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学特质与信息处理行为

一、信息处理行为的重要性

信息处理在证券市场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投资者在进行决策前，要通过各种渠道尽可能地获取其所需的一切相关信息，进而加工分析并做出相应的决策。大量研究证明信息处理对投资者的心理行为及决策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进而影响证券价格和风险（Barber and Odean，2008；M artin and Mitra，2009）。然而与此相对应的问题是：投资者信息获取的渠道主要有哪些，投资者对其信任程度如何？哪些社会学特质影响了投资者信息获取的渠道选择和信任程度？社会学特质和信息处理行为对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有怎样的影响？

诸如此类的问题对研究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行为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能有效地解答这些问题，那么不仅有利于理解投资者的社会学特质、信息处理与非理性行为之间的内在规律，而且有利于相应监管制度的构建与实施。信息处理的失真乃至扭曲会给投资者带来错误的决策依据，进而导致非理性行为偏差，这种偏差在不成熟的投资者社会学特质的驱动下，通过市场情绪的传染引发非理性的市场狂热和恐慌，这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很容易找到众多直观的案例。因此对投资者社会学特质、信息处理和非理性行为的规律研究有助于帮助投资者规避错误并提高市场效率。

投资者对信息的处理并非是完全有效和精确的，这种处理过程不仅受到投资者个体特质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信息处理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国外研究者很早就开始重视信息处理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Baker和H aslem（1973）进行了一项对美国投资者的调查研究，并发现投资者不仅需要财务报表和年报披露的信息，而且非常重视股票经纪人和咨询服务两种信息来源。随后Laughhunn和Payne （1984）、Arkes和Blumer （1985）等人的研究主要关注投资者信息来源与其行为的关系。比较经典的文献还包括Eakins和Graham（1998），他们利用1988～1991年美国个体投资者的持股数据来验证投资者信息来源是否会影响投资者的决策，研究结果发现信息渠道来源更为广泛的投资者偏好持有β值大、流动比率高、市值大、资产周转率高、换手率高和获得S ＆ P评级的股票。信息处理对投资者决策行为影响的研究，见一些总结性文献，如Robert Shi ller （2005）， M endel、Brock和Shle-ifer （2012）等。

在针对我国个体投资者调查与实证研究方面，陆正飞、刘桂进（2002）所做的一项针对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大专以上学历）的投资群体的研究发现，高达33．5 %的投资者在决策时并不分析公司的财务报表，其根本原因是这些投资者对财务报表的信息质量不信任。潘琰等（2006）则通过对中国公众投资者对网上报告需求的调查，发现当前投资者对网上报告的利用程度并不高，公司网上披露的可靠性和及时性存在问题，披露标准亟待规范。谢晔等人（2008）运用心理特征量表问卷对我国股民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具有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投资者，其心理特征有显著差异，普遍存在诸如后悔厌恶、过度自信和从众行为等行为偏差。在投资者的信息处理行为研究方面，冯素玲等（2010）从“生命周期理论” “穆斯定律” “马太效应”三方面阐述了证券投资者信息获取的规律，分析了投资者信息需求的现状、趋势和信息获取中存在的障碍。许年行等（2011）用信息传递模式来解释我国股市价格的联动现象，认为信息传递模式可以分为群聚式和分散式，前者传播速度快，更容易引起市场整体情绪波动，带来群体性狂热，后者传播速度慢，更容易给个体公司带来影响，形成渐进式恐慌。董大勇（2011）通过问卷调查对投资者参与股票论坛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表明，股票论坛在中国投资者群体中已较为普及，具有明显的专业性特征，而股票论坛的访问意愿和发帖意愿受到信息因素和行为因素的显著影响。

总之，众多研究成果充分表明我国证券投资者的信息获取动力、数量、使用程度、使用效果等都不够理想，证券信息并没有真正实现有效传递。但是在思路与方法上却缺乏针对我国个体投资者实际情况的调研与分析：有的是从规范经济学的角度对证券市场信息传递障碍进行分析，缺乏市场实证的支撑；有的用实证方法研究了信息获取与传递对市场（特别是价格）波动的影响，却没有揭示我国个体投资者真实的信息处理与非理性投资行为规律。本章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个体投资者的社会学特质、信息处理和非理性投资行为的相互影响关系，研究结论对更有效地规范证券市场信息监管能提供实证基础，因为许多研究结果表明提高信息处理质量有助于降低金融危机的发生概率（陈雨露等，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