CC模型、FC模型，关于公共（基础）设施的讨论是基于LS模型，关于公共政策的讨论是基于FC模型等。这往往导致研究结论与政策主张不一致。二是这些模型没有考虑公共服务的空间外溢变量和地理距离变量，更没有反映这种空间扩散和地理距离衰减的可计算方程或函数，因此，现有研究无法考察公共服务空间扩散及其介质差异对公共服务空间经济作用的影响。三是现有关于知识、技术与创新的空间外溢效应分析，往往只考察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所产生的外溢，并没有考察财政在文化、教育、科学等公共平台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投入对知识、技术进步与创新外溢的影响。这既低估了政府的作用，也低估了技术性外溢在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四是现有研究成果的结论与现实需要之间往往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面对地方政府间的公共服务竞争与博弈，中央政府在财政政策上应该如何作为、地方政府应如何优化其公共服务选择等重大现实问题，现有模型都没有提供有力的解释。

第三，对于公共服务区位选择，前面的文献综述将其纳入传统空间经济分析的范围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家庭区位选择对公共服务区位选择的影响，或者说，分析如何根据家庭的区位来选择公共服务的区位；二是现有研究在方法上为避免因公共服务过于广泛的范围和类型区别而导致在福利分析和公共物品分析上出现难题，大量研究文献集中于运用运筹学方法分析公共服务的区位决策问题，或者说，如何配置公共服务来为既定区位的居民提供服务。⁽¹⁰⁵⁾但是，公共服务的区位选择分析既不同于公共服务对家庭区位选择的作用分析，也不同于公共服务对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分析，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或方向：一是出于历史、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原因，公共服务包含的范围已经十分广泛，且其生产大都是由政府机构（各级政府及其机构）控制的。由于政府干预的原因各不相同，政府对不同类型公共服务的控制程度与决策层级也存在差异。二是在范围上，公共服务区位选择既包括区域内的区位选择，也包括区域间的区位选择。因此，在一个存在多区域和多层级决策机构的现实世界中，关于多权力机构均衡配置的存在还鲜有结论；同样，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对多权力机构区位选择决策的可行解的特征的研究也还是不完善的。⁽¹⁰⁶⁾正是因为如此，现有关于公共服务区位选择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至少可以说，现在断言已有一个公共服务区位选择的综合分析框架或理论体系还为时尚早，还有大量工作要做。⁽¹⁰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