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发展研究

3.1 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原则及其思想来源

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在汉语词典的释义中，“政策”是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而制定的行动准则；“原则”是行事依据的规律性标准。本书所使用的“原则”，倾向于一种具有“常识”性“约定俗成”的“惯性思维”。

在操作层面，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结构清晰、内容丰富。以近十余年为例，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一是“试点”，二是“政策”，三是“制度”。

所谓“试点”，坚持允许看、不争论，鼓励“试”和“闯”，这是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最活跃的部分，具有鲜明的改革创新性，其目的是取得经验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分享和推广。中国经济领域有深圳特区的成功经验，文化领域有以重点行业（动画、电影等）、重点城市（北京、上海等）、重点单位（北京青年报社、北京朝阳区文化馆等）为对象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

“政策”是普适性的推而广之的行动准则，常以透明规范、晓谕天下的政策文本施行于全国，如1996年国务院发布的文化经济政策，先后经过三个五年规划仍旧延续施行至今。

“制度”是经过反复实践验证的政策的规范化、法律化、定型化，它规定文化产业发展的总方向、总目标、总任务，并提供基础保障，中国对新制度的建立和现行制度的改革采取“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试点、政策和制度构成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基本结构，从功能上说本身并无高下之分，都是文化产业政策的工具和手段。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发展中国家，中国历史和国情决定其独特发展道路。本书讨论中国文化产业也不例外。1990年以来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制定原则的主要思想来源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并得到国家根本大法的保证。本书的讨论基于以下基本共识或理论假设：

（1）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2）政府是一种引导性、保障性的力量，担负管理和监护职责；

（3）政府是由领袖运作的，分析政府文化产业政策及其制定原则，有必要理解政治领导人的思想；

（4）市场和计划是两种手段，有效地运用或有机地结合有利于适宜的文化管理体制的形成；

（5）文化随经济的发展而变化，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6）社会领域的文化既有事业又有产业，文化产业政策既是文化政策又是产业政策，但它首先是文化政策。纵观二十年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可以明确指出，它绝不是什么人预先精心设计的结果，而是大范围操作实践“试错”和总结规律与经验的产物。

3.1.1 政策的制定原则及其思想来源

1．中国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根本任务，文化产业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为人民服务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也是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毛泽东1942年指出，问题的中心“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毛泽东1944年强调说，“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毛泽东1945年告诫说，“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邓小平1956年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含义或任务”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1949年，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发展人民的戏剧电影、广播、出版事业。中国中央政府和不少地方政府机关，都把“为人民服务”的匾额置于显著位置，它代表一个新社会的精神气质。为人民服务决定中国文化建设的性质，体现文化建设的方向，也明确了文化发展的服务对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它是必须坚持的两大基本原则之一。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从人民利益出发，听取民众意见，呼应人民诉求，为人民服务。中国为什么实行这样的文化产业政策，而不是别样的文化产业政策，其根本依据也来源于此。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任务，这也是基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要改变文化生产落后于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面貌，中国现阶段文化改革发展政策的基本原则，也是为人民服务。21世纪以来，中国文化改革发展强调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更好地满足其精神文化需求。

2．中国把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核心目标，文化产业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为社会主义服务

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毛泽东1954年指出，“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978年《宪法》第十四条规定，“各项文化事业都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凝聚中国社会各阶层力量的共同理想。这个“共同理想”相当于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构造了一个“理想国”。“理想国”的基础是现代化，它代表先进生产力；“理想国”的核心价值是社会主义，它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理想国”的实现途径是共同富裕，它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997年江泽民提出“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由于体制转型的原因，中国文化产业脱胎于文化事业，从文化角度，强调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从产业角度，明确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中国强调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这个主旋律最根本的是21世纪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它由指导思想、理想信念、精神力量和道德风尚四个层次组成。中国的共同富裕，既是地理区域的，又是社会阶层的。中国把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并将这种不平衡巧妙地转变成一种地缘战略优势。张维为指出，中国的发达板块和新兴板块“是互相提携、共同发展的关系”，而发达地区的问题更容易成为影响中国全局的问题。这是因为，相对于新兴地区，发达地区往往“矛盾先有、问题先发、经验先出”。中国的发达地区就像学校考试前，一部分聪明且用功的学生预先参透了问题，可以提前思考问题的解决办法。在弥合区域发展不平衡、探索解决中国共同富裕问题上，发达地区正是扮演了聪明且用功的学生的角色。事实上，中国的先发展地区带动后发展地区已经形成了一种持续、长效的机制。如果中国有足够的智慧让先富裕群体带动不富裕群体整体改善生活，中国的未来将更加稳健、明媚而富有活力。作为“理想国”基础，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它是1978年《宪法》提出的“总任务”，近30多年来，中国的执政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推动这个“总任务”的完成，引领了国家现代化的潮流。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前提是“安定团结”。没有共同富裕，很难想象中国会有长治久安和团结和谐。没有共同理想，亦不能有中国的安定团结。中国首都天安门城墙上镌有“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正是中国对其内部和外部世界的一种真诚期待和美好愿景。

3．中国注重结合实际，“以我为主”学习外国，又大力倡导和支持国民的创造性，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体现自主开放原则

中国强调从自身实际出发，学习借鉴外国经验。毛泽东1945年指出，“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毛泽东1956年指出，“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邓小平1982年指出，“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江泽民1996年说，“学习和借鉴的目的在于博采众长，丰富自己的民族文化”。这实际上回答了学什么、怎么学、学了以后怎么干的问题。中国“以我为主”学习外国，吸收国外先进文化成果，突出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是积极主动的包容和融合，而非被动的消极的封闭和解构。因此它越学习越自信，而绝非失去自我，妄自菲薄。虽然近几十年文化输入大于文化输出，中国仍然以卓越的雄姿和文化自信屹立于世界东方。从中国版权贸易看，从2005年到2010年，引进和输出的比例从7.2∶1降至2∶1,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是一个外国文化输入大于文化输出的国家。这也反映中国总体上处于现代化追赶阶段，处于一种饥渴地学习国外优秀文化的阶段，中国学习外国是广泛、系统而深入的。中国勤勉地学习西方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中国每年举办的国际文化产业研讨和博览，都会有大量的外国面孔，一些国家的官员、学者、商人受邀发表观点。中国每年向国外派出各种规模的文化产业学习培训班，短则一周，长则一年。学习借鉴和交流成为一种常态，它保证了中国文化产业同各国的相互沟通和经验分享。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实践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4年《宪法》保障了公民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毛泽东1956年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至今仍是中国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基本性、长期性的方针。毛泽东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1978年《宪法》提出，“国家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中国将“双百方针”由学术和艺术领域扩展到文化产业领域，鼓励各地结合实际，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放开手脚，发挥主动性、创造性，一时百舸争流、你追我赶，在学习模仿、互相竞争中形成全国性的产业大推进格局。它包容地方实践的丰富探索，允许“试”，鼓励“闯”，容忍失败，推动形成一种宽容的文化氛围和创新激励机制。对外学习借鉴，对内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映了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体现并延续了一个文明型国家的主体性。

4．中国强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文化产业政策制定体现社会效益首位原则

20世纪90年代中国宣布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始终强调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和社会教化功能，把社会效益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文化产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既有文化内容的意识形态属性，又有满足文化娱乐需要的文化消费属性，都强调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在这个前提下追求经济效益。中国坚持社会效益首位原则，既是政府作为监管者的一种责任，是其职能的组成部分，又是对唯利是图、不顾公众利益的行为的一种高度警觉。事实上，文化市场上出现的劣质文化产品和淫秽内容加深了政府的忧虑。强调社会效益第一，其关键点有二：一是在内容创作上，它要求充分考虑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特性，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 “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绝不能割断历史”，要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遗产，古为今用，并从中获得推动中国发展的精神动力。中国因其五千年的文明史而形成的文化意识、文明意识、历史意识成为凝聚和团结民众的最朴素、最深邃的精神纽带。中国人以同为中华儿女而骄傲，以国家行政区域为共同的住所，中国相当于一个文明大家庭。二是在文化生产、传播上，中国强烈地限制不顾社会影响、不择手段地追求产品市场价值（主要是金钱）的行为，提高文化市场监管的能力和水平，以维护公众利益。回顾过去二十年，中国的文化安全是国家从战略层面重视社会效益、保持强力控制的一个结果。从市场监管角度看，既要靠制度规范，也要靠教育引导。后者显然不仅是必要的，还是一种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手段。根据社会效益第一的评价标准，中国形成对政策手段选择的客观性，形成一种社会理性，摆脱了市场和政府之间的纠结，即要么是政府，要么是市场，而是把政府和市场视为两股力量、两种手段，使其形成合力并有效地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在社会理性（理智）支配下，中国强调政府主导、政策调节和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科技手段，手段没有高下、优劣之分，行政（保障）、法律（规范）、经济（资本）、科技（技术）是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四个轮子”。

5．中国明确区分基本文化服务和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服务，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体现文化民生优先原则

毛泽东1941年起倡导“实事求是”，邓小平1978年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都强调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结合21世纪以来的探索，中国将文化需求分为“体现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的基本文化需求”和“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文化需求”两部分。李长春将正确认识和处理两者的关系放到中国文化发展十大关系之首。基本文化权益具有公益性、均等性、基本性、便民性，也即“文化民生”，要解决的是公平问题。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把文化事业和公共文化服务摆在优先位置，强调财政首先保障基本文化服务，解决民众读书看报、看戏、听广播、看电视、看电影（主要在农村）、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加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需求，与此对应，中国陆续建立了覆盖行政区域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家书屋、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数字电影放映、社区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室）、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等）、文化广场建设等“文化惠民工程”。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13亿人口、经济总量占世界的9.5%而地区经济发展又很不平衡的国家，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全国性覆盖，是一项十分了不起的文化发展成就。最近十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制定出台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便民设施建设、基层文化人才培养等政策，都强调政府的重要责任，对文化投入的增量部分，积极引导向基层、向社区、向农村倾斜，其中蕴涵的一个鲜明的政策设计理念，就是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坚持文化民生优先，既是中国文化制度的惯性使然，又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在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以事业形态存在，由政府保障供给文化产品。中国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后，一个基本共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取得的文化发展成果理应由人民群众共享。因此，即便是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仍需保障基本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虽然这种供给也是文化生产的一部分，且处于一个共同的文化市场之中。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实际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业，它相当于政府采购的文化产业，它以持续的财政投入和规划、土地、税收等政策保障，确保其文化发展同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并切实提供组织保障。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最初是以“文化经济政策”的面目出现的，它主要是为降低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运营成本，弥补文化事业发展的投入之不足，中国1996年起制定的文化经济政策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基线政策。在保障文化民生的基础之上，中国以举国体制支持振兴文化产业，推动发展主要满足个性化文化需求的文化产业，它要解决的是效率的问题。这可以从近十年文化产业政策文本关于政策制定的出发点的解释上得到印证。例如，2009年中国国务院印发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强调发挥文化产业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

6．中国特别重视发展规划的编制实施和政府作用的有效发挥，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体现规划保障原则

胡鞍钢等对中国从“六五”到“十一五”的五年计划的转型的研究指出，“计划和市场两者各有优劣，应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关键在于要根据实践经验，‘合者用，不合则不用’，不断探索最适合中国自身的发展之路”，“看不见的市场之手要发挥它的基础性作用，看得见的规划之手发挥它的补充作用”，“没有市场经济，中国不可能创造繁荣；没有发展规划，中国不可能实现和谐”。中国通过文化规划指导文化产业发展，并构成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一个鲜明特征。21世纪以来，中国将文化产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建立起集组织领导、统筹协调、政策扶持、资金投入、督促检查于一体的规划保障体制。规划有效地保障了文化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形成政策周期，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政策的施行提供了一个缓冲、比对和再思考的时间。从中共中央政治局、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到地方基层党委中心组，坚持集体学习制度，请知名专家学者就某一个专题进行讲解，以学习讨论达到认知问题、厘清思路和推动解决问题的共识。2002年中共十六大到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三十次。其中，关于文化产业问题的两次集体学习构成近十年中国文化产业的“元政策”，或者说顶层设计。200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的主题是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和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胡锦涛指出，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中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201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就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问题指出，要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这样一种把学习和决策融合为一、引领潮流的学习型决策体制保障了政策制定过程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同时，由于一个致力于民族长远和核心利益的领导团队的坚强存在，保证了一种长期性、战略性的议程控制，亦从宏观、整体和国家战略高度为中国在市场经济和进一步开放的条件下的文化市场培育加装了一个有效的保护层，它增强了制定标准的能力和抗击风险的能力，在以相对弱势面对强势文化的不利地位和处境中积极争取话语权。中国已经建立起强有力的由中央高层、中央政府主管部门和相关保障部门、地方政府协同推进的垂直型的工作体制，它具有举国体制、超稳定、大推进的特征。中国文化产业规划保障的实现，亦仰赖于一套组织体制的支撑。从北京、上海等重点地区看，文化产业政策已经形成一种稳定的保障架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这个架构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部分，它们是：建立组织领导和协调推进机制，加大财政税收政策支持，健全文化政策法规，促进文化产权的创造保护及利用，加强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市场监测及项目推介，支持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等等。

7．中国注重中央和地方的配合、发达地区和新兴地区的协调，文化产业政策制定体现“中位线”原则

同经济领域的政策制定一样，中国文化产业采取试点—政策—再试点的螺旋式上升的政策机制。发达地区高位探索，往往在政策上先突破，新兴地区因地制宜，需要努力争取达到，中央政策相当于“中位线”政策，具有稳定性和普适性。地方先行先试，取得成熟经验，上升到通用模式，在更大范围内推广。根据政策推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再试点，经过总结，形成新的政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机结合，使得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处于一种内生增长中，赋予政策以新的生机和活力，这也是解读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时，仿佛其有生命一样，使其处于一种健康、积极的生长状态之中。这种结合也鲜明地反映在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中。21世纪以来，中国文化领域内部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首先是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策略调整开始的，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之下，中国率先启动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业的改革，经过全国范围的改革试点和适应发展，2003年起中国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推动文化事业单位的企业化改革，除保留经过中央认定的小部分文化事业单位外，包括舞台演出团体、图书报刊出版单位、出版物发行机构、影视制作机构等在内的文化事业单位启动面向市场的改革，以前由国家完全或部分提供财政经费以及经营性（自收自支）的文化事业单位，陆续注销事业编制，进行工商企业登记注册。这一场改革建立在地方探索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在面上推开，形成国家决策部署，是中国文化领域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经验后，构建适应市场经济基础的文化体制的一次转型，是中国文化领域的自我调适。从全国看，仍具有“中位线”特征，既不冒进，又不保守，政策的制定往往经过反复检验，政策的推行体现稳健风格。

8．中国注重问题意识，以问题为中心多维创新，提供解决方案，文化产业政策制定体现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相结合的原则

中国采取举国动员体制，解决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问题，也即通常所说的“攻坚克难”，聚焦突破，把问题转化为机遇（“化危为机”）。最近十年，中国文化产业核心政策首先从文化市场开放和动漫产业振兴开始，200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推动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近20多年中国文化产业主要的政策文件及简要评价见表2-1）。从现阶段看，政策扶持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经过几年的持续推进，中国文化产业非公经济的比例明显上升，以北京为例，其比重已超过80%。中国的动画产量从2000年的2万分钟提高到2010年的22万分钟，增长了10多倍，有效解决了数量不足的问题。2009年金融危机后，在北京等城市实践基础上，国家着力解决文化企业投融资难问题，研究制定《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推动文化与资本市场的对接，提供有效的文化投融资服务，改善了文化产业投融资环境。近年来，中国把文化科技纳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着手研究文化产业支持技术的类别和范围，采取有效措施引导文化企业科技创新，推动文化产业领域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制定以问题为中心，建立起解决问题的集体攻关机制，从各个方面提供有效支持，以政策集成和创新的方式，在短期内缓解和部分解决了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弥补其短板，改善了产业发展条件。以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突破带动整体改善和优化的思想方法在地方特别是发达地区得到推广，并扩展应用于全国。以北京为例，从弥补缺项、助力发展角度，2011年提出制定出台指向性强、措施得力的政策，比如支持北京京剧、昆曲艺术等传统文化和798艺术区、宋庄艺术区等新文化，以及支持组建文化集团、推动文化企业上市、扶持原创文化品牌等，以解决问题、改善条件、优化环境，加快首都文化发展。

9．中国积极发挥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作用并善用其专业研究视角和集体智慧成果，文化产业政策制定体现充分协商原则

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多方参与、反复磋商、科学论证的合力的结果。智库性质的研究机构的专业报告，政协委员的提案，人大代表的建议，政府的专项调查研究，党委的集体决策部署，形成多维度、复合型的文化产业政策决策机制。中国的执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形成基于共识前提的充分酝酿和论证，在研究、决策中保持一种稳定的结构，使得政策得到系统的优化，并由量的有效累积而实现质的提升。一项文化产业政策部署，是相对独立的不同机构研究成果的集成，保证了研究讨论的充分性和决策生成的广泛代表性。以北京市为例，2011年市人大常委会启动加快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调研，市委、市政府启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调研，各相关研究机构启动实证性的专题调研，其主题集中于加快首都北京文化发展、增强全国文化中心功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北京市决策层和各专题组深入基层座谈调研，委托专业机构撰写分析报告，最终将形成推动文化建设的政策意见，其中包括一个指导城市文化建设的统领性的政策文件。这种政策研究，建立在扎实系统的调研基础之上，与基层保持有效的沟通，广泛听取民众意见，采纳各方卓越建言，汇聚不同视角的分析，使得决策论证可以长远谋划、反复比较，最大限度地体现并达成政策共识。

10．中国把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文化发展特点相结合，文化产业政策制定体现实践理性原则

中国孜孜不倦地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李长春2010年提出文化发展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的十个重大关系，总结了21世纪10年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解决之道。归结近年研究，我们发现，文化产业具有区别于一般产业的一些重要特征。比如，北京这样一座35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和现代城市建设的关系；从文化建设的市场主体而言，由于体制的原因和首都地位，需要处理好国有与民营、央属与地属的关系；从文化生产而言，需要注意文化的投入和产出的关系等。以文化投入和产出的特殊性的研究为例，傅华发现，文化投入与产出除了能够被直接感知的之外，还有深层次的效用和效益，即“此时投入，彼时产出”“局部投入，整体产出”“此样投入，彼样产出”。文化的这种“今天投入、明天产出”“此地投入、彼地产出”“此业投入、彼业产出”“此样投入、彼样产出”“个别投入、整体产出”现象，反映出文化发展的独特性，正是基于此，文化建设需要有长远意识、整体观念、系统思维、战略设计。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审视近十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脉络及其政策制定进程，可以清晰地得出一个基本判断：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基督教文明促进了西方经济发展。林毅夫指出，“文化会随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从而不应被视作经济发展的原因”。经济崛起后，中国开始在精神层面思考“经济发展以后干什么”的问题，在实践层面，中国大量社会资本开始投向文化产业（这里既有文化产业本身已经达到社会投资的平均盈利水平因素，也有政府引导和推动的因素），建设文化强省（市）成为城市建设的新浪潮，谋求成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新时代命题。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中国正在呈现的文化经济融合发展的景象，更为深刻的是，它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并从认知和实践两个层面广泛地见诸于中国各地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之中。文化产业也在这个进程中找到了自己的重要地位。李长春明确指出，“积极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休闲、制造、电信、交通、房地产等产业相融合，使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柱产业”。在国家和地方的文化产业政策文本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就文化发展所达成的富有远见的共识，即在衡量文化发展时，不仅要将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提供特定类型文化产品和服务），更要关注其在提升国家软实力中的影响和作用。人们已经普遍地意识到文化在传承历史、引领社会、服务人民、促进发展中的重要功能。仅仅根据现有的文化产业统计口径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统计，难于全面准确地反映文化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中国首都城市北京早在1996年关于城市文化发展战略讨论中提出，一个根本问题是，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其文化发展在整个城市发展中应当处于什么位置。当年的出发点之一是要摆脱工业发展的困境，寻求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2011年北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研究这个“根本问题”，是要在科技创新之外，寻求通过文化创新，规划建设“文化中关村”，使文化创新成为推动首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实践表明，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要研究产业特点，遵从实践理性，呼应时代要求，适应城市发展需要，从而发挥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以上十个原则中，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文化发展的方向，又是文化产业政策制定的两大基本原则。自主开放原则是要坚持中国主体性，社会效益首位原则满足了文化的社会属性，文化民生优先原则强调基础性，规划保障原则强调调控性，“中位线”原则保证稳定性，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相结合原则体现策略性，充分协商原则体现集成性，实践理性原则强调差异性，以上“八性”是体现和落实“二为”方向的八个支撑点，与“二为”一起，构成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制定的基石。

3.1.2 基于制定原则的政策未来趋势研判

1．中国文化产业政策设计的出发点从宏观层面的满足精神文化需求，正在向中观层面的促进文化发展和经济增长并重演进

由于体制转型的原因，中国文化产业脱胎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政策一开始是在强调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旗号下进行的，它把公益性和社会效益放到核心位置，因此包括动漫在内的核心文化产品政策是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角度来构建的，其产业的考虑被明显地置于国民社会教育和国家文化安全之下，文化产业创造增加值占中国国民经济的比重不足3%，限制了产业视角的战略关注与宏观思考。北京2006年启用“文化创意产业”后这一概念在中国发达城市的运用和产业兴起，反映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型对文化功能和价值发挥的依赖与期待，是文化创新成果转化的实现途径，是文化消费觉醒的重要标志，是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从根本上说，这是中国经济崛起后民族自信、文化自强的心理反映，体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目标是双重的，是文化的，需要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也是经济的，需要将创意转变为有效的文化内需，探索解决文化领域的主要矛盾。李长春指出，“从目前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关系看，许多产业都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文化产业是少数几个总供给还远远不能满足总需求的朝阳产业之一，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在文化领域表现得特别突出”。北京2011年提出，实施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战略，就是要解决文化生产的落后问题，使得文化和科技一样，在城市建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2．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主线由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向提升文化企业自生能力和推动文化发展方式转变演进

中国文化改革试点政策以支持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为重点，中国文化创新发展政策以扶持文化企业做强做大为重点，主要解决文化产业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问题，营造发展环境，目的是整体提升中国文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它是中国加入全球生产体系后忧患意识的觉醒和采取集体行动的结果，因此21世纪十年“试点”“创新”是适应内外部环境变迁、调整体制机制、校准航向、迎接挑战的一种自觉行为。经过十年发展，从产业发展的需要、文化发展的需求看，需要解决系统性的问题，即目的已经逐步转换到了如何提高中国文化产业的内生能力，转变文化发展方式，形成有利于创新创业、出精品出人才的环境和氛围，进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问题。因此，整合资源、搭建平台、促进融合上升到关键位置，同时，调整产业布局和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提升文化服务功能、培育新兴文化业态、增强文化发展后劲等问题摆上重要议程，从而迈入以文化企业为中心的集成创新和提升国家竞争力为核心的推动文化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期。这一时期将明显地由宣传文化系统扩展到整个社会领域，从国家发展的整体高度思考谋划文化建设，从而推动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协调发展，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卓越贡献。

3．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核心目标从释放体制内的活力转向解放文化生产力和推动文明型国家的伟大复兴

毛泽东1938年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说，“中国近年来所以没有产生伟大的作品，自然有其客观的社会原因，但从作家方面来说，也是因为能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太少了”。毛泽东认为，“这三个条件（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邓小平1979年指出，“必须十分重视文艺人才的培养。在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里，杰出的文艺家实在太少了。这种状况与我们的时代很不相称。我们不仅要从思想上，而且要从工作制度上创造有利于杰出人才涌现和成长的必要条件”。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有其伟大的人物、作品。在经济成功之后，“中国式”成为一个富有积极意义的名词，时代呼唤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而文化的“中国式”显然可以增进理解，减少忧虑，帮助国外更好地认知中国，从而减少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猜疑。“中国式”需要人物和作品，不仅文化发展自身有此内在的需要，而且文化艺术大师、优秀文化作品是中国融入世界的使者、载体。1978年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带来了全民族创造能力的释放，文化领域经历了文化部门办文化到社会办文化，一个以文化行业之外的资本为主导的文化产业投资阶段已经降临，更大范围的以文化项目为核心的商业投资已经兴起，需求引导创造创新，引导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核心目标将契合这个时代精神的要求，即提升国家软实力以扩大全球影响、提升城市文化魅力以改善生活品质。张维为指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它“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作为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文明的国家，它适应了人类历史上迄今面临的各种全球性挑战，也将在21世纪，在中国器物层面逐步实现世界追赶的同时，继承中国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保持和发扬中国文化的民族风格、民族特色，以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在价值观层面为世界文化多样性提供中国智慧、承担中国责任。

4.21世纪以来，中国国家层面的第一轮文化产业政策建构已历经试点先行、政策配置正在迅速向制度化、规范化迈进，文化产业立法进程明显提速

以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因需定制为基本特征，中国内容产品政策、文化投资政策、金融支持政策、技术支持政策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政策文本的第一波自我调适过程基本完成。以《深圳文化产业条例》《台湾文化创意产业促进法》和一批地方文化建设条例的先行实施为借鉴，继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之后，制度层面的新十年“中位线”政策基本趋于定型，国家《文化产业条例》的研究制定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从21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看，经过“开展试点、积极探索”（2003年6月—2005年12月）、“扩大试点、由点到面”（2005年12月—2009年8月）、“加快推进、全面展开”（2009年8月以来）三个阶段，基于中国宣传文化系统的第一波重点改革内容趋向于定型，进一步深化宣传文化领域改革的路径已经明晰，即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政策框架也已经初步形成，政策的合理化、精细化、规范化步伐明显加快。

3.1.3 坚持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道路

对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需要审视一个问题，即外部世界如何看待中国的文化产业及其政策。本研究认为，需要从中国已经重新回归与其国土面积、人口规模、经济总量相称的全球地位这一事实出发，重新认识中国，建立文化产业政策的中国视角。金冲及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指出，20世纪中国历史的鲜明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这是一个复杂艰苦的探索过程。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没有前人留下的现成方案，一切只能靠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前进”。中国寻求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国家，曾经以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去套用，结果付出巨大代价，备尝艰难困苦。改变这个局面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反对本本主义》《反对党八股》等为重要标志，重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开创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和思维模式，终于走出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中国特色的道路。同样，今天如何研究中国的文化产业政策？是用现成的理论去套，把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丰富的实践往晦涩的理论中“回填”吗？答案是否定的。毛泽东1944年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说，“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毛泽东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今天，研究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就是要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梦想，从实际出发，立足中国本位，“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走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道路，为世界作出中国的独特性贡献。

上文大段引述毛泽东、邓小平和中国宪法以及知名学者的论述，试图说明：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深刻地受到其领袖的思想的影响。这些思想的产生，来源于实践创新，来自于一个长期致力于实现现代化强国梦想的团队和超稳定的机制的保障，因而也将持续地影响中国文化产业的未来决策。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亦将从中获得新的启示和力量。中国文化产业的未来，也将沿着由其创设的模式和路径扬帆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