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范式的演变》概要
马涛[1]
一、研究的目的、意义及方法
经济思想史是经济学各学派研究成果随时间序列的汇集，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经济学家各自创造的观察和解释经济活动的知识，人类社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产生过与之相应的经济学说。经济思想史所研究的经济学说，实际上就是人们对生产活动中所结成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认识，即如马克思所概括的“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2][。经济思想作为从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来的经济观念，是反映经济内容的经济形式，构成经济思维自身方式方法变化发展的辩证运动。经济内容与经济形式二者关系的实质，依照恩格斯的说法，就是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脉络，既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也需要对学科内部范畴发展逻辑进行分析。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前者，对后者的研究分析显得十分薄弱。本成果的研究目的在于深化经济学科内部范畴发展逻辑的研究。
本成果的研究意义在于尝试借助于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8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所提供的分析方法，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以经济学范式运动的发展逻辑为主线，对西方主流经济思想史相对独立的各学说之间发展变化的联系进行规律性的探讨，这不仅有助于揭示经济学范式与经济思想史发展内在逻辑的规律性特征，提高学术范式的解释能力，改进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状，还能促进当代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二、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框架结构分十二章：
第一章“经济学的范式理论”概述了科学哲学的范式理论以及借鉴科学哲学的范式理论对经济学的范式与结构的分析和讨论，概述了经济学的范式转换与发展的历史逻辑之间的关系。该章是本成果内容和结论的总论。
第二章“西方经济学主流范式的形成”、第三章“主流范式的综合转换：从穆勒到萨缪尔森”、第四章“主流范式的变异：‘凯恩斯革命’”、第五章“主流范式回归：‘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构成了本成果的重点部分，重点分析了主流经济学范式内部的结构与发展的逻辑关联。
第六章“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分流：从历史学派到制度学派”、第七章“经济学的范式交汇：科斯革命”和第八章“经济学范式转换的新趋向”，主要阐述了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范式特点与理论变迁，构成了本成果主流经济学之外的经济学部分。它们在研究范式上开创了一个与主流经济学范式完全不同的研究范式。如以施穆勒、凡勃伦和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在研究范式上对主流经济的范式持一种批判否定的态度，在人性的假设上用“文化人”替代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分析方法上强调用历史进化和制度结构的分析替代主流经济学的均衡分析和数学边际分析。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虽已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但从研究范式上来说，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对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制度学派）研究范式的交汇，科斯严厉批评主流经济学及其所推演出的经济学理论为“黑板经济学”，称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为“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其研究范式与凡勃伦以来旧制度学派仍有一定程度的相通（尤以诺斯为甚）。新兴的行为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和法律经济学反映了经济学研究中的学科交叉，实验经济学反映了经济学研究中新方法的引入，演化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反映了旧范式的出新。在这一经济学范式变化的新趋向中，一方面，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显示出现代经济学有向工具化和技术化（实验）发展的趋向；另一方面，演化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则代表与这一工具化和技术化相反的趋势，强调经济学要更加回归现实，重视经济历史和制度文化的共同演化以及分工、法律和区域地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种多元化的新趋向不仅反映了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历史性和开放性，也蕴含着某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它们构成了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挑战，对于现代经济学今后的发展和创新无疑也是大有裨益和启示的。
第九章“经济学范式的论战：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方法之争”和第十章“经济学科性质的论战：围绕《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范式争论”，讨论了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经济学范式方法论和经济学学科性质的相关争论。
第十一章“经济学范式的政治基础：阶级与国家利益”，讨论了经济学范式与经济利益之间的联系，提出经济学家们在构建其理论体系时都难以摆脱阶级国家利益的影响。不同的经济学家面临相同的经济问题时，往往代表着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有着不同的研究任务，也就选择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来为其所代表的利益阶层或国家辩护。
第十二章“西方经济学范式的超越：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范式上的创新”，讨论了马克思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范式的超越。在经济学范式上，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即强调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用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社会人”取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强调运用辩证法分析经济现象以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体边际分析，强调用“逻辑—历史方法”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超越西方经济学的均衡—静态分析。马克思的这一研究范式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迥然不同的一套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许多研究结论今天仍然具有效力、影响深远，就是根源于这一研究范式的创新。
本成果提出了以下重要观点：
（1）经济学中的“范式”是指经济学家“科学共同体”内部所特有的思想模式和总的概念框架（又称为“学科模子”），它包括经济学核心假设“硬核”、辅助性假设的保护带以及经济分析的方法等。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成员之间，因为范式不同，就是生活在两个不同意义和理论世界里的“科学共同体”，是不同范式的拥护者和使用者，他们在不同的范式指导下从事各自的研究工作。信仰不同范式体系的经济学家们在从相同的方向看相同的问题时可能取得的结论是不同的，例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在经济学研究范式上开创了一种强调用“社会人”替代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的全新“硬核”来分析经济现象，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和规律。
（2）从系统论的角度看，范式是一个有层次结构的系统，包括观念范式、方法规则和基础假设三个层面。其中，观念范式是核心，方法规则和基础假设则居于“外围”。与之相应，经济学的范式结构也可分为不同的层次，核心层次由经济学观念范式构成，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经济学知识体系的价值观念。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人”观念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观念以及历史制度学派的“文化人”观念，就分别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内部主流与非主流学派在这一层面的主要区别。外围层面则反映了经济学理论的逻辑空间，由核心层次演绎出的经济学方法论和基础假设的命题组成。例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辩证分析法、西方经济学的理性演绎的均衡分析法和历史制度学派的历史归纳的演化分析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古典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和历史制度学派的“生产力”理论，就分别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内部主流与非主流学派在核心层面上的主要区别。凯恩斯学派的“需求决定供给”的“有效需求不足原理”与古典学派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则分别构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内部在范式外围层面上的主要区别。在经济学的范式结构层次中，核心观念决定着外围的逻辑空间，并构成不同经济学派思想体系演绎的前提。
（3）借鉴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经济学的范式结构也可分为“硬核”和“防护带”两部分：“硬核”是范式中比较稳定的部分，如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观念和均衡分析。作为“保护带”的辅助假设，有可进行调整的弹性。若其中既有的理论假说被新的经验验证，“保护带”可以向外延伸；当遭到“反常”案例反驳时，可以向内收缩。“保护带”直接承受着经验检验的压力，以可调整的弹性来完成保护“硬核”的任务，因此便有了“常规经济学的发展”。如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主体面临的市场从具有“完全竞争”的假说向“不完全竞争”的调整，其面临的世界从具有“无摩擦”的世界向“有摩擦”的世界（“交易成本”）的调整，经济主体从拥有“完全信息”向拥有“有限信息”的调整，这些调整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假设与现实更加贴近。又如关于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研究，西方经济学家先是用完全信息假设将其转化为确定性，被证伪后，理性预期学派则将不确定条件下的经济决策转化为通过一定概率进行选择的确定性决策，以此新的“保护带”来捍卫其理性“硬核”。再如信息经济学提出了“信息成本”概念，以信息不对称作为其新的假设前提，其中隐含着只要经济主体愿意付出足够的信息成本就可以获得完全信息的假设前提，从而把基于不确定性的人认知能力的不足，转化为信息成本的约束，来保卫其理论“硬核”。
（4）在经济学的范式结构中，由经济学观念的基本判断构成的核心层面是相对稳定的。一旦某一范式在历史上某个时期被确立，只要既有的逻辑体系和方法论原则能够在一定的经济分析工具的帮助下相对合理地解释经济现象，该范式就会得到承认和延续；即使经济分析的逻辑结论和现实的经济经验并不相符，遵奉这一范式的学者也往往会通过修正自身对范式的认识，试图将反常的经济现象纳入旧有范式所蕴含的逻辑空间中予以解释。这在经济思想的历史发展逻辑上，就表现为经济学范式常规发展时期的到来，经济学处于内部结构的演绎和完善状态，具体表现为从核心层面向外围层面的渐次展开，形成了知识形态的一个稳定发展期。但随着常规经济学的发展，因实际经济发展过程的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在原有范式的逻辑空间之外不断发生和积累，导致原有的经济学知识结构对实际经济的解释或预测能力日渐衰退。当人们广泛地把理论及解释和预测实际经济问题的失败，归咎于现有的分析范式本身的知识结构问题时，范式转换的革命时期就到来了。这充分证明，经济发展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试图对此做出更好的解答，是促使经济学范式转换的根本原因。
（5）经济学范式的运动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对已有范式的继承，继承传统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核心“硬核”，调整其“保护带”。如20世纪70年代以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茨调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边际收益递减”和“完全竞争”的辅助性假设，提出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的理论（即“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模型”），为一系列“新经济学”的突破奠定了基石，就充分印证了这一范式发展路径的特点。二是表现为范式内部的部分调整，使其在逐步接近现实方面不断完善。如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赫伯特·西蒙就提出经济学家应把理论关注的焦点投放在“人的社会行为的理性方面与非理性方面的界限”上，提出对“经济理论”的崇尚应被“有限理性”范畴代替，“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应修改为“有限理性”。西蒙认为要理解“经济人”的行为就必须理解其内在环境，尤其是必须理解厂商和消费者在收集信息、做出推理和进行复杂计算等方面的认识能力的限度。三是表现为主流经济学内部不同学派的理论，通过兼收并蓄的方法，以一个统一的新经济学框架体系将它们融汇其中。经济学范式本身是在连续的发展中进化的，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可以并存若干研究范式的理论体系，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差别有一部分可以交融和调和。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之间的竞争与融合是经济学发展的动力之一。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中，出现过三次影响重大的“综合”，其代表人物有穆勒、马歇尔、萨缪尔森。穆勒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他一方面维护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原理，一方面又试图吸收李嘉图学派和西尼尔的理论成果，提出通过收入再分配的改革来改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马歇尔则试图把当时西方经济学中流行的各种不同理论如供求论、节欲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等融和起来充实到他的理论体系中，形成了以他为领袖的“新古典经济学”。马歇尔通过将古典经济学和效用学派“兼收并蓄”，发展出了一种现在还作为当代经济理论结构基础的分析框架。现代经济学发展中的“萨缪尔森综合”试图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不同学派的理论成果融汇到凯恩斯的经济学体系之中，使得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与古典主义的微观经济学这两个原本互斥的理论范式互补。穆勒、马歇尔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综合创新的尝试印证了一个道理，即从历史的理论发展看，“综合”本身就是创新，它是经济学家构建自己新理论体系的一种重要方法。经济学不同范式的“综合”是经济学范式转换的一种形态。经济学范式“综合”创新的运动形式的历史表明，经济学理论每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都需要来一次综合，并在综合的基础上试图对以往的理论进行整理、扬弃、补充、更新，以此来孕育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四是表现为不同学派研究范式的交汇。新制度经济学是这一范式转换形式的成功案例，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威廉姆森多次提到制度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康芒斯著名的冲突、互助和次序三位一体的思想对新制度经济学合约关系治理的影响。发展经济学中的“社会资本”理论也是学科交叉这一经济学开放运动的理论成果。发展经济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重大转变。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思路和内向型发展战略，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新古典主义复兴和外向型发展战略，再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新制度主义思路的兴起和计划经济国家体制改革浪潮的出现，发展经济学沿着从“计划至关重要”到“市场至关重要”，再到“制度至关重要”的发展路径演进。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成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交汇点，促使经济学家把研究的视野扩大到传统上社会学、政治学所研究的人际网络、共同规范、信任和公民社会制度等问题，提出“社会关系至关重要”的论点，进入了一个“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行的法国调节学派也表现出学科交叉的特点。该学派认为，现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有自身的缺陷。如新古典学派舍弃了时空因素，所提供的仅是一种非历史的经济规律，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演变过程；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注重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缺乏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各种矛盾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虽然强调资本的社会关系和积累的历史特殊性，但使用的主体概念过于抽象，如用价值代替价格，故只能应用于总体分析和一般计算，难以应用于具体研究。调节学派试图发展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实现其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理论的综合。调节学派“自下而上”地把工业或科技生产范式、调节模式、积累体制和发展模式四个制度面层次的区别与联系作为基本的分析工具，从货币信贷关系、劳资关系、竞争形式、国家干预和国际关系的多元化综合视角，对周期性危机和结构性危机做了区别，明确了结构性危机是调节模式及其积累体制作为调节体系的危机，并在更高层次上进一步提出不同于这两种危机形式的“发展模式危机”和“主导生产方式危机”的问题，企图开创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些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对于理解2008年以来西方所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经济学范式运动的第五种形式是学科交叉的经济学开放运动。这种扩张是经济学范式“自我拓展疆域”的表现，也是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发展史上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具体而言，它表现为经济学研究中引入其他学科的方法。经济实践的广泛性、复杂性以及理论的开放性、创新性使学科交叉的经济学开放运动可能成为今后经济学范式运动的方向。新兴起的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就预示了西方经济学范式发展的这一多元化趋向。
（6）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常规发展时期相对静止状态的，是客观经济过程的经验事实对其经济理论的不断验证。当既有的经济学理论无法更好地解释客观经济过程中日积月累的新情况新问题时，经济学的革命就会发生，范式转换先进行。人们终于把理论解释和预测的失败，归咎于现有分析范式本身的缺陷，许多相互竞争的信念、观点和理论派别争奇斗艳。从经济思想史发展的历史看，一种新的范式形成并取代旧的范式需要符合以下条件：第一，新范式蕴含的逻辑空间比原来的旧范式宽阔。也就是说，新的分析范式的逻辑空间能够覆盖比旧范式更加宽阔的现实经济内容。哪一个学派能够占上风，关键是看哪个学派的研究纲领（范式）更为出色，能解决问题，能预见新事实，能给实践提出更多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能给生产带来更多的价值。第二，新的分析范式还必须同经济学知识系统之外的思想形态的主流信仰相吻合。第三，同范式转换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既得利益格局相适应，如此才能使新范式的理论观点获得当时多数人的拥护。无论自觉与否，经济学家不同的理论体系总是代表着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他们有着时代赋予的不同研究任务，因而选择了对为之辩护的利益集团最为有利的理论假设和研究范式。特定的经济学范式是特定历史条件和历史时期的产物。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每一次变革的根源，最终都需要从其时代所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和实践中去寻找。
（7）现实经济实践发展的历史性与必然性蕴含着经济学范式演进的历史性与必然性，也充分证明经济学理论不可能超越历史的真实而凭空设计问题和对象，经济学永远是一门不断创新发展的学科。一个新的经济学分析范式对于经济现象的解释和预测必然要面临经验事实的检验，不同经济学流派所依据的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应被视为现实实践及时空差异的一种反映。理论范式只是经济学家发明的、企图揭示和把握高度复杂的经济活动不确定性中所包含的简单不变性规律的思维工具，不可能穷尽对当下及未来经济变化的认识和把握，只可能具有相对的或局部的真理性。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可能仅存在唯一的经济学范式，任一经济学范式也不可能永恒地存在于所有历史时期。当一国乃至整个世界发生基本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时，许多为已有经济学知识或理论所无法真正解释或解决的重大经济问题就会不断涌现。经济结构的变革愈具有基本性和彻底性，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就愈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新的历史条件及其形成的新历史时期，呼唤新的与之相应的经济学范式。人类经济史的社会实践是复杂多变的，它们与经济学范式及经济思想发展逻辑之间的关系，也必然是复杂、反复（倒退）而非单一、直线发展的，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无止境地艰苦探索。
（8）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后资本主义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危机的思考。在对危机的反思中，明斯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不稳定假说”凸显，明斯基在坚持凯恩斯经济学基本“硬核”的基础上，融合了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人的易错性分析等其他经济学流派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内在地具有因金融发展而生成繁荣泡沫并破灭的倾向，资本主义金融结构中存在的这一致命缺陷，出现在每次商业周期中，导致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和信贷紧缩。明斯基坚持认为政府强有力的经济干预能够“稳定不稳定的经济”，这为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政府普遍采取的大规模“救市”应急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事实证明，政府的强有力干预未能遏制金融危机的全球蔓延，包括触发主权债务危机，从而折射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困惑和现实悖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期，主流学派内部对其质疑或批判的呼声层出不穷，日益深入。克鲁格曼也发表了《经济学家为何错得如此离谱》的长文，科斯在临终前发表的《从经济学家手中拯救经济学》表达了他的困惑。直到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尚未对什么才是解决危机的最佳途径找到满意的答案。信奉市场自动均衡的新古典经济学与相信国家干预的凯恩斯经济学的交锋仍在继续。法国学者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提出，美国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助推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斯蒂格里茨则提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表明，市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政治体制并没有纠正市场失灵，西方目前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根本上都是不公平的。人们苦苦寻找西方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扩大根本原因的同时，激起了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的热潮，彰显了马克思经济学剖析危机根源的强大逻辑穿透力和现实解释力。在求解未来经济危机防范的“高难方程”中，世界仍期待着新的经济学智慧的贡献。
（9）21世纪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必将打破人为设置的学科壁垒，加强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摈弃传统理性主义封闭的局部性思维，确立开放的综合性的思维方式，顺应复杂科学发展观的新趋势，通过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复合来开放自己，以适应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经济学研究范式多元化时代的到来，必然要求经济学研究应“复活”长期被压制的文化、信仰、制度、道德、心理等因素应有的理论地位，将理性分析和制度分析、历史演化分析和心理分析结合起来。马克思也强调，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是一个十分复杂多样的综合系统，社会经济问题应纳入人类实践的宏大背景中加以考察，科学的经济学体系也应是一个开放的学科体系。马克思的这一看法，代表着21世纪经济学发展的趋势。
三、成果的学术创新、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和效益
本成果的主要创新是尝试借鉴西方科学哲学中的范式理论，围绕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展开，探索出一种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方法，尝试重新梳理解释经济思想史的脉络。论述的逻辑次序是：经济学的范式理论→西方经济学主流范式的形成→主流范式的综合转换→主流范式的变异→主流范式的回归→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分流→经济学范式的交汇→经济学范式转换的新趋向→经济学范式的论战→经济学科性质的论战→经济学范式的政治基础→西方经济学范式的超越。从经济思想史专题研究的角度，本成果试图对经济学范式与经济思想史发展内在逻辑的规律性特征进行系统而相对深入的分析。
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在于分析了主流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之间的理论范式之争，客观地评判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得失与局限，从经济思想史专题的角度考察经济学范式与经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经济学范式与经济思想史发展内在逻辑的规律性特征，提高学术范式的解释能力，改进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状，还能促进当代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本成果可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课题，信奉不同学派的学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一状况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不同学派的学者信奉的观念和认识的方法会有差别，另一方面是社会经济还在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在发展，有些问题可能在实践上或理论上还未完全展开，这都会使范式的分析遇到很大的困难。本成果可能存在的不足，范式分析本身是一种研究的创新，但也有可能会成为一种研究的束缚。当本成果试图把经济思想史各派的理论与方法都纳入到这一范式的框架分析之中时，范式结构等就成为一个分析的参照体系标准，若处理不好，分析框架又会成为分析的支配者。从范式结构入手对经济思想史进行分析，最大的难点是确定经济学的范式结构，如观念范式、规则范式、操作方式，或者“硬核”“保护带”等，并将其细化深入到经济思想史各学派的分析之中。本成果虽然就此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但远远不够，还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去进行细化和深入。
注释
[1]马涛，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6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