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寻觅管理的精神故园

1﹒1　研究背景

自1911年泰罗《科学管理原理》一书问世以来，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走过百年历程。现代管理学已经形成庞大的科学体系，使管理实践日益科学化和规范化，也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但是，在效率提高和财富增长的同时，管理也遭到了非人性化的诘难。管理者在实践中往往面临着效率与人性之间的两难选择而无所适从。在“价值中立”的科学原则指导下，管理学提供了提高管理效率的诸多途径，却极少关涉如何服务于人性之需要这一价值问题。那么，管理学在科学化的道路上如何回应现实中的人性化诉求？在科学化与人性化之间，管理学如何在日益繁荣的理论“丛林”中厘清其未来走向？

围绕这一问题，目前管理学界存在使管理更有效率的科学主义和使管理更具人性的人文主义两大范式。前者在20世纪初由泰罗对工人动作、时间的精确化、标准化的研究开启，而后经法约尔、韦伯等人的古典管理理论到当今流行的运筹学与管理科学学派，一直是管理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后者则可追溯到玛丽·帕克·福莱特，她在20世纪初就开始讨论合作和责任问题，最早开启管理学研究的人文之维，但由于与主导当时社会思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工具理性观相悖而被人遗忘，直到30年代梅奥的“霍桑试验” ，管理学研究才真正放射出“人性的光芒” 。科学主义范式以“任务”为核心，将人机械化、符号化、标准化以增强管理中的可控性；人文主义范式以“人”为核心，重视情绪、关系、士气等因素对管理的作用。围绕不同的目标追求，管理学内部不同的“科学共同体”及其发展的管理理论之间难以进行知识的自由流动而产生隔阂与分离，并且各种理论之间互相批判，以简单的对立思维看待其他异己理论，由此产生了孔茨所谓的“管理理论丛林”局面。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管理环境中复杂性及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管理理论“丛林”更加庞杂，新的学派和思潮不断涌现。这一方面反映了管理学百家争鸣的蓬勃生机，同时理论的混乱及隔阂也使管理者面临实践问题时在理论“丛林”中盲目而无所适从。因此，为走出管理理论的分裂状态以更好地指导管理实践，同时解决效率与人性之间在管理中的冲突与悖论，我们迫切需要为现代管理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范式寻求整合性路径。

后现代管理思潮则为我们的整合努力提供了丰富的哲学智慧和恰当的分析视角。面对管理的非人性化问题，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后现代管理对整个现代管理的理性主义哲学基础及基本假设进行了猛烈批判。后现代管理反对现代管理学中的机械论范式及实证主义分析方法，认为一方面它们难以适应当今日趋复杂的、动态的全球环境，另一方面则极大地贬损了管理中的人性。后现代管理强调在现代管理科学化过程中被剥离的直觉、情感、情绪及想象等非理性因素的价值，希望通过感性的解放使人性在管理中得以真正实现。同时，后现代管理批判现代管理中的“宏观叙事”模式及其话语霸权，主张重视地方性知识以恢复他者的话语，并强调管理学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及差异性。后现代管理思潮对现代管理学产生很大冲击，为克服现代管理弊端提供了很多启发。但遗憾的是，后现代管理精于批判而拙于建构，真正体系化并具可操作性的理论建树不多，由此而被现代管理学者批评为管理中的“噪音” 。因而，后现代管理未能提供一种新的管理范式。但后现代管理提供了重视非理性的哲学智慧及其独特的微观分析视角，为我们整合现代管理中日益分裂的两大范式提供了重要启发。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从事管理研究还承担着文化自觉与文艺复兴的历史重任。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纲领性文件，体现出对文化创新和文化创造前所未有的重视，文化自觉和文化创新成为未来国家发展的长远战略，这从政策层面为在管理研究中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以创新管理理论的本土化模式提供了重要支撑。而在管理学两大范式的整合中，后现代主义对地方性知识的关注，则为我们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中国管理理论，实现管理学的本土化提供了科学依据。另一方面，管理学范式之争背后的深层逻辑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文化抉择与整合问题，跳出以科学主义见长的西方文化传统，将之与以人文精神见长的中国文化传统有机结合起来，则提供了一条与后现代主义共通的整合之道。因此，管理学范式的后现代整合为管理理论的本土化创新提供了重要契机，而基于本土历史、文化及社会脉络的中国管理理论创新也为管理学范式的整合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并提供了诸多支撑性资源。总之，在管理学百年反思与重建的宏观背景下，借助后现代主义视角，提炼本土优秀文化因素，对日益分裂的管理学两大范式进行整合性重构并推进中国管理理论的本土化创新是一项亟待解决的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