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中国经济向何处去

我国面临导致经济形势下沉的“空头6+1”——去产能、去商能、去红利、环保风暴、第四次金融危机、中美贸易冲突+政策波动。在中国经济面临较大压力的同时，“多头6+1”——二次城市化、大交通、大消费、大通信、大文化、金融大发展+外部空间，让中国经济孕育、积蓄并释放着新的上行动力。拉动经济下行的“6+1”变量和推动经济向上走的“6+1”力量相互交织、叠加，加剧和放大了2020年中国经济的复杂、多变之势。

多空“6+1”变量博弈

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从增速来看，中国经济增速从2007年14.2%的新世纪峰值一路下降已有10余年，从2010年10.6%下降也已有8年。从中国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史角度看，近年经济减速不仅是改革开放时代，也是新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历史上的最长下行调整。而经济下行现象并非中国独有，2019年9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2019年、2020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下调至2.9%、3%，在全球经济大环境恶化的情况下，难以有经济体可以独善其身。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从何而来？

我国面临导致经济形势下沉的“空头6+1”——去产能、去商能、去红利、环保风暴、第四次金融危机、中美贸易冲突+政策波动。

第一，从2015年提出供给侧改革开始，行政与市场共同“出清”产能。这一行动持续至今，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速产生了下行影响。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产能“潮涌”，不仅因为世界产能云集中国，还可归因于国内经济刺激政策。更有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促成，以及“经济人”基于人性使然，这些决定了中国式的一哄而上，使得产能过剩成为近年来经济发展中难以摆脱的顽疾，中国政府与市场“联手”去产能之路也一波三折。这厢，钢铁、煤炭等传统产业早已被“扒皮削筋”，那厢，产能过剩却“按下葫芦浮起瓢”，例如汽车行业如今便“深陷泥潭”。2019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77.2%，已突破产能利用率的“安全线”（79%～83%）。连代表着新兴产业的新能源车也难以幸免，根据当下已公开的新能源汽车产能规划，到2020年新能源汽车将超过2000万辆，是《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销量目标（200万辆）的10倍！供求关系已突破临界点，一旦“过剩出清”，势必会使汽车市场哀鸿遍野，相关产业链也将随之动荡。据估算，2016～2020年将去除粗钢产能1亿～1.5亿吨，占总产能的8.3%～12.5%；去除煤炭产能8亿吨，占总产能的14%。按照这两个行业平均计算，2016～2020年预计削减12%的产能，将拉低GDP增速1～1.5个百分点，如果分摊至5年，则平均每年影响0.2～0.3个百分点。

第二，伴随新经济喷涌而来的还有去商能。一些商业模式、特色小镇、创业工厂、商业地产等在钱“烧”完之后，纷纷成为“从风口掉下来的猪”。典型如共享经济，作为曾被资本热捧的风口，如今全面陷入大溃败，“死走逃亡伤”成为当下共享经济的主基调。又如2016年提出发展特色小镇以来，目前至少有9个特色小镇（共投资110亿元）破产。再如随“万众创业”而红火的众创空间，也面临着过剩平仓的局面。

第三，推动中国经济和企业40多年来迅猛发展的传统红利时代已渐行渐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迅猛发展的过程中确实有一些特有的经济模式可追溯。国家层面，靠对外开放、招商引资造就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地方政府一手招商引资，一手土地财政，带来地方经济百舸争流、万马奔腾的景象；企业层面，先是靠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完成原始累积，后有商业模式红利、互联网红利叠加，不断裂变出新的应用空间和商业机会。但如今随着发展坐标的改变，过往的发展法宝——招商引资、土地财政等经济模式皆已趋于失灵。对外，“以市场换技术”所带来的外资垄断、技术依赖等负面因素不断凸显，汽车行业即为明证。对内，个别地方为招商引资无所不用其极，引发恶性竞争不说，还埋下了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隐患。《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8）》显示，中国有15%的县级政府存在债务危机！而随着调控政策深化和棚改退潮，土地财政这个曾经的“万能药”也难再奏效。企业更是步履维艰，不仅各项传统红利消散，就连商业模式红利也成了“过期的兴奋剂”，风口来得快、去得更快。在去红利时代，中国经济发展难免出现不适应性反差。

第四，自2017年开始的环保风暴不同于以往的“一阵风”，呈现长期化、常态化、制度化特征。如环保生态考核纳入地方政绩考核、环保督察“回头看”、“打赢蓝天保卫战”等，环保硬约束使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再也回不到从前。而对于习惯了粗放式发展的诸多中小企业来说，要补上环保历史欠账、转变发展方式，谈何容易。君不见，近几年环保风暴轮番轰炸，成为无数企业的“催命符”。经济承压之大，可想而知！

第五，从金融过度到去金融化。金融内置“自我膨胀、自我蒸发”的原罪宿命，让它极易陷入“钱生钱”的癫狂阶段。尤其是2008年后，从美联储到欧日央行都铆足了劲儿开动印钞机，以致货币泛滥。金融资本化作危机传导器，借由跨国企业之手在全世界范围内流窜，从外围的资源型国家、新兴市场到中美等核心国家。自2018年起，第四次金融危机已开始不断传导、扩散，中国也难逃此劫。过去几年，由于对金融本质、金融危机本质认识不清，中国的金融业一度疯狂扩张，实体产业的发展资金和空间不断被挤压；高度集聚的金融风险也在不断寻找爆破口，P2P（点对点网络借款）“爆雷”潮所带来的震荡已经有目共睹。因此，中国又开启了金融去杠杆、大出清的“去金融化”阶段。然而，人为挤泡沫又使得杠杆在金融和实体间传导，债务违约泛滥。结果便是：不论是金融过度还是去金融化，危机在传导、转嫁，却从未消失。

第六，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时间长、范围广、程度深，让中国外贸、科技、制造等企业承受了“原形毕露”之苦楚。自2018年3月22日起，美国对中国发起“301贸易调查”，打响中美贸易摩擦第一枪，这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商战犹如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还看不到尽头。至今，中美贸易摩擦已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前前后后经历了12轮磋商。关税也在层层加码，从500亿美元、2000亿美元到3000亿美元，步步紧逼。直接出口下行、产业链转移、投资和就业受影响等问题随之而来。在中国经济面临较大压力的同时，“多头6+1”——二次城市化、大交通、大消费、大通信、大文化、金融大发展+外部空间，让中国经济孕育、积蓄并释放着新的上行动力。

第一，如果说一次城市化将乡村变成城市，那么二次城市化则是将城市变成都市，二次城市化浪潮将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中国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至2018年年末的59.6%，近6.6亿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尤其是1998年住房市场化改革之后，几乎所有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在“大干快上”，城市化进入“超车道”，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底色。如今中国进入二次城市化阶段，从特大城市外围到大型城市功能迭代，从县市区域联动到特色小镇以点带面，从湾区经济大行其道到超级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二次城市化将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第二，到“十三五”末，高铁营业里程将达到3万公里，高速公路总里程将达到15万公里，并将建成500个以上通航机场，新增沿海港口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约180个……大交通最能彰显中国“基建狂魔”本色，撬动GDP增长也最为“简单粗暴有效”。

第三，大消费时代来临。2013～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的年均贡献率为56.2%，2018年，消费对GDP贡献率则达到了76.2%。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首。不仅如此，消费还将改变中国——消费升级带动制造业升级，实现从出口大国到消费大国转变，消费驱动的外贸逆差加速人民币国际化。

第四，大通信“弯道超车”。鉴于在通信系统、设备制造、基站、产业链、编码领域的标准立项等方面，中国都胜出一筹，中国抢占全球5G主导权的胜算颇大。而5G网络的横空出世不仅能提高数据传输速度，还将推动互联网进入万物互联时代。物联网、云计算、AI、VR、AR等新技术和5G相结合，将催生更多新应用、新业务，革新各行各业。

第五，文化将成为21世纪国家战略。进入21世纪，文化的重要性又进一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从需求角度来看，物质主义时代已过，转向精神至上。从供给角度来看，传统工业经济似乎到头了，文化产业兴起是后工业社会的客观需要。从国际竞争来看，文化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一边是文化产业化，另一边是产业文化化，各行各业被文化格式化，大文化发展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六，金融大发展，金融大开放。中国已引爆“第四次金融大爆炸”，但“十二五”末的“8·11”汇改[2]、“人造牛市”、互联网金融“冒进”等，制造了一系列金融乱象。不过以2017年金融工作会议为标志，在政策层面上开始“去杠杆”，给伪市场金融戴上枷锁，矫正了中国金融业此前“脱实入虚”的发展方向，避免中国金融走上华尔街的道路。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人民币国际化趋势及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等，都为中国经济打开了未来外部发展空间。

经济下行六大压力，既有国际上的，也有中国特有的，既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新时代发展的不适应症，而且还相互影响、相互交织，带来叠加效应与复合效应，这使得单一领域的经济提振政策总是很难奏效。2020年或是空头与多头的对峙和相持时期，进入倾斜与破局还需时日。但新经济进入动能释放期、新技术产生爆炸效应、新模式层出不穷、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等“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国经济依然处于相对较高增长的大趋势并未改变。也正是因为拉动经济下行的“6+1”种变量和推动经济向上走的“6+1”种力量相互交织、叠加，加剧和放大了2020年乃至更长时间里中国经济的复杂多变之势。

中国经济面临四大拐点

2020年开年在即，适逢“百年一遇之大变局”，无论是国际背景还是产业发展，或是区域经济及商业模式，都面临着大拐点、大切换。

第一，中美关系面临大转折。自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1978年12月中美发表建交公报，中美关系走过了风风雨雨的40余年。其间有蜜月、有合作、有竞争、有博弈，却未尝有当下贸易战之持久与激烈。其根本原因是中美双方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建交之时中国GDP仅是美国的5%，如今中国GDP已达美国的66%。而美国在维护其当代世界霸主地位的过程中，存在一个“60%定律”——当另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60%，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甚至有快速赶超美国的可能之时，美国就一定会将其定为对手，千方百计地遏制对手的成长。不管是当年的苏联、日本，还是现在的中国，概莫能外。可以说，60%这个数字已成美国心中的“魔障”。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以6%的速度增长，美国经济按照最好的光景3%计算，到“十四五”末的2025年，中国GDP将是美国的80%，中美“打架”的局面或将逐步显现。

由此可见，当下谈谈打打的中美贸易战，不过是未来中美关系大转折的肇始。中美从朋友到对手，将导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熟悉的发展“套路”发生转折性变化。其一，鉴于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国，其对我国商品征收高关税，在无法找到完全可替代市场的情形下，外需紧缩将成新常态，中国外向型经济必然面临全面调整。其二，美国对我国引进技术进行封锁，警惕中国对外投资，这将给我国利用国外技术、品牌等造成更多障碍，科技创新成为当务之急。其三，在与美国的“一对一”谈判中，我国在降低关税、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削减国有企业补贴等诸多方面，面临美国的高标准压力，倒逼中国从红利经济阶段进入规则经济阶段。

第二，产业（行业）进入大洗牌。从国际上看，国际产业发展和分工格局出现变化，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推动制造业回流；低收入国家凭借成本优势，加速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而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依靠的廉价劳动力不再构成其参与全球分工的核心竞争优势。从国内来看，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走上政府与市场“联手”去产能之路，去产能从钢铁、煤炭、汽车等传统行业蔓延到消费、科技、媒体等新兴产业。与此同时，进入以5G为标志的新一轮技术突破期，信息产业、智能产业、生物生命产业、绿色产业等新经济产业全面登堂入室。政府、市场、技术三股力量叠加，使行业洗牌路上充满血腥。彼得·德鲁克口中的“工业中的工业”——汽车产业，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行业性的“天塌地陷”。2018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出现28年以来首次下滑；截至2019年6月，汽车产销量已连续12个月出现同比下降，而那些在2017年汽车产业巅峰时刻“杀入”的企业无不被高位套牢。在中国纵横驰骋多年的国外汽车巨头也没好到哪里去，有着80年历史的大众经典车型“甲壳虫”于2019年7月10日正式停产。1955年“甲壳虫”总产量达到100万辆，1962年第500万辆下线，1967年第1000万辆下线，1972年“甲壳虫”打破福特T型车生产纪录，成为世界上产量最高的单款车型。如今时移势易，“甲壳虫”销量一路萎缩，2014年、2015年、2016年全球销量分别为9.1万辆、6.4万辆、2.5万辆。在销量与情怀面前，企业终将以利润为导向。不仅是传统产业，就连近两年新兴的“新零售”在跑马圈地之后也频踩刹车、收缩战线。如盒马鲜生于2019年5月底关闭位于苏州市昆山吾悦广场的门店，超级物种因业绩亏损被永辉剥离出财报，苏宁的苏鲜生和京东的7FRESH也各自面临着开店放缓的质疑。再如曾经“唯快不破”的快时尚行业也正在集体溃败，Forever 21退出中国的消息还没多久，紧接着就传来美国总公司寻求破产保护的噩耗；Topshop母公司Arcadia集团也申请破产；ZARA母公司Inditex2018年全年净利润创5年新低；New Look则在2018年全年亏损了7430万英镑；H&M放缓开店速度。而快时尚的“中国门徒”们的日子也与全球同此凉热，本土快时尚品牌如美邦服饰、拉夏贝尔等，都面临着线下渠道缩减、净利润下降的困境。由此看，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建立在惨烈的产业洗牌基础之上。

第三，区域发展大联动，由单打独斗转向协同发展。在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曾被解释为“地方竞争”，即地方政府为吸引资本、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而在税收、土地、销量等招商引资方面开展跨区域竞争，堪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甚至被经济学家张五常称赞为“历史上最好”的制度。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也认为，“没有什么因素可以比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更能解释中国经济的奇迹”。但长期的单打独斗，导致地区之间出现画地为牢、各自为政、以邻为壑、产业同构、资源浪费、千城一面等现象，并在更大范围内加剧了区域发展不平衡，如愈来愈大的南北差距。尤其是在当前二次城市化、区域一体化（初级阶段）、交通便捷化和信息光速化的共同作用下，“抢人”、“抢钱”、抢产业在各地白热化。然而，物极必反，当地区同构化走到极端，必将倒逼地方竞争回摆。同时，基于政治上的推进和户籍制度上的安排，如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等，地方竞争优势被大范围消解。加之中国城市化进入城市群、都市圈演进阶段，目前规划发展“19+2”个城市群，以及提出34个都市圈建设，导致地区小圈子被打破，最终将趋向区域协调联动式发展。鉴于此，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地方政府在“十四五”期间与其坚守“竞争”思路，不如调整为寻找新地缘。

第四，商业模式大变革。一边是“红利时代”的逐渐消解，一边是“科技时代”的遽然开启，工业文明已然到头，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生物生命科技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给世界带来全新的变化，商业模式也将面临大变革。笔者曾将商业模式概括为5个层次，从低到高依次为抢风口、抓红利、贸工技、技工贸[3]、事业情怀，没有任何一种模式能够长期独占鳌头，能否迭代和进化，决定着其是否能延续和涅槃重生。抽象而言，商业模式的变革方向在于链接与生态，从“白桦林”时代演进到一个“热带雨林”的时代。所谓“白桦林”，是指原来的商业模式大多是高度同质化，一眼望去，大家都是同样的物种，高高低低一起奋力生长。而“热带雨林”是一个生态圈的概念，这个生态圈里，各物种是共生共存的，即便是一片苔藓，也是不可或缺的。

莎士比亚在戏剧《暴风雨》中写道，“凡是过去，皆为序章”。无论是闪耀辉煌，还是惨淡经营，中国经济面临的四大拐点将至，地方与企业还须不畏将来，不念过往，顺应时势，把握趋势。

GDP发生“颜色变革”

一方面，中央在倡导“不能简单以GDP论英雄”；另一方面，全国各地却在为GDP增长而“喜大普奔”，为GDP下滑而黯然神伤。如此悖论，难道中央真的只是喊喊口号的吗？殊不知，关键还在于参透那句“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GDP犹在，只不过在“悄然换色”而已。

看看我国各省区市GDP的色谱图就能一目了然。从宏观的三产占比来看，产出相对高、能耗低的第三产业增速，正在赶超建材、煤炭、电力等高耗能的第二产业。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稳定在50%以上，而且第三产业占比还在以每年1个百分点以上的速度持续上升。从中观的城市产业格局来看，一二线城市已经普遍向服务经济、体验经济等低耗能的新经济方向猛调头。如2018年北京GDP中，新经济增加值占比约三分之一；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69.9%，比上年提高了0.7个百分点；合肥的服务业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成，其中战略新兴服务业增长25.9%、科技服务业增长20.6%、现代服务业增长18.7%；还有，浙江的服务业增速已经连续15年快于GDP增速。从微观的能源结构转型来看，山东、江苏、天津、山西等都在向重化工产业发难。江苏2018年关闭高耗能高污染及“散乱污”规模以上企业3600多家，关停低端落后化工企业1200家以上。山西也在由“一煤独大”向“多柱承天”逆转，2018年山西非煤工业增加值增长8.2%，化解煤炭过剩产能3090万吨。与其说GDP下来了，不如说是颜色变了。这些地方正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画等号”，蓄势待发。

事实上，去产能、调结构，GDP由黑变绿的“颜色变革”也正在全球上演。当世界都将目光聚焦于欧洲“三驾马车”集体失速，却不知欧洲早已在碳排放领域的技术和规则制定上先人一步，未来无疑将借此获得更大的政治经济规则话语权。要知道，全球四分之三以上的碳交易量在欧洲，交易价值超过30亿美元。也难怪作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的德国继弃用核电之后，近来又对煤电发出“驱逐令”，试图将38座煤电厂在2038年年底全部关闭，在2020～2023年停止运行超过12吉瓦的发电装置（相当于24个大型煤电厂）。而自2007年起，德国绿色行业占GDP的比例就不断增长，到2016年对德国GDP的贡献率达到了15%，预计2025年将增加到19%。无独有偶，英国、法国和日本的环保意识也是世界有目共睹的，这几国的环保科技和环保产业在GDP中占据着绝对优势。然而，当其他诸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GDP由黑变绿时，印度、美国却在开历史倒车。

一方面，印度GDP的色彩离黑更近了。全球前20大污染城市中，印度独占13席。印度恒河飘满排泄物和死尸，焚烧垃圾、牛粪做燃料产生大量硫元素，超过一半的河流被工业废水或生活污水污染，一半以上人口开放式排便——印度污染早已臭名远扬。如今，基于人力、土地、制度性交易等综合要素的成本考量，大量高耗能、重污染的低端制造还在向印度迁移，这些无疑将为印度的黑色GDP再添一抹黑。

另一方面，在全球变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特朗普竟然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要知道，美国可是能源超级消耗大国和碳排放大国。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全球能源和二氧化碳状况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能源消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331亿吨。美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第二，占比15%。而且美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7.4吨，是中国人均的2.4倍，欧盟人均的2.5倍，印度人均的8.7倍。倘若特朗普“再工业化”战略继续推进，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高碳产业大面积恢复，无疑将是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大灾难。显然，即便有欧洲、日本、中国等诸国在绿色GDP问题上劳心劳力，问题仍然存在。中国如此大体量的经济结构，GDP颜色转变是需要时间的；其他国家在GDP颜色变革中释放的能量，又根本无法化解世界人口第二的重化工污染大国印度，以及超级能耗大国美国所造成的污染。中、印、美这3个超大体量、超大能耗的国家“合三为一”，无疑又将人类向“世界末日”推进了一步。

2019年，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就经历了最低达零下52摄氏度的极寒天气，南半球的澳大利亚也出现了直逼80年来最高纪录的49.3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北极熊大规模入侵俄罗斯小镇，挪威世界末日种子库进水，类似的极端天气如同电影般频繁上演。2018年全球约6000万人的生活受到极端天气影响，1万多人死于飓风、山火、地震、干旱等各类自然灾害。不单如此，美国宣布在核领域放弃伊朗核协议，导致核军备竞赛氛围渐浓；伴随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于2017年和2018年恢复向上攀升；政府间的信息战及由此导致的电子污染与日俱增……多重威胁使当今世界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堪比“冷战”最紧张时期。2019年1月24日，芝加哥大学《原子科学家公报》杂志公布了最新的年度“世界末日预测”，宣布将当初用以标示世界受核武及各种灾害威胁程度的“末日时钟”指向晚上11时58分，距离末日仅剩2分钟，时钟再一次回到了“最接近零点”的位置。而所有这些都明示了人类对大自然无节制的巧取豪夺，已经到了灾难性的程度。

然而面对灾难，中美两国却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中国努力修正，反复调整经济结构，坚持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力图使GDP颜色由黑转绿。又是退耕还林给补贴，又是环保风暴大整治，还大力发展新能源，控制、减少甚至不批准燃油车生产线扩建，要求现有汽车厂商将纯电或混电汽车生产比例提高到30%～50%。美国航天局卫星数据表明，2000年至2017年全球新增绿化面积中，约四分之一来自中国，贡献比例居全球首位，中国已成为全球绿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同样，2017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了46%，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0亿吨，已经超过了对外承诺的到2020年碳强度下降40%～45%的上限目标。2018年，中国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更是与近5年同期均值相比大幅降低。

中国GDP颜色越来越绿，可是美国却突然反悔，退出《巴黎协定》，GDP颜色一条道走到黑。2018年，美国能源碳排放竟然增加了3.4%，造成自2010年美国经济复苏以来的最大增幅。过去美国肥田沃土，现在极端自然灾害却越来越严重，山火、飓风、零下52摄氏度极寒等。2018年，美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损失达910亿美元。“放飞自我”退出《巴黎协定》后的美国，不但饱尝极端气候反噬之苦，还降低了美国的国家信用。如此一来，体制优势、信用优势将使得中国对外政策的延续性越来越强于美国。更关键的是，以“未来引领今天”的视角来看，美国这是在自断手脚，这样做将直接限制其未来的发展。就拿未来汽车行业来说，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由于政府的支持和人们对绿色出行的认同，新能源汽车市场将进一步扩大，即便美国主导的传统能源汽车能获得短时的繁荣，但未来终将是新能源引领全球。毕竟，无论是基于新经济、新科技、新能源超摩尔定律发展的大趋势，还是基于大消费时代人类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版本升级的必然需求，即便是从人类自身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来考量，全球性的GDP“颜色变革”也势在必行。换言之，碳排放权本质上就是未来发展权，未来谁掌握了清洁能源技术、拥有更大的市场，谁就将掌握更多的话语权。

中国形成“三个世界”

当年，毛主席面对超复杂的国际形势，高瞻远瞩地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将中国定位在“第三世界”。于是中国不但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帮助下进入联合国“五常”，更与美国、日本等国建交，这才奠定了改革开放、韬光养晦的良好外部环境。在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政策之下，中国从计划经济的半道拐上了市场经济的高速公路，率先以沿海开放打开局面，按照邓小平同志所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部分地区，然后达到共同富裕”。中国社会由此拉开了距离，中国的高增长首先在于消灭贫困。按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看，中国的贫困人口从1981年的8.78亿人减少到2013年的2511万人，减贫人口8.53亿人，占全球减贫总规模的7成多，贫困率从88.3%下降至2013年年末的1.9%。到2018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只剩下1660万人。其次是3亿人先富起来，人均GDP达到5万美元左右。据相关媒体统计，2018年中国有15个城市的人均GDP突破2万美元。伴随北京和上海的新加入，北上广深4个城市首次集体跻身发达经济体水平。而遥遥领先的当属香港和澳门，2018年分别以4.88万美元、8.14万美元排名世界人均GDP榜单的第15位和第2位。但是撇开两头，中间还有10亿人仍在嗷嗷待哺，这10亿人口作为中国人口主体，仍处于刚刚满足衣食住行的温饱阶段。照国泰君安总经济师、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所言，中国还有5亿人没用上抽水马桶，10亿人没坐过飞机，奔小康的欲望和潜力极其强大。就连美国，都惊诧于中国的消费能力和富裕速度。在特朗普看来，美国薄弱的基建尚不如中国，中国哪像第三世界国家？由此看，正与“第三世界”说再见的中国，恰恰客观上在内部形成了“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以上的3亿人口，这部分正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第二世界”有10亿人口，人均GDP在四五千美元，仍处于中等阶层；另有1000多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的“第三世界”。

于是，中国一边贫困人口下降，一边富人越来越多——人均GDP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当的3亿人已重重惊醒世人。因为仅仅这3亿人的先富，就造就了庞大的中国需求。《2018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大陆及港澳台）拥有600万元资产的富裕家庭已达488万户，总财富高达133万亿元，同比增长6.4%。中国千万资产高净值人群平均年消费182万元，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发达国家疯狂购物，仅2018年就以7700亿元买走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奢侈品。2012～2018年，全球奢侈品市场有超过一半的增幅来自中国。要知道，美国也只有3亿多人，却造就了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而中国正向美国学习，努力成为下一个消费强国。3亿先富者买房买车，实现了现代化的富裕；最关键的是，正处于“第二世界”的10亿中国人正在一路狂奔，试图加入“第一世界”。从社会公平公正角度看，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从现实约束看似乎难以逾越。毕竟中国有近14亿人口的当量。

从21世纪开始，全球人均电力消耗年增长仅1.1%，中国却高达7.3%，6年贡献了全球电力消耗增量的57%。2016年中国消费的石油、铁矿石和大豆分别占全球消费量的15%、50%和70%，而这还是在人均汽车、电力、肉类分别仅是美国20%、30%和50%的前提下。3亿先富人群的需求就将中国汽车产销顶到了天花板，中国汽车自2009年产量突破千万辆，连续10年产销世界第一，但中国千人汽车保有量还只有170辆，汽车行业就开始“掉转直下”。2018年汽车行业出现28年来首次负增长，2019年前4个月产销分别下降11%和12.1%。试想，若未来还有10亿人想拥有汽车，按千人400辆计算，就将新增4亿辆车，加上2018年年底的2.4亿辆存量，6.4亿辆汽车将让城市瘫痪、污染更严重。最关键的是，若每辆汽车年均耗油2吨，仅是中国的汽车就将耗油12.8亿吨。如果从人均石油消耗来看，日本每人2吨，美国每人3吨，若按日本人的标准来算，14亿中国人每年就得消耗28亿吨石油，而中国石油每年自产总量才2亿～3亿吨，余下的25亿吨去哪里找？全球所有石油都给中国还嫌不够，更别提如何安全运到中国了。此外，环保问题又要如何解决？面对如此“宏大”的前景，全世界都惊恐不已。

2010年5月，奥巴马在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就警告：如果十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面对中国如此庞大体量的崛起，作为世界老大，美国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贸易战只是刚刚掀开了中美全方位冲突而已，仅是华为在5G上的领先，就逼着美国绞尽脑汁棒杀它。说到底，地球只有一个，但中国对资源的消耗已对美国的生存空间产生严重挤压，这才是当下美国高官歇斯底里的真正原因。可不管外部压力如何，仅从国内看，3亿人进入“第一世界”意味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经超额完成。但当初的辉煌——从深圳画圈到浦东开放，皆以侧重东部沿海地区为主，现在，这种国策倾斜的态势已经结束，从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到西部大开发，已经到了“先富带动共富”的阶段。只不过，这3亿人和10亿人的需求存在很大差异，自然无法让3亿人的市场去带动10亿人，即便能带得动，套路也无法延续。因为若把10亿人的消费水平提升到和这3亿人相同的水平，仅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就将从2018年的40万亿元增加到120万亿元，就是全球商品只供应中国、耗尽地球资源，也供应不了14亿人高涨的欲望。世界容不得中国经济线性发展，在通往发达国家的道路上，中国显然无法回避选择新的道路。

可从现实看，富人纷纷向国外转移资产相当严重，仅2018年，就有1.5万高净值富人移民海外。中国产生富人最多，富人向外迁移的却也是最多的。后者，从金融扶贫到精准扶贫，中国千方百计“消灭”贫困人口，6年脱贫8239万人，到2020年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消除绝对贫困；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显然，解决几千万绝对贫困人口相对容易，维持3亿富裕人口也不难，中间10亿人的“第二世界”，才是国策的基本路线。为此，面对“三个世界”的中国从国策轻重选择上，似乎只能“抓中间、带两头”。毕竟，奥巴马之言并非危言耸听！美国如今又把中国当作最大对手，整个西方都对14亿中国人的全面崛起忧心忡忡，就看中国如何让“三个世界”做到“一个世界”化。正所谓量变决定质变，所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换方式一碰到10亿人口，都得换种方式，这是中国未来20年国策之根本，也是前无古人的伟业。如果中国“第二世界”的10亿人进入发达国家水平行列，还能保持能源环保等方方面面界面友好，那就意味着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这亦是检验“中国模式”最有效的标准。

从上述意义看，改革开放的语境在中国正版本升级，未来，创新转型将成为时代主旋律，而这将成为各行各业发展方式的基本坐标。为此，中国应早早地向全世界展示10亿人转型方案，才能让世人尽早地安静下来。只不过，中国是否准备好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