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应该怎样看待过去30多年的增长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这一谁都不能否定的事实，部分西方学者却并不予以肯定，相反，“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却不绝于耳。别人的言论我们不管，但自己心里要明白。

林毅夫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将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才能为国家做贡献，才能避免好心干错事，要从中国经济改革的探讨中反思中国经济的发展。他首先回答了中国经济改革为什么成功。中国的改革并没有完全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而推行的是渐进式改革开放之路，对没有效率的大型国企不仅没有私有化，而且还继续给予保护，但对一些新的产业准入放开，按市场化运作。在改革之初学术界新自由主义盛行，经济学界的基本共识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那么计划经济国家改革的路线就应该按照华盛顿共识的精神，建立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制度，并一次性到位。但中国没有走这条路。我们承认中国改革的双轨制会在一定时期带来收入分配不公和腐败问题，但与推行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和休克疗法的国家相比，这些问题它们也存在，但它们却没有取得我们的成就。即使是中亚或非洲许多具备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国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转型，按照华盛顿共识的路线推进，也没有取得像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成就。其次，他提出，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本质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但这与发达国家的机制不一样，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以后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都处于世界前列，而发展中国家相对处于较低水平，这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较之发达国家更多的机会，即主要以模仿方式为主引进技术和产业。纯粹从技术角度看，只要引进技术比本国先进，就可以达到增长的目的，但长期缺乏自己的核心技术，就难免受制于人，甚至在某些领域被别人“一剑封喉”，所以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在某些领域自主创新。经济学将引进技术产业带来的快速发展称为后发优势，中国改革开放就是充分利用了这种优势。再次，他指出，必须选择好发展道路才可能产生后发优势，理论上的后发优势一直存在，但这与道路选择有关系。新中国刚成立时，我们也提出过现代化目标，但当时国家产业很落后，产业经济体系都没有形成，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并不符合国情，我们也没有能力承接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产业和技术，加之当时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公开对立，后发优势是发挥不出来的。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选择的还是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路子对了，发展就非常快，伴随着产业技术的逐步升级，这些产业支撑了我国30多年的高速度发展。与之对应的一个反例是，同样一批发展中国家也走了改革开放之路，但没有得到中国的结果，其原因就是它们盲从了所谓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来转型，不符合自己的国情注定失败。最后，他认为双轨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方式。改革开放之初，如果我们仅仅关注大型国有企业的发展，那么新生的其他多种所有制企业就难以获得较好的发展空间。但在双轨制下，却能得以保留，这就保证了在转型过程中的稳定，有了稳定的前提，我们同时开放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准入，鼓励发展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这就较好地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尽管双轨制也有一些明显的缺陷，如容易产生寻租和腐败的行为，但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健全制度去克服。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就还得益于我们坚决推进改革的决心^[1]。

周其仁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得益于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如果说改革前夕安徽小岗村十几位村民冒着风险冲出了一条包产到户的路子，开启了中国农村自发的合约产权界定之路的话，那么，邓小平的巨大贡献，就表现为他把国家政策的方向转向了对这种行为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2012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通过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全面确立了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新制度经济学鼻祖、英国经济学家科斯提出一个定理，即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那么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最终都会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2]。正是我国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践，清晰界定出农民对土地的权利，而在此之前，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一直是模糊的。在我国城市经济发展上，邓小平坚持从实际出发来观察和处理一些重大事件，如安徽芜湖年广久炒卖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场追捧，两年内发展成一家年营业额720万元、雇工140人的私人企业，邓小平指示“不要动他”，不准用专政的手段去镇压。邓小平还高度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荣毅仁，并决定划出一笔国有资本交给荣毅仁管理，又由此开启了“国有资本+企业家”的新经济模式。邓小平对企业家的认同，使创业当企业家再次成为中国人的一项权利，也由此带来了宪法的修订，逐渐承认并保护普通人自由缔约、创办各类企业、按投资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权利等。这些重大改革，为我国经济保持长时间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注释

[1]胡舒立.新常态改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谈大趋势.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51-64.

[2]胡舒立.新常态改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谈大趋势.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6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