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欧美体育社会学的作者特征

3.3.1 作者特征分析

通过统计，欧洲体育社会学研究样本中的278篇文章共计有339名作者，其中207位为第一作者，占该地区作者总数的61.1%；北美404篇文章中共计583名作者，其中第一作者为290人，占该地区的作者总数的49.7%，数据表明北美的研究者具有更多的合作研究。同时，统计欧美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第一作者的性别、学位、职称及占当地第一作者总数百分比，比较欧美体育社会学研究作者的特征，统计结果如表3-9、表3-10、表3-11所示。从表3-9中可以发现，欧洲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男性所占比例要高于北美超过10个百分点，而北美的女性研究者占总研究作者数的45.9%，远远高出欧洲女性作者所占的比例。通过对其所涉及的研究主题进行统计发现，北美女性作者对体育与性别主题的研究共计89篇次，其次是传媒研究（40篇次），而欧洲的女性作者主要关注性别（25篇次）以及其他更为广泛的研究议题。科学社会学有研究者指出，不同性别的科技人员在科学上所表现出的能力和工作效果上的差异，其中女性科研成果发表的数量仅是“同年龄组男性科技人员的约一半到三分之二”，形成了女性科技人员的“科研产出之谜”（the Productivity Puzzle）（Cole、Zuekerman,1984）。根据这一观点，总体上讲，欧洲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女性所占比例不足男性的三分之二，而北美研究者女性已经超过三分之二的比例，因此可以认为，欧洲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中还存在较大的性别差异问题，而北美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已经更加接近性别比例的均衡。

对样本中被资助的117篇论文中的97位作者性别进行分析（其中欧洲41人，北美43人，13人来自非欧美地区），在作者性别的分布上，欧洲的女性作者仅为11人，占该地区资助作者总数的26.8%，男性作者为25人，占该地区被资助总数的60.9%（有5篇文章的作者性别未知）；但在北美被资助的研究者中，女性作者为24人，男性作者为17人（有2篇文章的作者性别未知），分别占北美被资助总数的55.7%和39.5%。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在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中，欧洲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性别不均衡现象，而北美的体育社会学研究与欧洲相反，而且女性作者受到更多的研究资助。

对欧美体育社会学研究者的学历学位进行统计，如表3-10所示，欧美体育社会学研究者70%以上均获得博士学位，在不考虑未知学位的作者的前提下，北美博士学位的比例略高于欧洲；其次在读博士研究生（博士候选人）的作者数方面，北美的比例也高于欧洲。由此可见，相对于欧洲来说，北美体育社会学的作者具有更高的学历结构，而且更多的博士研究生也发表了相关论文。这部分作者将可能成为北美体育社会学研究中重要的后备力量。此外，对欧美获得资助的作者的学位进行分析，欧洲的41名研究者除了7名学位未知外，1名为博士候选人，其他33名均获得博士学位，占欧洲受资助作者总数的80.5%；而北美受资助的43名研究者中，除了未知学位的作者2名之外，1名为硕士学位，5名博士研究生，其他35名均获得博士学位，占北美被资助作者的总人数的81.4%，数据表明欧美体育社会学中被资助的研究者中80%以上均为博士学位获得者，两者学位学历结构相当。

从表3-11可知，欧美体育社会学研究作者中，北美高级职称（教授、副教授和研究员等）所占该地区第一作者总数的47.9%，远高于欧洲的29.5%，而中级职称（讲师、高级讲师和助理教授）的比例，欧洲所占比例高于北美，而且欧洲的研究者中更多的中级职称为讲师、高级讲师、首席讲师共74名，而助理教授只有6名，而在北美的中级职称更多的为助理教授共62名，讲师、高级讲师和访问讲师仅仅8名，这可能与欧美两地职称评审体系的不同而造成。同时数据还表明，欧洲体育社会学研究者更多的中级职称可能具有更大可能的研究潜力。通过对获得资助的欧美研究者的职称进行分析，欧洲被资助的研究者中除了6名职称未知外，获得资助者具有高级职称17名，中级职称11名，其他职称和无职称的作者7名，分别占欧洲被资助作者总数的41.5%、26.8%、17.1%；而北美除了1名职称未知外，高级职称有18名，中级职称12名，其他职称或无职称的12名，分别占北美被资助作者总数的41.8%、27.9%和27.9%。数据表明在被资助的作者中，欧美中、高级职称所占比例基本相同，但北美对无职称和其他职称的资助比例高于欧洲，表明北美体育社会学研究中资助对象职称类型更加多样化。

通过作者性别、学位和职称结构的考察发现，欧洲体育社会学研究者男性比例、中级职称比例要高于北美；北美的女性作者比例、博士学位和在读博士比例以及高级职称所占比例略高于欧洲。对被资助的作者的统计，进一步证明欧洲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存在明显的性别不均衡问题，北美体育社会学研究的被资助者中女性取得较多资助。同时欧美两地的被资助研究者大部分拥有博士学位，而且在职称结构上相差不大。

3.3.2 核心作者及科研合作分析

核心作者一般指在某一专业领域中发文较多的作者，因为论文数量往往是评价科技人才的指标和衡量学科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从经验上讲，发文量揭示了科学研究者的生产科学研究成果的能力，如果科学家成就越大，一般都可以观察到相应领域中的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就越多，由此可以确认发文量多的作者为该领域的核心研究者。在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对核心作者的发文数量的确定主要是依据普赖斯所提出的公式：

公式中的字母N表示核心作者需要发表的论文篇数，ηmax代表了所统计的年限中，最高产作者发表的论文总数，只有那些发表论文数在大于和等于N篇之上的作者，被认为是该领域的核心作者（邱均平，1988）。在本研究样本中所统计的时间段内，欧洲和北美的ηmax值分别为7和8，将此数代入式（1）中，计算出N值约等于3.0（篇），即发表3篇及以上论文的作者为本研究领域中的核心作者。通过统计，欧美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核心作者如表3-12所示。

在欧洲体育社会学研究发文较多的核心作者主要有来自拉夫堡大学的多米尼克·马尔科姆（Dominic Malcolm）和阿兰·巴尔内尔（Alan Bairner），朱莉安诺蒂（Richard Giulianotti）、埃利奥特（Richard Elliott）等人，其中有4名作者为女性，8名作者具有高级职称，7名作者为高级讲师或讲师。在北美体育社会学研究中，重要的作者主要有杰伊·佘雷尔（Jay Scherer）、乔舒亚·纽曼（Joshua Newman）、布莱恩·威尔逊（Brian Wilson）、珍妮弗·雷尔（Genevieve Rail）等，其中女性作者5名，13名具有教授和副教授等高级职称，仅1名助理教授、1名博士后研究员。通过比较可知，北美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中重要作者具有相对较高的职称，而欧洲研究者更多具有中级职称，从职称的结构上再一次表明，欧洲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具有较大的研究潜力。

对欧美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作者合作进行统计分析，其合作情况如表3-13所示。从统计的数据可以看出，欧洲体育社会学研究科研合作大于或等于2名的文章数占该地区总数的38.4%，小于北美的47.2%，数据表明北美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具有更多的科研合作。

为了进一步探讨两地科研合作的情况，将样本研究数据整理后导入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 6.0中，得到欧美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合作网络图，如图3-13和图3-14所示。从图中可以发现，欧美体育社会学领域的作者合作网络均为“非联通”的网络，只有少数的几个作者之间存在合作关系，没有构成一个由核心作者为中心的高连通网络。“网络密度”反映的是社会关系网络中成员之间的互动频率、感情强弱和亲密程度，密度越大，代表该网络对网络中的行动者所产生的影响就越大，该指标用来“度量网络成员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一般来说，密度高的网络信息沟通性较好，密度低的网络代表信息沟通相对较差（张利华，门明，2010）。通过计算欧美体育社会学作者科研合作网络密度，欧美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两个作者合作网络密度分别为0.0025和0.0117，数据表明北美的网络密度相对略高，网络沟通和作者合作程度相对较强。

进一步进行研究，提取网络中合作行为超过2次、合作人数超过2人的主要学术研究团体，结果如图3-15和图3-16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欧洲形成以5个主要的研究团体，其人数平均在3～4人，例如“马尔科姆（Malcolm D.）—巴尔内尔（Alan Bairner）—费丽帕（Philippa Velija）—弗林·利亚（Flynn Leah）”“万·赫尔沃德（Van Hilvoorde）—艾琳·艾妮尼思（Elling Agnes）—斯托克维斯·路德（Stokvis Ruud）”“艾米瑞克·艾克（Emrich Eike）—维纳尔·皮奇（Werner Pitsch）—凯尼恩·马库斯（Klein Markus）—凯里斯汀（Pierdzioch Christian）”“马奎尔·约瑟夫（Maguire Joseph）—理查德·艾略特（Richard Elliott）—威登·加文（Weedon Gavin）—李延佑（Lee Jung Woo）”等，其团队规模和合作次数均少于北美。而北美形成了7个较大的核心研究团队，以“里奇·史蒂芬（Ritchie Stephen）—皮卡德·帕特里夏（Pickard Patricia）—玛丽·乔（Mary Jo）”等人为主的7人科研合作团体以及以法雷尔（MP Farrell）为核心的包含“美尼尔可（M. J. Melnick）—巴尔内斯（G. M. Barnes）—米勒（K. E. Miller）—萨博（D. Sabo）”5人组成的学术团体，“罗伯特（Robert J. Schinke）—杜克·帕尔特尔（Duke Peltier）—艾米·布罗杰特（Amy T. Blodgett）”等构成相对稳定的合作研究团队。

通过文献计量学研究发现，欧美体育社会学在发展中各自都均涌现出一批重要的核心作者，欧洲以马尔科姆（Malcolm）、巴尔内尔（Bairner）为代表；北美以佘雷尔（Scherer）、纽曼（Newman）为代表。这些核心作者中，北美高级职称相对较多，而欧洲拥有较多的中级职称的研究者，具有更大的学术发展潜力。在科研合作方面，北美作者表现出相对多的合作趋势，形成相对较高的科研合作网密度和较大规模的合作研究团队。

3.3.3 作者机构及合作分析

通过对欧美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第一作者所在的二级机构（大学中的院系、研究所等）进行统计，其结果如表3-14所示。从表3-14可以看出，欧洲体育社会学有41.1%的研究者来自体育、健康与运动学相关的机构，远远高于北美的22.4%，而且来自管理与（体育）管理、休闲旅游以及教育和体育教育的研究部门（院系）的作者也略高于北美的比例。但北美的研究者来自社会学与人类学和其他类型机构的人数和比例较高于欧洲。数据表明，北美的研究者所在单位的类型更加多元化，而且更多社会学和人类学以及其他跨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关注体育社会学的相关研究议题。

同时，通过分析体育、健康与运动学（科学）院系或科研机构名称，还发现欧洲的院系名称主要包含的关键词为“运动与健康科学”（Exercise and Health Sciences）“运动与体育科学”（Exercise ＆ Sport Sciences）“体育科学”（Sport Science）“人体运动与体育科学”（Human Movement and Sport Sciences），而北美的研究机构的名称中除了上述关键词之外，还主要包括有“运动学”（Kinesiology）（31次）、“人体运动学”（Human Kinetics）（15次）等，这表明北美在专业设置上的特色，而且“运动学”院系中的研究者也广泛涉猎体育社会学相关的议题研究中。同时，对所涉及的核心作者所在的一级机构（大学或其他科研机构）进行统计，欧洲的研究涉及共计147家机构，其中仅13家科研机构，其余134家均为高校和高等教育机构，占总数的91.2%。而北美共计227家机构中，有17家为科研机构或政府部门的相关机构，210家为高等院校和系所，占总机构数的92.5%，其比例略高于欧洲，但总体上欧美体育社会学研究绝大多数均来自于高等院校。

对发文最多的前10所机构进行统计，其结果如表3-15所示。从表3-15可以看出，欧洲发文最多的机构主要来自英国，其中拉夫堡大学的发文数量为最多，达到28篇，其次是布莱顿大学、利兹城市大学和杜伦大学，挪威体育科学学院和荷兰的乌德勒支大学发文相对较多。而北美发文最多的是3所来自加拿大的高校亚伯达大学、渥太华大学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发文数均在20篇及以上，而来自北美的得克萨斯农工大学、陶森大学等6所发文相对较多。

同时，运用UCINET 6.0软件绘制各机构的合作关系网络，如图3-17和图3-18所示。两个网络的密度分别是0.0087和0.0176，数据表明北美机构合作程度远远超过欧洲。同时在图中还可以发现较大节点，分别表示合作频次较多，例如，欧洲体育社会学研究主要以拉夫堡大学为中心，而北美以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和佛罗里达大学为核心。社会网络中的中心性是行动者具有权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包括网络节点的度数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最常用的是节点的“度数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通过对网络中节点中心度进行分析，发现欧美体育社会学的科研合作的重要机构，其结果如表3-16所示。

从表3-16可以看出，在欧洲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具有相对较高中心性的中性机构主要有8所英国高校和2所非英国高校，其中英国的拉夫堡大学和威尔士大学，挪威体育科学学院、德国的基尔大学具有相对重要的学术影响力。而在北美体育社会学研究中，有7所美国高校和3所加拿大高校中心性较高，其中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加拿大的渥太华大学具有重要地位。因此，欧美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具有影响力的机构主要集中在英国和美国。

运用软件Citespace 3.8的最新功能即基于Google Earth的合作网络地理分布图，可以从空间位置上直观地显示出作者和机构之间的地理联系。运行软件的相关功能，得到欧美体育社会学合作网络的地理图谱，如图3-19和图3-20所示。从图3-19和图3-20可以看出，欧洲体育社会研究中，不同地区的合作关系相对较少，主要有来自挪威体育科学学院（Oslo，挪威首都奥斯陆）的研究者拥有5条跨国合作的连线，分别同英国切斯特大学（1条）、捷克共和国查尔斯大学（2条）和希腊特里卡拉（Trikala）的赛萨斯大学（2条），英国除了有国内不同地区的6条合作关系的连线还有5条跨国合作关系连线（爱尔兰、法国、葡萄牙各1条，英格兰与意大利、捷克和挪威各1条），此外捷克查尔斯大学还和意大利米兰的路易吉博科尼大学、希腊的赛萨斯大学分别有1条合作连线，以及德国国内的萨尔布吕肯大学分别与基尔大学和汉堡联邦国防军大学等两所高校的2条合作联系。而北美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美国和加拿大除了纷繁复杂的国内合作外，还有较多的国际甚至是洲际之间的合作，如美国奥斯汀大学与英国拉夫堡大学合作，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和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合作，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大学和日本的大阪大学的合作、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和韩国首尔延世大学的合作等。

通过对作者所在机构的考察比较，可以发现欧美体育社会学研究作者90%以上均来自高等院校，但与北美相比，欧洲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就职于体育、健康与运动学相关的机构，以及就职于管理与（体育）管理、休闲旅游、教育和身体教育的研究机构也略高于北美，而北美作者更多的是来自社会学与人类学和其他类型机构，北美的研究者所在的单位类型更加多元化。同时，欧美分别涌现出发文较多的高校，欧洲有英国的拉夫堡大学、布莱顿大学和挪威体育科学学院等，北美有加拿大的高校亚伯达大学、渥太华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以及美国的得克萨斯农工大学、陶森大学等。通过对欧美体育社会学机构合作网络的分析发现，北美科研机构合作网络比欧洲密度高，在欧洲拉夫堡大学、威尔士大学，美国的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加拿大的渥太华大学具有较高的中心性。此外，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说，欧洲存在较少的国际间合作，而北美不仅具有较多的国内合作，还有较多的国际和洲际合作。这主要是因为在北美体育社会学研究网络始于20世纪70年代，第二代晚期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对研究网络进行拓展，最终形成的第三代体育社会学家创造了“广泛的、有凝聚力的网络关系”（Ingham、Donnelly,1997），从而具有相对活跃的科研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