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满怀期望与荒唐的监管

中国的企业家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应付监管规则、监管当局和监管人员，忙得疲倦不堪。他们经常在继续干和放弃之间彷徨……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心情思考业务扩展或者产品开发。中国公司如何创新，如何跟美国企业竞争？

与那位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穆罕默德·尤努斯不同，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投行人士。虽然我有些理想主义情结，但离开UBS的高管职位，跑到万穗担任董事长，我的初衷还是为了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

我当然也希望能赚到更多的钱，尽管我深知自己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我以为我已经深入了解了这个行业，也比绝大多数创业者准备得更充分。

我完全没有经济压力，因为我已经为孩子的教育和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做了足够的储备。此外，万穗连续两年都经营得很成功，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很大的赌博。

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了几年，并一直与之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样重要的是，我的许多朋友和校友现在都在政府部门和金融领域工作，这对小额贷款公司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资源。

十年前，广州花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小县城。随着广州新白云机场迁址花都，以及几家汽车公司（包括东风汽车和日产）工厂的建立，花都逐渐繁荣起来。现在，花都占地面积961平方公里，有100万人口。

虽然万穗是花都唯一一家有政府许可的小额贷款公司，但我们还要和30多家银行竞争。这些银行除了存款和企业贷款服务外，已经开始涉足中小企业贷款领域，甚至包括消费金融。事实上，主要的银行在花都有网点。

大的竞争对手还有平安保险集团。平安保险集团在全国范围内销售小额信贷，包括花都。从本质上说，平安是向其合作银行出售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CDS）。

这种信用违约掉期的运作模式如下（见图2—1）：平安筛选出合格的客户，向其合作银行（如工商银行）提供担保。工商银行向消费者收取30%的年利率，向平安支付23%的年利率作为担保金，也就是说，工商银行将7%的差额收入囊中。对工商银行来说，这7%的收益完全是“零风险”。据说，平安在全国涉及信用违约掉期的贷款金额高达200亿元人民币。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和民生银行也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外资银行方面，万穗所在的办公楼里就有一个渣打银行的支行，它们专做小企业的贷款业务。渣打收取的利率比万穗低，但它们对借款人的资格审查也更为严苛。

我最初成为万穗董事长时，按照有关规定，万穗不能在花都以外的区域做业务。但我们并不计较这一点，因为对我们现有的可贷资金和业务能力而言，花都区已经足够大了。

我们在花都区三个比较大的镇里设立了网点，为客户提供服务。公司雇用了50名员工（业内平均每个机构6～8名员工），注册资本为1.5亿元人民币（业内平均为1亿元人民币）。国家开发银行借给我们7 500万元的两年期贷款。相比较而言，大约一半的小额贷款公司都得不到任何银行的融资帮助。

家丑

我认为，在行业内万穗属于管理很不错的公司，但是并非没有问题。

当我加入万穗时，我们给1 700位客户借了钱，平均每笔贷款额为13万元人民币。我们的客户主要是中小企业，消费者金融这块做得很少。

这一平均数字掩盖了两笔大额贷款，均为万穗成立之初（2009年4月）借出去的：一笔为2 000万元人民币，借给了一家养鱼场；另一笔为500万元人民币，借给了一家家具零售商（广州宏达）。讽刺的是，在我加入万穗一年后，这两家公司都违约了。尽管两笔贷款都有抵押物，但那家养鱼场处理起来非常麻烦。因为这家养鱼场建在花都的郊区，养鱼场的土地又只能用作工业用途，多个债权人不得不奋力争夺这个养鱼场的残值。这只能归咎于糟糕的尽职调查和万穗管理层的乐观预测。

对第二笔拖欠的贷款，我们收回了该公司在花都农村的出租物业，用作万穗的办事处。这两次惨痛的教训迫使万穗专注于小额贷款。

就在我刚加入万穗不久，我私人在武汉和天津各投资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武汉的管理团队瞒着我给胡德空调公司贷款2 000万元人民币。这是一家规模很小的空调制造厂商，胡德空调吹嘘它的所谓环保空调，并夸下海口说它正在国内A股排队等着IPO。

武汉的管理团队竟然决定以非常优惠的利率给胡德空借调了一笔长达两年的贷款。对胡德空调来说自然是很划算的交易，但对武汉的小额贷款公司而言，却意味着非常高的代价和风险，太不划算了。

半年以后，我才知道有这样一笔贷款。令人吃惊的是，武汉的两位高管竟然私下接受了胡德空调的股票期权。一旦胡德空调上市，他们将获得可观的利润，这明显影响了他们的贷款决策。

我非常生气，对他们两人进行了警告，并告诉他们什么叫作利益冲突和不正当行为，要求他们收回贷款。万幸的是，胡德空调正好从银行那里借到了更大的一笔贷款，于是按期给武汉的小额贷款公司还了钱。2012年年中，贷款召回不久，胡德空调的情况恶化，IPO计划也搁置了。真是好险啊！

事后，我们总结，发现在给胡德空调贷款这件事情上，各个环节都出了问题。首先，管理层有个人利益和公司利益的冲突。两年期的贷款利率仅有6%，远远低于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均20%～24%。借款期长达两年，明显长于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均6～9个月。

其次，我们的信用审核工作人员太把胡德空调的上市计划当一回事了。中国二十余年IPO盛宴，让大家产生了“上市很容易，上市就是赚大钱”的错觉。事实上，许多一心要上市的企业都没能坚持到上市，它们在这条路上纷纷倒下，流血到死。

此外，这种依靠单一产品制造、行业产能又过剩的经营模式通常都是有缺陷的。它们需要不断地投入新的资金。换句话说，它们需要不断地投入研发，搞越来越多的市场营销，一旦它们不这样做，企业就会萎缩下去。它们的现金流很成问题，更不用说自由现金流了。

2011年8月，也就是武汉的小额贷款公司借款给胡德空调的时候，胡德空调的杠杆比率已经高达80%并持续上升。武汉的工作人员错把胡德空调的热情、勤奋和口头承诺当成了公司美好前景的证据，而忽视了公司盈利模式本身的问题。巴菲特说过：“当一个卓越的管理者遇到一个糟糕的行业，往往是后者占了上风。”

2011年9月，蒋女士希望重回万穗，她说自己已经完全康复。考虑到她是公司的创始人，也有着丰富的经验，我同意了。她希望和万穗的总经理于文相互监督和制衡，我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并为她生造了一个职位（首席运营官）。我让她和于文均有签字权。

小而精的万穗

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向客户收取4倍于法定借款利率的利息，即24%的年利率（银行法定借款利率大约为6%）。一些公司还绕过监管规定收取额外的手续费，但是万穗从不这样做。我们认为24%的利率已经够高了，更高的利率只会带来更高的风险。在2012年的前半年里，由于贷款需求疲软，我们有意识地降低了贷款利率。

蒋女士和她的团队并不是没有野心。尽管有的操作不尽如人意，但他们确实做了不少努力。从成立的第一天起（2009年3月），万穗的账目就由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它的审计费比当地一般的审计公司要高得多。2009年，万穗盈利500万元人民币；2010年，盈利增至1 900万元人民币。2011年，盈利已经高达2 500万元人民币。不过，这些盈利的前提是没有计提足够的坏账准备。2012年，万穗计提了800万元的坏账损失，此外还计提了250万元的一般坏账准备。如果税务部门允许的话，不良贷款核销也许可以冲掉万穗更多的净利润。

我们2012年的财务数据如下：

平均贷款余额：2.3亿元

收入：6 900万元

5.56%的营业税和附加费（380万元）

55个员工的人力成本（1 200万元）

2%的坏账计提比率，房租、办公等费用（500万元）

25%的企业所得税（860万元）

净利润：2 600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ROE）：17%左右

在大多数省份，监管部门都有一条奇怪的规定，不允许小额贷款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因此，小贷公司必须将所有利润都分给股东。我当然喜欢分红，但是这样一来，小贷公司永远无法发展壮大，除非它们通过烦琐且耗时的程序去增加注册资本。

和其他的行业一样，有时在中国做事情不容易。无论是更改小贷公司的注册资本、开设分支机构、改变股东架构还是取得税收优惠，有些情况下需要去公关某些监管部门，同它们搞好关系。有几次在和这些政府官员争论监管规定的不合理性时，我真的失去了耐心。我觉得他们中的某些人不愿意为普通的老百姓做任何事。个别政府官员还会妒忌商人，故意给他们找麻烦，有的人甚至通过不正当手段来牟利。

不要混淆地方政府的金融办公室和财政局，后者可是负责政府的财政预算的。长期以来，金融办公室都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一般都负责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比如给政府官员起草报告，协调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和证券公司之间的一些小事。而这些金融机构的监管权都归中央政府下属的部门所有。

2008年，地方政府的金融办公室突然走运了，突然可以审批和监管小额贷款行业了！这项“权力”当然要好好利用。就像一位小额信贷公司的经理半开玩笑说的：“2008年，这些官员突然把他们的办公室搬到了高尔夫球场。”

可能我真的不是当董事长的料，因为我从不打高尔夫球，也从不带人去KTV娱乐。我所能做的就是请这些官员吃一个普通的午餐或晚餐。这是我在外资银行工作20年来养成的习惯。我在各种场合向万穗的员工说：“如果你所做的事情明天被登在报纸上你都不会感到难堪的话，那么就去做吧。否则，请三思。”

在今天这样鱼龙混杂的商业圈里，我不知道我的想法有多少能真正传递给我的同事。

无动于衷的监管部门

万穗的注册资本是1.5亿元人民币，监管部门只允许我们从银行借款，而且借款额不能超过注册资本的50%，此外不准我们吸收存款或从银行间市场等其他来源借款。这对我们来说太不公平了。想想看银行的杠杆率，以及租赁公司和担保公司的杠杆率上限（均为10倍）。即使是信用社的杠杆率都有一个宽松的上限。我们被这样严苛地对待，是因为我们地位卑微啊！要知道，2008年以前我们是非法的。

我不想随随便便放弃。凭借媒体的影响力和政府、银行业的人脉，我不断游说，希望政府为经济发展和我们弱势的客户着想，放松这一限制。

然而，你难以想象小额信贷的监管部门——或许是所有的监管部门，有多么低效。举例来说，小额贷款企业上面有三层监管部门——区发改委、市金融办公室、省金融办公室。它们经常会否决各种大小事情，或者无限期拖延。我们就经常在它们之间来回奔波、进退两难。如果我们想做点事，比如开个分支机构或是更改少数股东的持股比例，我们都需要向区政府、市政府还有省政府一一申请。如果你不打太极、多做做深呼吸的话，恐怕早就失去耐心了。

我之所以投身小额信贷业，原因之一恰恰是我知道监管部门管得太严、太多。监管的触角还能伸得再长些，管得再严些吗？我的风险是什么？我认为这么严苛的管理不可能持续，一旦有所放松，我们就会迎来蓬勃发展的机会。

然而，我低估了某些人的低效和无动于衷。

我去见一位监管部门的官员，游说他把我们放贷的规模从0.5倍注册资本提高到1倍。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其他地区的规定和重庆的放松试点，都认为相关的风险是可控的。结果他突然说出一句话噎了我半天：“你不就是想多赚点钱吗？小贷公司已经够赚钱的了！你还想赚多少？”我非常郁闷：“赚钱有什么错吗？我是商人!只有赚了钱，我们才可以帮助更多的客户，创造更多的就业！”他生气地说：“那是你的事！我有我的事要做，我做不了这个决定。”

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进行这样的谈话，承受类似的打击。

2012年1月8日，我作为一个嘉宾，在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举办的年会上说“我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让有些听众很不爽，尤其是那些刚刚授予我“小额信贷年度人物”的官员。

在茶歇的时候，一位好心的朋友告诉我，这些观点“自己保留”就好了。她说，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如果你认为你几个月或者几年就能改变什么，你就太幼稚了。我只好叹叹气，和她聊了聊我遇到的其他挫折。

那天下午，我还要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给学生们做演讲，话题就是小额信贷行业。1983—1986年，我在那里读书，毕业后，我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回到母校的小校园，总是感觉格外温馨。但是那天我有点烦躁，我对学生们说：“1986年，我从五道口毕业时的论文标题是‘中国利率自由化的途径’。现在26年过去了，你们还在用同样的标题做毕业论文。真好！80年代的时候，政府让我们误以为五年就可以实现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但现实是，这个五年不断延续。”

就业机会与监管

2015年，中国有超过700万名大学生需要就业。明年后年，数额会更大。当然，中学生的就业问题以及失业者的再就业问题更加严重。

2011年，我在广东注册了一家公司，前后浪费了两个月的时间。我的小算盘本来是投资咨询，再走一步看一步。我在深圳和香港租用了办公室，开始招聘员工，但是，我的耐心很快就被耗尽了。2012年，我把它关掉了。我也把设在重庆的投资公司关掉了，耗费不菲。虽然我设立公司的目的不是创造就业，但是，这两家公司如果没有夭折，本来是可以雇用几十号人的。我知道的类似的故事太多了。

我做了两年的小额贷款。我最强烈的感受是，问题虽然在官员和监管部门，但是大众的懵懂更可怕。今天和明天，中国的各种问题都是咱们自己的脑袋造成的。不要怪罪欧美国家，也不要怪罪历史。

中国的企业家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应付监管规则、监管当局和监管人员，忙得疲倦不堪。他们经常在继续干和放弃之间彷徨。当然，也由于高昂的监管成本，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心情思考业务扩展或者产品开发。中国公司如何创新，如何跟美国企业竞争？

中国6 000家小贷公司中，多数过得十分艰难。这正合官员和老百姓的口味：“你们这些黑心肠的高利贷者，赚那么多钱干什么？”

除非你本人失业，或者你的子女失业，你完全不用为中国的就业问题操心。就像大街上的流氓欺负弱女一样，咱们躲开为妙。也就像在地铁里老人上车时，你不想让座位。你只需要把视线躲开就行。其实，中国本来就没有失业问题，只有“待业”问题。眼睛朝别处看吧！

西班牙的失业率25%，印度的失业率也比中国更高。乌干达?就更不要提了。所以，中国的问题不大。中国人口口声声反对内耗，但是，过度的监管就是最大的内耗！它把大量的企业家变成了投机钻营的“政治企业家”，天天想的是怎样进入人大、政协，而不是怎样创新。

因为大家根本不想解决失业问题，所以，我也不想提供任何建议。不过我有一个想法，既然公务员队伍已经膨胀，如果再增加3亿～4亿公务员名额，岂不是更好?还可以创造上万个工作职位……

2008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股民为什么特别多”。原因就是展业无门、就业无路和一些行业监管过度的经济制度。

像PE投资者一样放贷

在万穗，我们用私募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PE）投资的方法来放贷。我们专注于企业贷款而不是消费金融，所以很重视对现金流的分析和预测。

举例来说，如果你来到万穗，说想借钱去南非玩一趟，即使你拿一栋房子作抵押，我们也会请你移步其他公司。万穗的经营方式和其他公司完全不同。我们并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等客户自己上门，而是每个员工负责三五条街道或小村庄，主动出击，去拜访潜在客户。在客户上门借贷之前，我们已经对他们做了不错的尽职调查了。

我们认为客户体验很重要。我们非常欢迎回头客和客户推荐来的客户。因为对万穗来说，借钱给回头客，能大大降低我们的评估成本。正如我们在业务中所学到的，随便走进来急着借钱的客户，往往信誉都不太好。

对3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贷款，我们要求抵押物（通常必须是房地产或是工厂、企业的所有权）；对30万元以下的贷款，我们则要求有担保人（该担保人需要拥有房地产或稳定的高收入）。

但相对于抵押物和担保而言，我们更看重现金流。因为，如果一笔贷款最终需要靠抵押物或担保人来偿还，这已经说明我们的信用评估是失败的。

三件大事

除了前面提到的游说监管部门提高我们的杠杆率上限外，还有三件大事是我首先想做的。

（1）成为银行的放贷助手：做助贷

我了解到国内一些银行已经在深圳、上海等城市与小额贷款公司合作。万穗希望能够复制这种模式。成为银行的放贷助手，能显著提高我们的放贷能力，因为这从某种程度上绕过了杠杆率的限制，可以大幅提高我们的盈利能力。

（2）贷款证券化

对小额贷款公司来说，当贷款总量达到一定规模、贷款资金已经基本用完时，就可以将贷款打包卖给银行。

从本质上说，这意味着小额贷款公司在重复地出售服务，盈利能力相应地明显提高。一些银行已经和小贷公司进行了类似合作。万穗希望能够复制它们的模式。

（3）合约管理：代管

我们相信万穗的管理经验对于小额贷款行业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在小额贷款这一行，很多人认为借几笔大额贷款比借很多笔小额贷款要容易得多、省事儿。万穗走了许多弯路才明白，小额贷款不仅更安全，也更有利可图，对社会发展也更有意义。

在我加入万穗前，一些小额信贷公司就在请万穗帮忙管理它们的业务。2011年年底，万穗派了三名很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到常德市，去帮忙管理湖南双鑫小额贷款公司。该公司是国有企业，注册资本为2亿元。这充分说明了我们的实力，也表明了这种模式是有需求的。

多年来，万穗一直想转型为村镇银行，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吸收存款了。但是，通过和监管机构痛苦的交往过程，我们感觉万穗还是保持现状比较好，否则我们又要受到银监会的监管了。

雷声大雨点小

国内银行深知农业和中小企业的重要性，但是银行基本上不给它们贷款。自由市场的贷款利率比银行基准利率高5～7倍，这恰恰说明了银行的低效和不作为。为什么银行不给中小企业和农业借钱呢？我相信这是所有权、公司治理和管理等造成的问题。农民和中小企业抱怨银行体制太僵化（它们的贷款评估拖沓费时）、要求太苛刻（对抵押物、贷款额度和各种文件都有严格规定），而且不愿意惹麻烦（所以大家都给铁道部借钱，因为铁道部不还钱它们也不用承担责任）。只要信贷一紧缩，银行首先就减少对农业和中小企业的贷款。这些弱势客户深受其害。

利率不是关键问题

经常有人问这个问题：一个普通的企业，能够承担26%的高利率吗？

你知道吗？PE基金、对冲基金和投行一般要求项目的内部回报率在25%以上。这么高的要求，它们还是找得到项目。事实上，它们经常项目多得挑花眼。如果它们的投资规模变得小一些，可选的项目会更多，简直到处都是客户。小额的贷款不仅安全，而且更有利可图，尤其是像万穗一样，和回头客做生意。

也可以想想这个，一般银行对信用卡逾期收取的利率高达20%～40%，在利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它们都从不缺少客户。

万穗的客户大多数是被银行忽视的小企业。对这些小企业而言，万穗通常是唯一的选择。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利率，而是能不能顺利借到钱。如果我们向客户收取25%的年利率，而他们每年可以把这些钱周转3～4次，他们就会认为这利率还是很划算的，尤其是考虑到向银行贷款要经过烦琐的程序和漫长的等待，还要花额外的费用（比如回扣），最后还不知道能不能批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