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语言不仅仅是交际工具，语言以特定方式参与基于文化规约的认知方式的塑造，同时自身也受到认知方式的反向塑造。句式的配置机制和识解策略中，凝固着基于民族文化特征的认知方式。文化塑造的句式表征和识解策略，与句式参量的不同配置策略和识解方式密切相关。如果说元素的化合价变量取决于化合作用中原子的外层电子彼此转移的变量，那么句式的功能变化则取决于句式结构变量引发的认知调适变化。本研究立足于跨文化视角考察句式参量之间的内在对应和互动关系，并探究其背后的动因。

20世纪末，汉语句式研究结束了结构主义一统江山的格局，功能主义、认知理论、语言类型学等众多理论和研究方法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态势，多种视角下的不同研究方法相互借鉴和融合，句式研究的视野不断拓展。但随着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句式研究涉及的深层次根本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句式研究绕不过去的关键性理论课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与此同时，学界对句式本质问题的诸多疑问也随之出现。

陆俭明（2007）曾提出疑问：“构式义是哪儿来的？构式义是不能从已知的构成成分、内部结构关系或其他构式推断的，那么这种构式义是什么赋予的？是不是每个构式都有构式义？进入构式词项的词义是通过什么机制对构式发挥它的表义作用的？”

范晓（2010）也提出过类似的疑问：“句式义是从哪里来的？怎样才能解释或识别一个特定句式的句式义？”

以往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一直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相关研究也在不同程度上涉及此类课题。对比各家理论学说和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分析各自的利弊得失，将对我们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启发。让我们将目光首先投向西方句式研究。

谈及西方句式研究，不能不提及认知语言学句式理论。作为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奠基人，Langacker在Foundation of Cognitive Grammar中提出了认知范畴、图式、认知原型、认知视角、图形—基底、图形—背景、扫描方式、详密度、移情等一系列认知概念，这些认知概念提供了全新的语法研究视角，被众多学者引入句式研究。认知语言学句式观突破了原子主义的句式观，贯通句法、语义、认知不同层面，有助于从整体角度观察句式不同层面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句式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和途径。

Langacker的认知语言学理论，为立足于“认知—语义—句法”之间互动的角度来研究句式提供了理论基础，他的理论引导人们突破结构主义、原子主义的局限，创立了一整套认知语言学概念，搭建起一个理论框架，但并未提出“认知—语义—句法”参量互动句式观，也没有建立句式自变量和因变量对应系统，没有考察这些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未触及塑造特定句式类型特征的认知定势及其文化动因。

从功能和认知的角度研究句式的理论成果，还有立足于类型学角度的“功能—类型语言学”，代表人物主要有J.Greenberg和T.Givon，等等。近年来在国内影响比较大的是Adele E.Goldberg。

Goldberg（1995）在Constructions:A Construction Ap 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当中提出的句式理念颠覆了动词决定句子全部形式和意义的传统主流观点，并提出另一种全新的观点：构式具有其自身的生命力，语言知识由形式—功能的对应体构成。这种句法观将以往根据动词或某种词项来确立句子整体意义来源，转向立足于整体来看待句式的意义来源，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理论突破。

但是，Goldberg的构式观在批判传统的动词中心句式理论的同时，过分关注构式的独立性，构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转换的条件、途径则留下诸多悬疑。具体而言，Goldberg的构式观从反对动词中心论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构式自立性，忽略了句子内部成分之间参量互动的动态对应关系，没有归纳出句式整体认知操纵下的参量互动机制，导致其对外无法发现构式之间内在的家族谱系关系，对内无法勾勒出句式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动态对应所形成的斜坡扇面范围及其边界条件，无法考察句式之间的变换条件及其理据，更没有将句式置于跨文化认知定式的语言类型学背景之下考察制约句子整体认知机制及其相关参数。

每种语言的句子都基于特定文化的认知定势建立起一套系统化的“结构—语义—功能”互动机制，这种机制需要立足于参量互动的视角并借助于认知机制才能被揭示出来。

不同语言中的句式一方面存在共性特征；另一方面还有其自身类型学特征和基于文化传统的认知定势而形成的个性差异。相同的句式结构，其深层的认知定式和识解方式未必相同。对比下列句子：

英语句法结构配置

A.John bought Mary a car

英语对该结构配置的识解：

C.John bought a carfor Mary

约翰为玛丽买了一辆车

汉语句法结构配置

B．约翰买了玛丽一辆车

汉语对该结构配置的识解：

D.John bought a car from Mary

约翰从玛丽那里买了一辆车

A和B在英语和汉语里都属于双及物句，其句法结构配置也基本相同，但是汉英各自的认知识解策略却相距甚远，导致语义理解也完全不同。

双及物句式的配置包含下列基本要件：

传递活动自主参与者+传递活动+传递活动非自主参与者+被传递对象

在上边的例子中，英语双及物句配置的识解策略是，认定句子表征的是“车”传递之后的目标去向和归属，把Mary看作车所赠送的目标，完全忽略车子传递之前的来源；相反，汉语双及物句的识解认定句子表征的是车传递之前的来源背景，把玛丽看作车的卖主。

可见，即便是相同的句法结构配置，不同语言基于其认知定势所塑造的认知识解方式和策略也可能完全不同。这对跨文化外语学习意义重大。探索出汉英双及物句上述差异背后的认知理据及其文化动因，就可以不但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并能举一反三，而且可以准确地预测到其他类似的案例，触类旁通。

除了句法配置所对应的认知定势及其识解方式有导向性区别，汉语跟屈折语的句法配置方式和原理也存在种种差异。

（1）施动受句

A1我学开车技术了

A2我学到开车技术了

A3*我学到手开车技术了

受事主语句

B1开车技术我学了

B2开车技术我学到了

B3开车技术我学到手了

把字句

C1*我把开车技术学了

C2*我把开车技术学到了

C3我把开车技术学到手了

例（1）中九个句子的成立条件不同，跟“到”和“手”的增、减密切相关。横向看，“到”和“手”在不同句式当中的增、减保持趋同，但是施动受句、受事主语句和把字句对于动词补充成分中词语的增减具有不同的限制条件。纵向看，补充成分“学——学到——学到手”所表征的受事抵达位移终点的明确度逐步提高，“施事”对“受事”的影响程度逐渐提升，“把字句”的合格度也随之逐渐提高。这种借助于词语增减来表征基于受事遭受影响程度的事件终结进度的方式，是现代汉语区别于其他语言的类型学特征之一，而这种以结构伸缩来表征语义和功能参量变化的“结构—语义—功能”互动机制，不可能从西方句式理论当中找到现成的答案。

汉语补充成分的伸展和压缩，在不同句式中有不同的限制条件和底线。表现在句法层面，汉语的施事、受事的分布距离、补充成分的结构长短、动词是否重复、受事的数量配置等自变量参数，都跟表征功能因变量的参数之间保持互动，彼此相互制约，而所有这些变量关系及其调控、补偿机制在不同语言的句式配置当中都有结构性差异。西方句式理论以屈折语为主要考察对象和语料来源。汉语作为孤立语，在句式的配置原则和运作规则诸方面跟其他语言差异巨大，无论是语序还是结构配置、功能表征、不同句式中词语的增减、隐喻方式与视角，汉语都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类型学特征，这些都决定了汉语句式研究既要借鉴西方理论的精髓，又要始终立足于汉语自身的类型学特征，从语料的选择到语言事实的梳理以及句式配置系统中相关变量关系的考察，始终牢牢把握孤立语“结构—语义—功能”之间的配置表征机制这个枢纽，才能贯通语言之间、句式之间、句式内部成分之间、各级句法单位之间，以及句法与认知、文化之间围绕句式配置所表现出的一以贯之的类型学特征。

近年来国内汉语句式研究逐渐从单一的结构描写转向结构描写和功能解释相结合。沈家煊的《语法六讲》（2011）、《关于词法类型和句法类型》（2006）主张贯通不同单位之间的类型学机制，将汉语句式研究置于世界其他语言句式的宏观框架中拓展句式研究视野，在类型学对比中探究汉语句式的个性特征。

陆俭明的《“句式语法”理论与汉语研究》（2004）主张从句式的语法意义考察分析句式内部词语之间的语法、语义关系，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指导意义的问题。

范晓的《汉语句子的多角度研究》（2009）、《试论句式意义》（2010）、《关于句式问题》（2010）全面梳理汉语句式的概念界定及其研究方法，主张以动词为纲建立汉语句式系统，在尊重语言事实的基础上，在句法、语义、语用不同层面分析汉语句式要素的内在关系及句式之间的横向、纵向关联。

陆丙甫的《从宾语标记的分布看语言类型学的功能分析》（2001）从语言类型学角度研究受事形式标记的跨语言分布，强调从功能的角度统一解释语言类型学。

张伯江的《从施受关系到句式语义》（2010）立足于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关系，探讨施受关系，探讨及物性语义结构，在此基础上对比把字句和被字句之间的差异。

此外，刘丹青、郭锐、袁毓林、张国宪、方梅、沈阳、任鹰、石毓智、郭继懋、张旺熹、施春宏等学者分别从各自所擅长的角度对句式及相关的语言事实做出过富有启发意义的探索与尝试。

随着研究逐步走向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仅从句式的结构或语义、功能当中单一的结构或视角、层面观察、研究句式，往往只能看到某个局部侧面和现象，难以看清结构、语义、功能之间的互动关系，忽视三者之间的参量对应关系，难以深入观察对句式内部成分之间的调控与补偿机制，以及句式之间的变换条件。

随着各种新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实验、调和、消化、吸收，理论和方法日渐成熟，在对以往句式研究经验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句式研究者逐步拓展考察视野，对于及物性、施受关系、自立性、自主性、终结性、宾语个体化程度、移情等概念及关系的认知逐渐突破语义和句法的传统视角，并向认知功能领域拓展。然而，及物性、施受关系、自立性、自主性、终结性、宾语个体化程度、移情等参数彼此之间处于什么样的关系？是各自为政、彼此分离，还是必须纳入同一个框架之内？如果纳入同一个框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框架？上述疑问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和调整句式的研究思路。

将结构、语义、功能之间的互动关系纳入句式整体考察框架，是比较理想的研究模式，部分学者初步意识到将三者结合起来作为整体考察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价值。朱德熙（1985:29）等语言学家倡导采用形式和意义、结构和功能密切结合、相互验证的方法研究语法现象，但是究竟如何将语言形式与意义、结构与功能结合起来研究句式，尚缺乏具体的操作步骤与科学化的范式。

对比下列三种句式中施事、受事和补语的关系，其合格条件呈现出规律性很强的对立与互补：

从合格条件看，A列和B、C两列呈现对立倾向。从关注的焦点看，（2）—（4）中“死”“光”“出血”凸显受事“蚊子”遭受的影响；（2）—（4）中B、C的合格度高于A列。（5）—（8）中“偏”“累”“肿”“出了经验”并非指向受事，而是显示施事在试图影响受事的过程中（至于是否影响到受事则未予显示）自身受到的损益。其中A列合格度高于B、C列，说明表征施事在活动过程中自身的损益符合重动句式的条件，不符合其他句式的条件。（9）、（10）中时间补语指向活动过程。

目前的句式研究尚未全面、系统地对上述句式结构自变量和语义、功能因变量的对应性展开对比研究，因而无法确切地预测出这几种句式之间的变换条件，句式的结构—语义—功能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句式本质仍然有待于揭示。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梳理出句式不同层面、不同成分功能之间的参量关系，有助于全面揭示句法、语义、功能之间的配置条件和动因，发现贯通和操纵句式群落变换条件的整体认知机制。立足于结构、语义、功能之间的互动关系，才能对（2）中横向排列的句子能否变换做出合理的功能解释，贯通句子结构、语义、功能各个层面的参量，从而准确、全面地归纳、预测其变换及替换条件。

归纳起来，国内外句式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及研究视角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句式内部要素之间固有的、内在的互参、互动关系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研究。与之相关的是，汉语句式之间的内在谱系关系和转换条件及理据缺乏清晰系统的描述。

句式的结构、语义及功能之间、内部成分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动态关系？这种动态关系通过什么机制对句式发挥什么作用？句式之间的对立和交叉及其变换条件与理据是什么？如何系统地描写和解释汉语句式内部、外部交互作用的动态模型？如何贯通句式内外诸多参量关系？汉语句式系统基于什么样的认知模式形成何种配置机制？

目前汉语教材中存在句式分类、句式功能、句式合格条件、使用条件、句式之间的变换条件难以准确预测、缺乏理据、结构形式和意义彼此割裂、缺乏整体系统性等许多问题。问题的症结集中在句式的理念立足于单一视角，要么是结构至上，要么是语义或功能至上，缺乏“句法—语义—认知功能”动态参量互动理据。因此，要立足于结构、语义和功能之间的内在互动，理清句式变换的条件和理据，揭示出现代汉语句式家族谱系关系，勾勒出句式群落谱系树。

现代汉语的句式分类，总体来看有两大类型和标准：一类是结构分类，另一类是功能分类。这两种分类标准划分出来的句式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两类句式之间有没有交叉？如果有，为什么会交叉，交叉的理据是什么？基于现有的句式理论无从回答这个问题。

以上问题不予解决，必然导致出现句式划分标准缺乏理论依据、句式结构和语义内在对应关系不清、相邻句式交叉条件不清、变换条件缺乏理据、句式之间能否变换难以预测等问题。

总之，句式研究虽然已经初步意识到结构和语义、功能之间或许存在一定关联，相关认知理论如图式理论、及物结构的认知理论已经为句式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迄今为止尚未系统地概括归纳出句式结构自变量参数和功能因变量参数之间的互动对应关系，尚未从结构、语义、功能之间的互动关系视角勾勒出它们之间的内在变换条件和理据，未将结构和功能相结合的理念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研究程式。

句式研究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现代汉语自身特征及其影响下的句式运作机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跟其他语言相比，现代汉语句子成分中词语的增减，一方面带来句式功能参数的微调；另一方面还制约着句子成立条件的变化，而且不同的句式类型对于动词补充成分词语的增减和完整程度具有不同的接受能力和限制条件。如（1）中九个句子的成立条件不同，跟“到”和“手”的增、减密切相关。横向看，“到”和“手”在不同句式当中的增或减保持趋同，但是施动受句、受事主语句和把字句对于动词补充成分中词语的增减具有不同的限制条件。纵向看，补充成分“学——学到——学到手”所表征的受事抵达位移终点的明确度逐步提高，施事对受事的影响逐渐提升，把字句的合格度也随之逐渐提高。“学——学到——学到手”所表征的“学开车”事件的终结可以划分为指向终结目标（学开车）、抵达终结目标（学到开车技术）和完全抵达并掌控受事及终结目标（把开车技术学到手了）。动词及其补充成分所表征的受事抵达终结点的不同形式：指向终结目标（学开车）、抵达终结目标（学到开车技术）和完全抵达并掌控受事终结目标，实际上代表着高、中、低不同的终结等级。可见，动词补充成分所表征的受事抵达位移终点的明确度呈现为多元等级。

动词及其补充成分所表征的终结明确度呈多元等级格局并非个别案例，在汉语的述补结构中普遍存在，并且从具体的受事抵达位移终点明确度的物理空间认知域，通过隐喻、转喻等途径，抽象、扩展到事件抵达终结终点的明确度的语法范畴。

不但如此，现代汉语补充成分中词语的增减，一方面影响到活动结果以及抵达终结点明确度的变化，同时也带来句式功能以及句法配置完整性条件的变化，这一点作为一种重要的类型学特征参与汉语句子的“认知—语义—句法”框架的建构与运作机制，产生了众多跟“屈折语”相关领域既有共性联系又有个性差异的句法现象。

从动词补充成分长短兼备、增减自如的表征格局，到谓语动词及其补充成分的增减带来的结构长短差异临摹表征指向终结目标、趋近终结目标和完全抵达终结目标等多种不同等级差异，乃至汉语时体表征的多元等级框架，最终带来句式功能以及句法配置完整性条件的变化。这一系列类型学特征——单、双音节词语并存，时体多元等级，终结表征结构多元等级——构成了现代汉语句式的功能及其句法配置的类型学特征。

现代汉语的类型学特征对于句式配置机制的影响值得深入系统地研究，结合汉语的类型特征来审视和研究句子的结构跟功能的匹配规则及运作机制，才能使汉语自身的句式规则和运作机制不至于被湮没在西方语言学基于形态类型的句式理论框架之中。

句式研究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对句式的结构、语义和功能之间的内在动态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关注不够，对于句式的整体语义倾向于理解为单一层面的静态意义，试图将句式的语义简单地概括为一种固定的抽象意义，例如，“处置”“存现”等。这种简单化的处理方法固然简便实用，但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

第一，句式的结构和功能变量参数以原型为核心，向外辐射成为由高到低的变量连续统斜坡（gradiece），句式的意义也随着内部成分众多参数的变动而在一个扇面范围内连续游移。将句式的意义归结为单一层面孤立、静态意义，实际上是在一个连续的扇面区间截取一个点，往往会忽略结构“自变量参数”以及功能“因变量参数”变化所引起的句式意义的连续性动态扇面变化域，看不到句式内部成分之间的补偿机制。例如：“处置”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处置”的语义结构及其认知基础是什么？“处置”内部的类型如何划分？为什么“处置”说会出现大量例外的把字句？“处置”跟相邻句式的分野等问题众说纷纭，剪不断，理还乱。

“处置”给人的印象是施事自主地对事物进行处置，但是例外很多。为什么“他把电话号码忘了”作为典型的非自主把字句也完全成立，而*“他把电话号码记了”作为自主事件反而不成立，必须增加补充成分“下来”或“住”？相比之下非处置句“他记了个电话号码”无需补充成分也完全成立。无论是“自主”“自立”“附庸”“变化”“去除”还是“处置”，都难以凭借单一特征贯彻到所有的把字句当中去，也没有一种特征对内具有普遍性，对外具有排他性，注定了难以凭借单一特征周延地封堵种种例外，暴露出将句式的意义归结为单一层面孤立、静态、抽象意义的做法带来的弊端。单一视角下的原子主义句式观带来一系列彼此关联的未解之谜，留下了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不同句式对于补充成分的依赖程度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背后的动因，并非取决于受事的自立性或者动词的去除性单一因素，句式是一个整体性动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之间、不同成分之间互参互动，彼此制约，形成一个动态对应和互动的有效连续游移扇面。基于这一理念，我们主张将受事的自立性、个体化程度、动词的去除性、事件终结程度、受事的受影响程度、及物程度、移情、瞬时性、过程性、扫描方式等参数贯穿起来纳入同一个“结构—语义—功能”多维坐标系框架，这种研究视角背后方法论上的差异，带来一系列新的语言事实的发现。

第二，句式是由多种要素、不同视角构成的多维、立体结构，建立在“结构—语义—功能”基础之上，构成一个彼此既对立又关联的句式谱系。诸如距离象似性（陈忠2007）、时间象似性（Haiman1985）、复杂象似性、扫描方式（陈忠2009）、价值取向（陈忠2009、2014）、转喻（沈家煊1999）、移情（沈家煊2001）、相邻原则（张伯江2010）等语义、功能参数，都随着句式结构自变量参数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结构自变量参数控制下的功能因变量参数的变化，句式的类型和整体意义呈现为一个由高到低的连续变量斜坡，受到来自句法、语义、认知模式和视角等不同层面、不同子系统多种影响和制约，仅仅在结构或语义、功能单一角度和层面，都难以理清这种复杂母系统的真实面目。无论是侧重于结构形式还是侧重于功能，句式之间都呈现出彼此既对立、又交叉的复杂连续格局。换言之，句式内部结构和功能的对应关系，一方面关系到句式自身的整体意义的界定；另一方面也关系到句式之间的对立与交叉的谱系关系。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划分句子类型还是试图概括其整体意义，都强烈依赖对句子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内在关系的进一步研究认识。否则，在缺乏句式内部结构功能对应机制的基础上划分出来的类型和整体意义，将掩盖某些深层的规律，丧失句式之间内在的谱系信息。

第三，每一种句式都将“结构—语义—功能”对应系统的整体参量保持在一定常数范围内，不同句式的整体“结构—语义—功能”常数不同。为确保句式的功能因变量保持在该句式所要求的整体水准之上，句式内部不同成分会根据整体变量常数的需求作出相应的补偿调适，共同将该句式的结构自变量和功能因变量保持在该句式所要求的“认知—语义—句法”功能参数特定水准之上。句式内部不同成分会根据变量参数的需求做出相应的补偿调适，这种补偿机制在我们的语感中同样有所体现。例如，（2）B“他打光了蚊子”听起来感觉别扭，不符合语感。

把字句、受事主语句和“施动受”句将施事的自主性作为及物参数之一。但某种条件下也可能表征非自主不可控事件，如：

（11）A李明把护照忘了 B护照李明忘了 C李明忘了护照

但要保持非自主的把字句、受事主语句成立的条件是，借助去除义动词的高及物参数补偿被施事的非自主性拉低的及物参数。如（11）A和B的“忘”蕴含的去除意义，补偿了“非自主”性降低的及物参数。相比之下，动词“梦见”缺乏去除义，在非自主的把字句、受事主语句中，其自主性和对受事的影响力度、终结程度等及物参数都偏低，超出了成分间补偿的最低限度，句子很难成立。如：

（12）A*李明把护照梦见了 B*护照李明梦见了 C李明梦见了护照

相比之下，“施动受”句对自主性和去除义没有限制条件，所以（12）C仍成立。这显示出句式的变量参数之间的补偿机制有一定条件底线。

除了及物参数之间保持互参互动的补偿机制，动程的长短和受事的数量多寡之间也保持互参互动的补偿关系。譬如，以下几组句子成立条件的背后，隐藏着受事借助于数量来补偿动作过程过短对于渐次性的削弱的句子内部补偿机制。

（13）

A1

这些椅子摆好了

这些咖啡冲好了

A2

这些椅子摆完了

这些咖啡冲完了

A3

这些汽车修完了

这些衣服洗完了

B1

这一把椅子摆好了

这一杯咖啡冲好了

B2

* 这一把椅子摆完了

* 这一杯咖啡冲完了

B3

这一辆汽车修完了

这一件衣服洗完了

“V完了”和“V好了”这种单复数上的不对称替换条件难道纯属偶然？其幕后操纵的推手是什么？“V完了”在什么条件下其受事数量受到限制？“V完了”的受事在单、复数之间的变换是不是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句法现象？

立足于“结构—语义—认知功能”的角度看，“V完了”对应着“进程式”终结图式的渐次扫描方式。为了将“进程式”终结图式的认知功能保持在正常水准，“V完了”在某一特征受到削弱的情况下，利用汉语所具备的各种手段、机制加以修复和强化。参见第二章第三节。

这一现象证明，句式的“结构—语义—功能”之间保持整体协调态势，特定句式配置所形成的特定扫描方式对包括单复数在内的结构自变量构成限制。认知机制在句法系统的运作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调节作用，并对语言结构的替换和变换条件形成限制。认知机制对句法结构及其组合条件的作用不容忽视。如果仅仅局限于结构的分析或者孤立地进行意义分析，难以发现句式的结构自变量和功能因变量在不同匹配条件下所产生的功能识解规律。

基于对上述事实的观察和理解，我们认为，汉语句式的研究应当在借鉴人类普遍的句式建构机制的基础上，立足于汉语自身的特点，发掘探索汉语基于类型学特征的句式“结构—语义—功能”对应机制。

如果说元素的化合价及活泼程度根源于原子的外层电子得失或共用电子参数，那么不同句式的功能差异则根源于事件的瞬时性、自主性、受事受影响程度、宾语个体化程度、补语指向、及物方向等结构参数的不同配置。作为语义关系、认知功能的动态载体，配置参数特定组合的特定识解，可以贯通句式群落之间既对立又互补的内在关系，有助于揭示出句式群落谱系之间的整体关系以及能否变换的条件和理据。

语言使用者观察、识解和表征世界的认知视角及认知方式，体现为句式的配置参数。换言之，句式的配置参数是认知视角、认知方式在句法中的变相符号化映射。伴随着句中各种结构自变量参数的变化，功能上的相应识解也随之变化。句式的结构和功能变量参数形成“句法—语义—认知功能”立体框架，以原型为核心向外伸展成一个连续变量扇面，以此与相邻句式保持既对立、又交叉互补的群落谱系关系。句式内部各项参数之间彼此保持整体协调和补偿机制，共同将该句式固有的“结构—语义—认知功能”参数维持在特定水准之上。

句式结构的自变量变化引起相应的功能因变量变化，体现为及物结构变量变化，譬如“瞬时性、补语指向、自主性”，等等。因此破坏、消除了瞬时性、自主性特征以及转移补语指向，就可以改变及物结构方向，降低及物程度。

要破坏、消除瞬时性、自主性特征以及转移补语指向以改变及物结构性质的有效方式，一是重复动词；二是降低受事的个体化程度。鉴于［±瞬时性］、补语指向和“受事个体化程度”制约着及物结构这一特点，重动句采用重复动词结构并降低受事的个体化程度的方式，形成有关重复动词的相关功能识解。

拉长对事件动程的表征，形成了重动结构跟把字句、被字句功能上的对立与互补，这可以解释及物句中动词重复句跟“把字句”和“被字句”的合格条件彼此之间大致呈现对立互补的现象：

（14）他赛车赛了十年/*他把车赛了十年/*车被他赛了十年

重动句重复动词拉长了对动程的观察，一方面破坏了正向及物性的必要条件——瞬时性，同时重复动词还象似连续观察的渐次扫描方式。对比把字句和重动句的合格条件：

（15）A他把面包烤煳了——B他一下子把面包烤煳了

（16）A他烤面包烤煳了——B*他一下子烤面包烤煳了

（15）A和（16）A原本都合格，但是插入瞬时成分“一下子”后，（15）B的合格度高于（16）B。因为重复动词象似按时间顺序对动程进行连续渐次扫描，这一凸显渐变的扫描方式构成了重动句跟把字句的对立，并对两种句式选择组合的词语产生不同的限制。重动句重复动词采用渐次扫描方式凸显渐变，而把字句则以简括扫描方式凸显顿变。“一下子”表示瞬时顿变，这跟把字句凸显瞬间顿变相容匹配，而跟重动句渐次扫描方式冲突。这就是（15）A和（16）A原本都合格，但插入瞬时成分“一下子”后，（15）B的合格度高于（16）B的理据和动因。可见，动词重复这一结构自变量跟扫描方式这一功能因变量保持整体参量互动。“结构—语义—功能”之间的参量互动操纵着“一下子”能进入哪些句式，不能进入哪些句式，制约着词项跟句式之间的语义匹配条件。

句式结构形式与语义、功能之间存在内在的互动关系，句式结构配置参数的变化，会带来一系列认知功能效应方面的相关识解的变化。这就是句式群落之间一方面保持相互对立，一方面又在某些方面彼此交叉互补的动因，也是句式之间能否变换的条件和理据所在。句式内部各项参数之间保持整体协调和补偿机制，共同将该句式的“句法—语义—认知功能”参数维持在特定水准之上。为确保其变量保持在该句式所要求的整体水准之上，句式内部不同成分要根据变量参数的需求作出相应补偿调适。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在“句法—语义—功能”框架中，围绕汉语的类型学特征，对句式结构自变量配置参数和功能因变量识解之间的关系展开系统的研究，揭示句式结构和语义、功能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成分之间的功能调适和补偿机制，探索句式变换的条件与理据，揭示汉语句式配置的内在机制及其认知基础。

本研究将句式看作特定参量配置的实例集合，立足于参量互动视角，考察汉语句式配置的结构自变量和功能因变量参数之间的系统性匹配对应及互动关系，描写句内成分之间的动态对应和补偿关系及其整体意义的整合机制，通过结构自变量和功能因变量参数贯通句式群落之间既对立又交叉的内在关系及理据。在此基础上探寻参量配置机制体现出的句式表征和识解世界的方式策略，对比不同文化所塑造的不同句式配置策略及其表征和识解方式。

上述内容展开的先后顺序是，先考察句式内部“结构—语义—功能”参量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句式的运作机制，考察句式配置参数的“结构—语义—功能”互动与识解，由此揭示图式结构参数与句式功能参数的匹配与互动。在考察句式内部参量关系及其配置规律和整体意义来源理据之后，揭示出汉语句式配置的认知定势和文化动因。基本思路是由内而外、自下而上贯通不同层面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内在横向、纵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