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魔法水井
Magic Wells

我们所观测到的并非自然本身，

而是自然根据我们的探索方法所呈现出来的现象。

——维尔纳·海森伯

Werner Heisenberg，1958

当你变成一只甲虫

当格里高尔·萨姆沙（Gregor Samsa）从睡梦中醒来时，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变成了某种有着硬质外骨骼的不明动物。这只“巨大的甲虫”会躲在沙发下，会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爬上爬下，喜欢吃腐烂的食物。可怜的格里高尔，他的家人对他的变形感到非常难受，而且相当厌恶他。当格里高尔死去后，他们如释重负。

这是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发表于1915年的作品《变形记》（Metamorphosis），它以一个荒诞的故事开启了20世纪的开端——这个世纪的思想不再像以往那样以人类为中心。作者选择了一个面目丑恶的生物来表达自己的隐喻，迫使读者从故事开头就开始想象一只甲虫的生活。在同一时期，德国生物学家雅各布·冯·于克斯屈尔（Jakob von Uexküll）使人们开始关注动物的视角——于克斯屈尔称其为周遭世界（Umwelt）。为了诠释这一新概念，于克斯屈尔带领读者在多种多样的世界里漫步。于克斯屈尔认为，每种生物都有着独特的方式来感受世界。壁虱没有眼睛，它们会爬到草茎上，静候哺乳动物皮肤所散发出的丁酸的气味。实验表明，壁虱这种蛛形动物可以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生活18年，这给了它们充足的时间来守株待兔，直到遇上一只哺乳动物为止。然后，壁虱会跳到这只受害者身上，美美享用温暖的血液大餐。吃饱喝足后，壁虱便会产卵，然后死去。我们能够了解壁虱的周遭世界吗？对我们而言，壁虱的一生简单到不值一提，但于克斯屈尔认为这种简单恰恰是其优势所在：壁虱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并极少被其他事情干扰。

于克斯屈尔也回顾了其他的例子。这些例子表明，单个环境可以提供数以百计的现实，每个物种都有其独特的现实。周遭世界这一概念和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的概念大不相同：后者关注的是某种生物生存所需的栖息环境；前者则侧重于某一生物以其自我为中心的主观世界，且这只是所有存在的主观世界中的一个。根据于克斯屈尔的理论，对于所有构建这些主观世界的物种而言，这些多种多样的主观世界是“不可理解也无法识别的”。例如，有些动物通过感知紫外线来感受世界；还有些则通过嗅觉，比如星鼻鼹在地下行进时就是通过嗅觉来摸索方向的；有些动物生活在橡树的枝丫上；有些生活在树皮下；还有些则在树根处刨出一个巢穴，狐狸中有一科就是这样——尽管这些动物都生活在同一棵树上，但它们对这棵树的知觉全然不同。

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其他生物的周遭世界。我们人类是高度依赖视觉的物种。我们会通过智能手机软件来感受色盲者眼里的彩色照片；我们也会蒙上眼睛四处行走来模拟盲人的周遭世界，以体现自己的同情心。但这类经历中令我最难忘的一次来自我饲养寒鸦的体验。寒鸦是一种小型乌鸦。我养过两只寒鸦，它们从我的宿舍窗户里飞进飞出。我的宿舍在学生宿舍的四楼，因此我可以从高处观察它们的举动。当它们尚且年幼，还没有什么飞行经验时，我就像所有的好家长一样，带着极大的不安观察着它们。我们通常认为飞行是鸟类天然的本能，但其实这是鸟类需要学习才能掌握的一项技能。着陆是飞行中最难的部分，我总担心我的寒鸦们会撞上行进中的汽车。因此，我开始像鸟类一样思考，通过观测环境来寻找最佳的着陆点，并以此为目的来判断某个远处的目标（树枝、阳台）是否适合着陆。安全着陆后，我的寒鸦们会开心地呱呱叫，然后我会把它们叫回来，重新开始这个“飞行—着陆—回家”的过程。当它们成为“飞行专家”后，会在风中翻滚玩耍。我很喜欢看它们这样，这让我感觉自己似乎在和它们一起翱翔——我进入了它们的周遭世界，尽管方式并不算高明。

虽然于克斯屈尔想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探索和观测各个不同物种的周遭世界，且这一想法极大地鼓舞了研究动物行为的人们，即行为学家们，但是20世纪的哲学家们对这一想法相当悲观。1974年，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提出疑问：“做一只蝙蝠是什么感觉？”他的结论是，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一点。他说，我们是无法进入另一个物种的主观生活的。内格尔并不关心如何让一个人拥有和蝙蝠一样的感受，他只想理解蝙蝠是如何获得其自身的感受的。后者确实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畴。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也记述过这种动物与人类之间的隔阂。他有句名言：“即便狮子会说话，我们也无法理解它。”这触怒了一些学者，他们抱怨说维特根斯坦对动物交流的微妙细节一无所知。但是，维特根斯坦这句名言的核心在于：由于我们自己的体验与狮子的体验如此不同，因此，即便百兽之王能够用我们的语言来说话，我们也不可能理解它。事实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可以延伸到与我们有着不同文化的人类群体中——即便我们会说他们的语言，也不可能对他们的体验感同身受。维特根斯坦的论点是，不管对方是一个外国人还是一种其他的生物，我们进入对方内心世界的能力都相当有限。

我并不打算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而是转而关注动物所生活的世界，以及动物是如何应对环境中的复杂性的。尽管我们无法体验它们的感受，但我们可以试着走出我们自己狭隘的周遭世界，用想象来体验它们的周遭世界。若不是科学家们尝试着想象做一只蝙蝠的感受，并成功地应用了这种想象，我们不可能发现蝙蝠的回声定位。而事实上，倘若内格尔从未听说过蝙蝠的回声定位，他压根不可能提出那些犀利的想法。蝙蝠回声定位的发现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标志着人类的思考跳出了自身知觉的局限。

当我还是乌得勒支大学（University of Utrecht）的一名学生时，我听我们的系主任斯文·戴克格拉夫（Sven Dijkgraaf）讲了他在我那个年纪的时候的故事。那会儿他的听力极其敏锐，能够听见伴随着蝙蝠超声波的轻微声响，全世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在那一个多世纪以前，人们就已经知道瞎眼的蝙蝠照样能够找到方向并安全地在墙上或天花板上着陆，耳聋的蝙蝠却做不到这些——蝙蝠丧失了听力就仿佛人类丧失了视力。没人完全清楚这是为什么。于是，人们将蝙蝠的能力归结为某种“第六感”，但这对厘清这一问题毫无帮助。科学家们并不相信超感官知觉的存在，戴克格拉夫需要找出其他的解释。由于他能够听到蝙蝠的超声波叫声，并注意到这种叫声在反复遇到障碍物时发生得更为频繁，因此他提出，蝙蝠的叫声帮助它们在环境中来去自如。这个故事让我非常惊奇。但戴克格拉夫的声音里总有一丝遗憾，因为他并没有作为蝙蝠回声定位的发现者而受到承认。

蝙蝠回声定位发现者的荣誉属于美国行为学家唐纳德·格里芬（Donald Griffin），可以说是实至名归。格里芬使用了一种装置，可以探测到高频声波，其频率比人类能听到的频率上限要高2万赫兹。利用这一装置，格里芬进行了最终的实验，进一步证明回声定位系统并非仅仅是一个碰撞预警系统。蝙蝠的超声波还用于寻找和追捕猎物——从大型飞蛾到小型蝇类。蝙蝠拥有的是一个多功能捕猎工具，其功能之强大令人叹为观止。

也难怪格里芬成了动物认知领域的早期领军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科学家们认为“动物认知”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术语——认知不就是信息处理吗？还有什么呢？认知（cognition）是一个头脑中的转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输入的感觉信号转化为关于外部环境的知识及对该知识的灵活应用。“认知”这一术语指完成这一切的过程，而“智能”（intelligence）一词则更多地是指成功完成这一切的能力。尽管蝙蝠与我们完全不同，但它同样有着丰富的感觉输入信号。它的听觉皮质对目标物反弹回来的声音信号进行评估，然后用这一评估信息来计算其和目标之间的距离以及该目标的移动情况和速度。这已经很复杂了，但在此基础上，蝙蝠还会更正自己的飞行路线，并将自己声音的回声与附近其他蝙蝠的区分开来——这也是一种自我认知。为了躲避蝙蝠的探测，昆虫演化出了对超声波的听觉。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有些蝙蝠改为使用在其猎物听力范围以下的较低频声波来达到“隐身”效果。

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高端而复杂至极的信息处理系统，这一系统的基础是特化的脑，能将回声转化为精确的感知。格里芬追随的是实验主义者先驱卡尔·冯·弗里施（Karl von Frisch）的脚步。冯·弗里施发现蜜蜂用一种八字形舞蹈来交流远处食物源的位置。冯·弗里施曾说：“蜜蜂的生活就像一口魔法水井，你从中汲取得越多，还能汲取的也就越多。”对于格里芬来说，回声定位系统也是如此。格里芬把回声定位的能力视为另一个永不枯竭的奥秘与奇迹之源，也将其称为魔法水井。

由于我研究黑猩猩、倭黑猩猩及其他灵长动物，因此当我谈及“认知”时，通常不大会遭到质疑。毕竟，人类也是灵长类，我们处理周围环境的方式和其他灵长动物是类似的。我们和其他灵长动物都有立体视觉，大拇指能与其他指头对握，能够攀爬和跳跃，而且能通过面部肌肉进行感情上的交流。因此，我们和其他灵长动物处于同样的周遭世界中。在英语中，我们将孩子们玩的攀爬架称为“猴架”（monkey bars），将模仿行为称为“猿类行为”（aping）。同时，灵长动物也令我们感到了威胁。在电影里和搞笑连续剧里出现的猿类让我们捧腹大笑，但并非因为它们天生一副滑稽相——长颈鹿和鸵鸟等动物看上去要比它们滑稽得多——而是因为我们希望与其他灵长动物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就像在彼此接壤的国家中，两国的人会彼此嘲笑，尽管和其他国家的人相比，他们之间的相似度是最高的。荷兰人不会觉得中国人或巴西人有什么可笑之处，但他们会兴致勃勃地讲有关比利时人的笑话。

但是，为何我们会认为只有灵长动物才拥有认知呢？每个物种都能灵活地应对环境并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且各有千秋。因此，我们需要意识到，它们的能力、智能和认知都是多种多样的。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让我们避免用单一标准对认知进行比较。这种单一标准的比较源自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然阶梯”（scala naturae）：其顶层是上帝、天使和人类，接下来是其他哺乳动物、鸟类、鱼类、昆虫，底层是软体动物。沿着这一巨大阶梯上行或下行的比较一度在认知科学领域相当流行，但我实在想不出这种比较得出了哪些有意义的洞见。这类比较只不过是让我们用人类的标准来衡量动物，从而忽视了不同生物周遭世界的巨大差异。如果会数数对松鼠的生活毫无意义，那么用“能否数到十”来衡量一只松鼠的智力是极不公平的，松鼠所擅长的是找出藏起来的坚果。当然，有些鸟类对此更为擅长：北美星鸦会在秋天收集两万多粒松子，将其储藏在好几平方英里（1平方英里约为2.59平方千米）范围内的几百个不同地点。这些松子大部分都能在冬季和春季被北美星鸦找到。

要找藏起来的坚果，我们是比不过松鼠和北美星鸦的——我有时连自己把车停哪儿了都记不住。不过这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人类并不需要靠这种能力维生，但森林里的动物却需要靠这种记忆来度过寒冷的冬季。蝙蝠需要通过回声定位系统在黑暗中找到方向，但我们不需要；射水鱼的视觉能够修正光线、空气和水之间的折射，以便其喷出水滴击落水面上的昆虫，但我们也不需要这种能力。动物有许许多多奇妙的认知适应性是我们不具有或不需要的。因此，在单一维度中对认知分出等级是毫无意义的。认知的演化中有着许多标志性的特化，其关键在于每个物种所处的生态环境。

在20世纪，人们对进入其他物种的周遭世界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尝试，许多书的名字都反映出了这一点——比如《银鸥的世界》（The Herring Gull's World）、《猿类的灵魂》（The Soul of the Ape）、《猴子看世界》（How Monkeys See the World）、《狗狗心事》（Inside of a Dog）、《蚁丘之歌》（Anthill）。其中，E.O.威尔逊（E.O.Wilson）所著的《蚁丘之歌》以其一如既往的独特风格描述了蚂蚁眼里的社会生活及史诗般的战斗。循着卡夫卡和于克斯屈尔的足迹，我们试图进入其他物种的内心，用它们的方式来理解它们。随着我们取得的成功，我们眼前逐渐展现出了一片自然风光，许多“魔法水井”点缀其中。

盲人摸象

相比于不可能的事情，认知研究更侧重可能性。不过，自然阶梯的视角诱使许多人得出结论说动物并没有特定的认知能力。我们听到过许多论断，说“只有人类才能做到这点”，这些论断和许多东西相关，比如展望未来（只有人类能思考未来）、关心其他个体（只有人类才会关心他人的幸福），还有度假（只有人类有休闲时间的概念）。我曾就最后一点与一位哲学家在一家荷兰报纸上展开了一场令我颇为振奋的辩论，争论在海滩上享受日光浴的游客与一只打盹的象海豹的行为之间究竟有何差别。那位哲学家认为这两者完全不同。

事实上，我认为在所有关于人类例外论的论断中，最好也最经得起检验的是那些幽默的说法，比如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名言：“人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或者说是唯一需要脸红的动物。”但这些论断中的大部分当然都是极端严肃的，并且自鸣得意。这类论断的清单不断拉长，每十年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我们必须持怀疑的态度来对待这些论断，因为要找到它们的反证是非常不容易的。实验科学的信条依然是：没有证据并不能证明证据不存在。如果我们在某个物种中没能发现某种能力，我们的第一个念头应该是“我们是否忽视了什么”，第二个念头应该是“我们的测试适用于这个物种吗”。

关于这一点，长臂猿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人们一度认为长臂猿是一种愚钝的灵长动物。人们让长臂猿在各种杯子、绳子和棍子中选择工具来解决给定的问题，但在无数次测试中，长臂猿的表现都比其他物种要差得多。例如，在一个关于工具使用的测试里，研究人员将一根香蕉扔到它们的笼子外，旁边就有一根棍子，它们只需要拿起棍子将香蕉拨近点就可以拿到香蕉。黑猩猩可以毫不犹豫地做到这些，许多会操纵工具的猴子也能做到，但长臂猿却不行。长臂猿（亦称“低等猿类”）与人类和猿类属于同一科，都有着较大的脑部。因此，它们无法通过测试是件很奇怪的事情。

20世纪60年代，美国灵长动物学家本杰明·贝克（Benjamin Beck）采用了一种新方法进行测试。长臂猿属于悬臂运动类灵长动物（brachiator），只在树上生活。它们用胳膊和手把自己吊在树上，在树与树之间穿行。为了适应这种行动方式，它们的手发生了特化：大拇指很小，其他手指很长。长臂猿的手就像钩子一样，而不像大多数其他灵长动物的手那样适用于抓握和触感。贝克意识到，长臂猿的周遭世界几乎完全不在地面上，且它们的手使得它们无法从平面上捡起物品。于是，贝克对传统的拉绳任务进行了重新设计。拉绳任务要求受试动物仔细观察一根绳子——绳子另一头拴着食物。在以前的方法中，绳子是放在一个平面上的，而贝克把绳子放到了长臂猿肩膀的高度，使长臂猿能够更容易地抓住绳子。在此我就不赘述细节了，总之，长臂猿快速而高效地解决了所有问题，显示出了和其他猿类水平相当的智力。它们从前表现很差并不是因为它们愚笨，而是因为测试方法不适合它们。

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关于大象的。过去很多年里，科学家认为大象不会使用工具。这种“迟钝的”动物也没有通过之前讲到的拿香蕉的测试，它们碰都不碰棍子。大象居住在地面上，常常从地面上捡东西，包括一些很小的东西，因此，它们没通过测试并不是因为无法从平面上捡起物品。于是，研究者们得出结论，说大象连测试问题都没能理解。没人想过，有可能是我们这些研究人员没能理解大象。我们就像寓言故事里的盲人一样，不断绕着这头巨兽打转，并对它戳来戳去。但我们需要记住，正如德国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伯所说的：“我们所观测到的并非自然本身，而是自然根据我们的探索方法所呈现出来的现象。”海森伯的这一结论指的是量子力学现象，但在对于动物头脑的探索中，这个结论同样成立。

与灵长类用手抓握不同，大象的抓握器官是它的鼻子。大象不仅用象鼻来拿取食物，还用它嗅闻及触摸食物。大象有着无与伦比的嗅觉，这使它们能够很准确地判断拿到的是什么东西。但倘若大象用鼻子捡起棍子，那么棍子就会堵住大象的鼻道，使大象无法触摸或闻到食物——哪怕它已经把棍子拿到了食物附近。这就好像让一个孩子蒙着眼睛参加复活节找彩蛋游戏一样，当然无法成功。

那么，对于大象特有的解剖结构和能力来说，什么样的实验才是公正合理的呢？

有一次去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动物园（National Zoo）时，我遇见了普雷斯顿·弗德（Preston Foerder）和黛安娜·赖斯（Diana Reiss）。他们带我看了一头名叫坎杜拉的年轻公象在另一种“拿香蕉”测试中的表现。科学家们将水果高高地挂在坎杜拉的院子里，恰好让它够不着。然后，他们给了坎杜拉一些棍子和一个结实的方盒子。坎杜拉对棍子视而不见，但过了一会儿便开始不断用脚踢盒子，直到把盒子踢到水果的正下方。然后，它用前腿站在盒子上，用鼻子够着了食物。这一结果表明，大象是会使用工具的——如果有适用的工具的话。

在坎杜拉享用它的奖励时，研究人员为我讲解了他们是如何调整实验设置，使这个任务对大象来说变得更难。他们把盒子放在院子里一个坎杜拉看不见的地方，于是，当坎杜拉抬头看到诱人的食物时，它需要回忆拿到食物的方法，同时离开食物去获取工具。除了人类、猿类和海豚等脑部较大的物种以外，能做到这些的动物寥寥无几。但坎杜拉毫不迟疑地做到了这一切，从很远的地方找来了盒子。

毫无疑问，这些科学家找到了一种适合大象这一物种的测试。在寻求这类测试方法的过程中，即使是体形大小这类简单的细节也是不可忽视的。我们不能总是用适合人类体形的工具来测试大型陆生动物。在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进行了一个镜子测试，用来评估某种动物能否辨认出它自己的镜像。他们在大象身上画上了记号，大象只有在镜面里才能看到这个记号。同时，研究人员将一面镜子放到了象笼外的地面上。这面镜子是向上倾斜的，只有41英寸（104.14厘米）宽，95英寸（241.3厘米）高。因此，很有可能，大象在镜子里能看到的最多只有它们的腿，在两层栏杆（本来是一层，加上镜子里的就成了两层）后面走来走去。因此，它们没有去触摸身上的记号。于是，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大象缺乏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

不过，我的一名学生，乔舒亚·普洛特尼克（Joshua Plotnik）改进了这个测试。他将一面边长8英尺（243.84厘米）的方形镜子直接放在了布朗克斯动物园（Bronx Zoo）的大象园里。大象们可以对镜子摸一摸嗅一嗅，还可以看它的背面。近距离的探究是关键的一步，对于猿类和人类来说也是如此。但在之前的研究里，大象是无法对镜子进行近距离探究的。事实上，大象的好奇程度让我们颇为担忧，因为这面镜子是固定在一面木头墙上的，无法承受大象这类厚皮类动物的攀爬。通常情况下，大象站着的时候是不会倚着某个物体的。因此，看到一头重达四吨的动物靠在一面薄薄的墙上，想看一看它闻一闻镜子后到底有些什么，这把我们吓得半死。很显然，这些动物很想弄明白这镜子究竟是干吗的。但如果这面墙倒塌了，我们最后可能得在纽约的车流中追逐一群大象！幸运的是，这面墙撑住了，这些动物也习惯了这面镜子。

有一头名叫欢欢的母亚洲象辨认出了它自己在镜子里的倒影。我们在它的额头上，左眼的上方，画了一个白色的十字记号。当它站到镜子前时，它总是不断地摩擦这个记号。它将它的镜像与它自己的身体联系了起来。数年之后的今天，乔舒亚已经在泰国的关怀大象国际组织（Think Elephants International）中对更多的大象进行了这种测试。测试结果与先前的结论一致：有些亚洲象能辨认出自己在镜中的倒影。非洲象是否也有这一能力尚未可知——由于这一物种喜欢用一些粗暴的象鼻动作来检验新事物，因此，迄今为止，我们在非洲象身上的多次实验都以镜子的破碎而告终。这样的结果很难说是因为非洲象的表现差还是因为实验器材的质量差。不过，对镜子的破坏显然无法证明非洲象不能从镜子里辨认出自己，我们发现的只是该物种特有的对待新事物的方式而已。

科研中的难点是找到适合某种动物的秉性、兴趣、解剖结构及感官能力的测试。面对负面结果时，我们需要极为留意动机及注意力方面的差别。如果一项任务无法引起受试动物的兴趣，那么该动物肯定不会在这个测试里表现优秀。我们在研究黑猩猩的面部识别能力时遇到了这个问题。当时科学界宣称，人类是极为独特的，因为与其他灵长类相比，我们辨识面部的能力要强得多。事实上，这类测试通常要求其他灵长类识别人脸，而不是它们同类的脸，但似乎大家对此都毫无异议。我询问了领域内的一位先驱人物，问为什么这种测试方法里从未用过人类以外的其他物种的脸。他回答说，因为人类中每个人之间的差别如此之大，因此，倘若一只灵长动物无法区分人类中不同个体的脸，那么它当然更不可能区分自己同类的脸。

但我的一位同事，亚特兰大耶基斯国家灵长类研究中心（Yerkes National Primate Research Center）的莉萨·帕尔（Lisa Parr）用黑猩猩的照片对黑猩猩进行了测试。她发现黑猩猩表现得非常出色。在测试中，黑猩猩需要在电脑屏幕上选择图片。它们会看到一只黑猩猩的肖像，紧接着，屏幕上会出现另外两幅黑猩猩肖像。后面两幅肖像中有一幅是第一幅肖像中的黑猩猩，不过不是同一张相片；而另一幅肖像里则是一只其他的黑猩猩。在经过对寻找相似处的训练（这个过程称为取样匹配）之后，这些黑猩猩可以很好地辨别出在后两幅肖像中哪一幅和第一幅更像。它们甚至能辨别出家庭关系：当研究人员给它们看过一幅雌性黑猩猩的画像后，它们需要从两只未成年黑猩猩的面部图像中选出刚才那只雌性黑猩猩的后代。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受试黑猩猩并不认识画像中的任何一只黑猩猩，因此它们的选择完全是基于物理上的相似性的。这和我们人类的方式非常类似——当我们翻阅其他人的家庭相册时，会很快注意到相册中哪些人有血缘关系，哪些是姻亲关系。正如这一实验所证实的那样，黑猩猩的面部识别能力与我们人类同样敏锐。而且，人类和其他灵长类中，面部识别能力所需的脑区是相同的。因此，现如今，面部识别能力并非人类所独有的观点已得到广泛认可。

换句话说，对我们而言很明显的东西，比如我们自己的面部特征，对其他物种而言可能并不明显。通常，动物只知道它们需要知道的东西。观察大师科纳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认为，倘若缺乏基于爱与尊重的直觉性理解，那么我们是无法有效地研究动物的。他认为这种基于直觉的洞察力与自然科学的方法是非常不同的。将这种洞察力与系统的研究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正是动物研究的挑战与乐趣所在。洛伦茨推崇他称之为“整体考察”（Ganzheitsbetrachtung）的思想，主张在具体观察动物的不同部分之前先了解整个动物。

“如果一个研究者只将研究任务中的单个部分作为其兴趣的着眼点，那么他/她是无法很好地完成既定的研究任务的。研究者应该不断地在不同部分之间奔走，并且对于每个部分的了解程度应该相当。在某些强调严格逻辑顺序的思考者看来，这种方式似乎是极为轻率且不科学的。”

有一个著名的研究，在其被重复的时候，以一种可笑的方式诠释了忽略洛伦茨意见所带来的危险。在这个研究中，研究人员将家猫放在一个小笼子里。猫会在笼子里走来走去，不耐烦地喵喵叫，并同时磨蹭笼子的内壁。这样磨蹭的时候，它们会碰巧蹭开笼子的门闩，于是得以走出笼子，并吃掉笼子附近的鱼肉。一只猫经历过的实验次数越多，它逃出笼子的速度也就越快。所有受试的猫都表现出了磨蹭行为，其行为模式一模一样。研究人员对此印象深刻，认为这些猫为了得到食物奖赏而学会了这种行为。这一实验最早于1898年由爱德华·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建立。科学界曾认为，该实验证实：哪怕看上去是相当高智商的行为（比如从笼子里逃出来），也完全可以用试错学习的理论来解释。这曾是“效果律”的一大胜利——依据效果律，如果一个行为的后果对该个体来说是愉悦的，那么该个体很可能会重复这一行为。

几十年后，美国心理学家布鲁斯·穆尔（Bruce Moore）和苏珊·斯塔特德（Susan Stuttard）重复了这一研究。但是他们发现猫的这种行为并不特殊——这是在所有的猫科动物，从家猫到老虎中都很常见的“伸头”（Köpfchengeben）”行为，用于问候和求偶。它们会把头或侧面在它们喜欢的对象身上蹭来蹭去。如果它们无法接触到自己喜欢的对象，那么它们会转而磨蹭无生命的物体，比如桌腿。要让猫做出这一行为并不需要食物奖赏，唯一需要的是有对猫友善的人在场。当笼子里的猫看到人类观察者时，每只猫都会在门闩上磨蹭自己的头、侧面和尾巴，然后逃出笼子。这根本不需要训练。但是，当猫被单独留在笼子里，没有人类观察者时，它们不会表现出任何磨蹭行为，因而无法逃出笼子。因而，这个经典的实验研究的并不是学习，而是问候的方式！这个重复的实验发表时，其副标题意味深长——在猫身上栽的跟头。

这给我们上了一课：在对任何动物进行测试之前，科学家需要先了解该动物的典型行为。毋庸置疑，条件反射确有其作用，但早期的研究者们完全忽视了一项关键的信息：他们没有像洛伦茨所建议的那样考虑整个生物。动物有许多非条件反射行为，还有一些行为是天然形成的，其物种中的所有个体都具备。奖励和惩罚可能会影响这些行为，但并非这些行为的成因。在上述实验中，所有猫都做出了同样的反应，其原因并非操作性条件反射，而是猫科动物天然的交流方式。

演化认知这一研究领域需要我们对每个物种都有完备的考量。无论我们研究的是手的解剖结构，或是象鼻的各种功能，还是对面孔的感知，抑或是问候的方式，在试图弄清动物的智力水平之前，我们都需要让自己先熟悉这种动物的方方面面，以及该动物的自然史。并且，我们不应通过我们人类自己的魔法水井——人类格外擅长的能力来对动物进行测试。为何不通过动物自身特有的技能来对它们进行测试呢？这样，我们不仅可以避免亚里士多德的自然阶梯式的比较，还可以将这种“阶梯”转化为一丛有着许多枝杈的灌木。如今，这种观点上的转变促使人们开始承认一个早该承认的事实：智能生命并不是只有花费昂贵代价去探索外太空才能找到的东西——在地球上就有着丰富的智能生命。它们就在我们眼前，可我们却熟视无睹。

否认类人论

古希腊人相信希腊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对于现代的学者来说，要思考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还有什么地方比希腊更好呢？1996年，在一个晴朗的日子，一个国际学者团队来到了世界的中心（omphalos，指半圆石祭坛，是希腊语中“中心”的意思）——帕纳索斯山上寺庙遗址中一块蜂窝状的大石头。我情不自禁地像对待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那样拍了拍它。站在我身旁的是“蝙蝠侠”唐纳德·格里芬，就是回声定位系统的发现者及《动物的觉知问题》（The Question of Animal Awareness）一书的作者。在这本书里，格里芬叹惋道，人们误以为人类是唯一有意识的存在，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围着我们转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这个研讨会的一大主题便是人择原理。根据这一原理，宇宙是为了适应智能生命的独特需求而被有目的地创造出来的，而这一智能生命便是我们人类。有时，人择哲学家的言论听上去就好像他们认为世界是为我们而存在的，而不是我们是因世界而存在的。地球离太阳的距离恰到好处，刚好为人类生命提供了合适的温度；同时，地球大气层也有着理想的氧气水平。这多么方便呀！但是，任何生物学家在这一局面中所看到的都并不是目的，反而处处都是因果关系。地球之所以为人类提供了完美的条件，是因为我们人类很好地适应了这颗星球的环境。对于以高温硫化物为生的细菌来说，深海热泉是最佳的生活环境，但没有人认为这些热泉是被创造出来以满足嗜热细菌的需要的。相反，我们知道，是自然选择塑造了细菌，使其能够在热泉附近生活。

所以说，那些人择哲学家把逻辑弄反了。这让我想起了曾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位神创论者，他边剥香蕉边解释说，这种水果有一个弯度，于是人类把它拿在手里时，它正好指向我们的嘴，方便我们食用；对我们的嘴来说，香蕉的大小也恰到好处。显然，他觉得上帝赋予了香蕉这种对人类来讲很方便的形状。但他忘了，他拿着的是一种人工培育的水果，这种水果是为人类食用而栽培的。

在我和唐纳德·格里芬讨论这些的同时，我们看见一只家燕在会议室窗外飞来飞去，衔泥筑巢。格里芬比我资深至少三十年，我对他丰富的知识印象深刻——他告诉了我这种燕子的拉丁名，并描述了它们孵化期的细节。在这场研讨会上，他提出了他对意识的看法：意识一定是一切认知过程——包括动物的认知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自己的看法与格里芬略有不同：我倾向于不对意识作任何确定的论断，因为它的定义很模糊，似乎没人知道意识是什么。但我还得再加一句：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也不会认为任何一个物种没有意识。据我所知，青蛙也有可能具有意识。格里芬的态度更为积极。他说，由于人们在许多动物中都观察到了有意的智能行为，因此，认为其他物种的智力水平和人类相似是一个合理的假设。

一名广受尊敬并成就斐然的科学家作出了这样的断言，这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尽管格里芬因提出一个没有数据支撑的观点而受到抨击，但许多批评其实不得要领。它们忽略了传统观点——动物是愚笨的，因为它们缺乏有意识的头脑——只是一个假设。格里芬说，更为合理的假设是认为每个域都是连续性的。这一想法源自查尔斯·达尔文著名的观察结论：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头脑上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区别，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能够结识格里芬这样的志同道合者令我颇感荣幸。同时，我也对会上的另一个主题——拟人论提出了我的观点。“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一词是希腊语中“人形”之意。它起源于公元前570年。当时克赛诺芬尼（Xenophanes）拒绝了荷马（Homer）的诗作，认为荷马把神描写得像人一样。克赛诺芬尼对这种描写背后的自大进行了嘲弄：为什么神看起来不像马呢？不过，神毕竟是神——今天“拟人论”一词的用法已与神相去甚远，而是常作为隐喻用来贬低一切人类与动物之间的比较，即便是最小心翼翼的比较也逃不脱这种嘲弄。

在我看来，只有当人类与动物的比较过度延伸，比如延伸到与我们亲缘关系很远的物种上时，拟人论才是有问题的。例如，名叫“接吻鱼”的那种鱼其实并不会真的以人类的方式接吻，其“接吻”的原因也与人类不同。成年接吻鱼有时会把它们突出的嘴部碰在一起来解决争端。将这种习惯称为“接吻”显然是一种误解。不过，猿类在分开一段时间后会用嘴唇轻轻碰触对方的嘴部或肩部来打招呼，因此它们亲吻的方式和情境才与人类亲吻非常类似。倭黑猩猩乃个中翘楚。有位饲养员对黑猩猩很熟悉，但并不了解倭黑猩猩。当他第一次获得倭黑猩猩的吻时，他被倭黑猩猩伸到他嘴里的舌头吓了一跳。

还有一个例子。当年幼的猿类被挠痒痒时，它们会发出一种呼吸声，其吸气和吐气的节奏很像人类的笑声。你不能因为“大笑”这种行为过于拟人化就简单地否认“笑声”这个词在这里的使用（有些人这么做过），因为猿类不仅声音听起来像人类儿童被挠痒痒时的笑声，而且它们对挠痒痒表现得又爱又怕，就像人类儿童一样。我常常注意到这一点。年幼的猿类会把我挠它们痒痒的手指推开，但又会跑回来求我再多“胳肢”它们一下，并且会屏住呼吸，等待我挠痒痒的手指戳上它们的肚皮。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将举证的责任转移给那些希望避免使用拟人术语的人士，请他们首先证明：当一只猿被“胳肢”得咯咯直笑，笑得几乎呛到时，它的精神状态和一个被“胳肢”的人类儿童实际上是不同的。由于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因此我认为“笑声”既是对人类儿童也是对猿类在这种状态下的最佳形容。

为了表明我的观点，我需要一个新的术语，因此我创造了“否认类人论”（anthropodenial）一词。拟人论和否认类人论意思相反：在理解某一物种的时候，该物种与我们的亲缘关系越近，拟人论的帮助就越大，否认类人论的危害就越大；相反，某一物种与我们的亲缘关系越远，根据拟人论得出的相似点其实彼此独立并不相关的可能性就越大。我们说蚂蚁有“王后”“卫兵”和“奴隶”，这仅仅是为了方便记忆而使用的拟人论方法。这和我们用人名给飓风命名，或者像电脑有自由意志一样咒骂电脑是一回事，我们不应对这种称呼赋予更多的意义。

关键在于，拟人论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问题重重。出于科学客观性而对拟人论进行批判，这背后通常隐藏了一个达尔文时代之前的观念，即对于把人视为动物颇感不适。但是，当我们考虑猿类这种恰好被认为“类人”的物种时，拟人论实际上是个符合逻辑的选择。将猿类的吻称为“嘴嘴接触”以免于拟人论，这种做法故意模糊了猿类这种行为的意义。这就像为了凸显地球的特殊性，给地球上的重力起个其他名字以和月球上的重力区别开来。不当语言产生的障碍使大自然展现给我们的完整统一变得支离破碎。猿类和人类在演化上分开的时间并不足以使两者各自独立演化出极为相似的行为，比如触碰嘴唇问候彼此，或者被挠痒痒时喘粗气。我们的术语必须尊重这些显而易见的演化关联。

另外，倘若拟人论的作用仅仅是给动物行为贴上一个人类的标签，那么它将会流于空泛。美国生物学家和爬虫学家戈登·布格哈特（Gordon Burghardt）提倡批判性拟人论（critical anthropomorphism），即用人类的直觉和对动物自然史的知识来提出科研问题。因此，说动物为未来“做计划”或者在打架后“言归于好”并不仅仅是语言上的拟人——这些词语提出了可供检验的想法。例如，倘若灵长类动物能够做计划，那么它们应该会保存某些只有在未来才用得上的工具；倘若灵长类动物在打架后会言归于好，那么，当打架的双方通过友好的接触而和解后，我们应该会看到紧张气氛得到缓和，社会关系有所增进。如今，这些显而易见的预期已在实际的实验和观察中得到了证实。批判性拟人论并非结果，而是方法。它是科研假设的宝贵源泉。

格里芬关于严肃对待动物认知的观点为这一领域加上了一个新的标签——认知动物行为学（cognitive ethology）。由于我是一名动物行为学家，能准确地理解格里芬的意思，因此我觉得这个标签很棒。不幸的是，许多人并不了解“动物行为学”（ethology）这一术语，拼写检查程序通常依然把该词修改为“人种学”（ethnology）、“病因学”（etiology），甚至是“神学”（theology）。无怪乎当今的许多动物行为学家自称为行为生物学家。认知动物行为学领域还有些其他标签：“动物认知”（animal cognition）和“比较认知”（comparative cognition）。但这两个术语亦有不足。动物认知没有把人类包括在内，因而无意中加重了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存有鸿沟的观念。另外，“比较”这一标签未能阐明我们如何及为何比较。这暗示着没有任何框架来理解相似点和不同点，连演化方面的框架都没有。即便是在该领域内部，人们也对这一领域理论的缺乏以及将动物划分为“低等”和“高等”的习惯颇有怨言。“比较认知”的标签源自比较心理学（comparative psychology）。传统上，比较心理学领域认为动物不过是人类的“替身”——猴子是人类的简化版，大鼠则是猴子的简化版，以此类推。由于人们认为联想性学习能解释所有物种的行为，比较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B.F.斯金纳（B.F.Skinner）觉得用哪种动物来做研究是无所谓的。为了证明他的观点，斯金纳给一本完全以大白鼠和鸽子为主题的书起名为《生物个体的行为》（The Behavior of Organisms）。

由于这些原因，洛伦茨有次开玩笑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和比较心理学相比较。那会儿洛伦茨刚刚发表了一项关于鸭子求偶模式的重要研究，涉及20种不同的鸭子，因此他的玩笑意有所指。他对于物种间的差异很敏感，能够察觉最细微的差别。这与比较心理学家的做法背道而驰——后者将所有动物放在一起，笼统地作为“用于研究人类行为的非人类模型”来对待。让我们花一秒想想“用于研究人类行为的非人类模型”这个术语。它在比较心理学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对它已不再关注。当然，首先，这个术语暗示了我们研究动物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了解我们自己。其次，这一术语无视了一个事实，即每个物种都特异地适应于它们所处的生态环境。毕竟，如果不无视这一点，又怎么能让一个物种作为另一个物种的模型呢？就连“非人类”这个术语都让我颇为恼火，因为这个词以一种不屑一顾的方式将数百万个物种混为一谈，好似它们缺了点什么——真可怜啊，它们都不是人类呢！当学生们在写作中使用这一术语时，我会无法自持地在页边语气讥讽地批注道，为了完整性，他们应该加一句话，注明他们所说的这些动物是“非企鹅”“非鬣狗”，等等——这个“非××”的名单还有很长。

尽管比较心理学正在往好的方向转变，但我更愿意避开这一领域沉重的负担，转而称当前这一新领域为演化认知学（evolutionary cognition），即从演化的角度来研究一切认知（包括人类的和动物的）。很显然，我们对所研究物种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且人类并不一定是所有比较的中心。这一领域囊括了系统发生分析，即在演化树中对物种的特性追根溯源，以此来判断不同物种的相似之处是否源于其亲缘关系。洛伦茨对水禽的出色研究就是用的这种方法。我们还想知道，演化是如何塑造了认知以使物种更好地生存的。格里芬和于克斯屈尔已清晰地指出了这个领域的目标——使认知研究的视角不那么以人类为中心。于克斯屈尔要求我们从动物的立场来看待世界，他说，这是完全领会动物智能的唯一方法。

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做好了聆听他教诲的准备。