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现状
哈代一直是全球文学研究和关注的对象。早在1894年就出现了由里昂内尔·约翰逊(Lionel Johnson)撰写的《论哈代的艺术》的研究专著。20世纪20年代,西方世界开始正式关注哈代,文学批评界已经有一些知名人物、研究者和学者对哈代产生了兴趣并撰写了一定数量的论文,出版了多部研究专著,如,H. C.杜菲(H.C.Duffin)的《托马斯·哈代:威塞克斯小说研究》和R.T.霍普金斯(R.T.Hopkins)的《托马斯·哈代的多塞特》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1928年帕特克·布雷布鲁克(Patrick Braybrooke)的《哈代及其哲学》,作者指出,哈代的悲观主义植根于他的“内在意志力”,这一概念后来被看作哈代哲学思想的核心。20世纪30年代以来,哈代在英国文坛的经典地位已逐步确立,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声名远播,其间,哈代研究也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其中,伍尔芙(Woolf)和劳伦斯(Lawrence)分别在《托马斯·哈代的小说》和《托马斯·哈代研究》中对哈代及其作品给予了全面肯定和高度评价,奠定了哈代在英国文坛的重要地位。1940年哈代百年诞辰,著名诗人W.H.奥登(Auden)等人为《南方评论》(South Review)纪念专刊撰文,再一次肯定了哈代的辉煌成就,自此,西方哈代研究势头一直不减,一路高歌,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不同观点对哈代进行了研究,成果丰硕,不胜枚举。各种研究通过不同的理论,主要从社会、政治、阶级、性别、婚姻、伦理、哲学、宗教、乡土、创作手法等方面对哈代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尤其对哈代的悲观主义和人物的悲剧命运做了深刻的分析和探讨,本书不再赘述。2007年6月,耶鲁大学举办了国际哈代学术研讨会。近年来,许多批评家也开始留意哈代小说的音乐性和诗性、语言特色、建筑叙事、服饰叙事等细节因素,开始关注哈代的次要小说。
生平研究是哈代研究的重要方面,据何宁统计,自1928年起,各类哈代传记、回忆录和生平资料等专著就有200多种。1982年麦克尔·米尔盖特(Michael Millgate)出版的《托马斯·哈代传》考据丰富,资料翔实,成为研究哈代生平最权威的资料,2004年出版了修订版。米尔盖特和R.L.泊蒂(Richard Little Purdy)从1978年到1988年间合作出版的七卷本《哈代书信集》也是哈代研究的宝贵资料。到了21世纪,哈代的传记热还在持续,出现了拉尔夫·派特(Ralph Pite)的《托马斯·哈代生平》(2006)、克莱尔·汤姆林(Claire Tomalin)的《托马斯·哈代:一个历经沧桑的人》(2006)和威廉姆·格林斯莱德(William Greenslade)的《托马斯·哈代:“事实”笔记》(2004)。《托马斯·哈代:“事实”笔记》收录了哈代众多笔记中的事实部分,更加充实了哈代研究的文献资料。以上这些传记作品都是本书比较倚重的资料。考克斯(Cox R.D.)主编的《托马斯·哈代:批评遗产》(1970)汇集了1871年至1918年近五十年来刊登在各种期刊上的具有代表性的评论,这些评论从不同层面对哈代及其作品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2009年凯斯·威尔森(Keith Wilson)编辑出版的《哈代指南》汇集了当代西方哈代研究的最新成果,可以看出西方近年来的哈代研究呈现出观点新颖、方法灵活多样、视角独到、手法细腻的特征,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政治、阶级、性别、婚姻、哲学思想分析等的窠臼,丰富了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使哈代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
哈代长期以来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和研究者的关注,早在20世纪20年代,哈代就被介绍到中国,1921年11月10日发表在《小说月报》“译丛”栏目的由理白翻译的哈代短篇小说《娱他的妻》是中国最早的哈代介绍。1923年11月10日《小说月报》上刊登了徐志摩翻译的哈代的两首诗:《她的名字》和《窥镜》。自此“哈代”成为至今通用的译名。1937年李田意出版的《哈代评传》是中国第一本哈代研究专著。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论哈代的〈苔丝〉、〈还乡〉和〈无名的裘德〉》,刊登了蔡素文、陈燕娜等从批判现实主义的角度分析哈代文本的六篇文章。张中载1987年出版的《托马斯·哈代——思想和创作》分析了哈代小说的戏剧性、婚姻观、宗教观、技巧和风格,强调了哈代小说中以偶然巧合为主的情节模式。聂珍钊的《悲戚而刚毅的小说家——托马斯·哈代小说研究》(1991)全面深刻地分析了哈代的十四部长篇小说的主题及艺术手法。吴笛1994年出版的《哈代研究》从小说和诗歌两个层面对哈代的创作思想、主题和艺术风格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并对哈代的悲观主义和“积极向善论”做出了独到的阐释。朱炯强的《哈代——跨世纪的巨人》对哈代生平、作品和批判现实主义进行了论述,同时指出了哈代的现代主义倾向。张玲在2002年出版的《哈代》中指出哈代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其创作融合了传统思想和现代意识,张玲同时把哈代诗歌分为叙述、抒情、战争和感性四类。颜学军2007年出版的《哈代诗歌研究》是国内第一部哈代诗歌研究专著,从自然、爱情、战争、死亡、宗教、时间六个方面深入研究了哈代的诗歌主题。丁世军2008年出版的《哈代小说伦理思想研究》通过对英国文学的伦理传统的追溯分析了哈代小说的伦理思想。吴笛的《哈代新论》(2009)以新的观点剖析和考察了哈代小说和诗歌的深层内涵,从生态批评、心理学批评、法律视角、影视、民间艺术等多角度分析了哈代小说和诗歌。同年,高万隆出版的《婚恋女权小说:哈代与劳伦斯小说的主题研究》结合女权主义对哈代和劳伦斯的婚姻观和爱情观做了分析和比较。何宁的《哈代研究史》(2011)对国际国内哈代研究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梳理,在彰显哈代研究辉煌成果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中国哈代比较文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通过与不同作家单层面或多层面的对比,挖掘出哈代作品的特质和风格,比较研究已成为哈代研究中一个比较受人关注而且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扩展的别开生面的渠道。
关于哈代的民俗文化研究,有两部著作值得一提,一是罗斯·A.费若(Ruth A.Firor)早在1931年的专著《托马斯·哈代的民俗》(Folkways in Thomas Hardy),另一部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专业贝蒂·R.郎博德(Betty Ritch Lombardi)博士1976年的学位论文《托马斯·哈代威塞克斯小说中的民俗因素》(Folklore in Thomas Hardy’s Wessex Novels)。《托马斯·哈代的民俗》全书共分十四章,前十三章全面详细地分析了哈代小说中的各类民俗因素并追溯了它们的历史渊源,只在最后一章简要地分析了民俗在哈代小说中的功能和意义,其核心在历时性的民俗探源和文化分析,该书资料翔实,分析透彻,是哈代民俗因素研究很有价值的成果。《托马斯·哈代威塞克斯小说中的民俗因素》是民俗学专业的博士学位论文,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对哈代民俗文化知识的分析,其余五章中,郎博德选择了哈代的五部小说,每一部小说自成一章,详细分析了每一部小说中的民俗因素。费若和郎博德的两部著作都从民俗学的角度追溯了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中的民俗事象的历史渊源,分析了各类民俗事象的文化意义,但没有把民俗因素放置在文学文本的场域进行探讨和分析,是小说文本中的民俗研究,是纯粹的民俗学领域的研究,而不是民俗视域下的小说研究,其落脚点在于民俗而不在于文学,没有涉及民俗与文学的深层联系,理论比较单一,不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另外还有一些与民俗存在关联的研究,如,G.格兰·维肯斯(G.Glen Wickens)的《托马斯·哈代、一元论和狂欢传统:〈列王〉中的一元与多元》(2002)阐述了《列王》中的民间狂欢色彩。安德鲁·莱福德(Andrew Radford)的《托马斯·哈代与岁月留痕》(2003)从19世纪后期人类学的发展切入,研究了哈代小说中的原始文化成分以及哈代对原始文化的复杂态度,分析了哈代和人类学家泰勒观点的一致性。卡迪夫大学的派特在《近年哈代批评》中指出,19世纪人类学的发展对富有考古资源和正在消亡的迷信的哈代故乡产生了很大影响,该研究对人类学有权威性的指导意义。哈代小说的地方性也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西门·盖特里尔(Simom Gatrell)在《托马斯·哈代的威塞克斯观点》(2003),拉尔夫·派特在《哈代的地理:威塞克斯和地方小说》(2002)中分析了19世纪后期英国社会地方性的形成,同时也涉及一些与本书有些关系的话题。弗古森(Ferguson)的论文《托马斯·哈代〈还乡〉中的祝火之夜》追溯了祝火的历史,分析了祝火在小说中的政治意义,指出“祝火意象有和小说的政治隐喻相关的重要意义”,麦克尔·塔夫特(Michael Taft)的《哈代的民俗手段和文学想象:以〈卡斯特桥市长〉中的卖妻为例》分析了哈代如何借鉴卖妻陋俗并通过想象进行小说创作的手段。除费若的专著和郎博德的博士论文外,国际哈代研究近年没有出现与民俗书写相关的论著和博士论文,从派特的《近年哈代批评》对近二十年来西方哈代研究状况的分析中也没有发现与民俗书写相关的论著。但哈代的民俗书写一直受到关注,2013年7月25日,埃克塞特大学(Exeter University)的彼得·罗伯森(Peter Robertson)博士在多塞特博物馆做了题为“托马斯·哈代与多塞特民俗”的专题讲座;2014年4月,英国民俗协会和哈代协会在多切斯特的谷物交易场(The Corn Exchange)联合举办了题为“民俗、托马斯·哈代和乡村书写”的专题研讨会。
国内学者主要以《苔丝》和《还乡》为主,从四时节庆、礼仪习俗、神话传说和民歌谚语等方面分析了哈代小说的民俗事象、民俗手法、民俗文本价值和乡土色彩以及哈代的乡土情结,主要论文有韦玫竹的《“神”“人”有位 枯荣有时——哈代〈还乡〉的文学人类学试读》、杨艳兰的《论哈代小说〈还乡〉中民俗的运用》、代淑为的《试论〈苔丝〉中的民俗因素》、丁世忠的《哈代小说中的民间活态文化及其价值》、张一鸣的《哈代小说创作中的地理基因问题》以及吴为娜的硕士论文《论哈代小说的乡土色彩和民俗因素》。一些学者把关注的目光转向哈代小说的古希腊罗马文化渊源,比如许海燕的《论哈代小说的历史文化底蕴》;一些研究者则着眼于哈代与古希腊悲剧的联系,用原型理论来分析哈代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如冯茜的《亨察尔:十九世纪的俄狄浦斯王》、张燕的《苔丝,希腊神话中的美狄亚——对哈代〈苔丝〉的人物原型读解》、包红芳的《从原型批评理论角度解读哈代〈还乡〉中主人公形象原型》。此外,滕爱云的《哈代小说艺术的狂欢化》《威塞克斯“万物有灵”观与哈代小说的神秘风格》主要分析了哈代小说的狂欢色彩、万物有灵和神秘风格。一些学者还探讨了哈代作品中的民谣因素,如滕爱云的《哈代小说民谣的隐喻叙事》、陈庆勋的《吟唱着英国民谣的哈代作品》和马弦、刘飞兵的《论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的民谣艺术》,从不同程度分析了英国民谣传统对哈代的影响以及民谣在哈代作品中的叙事功能。还有一些学者用文学比较的形式阐述了哈代和其他作家的民俗风格、民俗思想和乡土建构,主要论文有魏华莹的《民俗文化的诗性建构——汪曾祺、哈代乡土文学比较》、任良耀的《现实主义之树常青——威塞克斯、约克纳帕塔法和马孔多给我们的启示》《威塞克斯、约克纳帕塔法和马孔多源头初探》、李雪梅和舒容的《鲁迅与哈代乡土文学共异性研究》。总体而言,国内至今还没有出现全面综合分析哈代小说民俗及民俗叙事艺术的学术专著,一些论文对哈代民俗只做了片段性的个例分析,没有进行综合研究。
纵观中外哈代研究,可以发现,生平研究及对悲剧品质和悲观主义的探讨占哈代研究相当大的比例;另外,从文本上看,目前哈代研究偏重于长篇小说研究,诗歌和短篇小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短篇小说尤其是一个薄弱环节。长篇小说中“性格与环境小说”备受关注,而“机巧小说”和“浪漫与幻想小说”相对冷落,有些小说至今尚无中译本,有待专家学者做进一步的开拓和发展。从研究主题上看,研究者们主要从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社会、美学、自然等方面对哈代进行细致深刻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方法视角、理论依据、成果形式也多种多样;但从民俗学视角跨学科综合研究哈代小说尚处起步阶段,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和开拓,尤其国内与该主题相关的研究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研究面也相对狭窄,在这一领域尚无系统、深入、全面、广博的研究,缺乏高质量、高层次的学术成果,也没有形成专著或博士论文,相当一部分研究只是围绕几部主要小说的简单重复。国内许多研究者主要以《还乡》《苔丝》为研究对象,缺乏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论述略显单薄,内容相对空泛,形式比较单一,资料不够翔实,相对于哈代其他方面的丰厚研究,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哈代小说尚待进一步开发,需要深入探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有很大的创新性,是我国哈代研究的一个突破和创新。外国文学研究往往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在主流文化层面,忽略了非主流的民间、民俗文化,以民俗学理论为依据全面研究和梳理哈代的民俗文化思想、厘清哈代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民俗成分与小说叙事的内在联系,可为哈代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新的切入点,从而充实和丰富国内外哈代研究。因此,本书立足于民俗学,结合文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等相关学科,深入细致地对哈代威塞克斯小说文本所反映的民俗文化以及近年来的相关批评论述进行全面梳理,厘清民俗文化与哈代文学创作之间的深层关系,力求为国内外哈代研究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供广大哈代研究者和爱好者借鉴,同时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哈代的文本内涵,深入了解哈代的民俗思想、民俗态度、民俗情结、民俗策略、民俗艺术,从民俗文化的层面帮助国内读者更好地了解英国民俗,了解与之相关联的地理、历史、社会文化知识,促进中英民族的文学文化交流。“民俗学视域下的哈代小说研究”属于跨学科综合研究,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新意,有很大的前瞻性、拓展性和延伸性,以民俗、民间文化为出发点也是近年英美国家哈代研究的热门主题,有不断深入、渗透和拓展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