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体育社会学研究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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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论

1.1 研究缘起

欧美是现代体育的发源地,也是体育社会学的发祥地,在体育社会学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欧美体育社会学研究景象如何,其研究和发展有何特点,这是体育社会学发展历程中需要了解的问题。从地理上看,大西洋将北美与欧洲分隔两边,一边是欧洲;另一边是北美。由于历史的渊源,欧洲与北美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似性。在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这两个隔海相望的大陆在学术旨趣和研究旨趣上又会有着怎样的情形,现实中的欧美体育社会学在学术旨趣和研究旨趣上是否具有内在的一致,也即体育社会学的学术追求与对体育运动中实际发生的问题的研究和解释是否具有内在的逻辑。这些问题,无论是对于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抑或是对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都是具有学术意蕴和学术价值的议题。因此,通过对欧美体育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及其发展样态进行全景式的“深描”,并基于比较的视角审视欧美体育社会学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异同,有利于正确把握本领域研究的发展特征和规律。同时,从学科建设的意义上讲,通过这些具体问题的探讨可以深入梳理体育社会学在理论、方法的运用和研究视点的选取,反思学科研究中的不足,进而推动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推动学科的发展完善。

在社会科学的诸多研究中,都有对欧美不同学科领域特有问题的研究,并有所发现。在社会心理学方面,人们发现,美国学者主要关注社会环境如何影响个人行为(Lewin et al. ,1939);但欧洲学者则与之相反,是探讨个人行为方式影响整个群体(Moscovici,1976)。在管理学领域,组织与战略管理研究者们对欧美研究的异同也有激烈的争论关于欧美组织与战略的比较研究较多,在2011年的《组织科学》(Organization Science)杂志第6期专门对“Atlantic divide”的问题进行讨论,Joel A. , Baum C.和Joseph Lampel分别发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由于北美和欧洲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明显被大西洋分开,在组织研究中,出现了北美学术期刊更加北美化、欧洲的研究也更加欧洲化的现象,在例如编委会成员、投稿人、引用文献等方面越来越体现出地域的差别(üsdiken、Pasadeos,1995)。北美研究者是以问题与技术驱动为特征的实践理论家;而欧洲学者则主要是描述性的理论创建者(Kassem,1976)。当代组织理论学家们习惯将北美学者和欧洲学者分别视为管理学组织研究中的客观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鲍姆(Baum,2011)以《Sage组织研究手册》(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 Studies,1996)、《布莱克威尔组织指南》(Blackwell Companion to Organizations,2002)、《牛津组织理论手册》(Oxford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 Theory,2003)为研究对象,对书中的文献修辞、引文方式,以及研究者的国家、被引期刊、研究者所在研究机构进行分析,认为两地的组织研究并无差别,进而建议人们应该从观念上打破大西洋的分隔。

社会学是体育社会学的母学科,对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与发展影响举足轻重,社会学发端于欧洲,涌现出孔德、韦伯、马克思、齐美尔、涂尔干、布迪厄、埃利亚斯等著名的社会学家,他们对社会学发展的贡献具有里程碑意义。在20世纪初,北美社会学发展十分迅速,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二战”前后,欧洲社会学家为了躲避战争纷纷进入美国,美国成为西方社会学研究中心(王微,2003),涌现出社会学研究中的“芝加哥学派”“结构功能主义学派”。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研究又在欧洲大陆得到复兴,欧洲社会学的传统与现象学、语言学和阐释学等得以融合,以结构化理论、行动理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理论以及系统功能理论为主要代表。由于地域和文化的差异性,在社会学研究中,北美和欧洲的学术传统存在多方面的不同。例如,在研究范式方面,“北美表现出以实证主义为主,而在欧洲表现为实证主义和非实证主义的长期并存”;学科的制度化层面上,“北美社会学表现其研究职业化和标准化的特点,而在欧洲,突出其研究的松散性和丰富性”(王微,2003)。而且,在北美和欧洲的社会学中,长期存在诸如“主导与被主导的”地位之争,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间的对立导致社会学明显分裂,衍生出一系列的对立并相互强化:定量与定性、因果分析与解释性分析、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等(Bourdier,1988)。

在法律社会学方面,周子良、杨志杰(2006)对欧美在法律社会学的发展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欧洲法律社会学研究基本遵循了实证主义哲学的思想,不主张先验性的思辨,其研究对象确定在可以通过实证研究的社会事实上,并带有欧洲社会传统理性主义特征;但在美国,研究者们较为注重实践,以实用主义哲学作为主导,其目光主要关注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社会。虽然欧洲是经验主义哲学的发源地,但美国却能够更好地将经验哲学运用于现实生活之中。而且在研究方法方面,法律社会学还引进了以行为科学研究中所强调的客观“经验材料”、科学的“定量分析”为特点的方法论,将法律的社会现象或法律从业行为等作为经验性材料,并用数理统计进行定量研究;但是,在欧洲,从事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虽然强调经验研究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受到理论研究的理性主义传统影响,欧洲法律社会学在经验性的定量研究成果仍然不如美国丰富”(沈宗灵,1992)。

欧美社会科学发展中,在研究理念、研究范式、研究视点等方面发生的这些现象是否就是学科发展中的一种特有现象,或者就是学科发展规律的显现,尚难言说。但从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社会科学的发展会对分支学科产生影响,由此引申而言,欧美社会科学的发展会对其体育社会学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具体反映在欧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上又会是怎样一种景况,在研究的理论、研究的方法、研究的范式、研究的视点、研究的合作形式、研究的组织形式等方面是否具有如管理学、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等学科一样的相似和差异,这些都是颇有意味的学术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体育社会问题为社会学家和体育社会学者所关注并视为一种社会现象自觉和有组织地进行研究和交流(仇军,2010)。但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一直处于一种“半独立”的状态。一方面,学科的发展受到母学科社会学研究传统的影响,例如,在北美社会学的研究中“始终保持着实证主义的传统,强调对社会事实的客观测量和客观评价”;而在欧洲,其研究方法表现为研究者“更加注重理论的应用,在方法上较多地运用个案研究、事件分析方法,定性研究非常明显”(仇军,2010:397),而且,美国“主流”社会学家佩奇曾认为,欧洲社会学家(如邓宁、布迪厄等)为学科发展发挥了突出作用(Sage,1980)。另一方面,欧美体育社会学研究表现自身的差异性。在北美,体育社会学的基础“无疑起源于体育教育系”(Sage,1997),其研究是同体育教育而非社会学的根基紧密结合;而在欧洲,没有简单的样式存在,体育社会学课程和相关研究在体育教育系和社会学系中地位完全相当(Ingham &Donnelly,1997)。北美的体育社会学先驱们“通过模仿母学科寻求合法化,采纳结构功能主义和工具实证主义作为学术活动的‘模型’”;而在欧洲,各种社会学思想理论在激发人们对体育社会学的兴趣方面具有更大的意义(Dunning, 2004)。在社会科学的影响下,欧美体育社会学发展样式着实模糊难辨。

同时,欧美体育社会学的发展还和各自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相关。首先,在政治模式上,虽然欧美在民主政制形式上有所不同,具有自身的特点但它们都是西方民主政制模式的代表。今天的欧洲正逐步形成“欧洲主义(Europeanism)”“欧洲主义”是由“欧洲统一”→“欧洲联合”→“欧洲均势”发展而来,其主要观点是主张欧洲大陆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联合。的政治文化,而且制度化的形成了具有一体性的“欧盟”,形成了兼有民族国家与超国家双重特质的政治联合体。欧美政治模式差异,即“政党利益的代表、分配、决策程序及区域集团化和国际合作、安全模式乃至人权外交等重大国际问题等方面均形成自身的特点,具有差异的政策价值取向”参见《人民日报》,《且看欧美模式有何不同》。

其次,在经济结构上,欧美经济结构也具有一定的差别。在欧洲,人们主要以“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社会民主主义”作为20世纪初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潮,通过立法来改良资本主义社会,体现出对公平和人性化理念的追求,对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被资本主义方式加以重新定义。或“基督教民主主义”(Christian Democracy)“基督教民主主义”作为一种多元化的政治意识形态,但也存在内在的一致性,例如,以保守的态度面对文化问题和社会伦理问题,坚持构建体现“强烈社会良心”的福利制度来对贫困者施以救济,还支持在必需的条件下对自由市场的抑制;但是,在人权和个人进取方面表现出极力赞扬。为价值取向,其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德国的“莱茵模式”(Rhineland Capitalism),表现出的特点是劳工拥有法律严格规定的权利与福利,具有直接同劳资谈判的地位,虽然支配资本的权力与美国一样以私企为主,但欧洲国家对资本直接干预较少。在北美,主要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体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Anglo-Saxon Capitalism),其主要特点体现在私人企业拥有资本积累、短期逐利、市场融资等重要的权利,而劳动者有限地享受社会福利、劳动所得等方面的权利。总之,欧美经济差异对市场经济地位及其成熟程度不同,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性(裘元伦,2004)。

再次,在社会发展方面,虽然欧、美两大文明体之间具有某种一脉相承的文化特质,但由于其自身历史的差异使得各自社会生活方式具有不同的特点,这也产生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社会行为习惯。例如,在欧洲,公民可以通过各种社会成立的组织和社团、法规与制度,通过谈判、协商等法定的议程,维护合法利益诉求,或者进行相应的法律救助。而且,欧洲社会相关组织群体内部的合作,与市场和政府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因此社会内部的结构流动性较差,从而导致对移民文化的排斥(Gabel,1998)。在美国,政府对社会干预的程度远远低于欧洲,主要施行的是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政策,让劳动者充分发挥个人才能和创造力,故“个人主义”成为其社会流行观念。此外,欧洲教会的社会功能不大,政府管制严格,但北美宗教团体以及其他相关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得到蓬勃发展,公民社会活动相对活跃。

最后,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因素的影响之下,欧美文化也具有较大的差异。从文化模式的发展来看,由于欧洲社会的文史同中世纪欧洲宗教发展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从而导致欧洲各国在文化上也具有相似性,民族之间容易产生相互认同,也较为容易联合(Geremek,1996)。而且,欧洲强调文化的多样性,鼓励和尊重文化差异;而北美纵使是以具有包容性特征的文化“大熔炉”而闻名,其主流文化也只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文化,其他少数族裔被边缘化或被同化。这两种具有差异的文化观折射到各自的地区就形成了对世界文明及文化的不同认识和不同价值观,例如,北美强调文化霸权和输出,而欧洲关注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体现出更为丰富的内涵。

欧美各自的学术传统,各自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无疑都会映射在体育社会学的发展上,影响着体育社会学的发展,这是研究欧美体育社会学发展图景的问题所在,也是研究欧美体育社会学发展图景的学术意味和旨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