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某些尝试性解答

国家或文明之兴衰,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不失为事实。但仅仅指出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当然,凡是关注此问题的学者亦不会到此而停步不前。这里,关键点还在于对兴衰得以产生、正在出现或将要显露做出解释、说明和预测。在众多的解答者队伍中,也许最雄心勃勃的人非汤因比莫属了。在其鸿篇巨制《历史研究》中,他用了绝大部分篇幅讨论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的起源、文明的生长及文明的衰落问题。而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汤因比使用了一个极为简单明了但同时又相当富于启发性和解释力的模型,即“挑战和应战”的历史思考模型。其基本含义可以被简洁地表述为:人类之所以可能创造文明并不是由于它所拥有的生物天赋和地理环境,而是由于人类对于某种特别困难的挑战进行了应战。挑战即人类所处的逆境,它既可以是自然环境方面的,又可以是外部敌人的打击和不幸的激励。成功应战的结局便是文明的诞生及生长,而停滞的文明则由于它所面对的挑战和为成功应战所付出的努力相抵消,以至再没有余力使该文明得以发展了。至于文明的衰落,其终极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该社会应战的能力或创造力量丧失殆尽。^⑥

和汤因比相比,有些学者的“胃口”要小得多。《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将分析重点放在公元1500年以来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军事冲突之上。他对世界格局中领先国家的相对力量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解释是,各国的增长速度不平衡以及技术上和组织上的突破可能使一国比另一国具有更大的优势。用肯尼迪的话说,蒸汽动力及它所依赖的煤炭和金属资源的发展大大提高了某些国家的相对实力,从而也降低了其他国家的相对实力;另外,在18世纪,当用以维持陆军正规军和海军舰队的费用惊人之大时,凡是能够建立起一个先进的银行和信贷系统的国家(如英国),都能在许多方面比对手占有优势。类似的技术突破和组织创新的事例在历史上是层出不穷的。一旦生产能力增加了,就需要对财富加以保护,同时财富本身又是保护财富之手段的军事力量的基础。如果一个国家过多地把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不用于财富创造,特别是借军事力量来获取财富的巨资超过对外扩张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则该国的国力就会相对被削弱。国力被削弱的另一原因在于社会实行变革和技术创新的障碍过多,竞争受到压抑。反过来讲,国家的兴盛亦与此有关。^⑦

从上面简短的叙述中,我们很容易看出汤因比和肯尼迪之间的区别:除“胃口”和方法上的不同之外,我们感兴趣的是后者把国家的兴衰问题置于“经济增长”的框架之中。这至少从表面上看,离经济学比汤因比更近了一步;换言之,对国家兴衰的原因说明转到了对经济增长或停滞的原因的分析上去了。如果我们沿此路走下去,我们就不得不对经济增长理论加以讨论。限于篇幅和本书关心的焦点,这种讨论只能用春秋笔法进行。广义的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的大师那里,如李嘉图的经济增长过程理论。自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发表后,经济增长理论逐渐成为经济学家们热衷的话题之一。其基本思路在于分析资本积累、劳动力和人口增长、技术进步及社会经济制度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同一定时期的国民收入水平之间的联系。^⑧人们曾经认为,促成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把储蓄用于投资及与此相关的劳动和资本积累。哈罗德-多马模型可以被看作此理论的典型。但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指出,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显然是漏掉了两项内容,即技术进步和按规模或比例的收益递增。^⑨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一种用于测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所谓“余值”法。在此之后,爱德华·丹尼森对索洛模型中的“余值”(即扣除了经济增长中的资本投入和劳动增加两因素的贡献之后所剩下的因素)进行了更细致的、极富启发性和建设性的分析,并说明了余值是由同技术进步相关的诸因素构成的,如教育、革新、资源流动等。^⑩

尽管索洛和丹尼森等人的工作相当出色,但在某些人看来仍非尽善尽美。曼瑟·奥尔森在赞扬了他们两个人的工作后又不无遗憾地说道,他们并未告诉人们经济增长的终极原因,即究竟是什么激励了储蓄和投资,是什么导致了创新,以及为什么许多创新和资本积累在某一社会或某一时期要比其他社会或时期更多。^⑪为了回答类似的问题,奥尔森展开了由他首创的所谓“共谋分析”或“集体行动分析”。为什么个人在某种激励下会参加或拒绝参加集体行动,为什么小群体在特定条件下会联合成大规模组织并且采取一致的行动,以及集体行动的后果等内容,构成了共谋分析的框架。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奥尔森给出了九项启示性的结论,其中心思想是稳定的社会(如边界不变)常常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共谋和采取集体行动的组织(类似垄断组织),这些由特别利益集团构成的组织和共谋集团降低了它们所处的社会的效率和总收入,并且使得政治生活更加分裂不和;人们为追求集团利益而形成的所谓“再分配联合体”减弱了该社会采用新技术和随条件变化而重新配置资源的能力,从而使经济增长率下降,使得管理和政府的作用更加复杂并可能会改变社会进化的方向。在此理论的指引下,奥尔森对英国的衰落和日、德的“奇迹”进行了说明:在英国,控制大量社会资源的、具有垄断性质且压制创新的共谋组织,无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如1949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如1939年,还是在1971 年,其比重要比在联邦德国和日本的比重高得多。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奥尔森提出了他那著名的、独树一帜的论断:那些充斥着心胸狭窄的利益集团的社会,将因诸如战争和革命的摧毁而在经济增长方面获益匪浅。^⑫

尽管索洛和奥尔森都以经济增长及其源泉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后者显然更关心深层次的“制度僵化”问题。在以中国科技史为背景、以回答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为什么不在中国而在西方发生之问题为目的的研究中,李约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和汤因比一样,他坚决地拒斥所谓的地理决定论和人种决定论,指责那种无视社会对科学的影响并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归结为自发性和偶然性的做法。他努力到不同文明的结构中、到知识分子结构和经济结构中去寻求答案。最后李约瑟指出,现代科学之所以只在欧洲取得突破,其原因在于文艺复兴时期遍及欧洲的特定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即欧洲的贵族封建主义及伴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而来的商业资本主义以及后来的工业资本主义。当时中国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或者说中国有着种种阻碍机制,如与富商的价值原则格格不入的文官体制观念、中国人对以道义力量表现的暴力的信奉和“村民—君主”社会的不干预主义等。一言以蔽之,是社会结构在科技革命中扮演了主要角色。^⑬西方世界的兴起和东方世界的相对衰落便由此开始了。

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的第一章叫做“西方世界的兴起”。有趣的是,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一本影响极大的书亦以此为名。(在这一巧合的背后,恐怕至少隐藏着这一议题巨大的吸引力吧!)这两本书的作者都试图为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一独有的历史成就做出解释,但坦率地说,其各自的说明方式却是大相径庭的。肯尼迪认为,正是经济的自由放任、政治和军事的多元化、学术自由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创造出了“欧洲奇迹”。^⑭而《西方世界的兴起》的作者则自信而肯定地说:“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换言之,“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诺思和托马斯在此将有效率的组织定义为能够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财产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激励的活动,这种激励会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使私人收益率接近或等于社会收益率的活动。^⑮他们拒绝承认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持续的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而只是把它们看作制度提供激励后的结果。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由于制度没有为创新提供激励。至于为什么确立所有权的制度不曾演进到使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等的地步,原因也同样是简单明了的:其费用可能超过收益;难以阻止“搭便车”现象。两位作者还认为,对制度创新本身亦应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并且意味深长地说,导致制度创新这一西方社会兴起原因的主要参数乃是人口增长。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学者不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而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国家兴衰问题的。约瑟夫·熊彼特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位。所谓经济发展,按照约瑟夫·熊彼特的说法,指的是“对现存劳动及土地的服务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利用”,或者说,是“执行新的组合”,即创新。^⑯在他眼中,创新同经济发展可以说是同义语。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而发展又只能是创新的后果。熊彼特在此所说的执行新的组合或创新,包括五种情况,即开发新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得或控制新的原材料供应来源、实现新的工业组织。^⑰新的组合的实现被熊彼特称为“企业”,而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被称为“企业家”。在这样一个分析框架中,是人,准确地说是社会中为数不多的企业家的行为,构成了经济发展的源泉。

我们在此列举了几位学者对经济增长或发展、国家兴衰问题的解答。显而易见,他们并不是对此类问题给予回答的全部经济学者,比如说我们至少还可以为这份名单增添两位———伟大的卡尔·马克思以及那位对发展经济学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威廉·阿瑟·刘易斯。马克思创建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研究范式,无疑对我们思考此类问题具有指导意义;刘易斯对决定经济发展的六个因素———其中第一个便是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和决定它的经济制度———的详尽分析,亦颇具综合性和启发性。在这里不论及他们,绝非说其理论不重要,而是出于下述考虑:避免复述众所周知的理论以及避免雷同。^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